新型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心理危机成因及干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领导干部论文,社会环境论文,对策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1－0105－06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型传播媒介竞相登场，信息网络在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种信息洪流正以某种“强迫性的方式”干预每个人的生活，人们每天都要面临不可预知的困难和挑战。在网络媒介高度发达、网民群体激增、舆论环境高度自由而相对无序的情况下，许多“危机事件”由于高度不稳定性和高度敏感性，……更容易对公民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公共秩序、价值准则等构成严重威胁。[1]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 一、新型社会环境下领导干部心理危机成因分析 关于心理健康状况的评断，不同的心理学流派(甚至不同的心理学家)参照的标准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一般认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米塔尔曼提出的关于心理健康的10条标准被广为认可。这10条标准包括：充分的安全感；充分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做适当的评判；生活的目标切合实际；与现实环境保持接触；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度的情绪表达与控制；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能恰当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在不违背团体要求的前提下，能有限度地发挥个性。而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的评价体系，国内一般采用8个指标：积极稳定的情绪；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确的角色认识；健全的人格状态；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修养；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良好的心理感觉[2]P32。而当心理状态不能满足这些指标时，则意味着出现某种程度的心理危机。 当前，人们参与社会的途径更趋于自由化、开放化，职业劳动更少地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人们与家庭的互动模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群体之一，要面临着社会环境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言行举止、生活细节难免处在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更受关注。新时期的领导干部除了面临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普遍性压力之外，还要承受着因其群体特殊性所造成的特殊压力，这些压力使他们成为心理健康问题易发、多发、频发的敏感人群。然而，“心理健康是正常生活的保证，同时也是正常行为能力的前提。对领导干部而言，心理健康是良好执政能力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对社会而言，心理健康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基础。”[2]P2因此，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影响其个人生活的“私事”，更是关乎其工作事业乃至民生社会的“公共问题”，应当提高认识，予以重视，并建立切实可行的预防、保障和干预机制。 当前，导致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纷繁复杂，但通过与部分领导干部访谈交流了解到这些因素的背后，都与其职业具有较大的关联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政动机不当 动机是指个体行为的最初驱力和目的，是一切行为具有意义的最终条件。正如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指出的那样，“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如言谈行为、劳动行为、穿衣行为，并不具有固定的意义，我们只有参照各种生命意向才能够理解他们。”[3]P244领导干部的从政动机影响其施政行为，行为后果的影响更深远，对其心理健康的反作用力也更巨大。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曾指出：“病由心生，贪官命短”。[4]纯洁的从政动机，对于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来说，尤为重要。从发生机制上来说，“唯一具有宗教意义和尊严的纯洁，就是心灵的纯洁。……这些义务不是作为约束或强制，而是新的积极的人类自由理想的表现。”[5]P151动机决定行为，行为也对动机发生反作用。纯洁的初始动机，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或行为效果产生偏差、评价机制变革，都有可能导致动机发生质变。 从政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必须经过缜密考虑，要有足够的忠诚和热情，这是职业本身的意义所在。马克思在其《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曾深刻地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纯洁的从政动机必须以心灵的纯洁为前提，以制度的约束为保障。 (二)政治信仰衰败 信仰，就是个体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对真理的崇敬和对妖魔的畏惧，对现实的洞察和对未来的向往，对正义的坚持和对罪恶的拒斥。信仰，是心理结构的最深层的部分，只有通过严肃的、无偏见的反思，才能自觉到它。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我们要始终相信，“在每个人之外，有一个更大的力量与他相连续，并友善地对待他以及他的理想。”[6]P318这“更大的力量”就是个体的信仰所在。 在个体内部，信仰通过特定的作用机制来决定其行为——信仰决定真理准则，真理准则决定价值趋向，价值趋向决定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决定行为模式。信仰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给信从者的人生设定某种意义，并使他愿意为之努力。“人类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动物不同，其中之一是，他乐于从事那些本身未必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实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7]P52 但在社会集合体中，个体对于信仰的追求必须遵循正义原则。作为领导干部，正义原则就意味着其政治信仰必须是与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这是人类天性的自身规定。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一旦出现偏差，则很有可能导致其内心世界的紊乱和价值观念的扭曲，或者说，信仰缺失或背弃信仰的一个悲剧性后果就是人的异化，异化就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力量，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意义上的逆退。 (三)工作压力繁重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人们自我实现的途径更加灵活多样，价值评判标准更加多元，期望的表达也显得更加直接。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所面对的是一个庞杂的任务群，通常处于“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下。