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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习党的历史是即将展开的一项重要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这就为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准确地了解党的历史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本文拟对党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作一简略回顾，着重介绍近三十多年来党史研究工作的进展，并就如何深化党史研究谈几点看法。
一、从起源到大发展
重视历史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但是，党史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现实性。从党史研究的起源来看，它同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着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在其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党中央都起着主导作用，而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通过党史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又被用于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
党的早年，对自己历史的记录与初步总结是直接与党的现实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领导人撰写的工作汇报中，常述及党创建后的一些历史情况。不过，那时党成立的时间不长，且处于紧张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尚不具备比较全面地思考和总结历史的条件。
系统地对党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进行研究。1941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之际，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干部要懂得中国历史，并强调“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p.798)。随后，他又提出研究党史的基本原则。1942年3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2](p.407)。由此开启了全党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风气。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和总结，1945年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1951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近70页的小册子可以说是第一本权威性的党史著作，既具有政治性也带有研究性。该书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脉络清晰的叙述和比较完整的总结，对此后党史的宣传、教学与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的内容基本局限于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党史问题，当时主要与政治和形势教育相联系，基本没有进入研究与教学领域。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大约在1964年左右，中央曾考虑编写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内容也放进去。但这项工作尚未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此事随之搁置。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党的历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肆意歪曲。内容丰富的党史被阉割成“路线斗争史”，一些基本史实被随意篡改。这种情况不仅涉及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而且更多地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后期，曾有“十次路线斗争”之说，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鉴于这段沉痛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就提出，必须重视党史研究，要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公之于众。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也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党史工作的发展有两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一是中央对党的历史作出全面深刻的总结，二是决定成立专门的党史研究机构、组建专业化的党史研究队伍。
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讲话，代表中央郑重而初步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随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开始了。1980年3月，邓小平在审看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提出三条指导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3](p.610)按着这一精神写出决议初稿后，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这次大讨论从1980年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参加人数超过了原定的4000人。经过这次大讨论所形成的决议稿，可以说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总结和评价。这些结论为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为迅速加强党史研究，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党史编审委员会，并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八人组成，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当年年中，党史编审委员会下属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成立。随后，全国各地相继设立专门的党史资料征集和党史研究机构。一支专业化的党史工作队伍初步形成。大专院校和各级党校此时也恢复了党史课程，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毕业生很快充实到党史队伍中来。
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迅速起步，党史工作由此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大胆探讨各种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更加明确。80年代末，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党史工作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气息。这样，党史工作才会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党史研究的发展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就能够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确立党史工作的应有地位，使其成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4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党史工作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把党史工作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为深入认识和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二是同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同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规律紧密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
按照中央新的要求和部署，党史工作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史研究不断深入，党史工作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现在，党史部门不仅担负着党史资料征编和党史研究的任务，还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担负着组织党史学习教育、扩大党史宣传、开展党史纪念活动和指导红色旅游等项任务。党史工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书写信史的浩大工程
改革开放之后，党史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说真正建立起来了。三十多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大致以十年为期，经过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以往的禁区被打破，党史学界空前活跃。大规模的史料征集活动的开展和党史研究不断向新专题、新领域拓展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一批专业杂志的创办为党史成果的展示提供了园地。
90年代是党史研究逐步系统化的阶段。90年优初期，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为标志，党史的完整框架基本形成。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党史各专题领域的研究开始有序进行。党史学科的这一进展，与当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的进展相比，应该说领先不少。
进入21世纪的十年是党史研究的深化阶段。这十年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引人注目的突破，但实际进展却是多方面的。无论对历史细节的了解，还是对党史的宏观把握，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在与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供党史研究吸收借鉴的成果。因此，不少具有学术分量的党史著作能够在这个阶段推出来。
具体地说，近三十多年来党史研究的进展和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80年代，党史资料、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成绩斐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大批经过系统整理的档案文献陆续出版，内容涵盖了从党的创立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重要专题。如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首次系统地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重要文件公之于众。与此同时，一些老同志也开始发表回忆文章、撰写回忆录。其中，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均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档案、文献和回忆录的出版为党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至80年代末，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此后，这方面工作的重点便转向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刘少奇文稿和周恩来文稿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其编辑出版的速度大大加快，读者现在已可以看到十七大以来的文件选编。这就为新时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近年来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对于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和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具有很大作用。
此外，党史工作者还十分注意收集整理国外有关中共的历史档案。如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经长期合作所编辑出版的多卷本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使得研究者得以搞清建党初期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事情。
（二）重要史实和重大事件的厘清
通过大量新史料的发现、档案的公开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党史上的不少疑点和悬案被解开了。如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的7月，具体日期一直不清楚。经过研究者多方查找线索，最后确定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又如遵义会议，原来了解十分有限，直到找出陈云于会后不久所写的一份报告，许多情况才得以证实。这是80年代初期党史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随着一系列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和专题研究的开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被完整地披露出来，如民主革命时期的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等。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中苏条约的签订、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庐山会议等等，几乎都是在这30年里经过大量研究考证才逐渐弄清楚的。
