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
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历史之所以选择梁启超这位哲人，让他担负史学近代化倡导者的角色，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这就是“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结果。
这场在当日展开的史学近代化潮流，乃是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矛盾冲突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梁启超正是处于时代潮流中心的人物。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前，曾有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酝酿。近代中国进步力量反抗侵略的斗争和寻求社会改革出路的努力，不断给予史学近代化的酝酿以有力的推动。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准备阶段的重要特点。魏源这位爱国者和改革家，在鸦片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①a]即传达了时代已出现剧变，历史学也需对古老传统实行变革的重要信息。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和黄遵宪结合亲身在欧洲和日本的考察，分别著成《法国志略》（1872）和《日本国志》（1877）。王韬著史的目的，是要介绍“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的史实，来医治国人“固陋自安”的积弊。[②a]黄遵宪则决心撰成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本国的千秋史鉴，尤其明显地要打破国内守旧派“足己自封”的迂腐观念，故称：“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③a]王韬、黄遵宪的史著，都明显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向前进步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人物之一，他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继承了魏源、王韬、黄遵宪这些人物批判封建专制，力倡改革的思想路线。同时，他在学术上有深厚素养，又极其重视史学启导民智、总结治国经验和认识国家积贫积弱根源的社会功用。《变法通议》的重要特点，即广泛引用国内外史实，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因而风行海内，并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果。他运用进化论观点总结历史上租税、兵制、选举等项变革。他又论述日本、土耳其、越南等亚洲国家，或变革而存，或不变而亡，以此警告国人，只有决心主动变法，才能免遭吞并或瓜分的惨祸。梁氏所全力从事的是掀起一场变革政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的运动，极为难得的是，他认识到史学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能起到重要作用。他论述中国旧史和西方近代史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①b]他把史学提高到治理国家和改造社会之有力工具的高度，对“君史”与“民史”作了明确界定，实已蕴含以后《新史学》论述的基本观点。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从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残酷绞杀维新派的惨重教训中，更加激起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仇恨，同时因流亡日本阅读民权学说著作，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思想启蒙，提高民众觉悟，灌输民权意识的重要性。正是从启蒙和救亡的角度，梁启超形成了倡导“史界革命”的强烈意识，自觉担当起史学近代化奠基者的角色，因而慷慨激昂地喊出：“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②b]本世纪初掀起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思潮，绝非纯学术性的现象，而是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强的政治潮流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史学近代化成为这一大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本人具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正好处在“世纪之交”时代潮流的中心，他成为影响深远的史学近代化的倡导者，实属时势和事理的必然。
再者，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的发动，又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背景。换言之，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主要地是由于大力输入西方进步社会学说而引发出来的；而中国传统史学之中，又包含有接受这种输入的内在基础和应变能力，两者经过撞击和交流，终于在世纪之初绽开出这朵绚丽之花。当时有自觉意识而且有能力催开这一文化交流之花的人物，恰恰也是梁启超。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西方文化输入的风气日盛。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书大量增加。晚清人士邵作舟曾概述当时译书情况：“若律令、公法、史记、地舆、算数、器艺之学，大略有之，中国因以知其学问政事。又读日报，而诸国政令文教盛衰大势，小有举动，朝发夕知，非复前日蒙昧之象，可谓盛矣。”[③b]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有《西国近事汇编》、《俄国新志》、《法国新志》等外国史书。教会在中国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也出版有不少的史书，如《万国通史》、《泰西新史揽要》等。据广学会第11届年会（1898）称：这类书“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暂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④b]二是西方进化论学说的传播，这是近代思想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道咸以来从技术、知识和制度层面输入西学，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所必经的阶段；而十九世纪末哲理的输入意义更为深远，它为先进的中国人带来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复《天演论》等译著，着眼于中国的国情，对西方进化论学说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警醒作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当时正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举国人心激奋、思变思强的时刻，他所传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弱小民族应该自强保种、奋发自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量，鼓舞中国人民革新图强，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这一具有近代科学实证意义的学说也有力地推进中国史学完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性飞跃。