通过与各级领导访谈获悉，大部分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既要全力谋划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又要关注地方生态平衡、环境建设，还要兼顾改善干群关系、平衡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然而，这些目标诉求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关系，实现起来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另外，与其工作内容相对应，领导干部工作得失的评价参照系呈复杂化趋势。主要体现为“五化”，即“工作内容复杂化，决策风险多重化，组织期望绝对化，考量指标多样化，社会评价片面化”。在这种复杂、功利的评价体系之下，部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时有“疲于奔命”之感慨。“许多人终日忙碌，将其作为掩饰焦虑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能动性是一种逃避自我的方式。他们通过忙碌获得一种虚假的、暂时的活力感，就好像只要他们在动着，某些事情就会继续一样，就好像忙碌是其重要性的一种证明。”[8]P91这种虚假的忙碌就如同饮鸩止渴一般，是强迫症和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诱因。 (四)考核机制僵化 在多年来的推进经济建设的热潮中，领导干部工作得失的考量主要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依据(党的十八大之后有所改观)；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保障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开发的成绩，生态容量成为仅次于经济总量的考核指标；近来网络上频频出现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地方领导干部又要承担预防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等重任。此外，地方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判断并解决经济发展优先与兼顾社会公平、现实利益与长远潜力、区内优先与区间协同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既要执行上级主管的宏观指示，又要结合地方实际，微观调整；既要承接上级考核，又要尊重下级评价，还要面对同级竞争。可以说，在其辖内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内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能给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带来“一票否决”式的影响。这些压力在领导干部的心态上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就是对现行行政体制的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根据四川省广安市委组织部的某项调查结果显示，60.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行政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影响基层干部发挥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原因”，并且认为，机制体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考核评价机制不优、选人用人机制不活(72.7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影响职位升迁的主要因素是领导意图而不是工作实绩)、工作运行机制不畅”。[9] (五)网络舆情失序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世界以其绝对优势的开放性渗透人们生活，各种新型电子传媒正在改变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参与方式，也使人们以更灵活的方式在公共事务中表达意愿。但同时，自由开放的舆情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电子传媒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舆情网络可以让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广开言路变得更加便捷；另一方面，电子传媒也易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破坏分子用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甚至蓄意造谣和制造混乱、恐慌；更值得忧虑的是，高度开放的网络还有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对网民进行误导和分化。所以，领导干部要一只眼睛盯着现实世界，另一只眼睛盯着网络世界，既要关注辖内民生网上表达，又要避免个人生活在网上被恶意炒作，既要应对现实问题，又要防止网络话题演变为现实矛盾。 (六)“讳疾”导致“积疾” 在传统认知中，心理健康问题等同于“精神病”，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个体也会被公众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同时，公众对于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持有某种近乎偏见的期望——坚强、稳重、威严、冷静、不容置疑，而领导干部也确因其职业形态而大都具有或养成了严肃、谨慎的性格特征，“只要他现有的生活在可以容忍的条件下继续，他就会接受一切境遇，……要求灵活的适应性以及一种平和的气质……好像他们真相信其中每个成员都为所有其他成员所补充并增强力量似的。”[10]P59 在这种相对敏感、封闭的组织文化生态中，领导干部自身必须保持或表现出“绝对健康”的心理状态，才能符合组织要求和社会期望。如果领导干部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其工作能力、决策水平、任职风险可能会被重新审视，甚至遭到质疑。于是，领导干部即使觉察到心理上存在影响情绪、生活、健康的不良信号，也大都隐而不谈，“讳疾忌医”。很少主动寻求专业帮助，这种长时间的隐藏、掩饰、内心冲突，容易造成累计伤害，导致积疾难解。 (七)心理保健不力 部分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保障工作尚不完善。在公务员系统内部，干部心理健康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干部心理健康档案建设不够完善，心理健康状况普查不够深入，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不够具体，心理健康问题干预的针对性不强，心理保健措施连续性不足。从心理保健专业队伍建设方面来说，在组织人事部门中，一般没有或较少配备心理保健专业人员，通常做法只是成立普通综合性科室。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受限于人力、财力、物力，很难切实进行“走查问访”，事前干预机制形同虚设。这种长时间的淡漠是导致领导干部心理危机长期难以有效缓解的重要原因。“对于不幸者来说，最残酷的打击就是对他们的灾难熟视无睹，漠不关心。”[11]P9 (八)家庭生活影响 家庭是个人参与组织生活的最重要单元，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或群体能够取代家庭对于人的意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于个人来说，家庭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前提和目的。因为，“家庭共同体，是个人借以同该共同体中其他成员建立毕生信赖之联系的那种感情的一个结果。……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家庭与个体自我之间的种种纽带的根源出发把这些纽带发展成一个总体，……当我不再信赖家庭的时候，当我仅仅作为等级、作为诸种利益的集合、作为企业中的功能而生活的时候，当我在一切我认为的权力所在之处进行努力的时候，家庭就崩溃了。”[10]P36 由于领导干部经常超负荷、超时间工作，这导致了他们与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的交流互动相对较少，家庭事务参与度不高，对家庭照顾不够；反之，家庭对其关爱也相对不足。通常来说，家庭事务是琐碎、复杂、多发的，领导干部分身乏术、分心无力。有研究表明，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对个体心理健康有负面作用，对焦虑影响尤为明显。如果家庭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工作表现，甚至迫使其铤而走险，诱发职务犯罪。 