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生态公社主义”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社论文,生态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7；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1-0110-16
当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混乱，以至于我们不仅很难将激进的替代性方案与现存的社会条件区分开来，而且难以区别既存政治思潮间的具体差异。所有的传统意识形态看来都难以向一种严肃的政治实践、更不用说革命行动主义提供激励与指引。
很少有人还努力维护意识形态的完整性，结果便是自我矛盾立场的大杂烩。如今我们看到，高调的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一种强烈集权的国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头面人物则主张私有化与去规制化，甚至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滑向了陈旧的神秘哲学。这种意识形态混淆并不仅限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弥漫于广大激进分子群体。事实上，如今号称激进运动的许多团体都或多或少迷恋于像“市场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这样的矛盾性观念。
从前，人们往往可以比较容易地区分各种政治倾向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尤其是把激进运动与既存秩序的捍卫者区别开来；如今却已并非如此——政治氛围已经发生如此巨变，以至于政治的首要特征是模糊而不是清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世界各国议会中的不同政党，已很难发现它们明确的分界线，甚至在过去的意识形态对立者比如保守党与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甚或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也是如此。政治原则不断地被稀释为一种政策妥协、权力游戏、钱权交易和个人野心的“拼盘”。
更为糟糕的是，今日激进运动流派中对上述缺陷的认识严重不足，以至于很难促进对其自身政治与实践的意识水平的提高。比如，当今日激进主义者要求政府拥有对市场经济的更大控制时，他们往往在不自觉地重复着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传统主张，尽管他们随后就会批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②社会民主主义自身是政治一致性日趋衰竭的一个典型例子。社会民主主义者曾经被认为拥有一套准备逐渐在发达国家引入社会主义的系统性主张。但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具有长期议会参政的经历，并拥有大量的政府职位；然而，它们不再寻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满足于现状的渐进改善。当然，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历史轨迹自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尔海姆·李普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时代就开始了，此间充满着妥协和庸俗，但这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哥达纲领时的意识形态气氛与我们时代有着显著不同，而信奉安托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理论的当代“运动”也许除了其政治言辞之外，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特征。③同样的混淆也存在于其他传统政治流派之中，尤其是在整个政治图谱都明显右移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政治观点与原则的混乱，得到了某些颇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急切辩护，声称历史上的那些“宏大叙事”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且“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如今，对于一种政治观点来说，重要的不再是它的原则一致性和意识形态连贯性，而是对于那些可能支持它的人来说的趣味性。这种发展趋势的强烈破坏性在于，它把政治话语中的真正内容以及创造一个自由公正社会的目标抽空了。毕竟，如果没有了对这些政治原则的清晰界定，是很难真正坚持它们的。尽管后现代主义充斥于各种激进话语之中，但很显然，真正从“意识形态已经死亡”中得益的只是既存体制。在同样的“后现代”外壳之下，我们听到的是，“世间并不存在真理”和“对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好像个体就是世间的一切。如今道德判断的相对主义化与一个更深层的难题密切相关，即我们正处于一个造就分离的原子而不是全面与负责的人类的社会体制之中——按照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说法，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存在的只是个体。④这种看法在西方世界拥有越来越多的拥戴者，包括在激进运动中。随着公众越来越难以信服社会的确存在，相信它不仅仅是个体参与者的数量总和，相信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超越个体观念的共享历史；日益明显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反道德体制几乎已经促成社会生活与伦理的彻底相对主义化，造成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毁灭性后果。
如果我们被诱使相信所有意识形态已经死亡，那么我们将无法创造对现状的任何意识形态替代；而如果我们被诱使相信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替代，那么我们事实上已经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赞颂既存状态以及一种非理性和反社会的体制的至上性。除非我们允许自己形成与发展挑战主导性观念的替代性选择，否则既存的社会秩序将不可能被改变。相应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资本主义代表着“历史的终结”的声称，将会变成一种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管这些声称无论如何荒唐，却创造了一种奥威尔风格的历时性断裂，把人类活动仅仅局限于动物性的适应，并使狭隘个人利益之外的所有文化或政治介入变得没有意义。