在通过译书输入西学和传播进化论的时代风气中，梁启超是积极的推动者和热心的实践者。他在1892年撰《读书分月课程》，即专列“西学书”一篇。在《变法通议》中，他呼吁变法维新必须组织人材，大量翻译西书，做到深究西方国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而通之，以求在可行”，认为这在变法事业中同样具有全局性的意义。[⑤b]他编有《西学书目表》、《西学丛书》，并痛切地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无用；舍中学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蠢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恫；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①c]尽管他此时并未完全摆脱“中体西用”说的影响，但他对传播西方近代学说热心提倡之情跃然纸上。梁启超对于西方进化论更是贪婪地学习、欣然地接受。在此之前，他曾感到哲学的苦闷，称他与谭嗣同、夏曾佑这些立志改革进取的青年是生活在“学问饥荒”时代，为了讨论哲学问题，冥思苦索，还经常互相激烈辩难，冀图创造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思想体系。[②c]读到严复著作后，使他大开眼界。《变法通议》和此后写成的许多在读者中广泛传诵的文章，正是用进化论学说观察国家民族命运而得出的新鲜见解。梁氏对西学的学习和介绍固不免“浅且杂”之讥，但其功绩却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他对西方新鲜、进步的学说感觉锐敏，又能站在变革图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时代高度，怀着强烈责任感大力传播，以求达到开民智、新民德、兴民权的目的。故以戊戌时期和本世纪初年热情传播西方学说的功绩而论，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③c]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启动，又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史学“移植”过来的，科学的表述，应是“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与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相融合的产物”。本世纪初年“新史学”一经提倡，便有中国学者写的、真正称得起植根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中的长篇史学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有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而不是以翻译或照抄外来东西代替自己的创造，便是明证。梁启超具备将西方进步学说与本国历史学的实际相结合的条件。他对传统学术有深厚根柢，本来就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熟悉经史，熟悉清代学者治学的成就和方法。他又是晚清具有进步性的公羊学派的重要人物。公羊学有一套“三世说”历史观，是中国本土形成的朴素进化观。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物，都经由公羊学说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并用西方近代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政体、学术的变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梁氏在激烈批判旧史的同时，对于中国史家司马迁等人的成就也明确地予以肯定。
梁启超曾写有著名的诗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④c]当世纪之交，他是处于时代潮流中心的人物，对于输入西方学说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又能加以抉择，做到融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发扬本土学术的优良成果。因而能从批判封建专制、挽救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高度，揭起“新史学”的旗帜，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
奠基：理论上廓清之功和全新的研究风格
从二十世纪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十年代，是其壮大和深化的阶段。作为史学近代化倡导者的梁启超，同时又是出色的实践者，被称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①d]从宣告新史学时代到来至五四前后，梁启超都有出色的建树。在冲破旧的樊笼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方面，都有首创性成就，而且以其过人的勤奋和才华，为史学近代化开拓了诸多领域，撰写有一系列重要论著。因此有充分根据认为：中国近代诸多史学名家中，梁启超与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关系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
在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阶段，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理论上对旧史的严重弊病作了有力的廓清，并对建设近代史学的方向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研究实践上，他对如何摆脱长久沿袭的旧格局、开创近代式的学术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
作为二十世纪史学近代化独领风骚之作的《新史学》，撰写于1902年。它的准备，是梁氏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这两篇名文，都是跨入二十世纪之时来势迅猛的批判封建专制、呼唤爱国救亡的进步潮流的产物。关于《中国史叙论》中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古代民族都不是单纯血统，而由长期混合形成，划分中国历史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段，以及《新史学》对封建旧史的猛烈批判等卓识，这里都不必赘述。笔者认为，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史学》对于史学近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理论奠基意义。