二、领导干部心理危机干预对策探析 2005年6月，中央组织部发文《要重视和关注干部的心理健康》，要求“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了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心理素质已经被认为是与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及身体素质并重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五项素质。[12]P32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既是其个人成长进步的根本前提，也是正确行使职权为民服务的基本条件，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组织部门以及领导干部个人都要高度重视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其问题成因，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善。 (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当前，随着心理危机越来越引发关注，多种社会组织(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普遍为其成员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建档已经成为保障成员心理健康、保障组织机构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在公务员系统内部，心理健康档案尚属“新鲜事物”。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是一个动态过程，应自入职始，至离职终。心理健康档案内容应包括：家庭背景情况(包括父母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关系、重大生活事件等等)、过往心理病史、性格气质类型、价值审美取向、自我效能认知等方面。在公务员考录及领导干部任用考察工作中，应注重对心理健康状况的科学评估，在特殊领域及重要岗位上，尤其要增加心理健康状况的考量比重，尽早发现隐患，及时规避风险。另外，还应建立心理健康状况动态追踪及干预系统，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总结规律，形成预案。 (二)完善绩效考评体系 现行干部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趋于量化，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总量、新建项目规模、环境生态容量、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不一而足，每一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数字图表、比例权重。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然而，一旦有疏漏，即会影响其政绩表现，甚至影响其政治前途。2009年10月3日，“农业部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因工作压力过大而自杀，遗书中表示，“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每天都感到生活、工作压力太大，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只想好好休息一下”。[13]P584虽然此为特殊案例，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要改革僵化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给领导干部减压。比起一时的数据图表来说，领导干部本身更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对待领导干部方面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要注意培养、保护领导干部。 (三)实行适度政策倾斜 即使同样在公务员系统部内部，因为分工不同，领导干部所承担的职责压力、所享受的薪酬待遇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别，故存在“贫富不均、苦乐不均”的现象，这也极容易引起领导干部心理失衡，甚至铤而走险。因此，组织人事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应对在特殊系统、高压岗位、弱势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从待遇上适度倾斜。这种倾斜可以多样化，不拘于薪酬福利，还可以考虑从个人进步、学习培训、家庭帮抚等方面着手，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消除不平衡心态。 (四)注重组织文化导向 一方面，要在组织内部营造“公平、公正、向上”的文化导向，让领导干部心清、气顺、行正。具体地说，就是要：用人上公正公平，分工上清楚合理，待遇上“功”“劳”兼顾，纪律上奖惩严明。另一方面，要引导领导干部形成对心理危机的正确认识。心理危机不等于精神疾病，更不能粗暴地冠以“神经病、心理变态”等带有明显歧视甚至是侮辱性的称谓。实际上，心理危机与身体上的疾患一样，都是在特定条件的刺激之下而导致的“不适”状态，可防、可治、不可怕。要全员行动，齐心协力，对出现心理不适的成员共同关爱，坚持“不抛弃、不放弃、不嫌弃”，这样才有利于其更好更快地摆脱问题，恢复健康。 (五)加强自身心理建设 综合来看，导致领导干部心理危机的因素中，除了组织文化环境制度等外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内因在起作用。要加强心理健康保障，首先要加强自身心理建设，增强心理免疫力。一是要洁身自好，提高修养。领导干部要能够做到不追名逐利，不贪色谋权，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领导干部应“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抗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14]二是要纯洁动机，克己奉公，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沽名钓誉，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气度。“领导干部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位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私情所累，保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15]三是要主动变通，荣辱淡然，着眼大局。“我们不仅为耳边的赞扬声而感到高兴，而且为做了应该称赞的好事而倍感快慰。尽管实际上我们未曾获得任何赞同，但只要想到自己已成为自然的赞同对象，还是感到愉快。”[11]P132领导干部要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不纠结于一时一事之得失，这对于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12]P187四是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多注意自身的情绪状态的变化，能够识别判断心理危机的“病征”，并首先尝试自身调整。五是要端正态度，积极求助，一旦出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主动寻求或愿意接受心理保健专业人士的帮助；六是要注意总结，合理防御，对于那些容易诱发心理危机但又难以回避的“应激源”，要调整心态，勇敢应对，直至“脱敏”。 三、结语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执行者，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既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社会文明的整体水平，也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质量，领导干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健康维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一方面，领导干部心理素质建设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心理保健具有导向意义，可以引导社会以更开明的态度正视心理危机，形成心理关爱的聚合力。 ［收稿日期］2013－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