（三）时间范围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截止于民主革命时期，内容基本局限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80年代，在大力开展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90年代以后，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但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延伸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与此同时，党史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扩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研究者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除传统的政治、军事两方面外，党所领导的经济工作、外交工作很快成为专题研究的热点，大量成果的涌现使这两方面的空白被迅速弥补。与此同时，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组织建设史也日益受到重视，有关党的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工作的研究也相继展开。这种多专题的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的内容，也使得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综合多种因素的影响来分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演进，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貌。
（四）客观公允地评价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
历史是复杂的，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党史工作者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坚持正确观点，修正曾有的偏差。首先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摈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仅从路线斗争的角度解释党的历史的错误思想观念，这就使得重新认识和评价党史重大事件和人物成为可能。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人物研究。没有人物不成历史。人物研究在党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十分吸引人。不过，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会涉及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还往往具有政治敏感性。以往的党史人物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象主要是革命先烈和一些英雄人物，这一问题似不突出，其实是被回避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物研究、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较好地处理了人物评价问题。现在，对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过错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加以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作出最后结论。例如对于陈独秀，党史学界已有相当透彻的研究。现在，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新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其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总体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
（五）对党的历史的叙述和总结更加注重本质和主流
如何把握党史的本质和主流，如何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始终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党的历史决议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以充分的史实说明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于党在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也没有回避，而是据实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并说明我们党始终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领导人民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可循，而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探索的过程无疑会充满艰辛和曲折，民主革命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总结，才能使党史有效地发挥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六）党史基本著作和多样化党史书籍的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党史著作、特别是由党史机构集体编撰的党史基本著作，能够综合体现各阶段党史研究的发展和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社会上出现过两次学习党史的热潮，这不仅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也与党史基本著作的出版密不可分。
第一部代表作可以说是1982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年表》。尽管其第一版只有十余万字，但它却是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编写的第一部编年体党史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此后，这本书经多次修订，成为现在的党史工具书《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90年代的党史代表作无疑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第一部完整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也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历史著作。这部书虽由个人署名，实际由中央抽调党史学界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王梦奎等集体撰写，胡乔木为此书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指导。因此，胡绳晚年编辑《胡绳全书》时并没有收入此书。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人历史和理论知识渊博，不仅是党史和理论研究的大家，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不倦的思索者，因此这部书不仅脉络清晰，叙史准确，史料运用精当，而且全书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评价和结论均经过反复推敲、深思熟虑。这就使全书充满思想性，其中绝大部分结论对现今的党史研究仍具有启发性和指导作用。该书出版后不久，销量即达七百万册，可见影响之广泛。
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了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部书最初于1991年出版，此后经过十年的打磨，充分吸收了党史学界大量的研究成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巨著详细记载了党的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可谓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之大成。2011年1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了近百万字的新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部经几代党史研究者长期努力才完成的巨著详细记载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正确把握这段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历经了严重曲折和挫折的历史十分不易，这也是该书从开始撰写到最终完成出版历经16年之久的主要原因。该书的写作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书稿不仅相当全面地反映出党史学界30年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成果，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广泛吸收了中央各部门和各地的意见。这使它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由史学家撰写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历史长卷读来不易，对于详细了解党的历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除这些大部头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外，为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等著作，以作为一般干部、党员、学生和群众学习党史入门之用。
党史人物传记在党史著作中占有不小的份额。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传记，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等，大都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相当一批重要党史、军史人物的传记，是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部队有关单位有计划地组织编写的。中央其他部门、地方党史机构也编写了不少领导人传记。由个人撰写的各类党史人物传记更不在少数。这些党史人物传记，不仅对于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思想和经历有所助益，而且对于生动、具体地了解党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大量优秀党史著作业已出版。除党史专业机构编写的书籍外，在由学者个人撰写的党史专著中也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上称之作。如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金一南编的《苦难与辉煌》等等，都各具特点，有所见地。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党史研究硕果累累，当年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书写一部信史公之于众的任务已大体完成。当然，历史的发展不会停顿，深化研究，续写信史的任务还将继续。
三、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2010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了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7月21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作重要讲话。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就党史工作专门召开会议，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党史工作已经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虽然党史工作的范围比以往扩大了，但党史研究依然是党史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今后，总的来看，党史研究将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这不仅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自觉认识和党史研究不断发展的保证。
结合三十多年来的党史研究工作的经验，笔者以为今后党史研究的发展将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仍将继续。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当历史的研究者随同社会前进时，当他们回过头来再观察历史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发现。这不仅由于新的史料会被挖掘出来，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会提出新的需求，要求人们从以往的历史中得到启示。现在，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将进一步成为研究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2年的历程，新时期已经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快，人们越需要及时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必然会不断缩短。事实上，新时期历史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但目前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工作是收集史料，勾勒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不过，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撰写续篇第三卷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
第三，有系统、有重点地开展专题史研究。这是填补党史研究空白的需要，也是以史鉴今、发挥资政作用的需要。事实上，各种专题史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也不断有重要的专题史问世。但是，总的来看，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例如，党的工作的许多重要方面，如组织工作史、宣传工作史、统战工作史、文化工作史、社会工作史等等，都还缺乏高水平的专题著作。显然，这些都需要加以弥补。
第四，根据育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编写党史普及读物，使新的研究成果发挥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是党史研究者必须承担的一项任务。三十多年来，丰硕的研究成果已为党史发挥育人作用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一些新成果、新结论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而一些陈旧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说法还有不小影响。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年轻一代的生活环境已与以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要让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理解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让他们理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并不容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就要求党史研究者必须根据时代的特点提供新的、更准确的史实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们深刻了解党的历史，为前辈的奋斗而折服，为党和国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