梁启超之所以居高临下地对旧史作批判性的总结，其理论基石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这样的认识高度，恰恰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后进步社会力量要求推翻帝制，最终实现民主的时代潮流，和《天演论》传播的推进而达到的。《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旧史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由此而造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严重弊病。梁启超对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窒碍了史家创造性的发展深恶痛绝，他认为过去称得上具有创造性的史家，只有司马迁等数人。而其他众多史家，则墨守成规，不求创新变通：“《史记》之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而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再如朱熹《通鉴纲目》，则在褒贬书法上舞文弄墨，“自欺欺人”。《通鉴》旧时称“别择最精善”，但由于其出发点是为帝王“资治”，备君王之浏览，故拿近代眼光看，“其内容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旧史家因袭成性之形成，除了由于专制君主迫害，使作史者惟恐触犯忌讳外，即因为国民意识的不发达，以致“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旧史家不懂得史学的可贵，乃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们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甚至人至上千，卷次数百，“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哲学理论指导上，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参照西方和日本学者近代史学观点，进行理论的创造，生动地阐明历史的螺旋式运动等问题，使人们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与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二者的界限。主张近代史家应该彻底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历史是进化的，但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式，“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这些论述，是对于历史进化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错误，作了形象的说明。他又进一步论述说明历史前进的曲折性：“譬之江河东流以朝于海者，其大势者。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知江河之性乎？”
梁氏对新史学的理论方向作了初步规划。他强调根本改变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而近代史学要求近代史家写出人类“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历史情状。他又论述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从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并且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而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例公理，“以增幸福于无疆”。
梁启超对于旧史中因粉饰君权的需要而大肆渲染、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正统”论和“书法”论痛加驳斥。如对“正统”论，他指出旧史家宣扬“正统”的实质即是维护“君统”，“视国民为无物”，与国家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观念根本对立。他分析旧史家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所持的“正统”标准均互相矛盾，同科学的真知绝不相容。并且认为，要讲符合道理的正统，乃在众人而并非在君主一人。为国民所承认，所拥护的人物，才称得上真正符合“正统”。[①e]
总之，《新史学》以其符合二十世纪初救亡图强需要的时代精神，以新鲜的理论和价值观，开启中国史学近代化时代的到来，此后几十年中，进步史家无不以“新史学”看待自己的事业和这门学科取得的进展。
同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万余字），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全新的研究风格，因而成为史学近代化在研究实践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
首先，梁氏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把握，第一次把几千年中国学术作为一个发展进化的、前后有因果联系的对象来论述，揭示其演进的脉络，并且中肯地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文章以磅礴的气势，将古代以来学术演进的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西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今日则为复兴时代。他大角度宏观地总结中国古代思想的若干显著特点，诸如：重视伦理关系，“凡先哲所经营想象，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专就寻常日用之问题，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独倚于实际”；与西方古代思想相比较，中国古代神权思想不发达，古代的“天命”、“天意”是可以还原为民众意志；中国古代文明又重视“天人相与之际”等，均堪称见解深刻、切中肯綮。
其次，《论大势》深入地论述学术思想与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交互作用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人之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概括了从“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论述鞭辟入里。又论述孔、老因南北地理民情之悬殊，形成迥然不同的学风，也极具卓识。
再次，《论大势》做到以近代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精到地阐释传统学术中符合理性的、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优秀部分，同时尖锐地批判其中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腐朽部分。梁氏一再用进化、竞争学说，说明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对社会及学术的发展造成的严重障碍，其中说到：“罗马教皇会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中国学术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起。”关于西汉儒学独尊对社会及学术的影响，我们今日自可比梁氏所论作更深入、具体地分析与评定，但他大力针砭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阻碍学术的发展，则是击中要害的。对于清代学术，梁氏肯定清儒实事求是的学风，善怀疑，不妄徇前人成说，专攻深入，原始要终，胪举众说，折衷决断，故评价“其精神近于科学”。同时又严厉批评专制君主屡兴文字狱，钳制文人思想，使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刺，怀抱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凑于说经”，[①f]造成烦琐考据学风盛行，压抑学术的健康发展。这种鲜明的批判精神显然来自其浓厚的国民意识。
《新史学》和《论大势》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把一代敏锐进取的青年学者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胡适曾经极真切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严（复）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思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个老大的病夫的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时代读这样的文章，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②f]胡适作为近代学术名家，在回顾自己治史道路时，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论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以后著《中国哲学史》即由此布下种子。——这便是梁氏的论著开启了史学近代化这一新时代的最好证明。
拓展：在广泛学术领域的出色建树
本世纪初四大新史料的相继发现，[①g]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使方兴未艾的史学近代化潮流从1919年起进入其壮大和深化阶段。恰好梁启超1920年初欧游归国之后，即舍弃一切与学术无关的事务，全力从事研究和教学，至1929年去世，是他晚年全力从事著述的十年。梁氏才华横溢，学力深厚，特别是由于他掌握了近代哲学观点和方法，使他辨析问题更加左右逢源，十年间完成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为史学近代化的拓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些论著涉及范围宽广，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课题，举其要者即有：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学术思想史方面，有《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儒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哲学》、《颜李学派及现代教育思潮》等；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献学方面，有《墨经校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
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撰成大量论著，这在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全面评价梁启超晚年的学术贡献自非一篇文章所能容纳，这里仅就与史学近代化关系最大的两项，即对历史和传统学术“重新估价”的审视态度和重视方法的总结，作扼要论述。
以近代理性观点审视反思历史，做到宏观的概括与深入的分析相结合，的确是梁启超晚年学术的特色。由于他有意识地以求实求真的近代理性眼光，审视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因而使其研究成果无论从哲理高度、开掘的深度和分析的系统性来说，都有新的、与传统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要对传统学术作“重新估价”，是梁氏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对儒家的精华曾一再加以阐发，同时对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说教，在二千年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严重消极作用，则给予严肃的批评。这部著作不仅深入论述了儒家思想演变与时代的关系，学派的分化，而且独具慧眼地充分重视转变期学者在学风转变过程中的枢纽作用，又对一些在历史上地位重要而历来少被论及的学者，也给予应有的地位。《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一文，认为董仲舒这位历来受称赞的“醇儒”，所著《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居半”，而他的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故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流行，“大率自仲舒启之”，并造成此后二千年间“
祥灾异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②g]的灾难性后果！梁氏这样有力地廓清几千年流毒甚广的迷信学说，在近代学术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两篇，曾被近代史家张荫麟誉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①h]而尤以前一篇最值得称道。此篇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前两章，《纪晋楚齐秦国势》和《纪鲁卫宋郑陈蔡吴越国势》，分别论述决定春秋时期全局的四个大国盛衰变化和八个较次要国家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后四章，《霸政前纪》、《齐桓晋文霸业》、《晋霸消长》、《霸政余纪》，从纵向论述春秋史的重大事件，霸业的消长和各国交互错综的关系。他从民族关系的融合和推进全国统一进程的角度肯定楚国的历史作用，纠正以往封建文人长期所持有的旧见，认为楚灭国最多，“以夷猾夏”，应加以谴责。梁氏强调，当时南方诸多小国文明低下，中原的大国无力顾及，楚国兼并这些小国，是把它们的文化提高到开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楚国的文化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历史的正确结论不应是“以夷猾夏”，而是“举蛮夷以属诸夏”，[②h]有大功于中国！他运用理性审视眼光，故能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
《清代学术概论》是又一饮誉学坛的名著。它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而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不足七万字，却被称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本篇不惟高屋建瓴地再现了学术思想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重要问题又有深入的具体分析。梁氏论述考证学极盛期吴、皖两大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的不同特点。惠栋治学以“凡古必真”定是非，他既有确立“汉学”地位之功，又有胶固、盲从的弊病。戴震治学以“深刻断制”为特色，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推断务求精审，不盲从迷信。皖派人物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即继承戴震精神，做到“虽其父师，亦不苟同”。这些论述，都力求摒弃“是古非今”的封建旧习、迷信的观念、宗派门户之见，体现出近代理性精神。篇中笔锋所至，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如“好依傍”、“名实相混”的痼疾，因“重道轻艺”的偏见造成自然科学不发达，几千年来“惑世诬民汨灵窒智”的迷信邪说，都予以抨击。对其师康有为，梁氏高度评价他掀起晚清思想解放潮流的巨大进步作用，同时，对于康有为学风上的武断，托古比附的做法，杂引谶纬之言以神化孔子的神秘说法，也都中肯地指出，无所隐饰。梁氏对于他本人治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做到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以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③h]《清代学术概论》自著成后，历七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了解清学必读之作，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成功地贯穿了梁氏“重新估价”、“求真求是”的指导原则。
重视研究方法的总结，是梁氏对推进史学近代化又一重要贡献。此项体现出他熟练地运用演绎、推论、归纳等逻辑方法，并且突出地具备构建体系的近代思维特点，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因而示人以门径。他总结朴学家的治学精神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以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精神之所赖以成立。”[④h]清儒严密考证的精神和方法，本来颇多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经过梁氏的总结而更具系统，遂成为推进史学近代化一大助力。
梁启超晚年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设有专章论述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形成了梁氏独特的史料学方法论。他指出重视史料搜集和考证的目的是“求真”，务得史实之准确。他总结需要特别注重的几项原则是：第一，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广泛爬梳，联系分析，发现问题，并得出恰当的有价值的结论。第二，官书记载每经朝廷有意篡改，历代皆然，而清朝尤甚。如清初所兴诸大狱，实录稿均有意隐匿，必须从多种文集笔记，钩稽参核，方得其真相。第三，鉴别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要继承“前清诸老严格考证法”，从外国说，则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一般原则是，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高；但在特殊情况下，有较可贵的史料晚出或较迟传布，为前人所不及见。第四，考定史籍之价值，应结合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所处地位如何。第五，治史者切忌用伪材料，但又应看到，所谓伪材料，若能考出该书作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以上诸项，都是综合前人治史经验教训，及本人治学甘苦所得结论，素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梁氏又极敏锐地引导人们重视新史料的价值，他称铜器铭文的出土，字数多者可抵一篇《尚书》。殷墟卜辞的出土，其价值可改变整个殷商史的面貌。[①i]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十二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梁启超最后十年对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壮大和深入有巨大贡献，在同时代人中，他和只有前期而没有后期的严复、康有为，还有夏曾佑，都不相同。勿庸讳言，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庞杂，其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变动急剧和他本人务博易变的弱点所造成。但从总体说，梁启超晚年的丰富著述为史学近代化拓宽了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术潮流的前进，而且也是他前期宣传新思想、倡导“史学革命”的继续。梁漱溟先生曾评价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造成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正代表了五四时期成长的一代学者以其亲身所得到的强烈感受，对梁启超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卓越贡献所作的确评。
注释：
①a 《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
②a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③a 《日本国志·自叙》。
①b 《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②b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b 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下，《译书》。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
④b 见《万国公报》第120号（1899年1月）。
⑤b 《变法通议·论译书》。
①c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②c 《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③c 参见拙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中《梁启超：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一章，第一节“对近代启蒙的贡献”。
④c 《梁启超年谱长编》，1901年。
①d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史学新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①e 《新史学》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①f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引文均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②f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书店影印本。
①g 关于新史料的四项重要发现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及古代西域各地的汉晋竹简；敦煌石室唐人写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
②g 《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
①h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②h 《春秋载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五。
③h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④h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①i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②i 见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引自杨向奎《试论蔡元培》，《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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