资本主义将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文化顶峰的预言是尤其令人恐怖的。由以社会与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不断增长利润的无限欲求所推动的市场体制，造成笼罩着我们当今社会的诸多难题。尽管当今世界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来创造与维持一个没有物质短缺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广泛的科技革命，但我们仍然未能解决重要的剥削与压迫难题。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世界人口在享受着这种进步的福利成果。与此同时，市场已经扩展到新的领域，以便满足人们贪婪的获利欲望——使经济全球化并借助“私有化”计划大举侵入公共部门，同时，商品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甚至人类基因也可以用来获取专利并买卖赚钱。富裕人群正在变得更加富裕，少数统治集团仍在想方设法地使大众屈从于这种被统治地位，而自然环境的破坏正在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正借助一种复杂的等级化分层被诱骗来反对自身和自然世界。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生活条件是悲惨的，战争依然在持续，社会不安全在增加，民众无权在扩展，而城市正在呈现为文化衰败；与此同时，维持地球生命的气候与生态循环过程的紊乱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和其他复杂生命形式的生存。因而，对于激进主义者来说，当前的理论与意识形态无为状态是严重不合时宜的：身处一个把人类多数置于不安全、受压迫、无权和全球生态不稳定的社会之中，严肃的社会替代性选择是非常迫切的。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却未能看到这样的替代性选择。不仅所谓的激进政党只是盯着他们的眼前利益而不愿意尝试提供可信的替代性方案，甚至也没有革命性的超议会运动来试图严肃挑战商界精英和政治领导人的霸权地位。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公众对既存体制的支持，而是大多数人退却到私人生活世界。
当然，现实世界中也并非只是黑暗。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反对G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和WTO的抗议，已经促成一种新的激进意识，表明大众对现存体制的某种程度的不满，这也许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与能力并构成一种政治挑战。自1999年11月在西雅图爆发大规模抗议以来，抗议者已经对准资本主义的“灵魂”：市场的扩大、它的谋利动因和私有权。
然而，无论是政治批评还是抗议运动本身都不能构成一种替代性选择。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替代”并不能由那些在街道上喊口号、举标牌的人完成——这些行动至多能够引向这样一种替代。一个运动要想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必须拥有如下的实质性内容：组织的连续性以及能够阐明这种替代性选择的意识形态，说明它为什么是可以和值得争取的。目前的抗拒全球化运动远非具有上述特性，而仍是高度离散化的和意识形态上混乱的，其中包含着大量不同甚至矛盾的观点。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反全球化运动过度依赖互联网的路径：更像一个把众多小规模自治团体连接起来的网络，从而构成一个“联络与表达”运动。依据该运动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说法，反对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值得观察其“是否能够从混乱的‘联络与表达’网络之中产生出某种新的、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东西”。⑤大多新抗议运动的参与者也许会认同克莱因所强调的方法，但那些更关心数代抗议效果的人会发现，这些“混乱的联络与表达网络”从来不能真正改变什么，更谈不上带来积极的革新。坦率地说，考虑到激进运动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不必有更高期待。当前的激进运动应该汲取经验教训，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即相信“某些完全属于它们自己的东西”会从中产生。
“反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拒绝吸取历史教训或拒绝内在一致的理论与纲领信奉的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绿色社会运动的某些成员极力声称，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因为他们“非左非右，而是正前方”。这种对他们在激进主义历史上位置的漠不关心，很快就使其重蹈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许多错误。同样，今日的无政府“公社主义者”——声称创造合作制企业可以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的激进替代，幼稚地重复了19世纪合作社运动的错误，并且最终也会不可避免地被融入市场体制。1936年7月，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曾认为正在迎来期待已久的社会革命，因而可以比如今的反全球化运动更有机会成功挑战所面对的统治阶级。然而，由于他们缺乏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与纲领，结果在关键时刻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缺乏方向性并受制于激烈的内部冲突，他们最终投降于自由主义政治。这种投降行为遭到自由进步主义运动中清醒人士的批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愿意、也无力回应对一种革命性理论与纲领的呼声。最后，1937年5月，他们在巴塞罗那与自由主义政府和斯大林主义者发生冲突，并遭到彻底失败。尽管1936-1937年巴塞罗那的革命性工人运动与如今在西雅图和日内瓦的各种形式的抗议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他们也面临着某些十分相似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它们对于任何试图挑战既存社会秩序的运动都是致命的。不幸的是，反全球化运动中很少有人承认这一难题，仅仅将其活动聚焦于“抗议性的”。从政治上讲，这一“运动中的运动”是回应性的，而不是革新性的。抗议游行的参与者提出了广泛的问题，但却并未尝试把它们意识形态地或组织地统一起来。除此而外，这一运动提出的大多数要求主张都是改良主义的，如被广泛讨论的所谓托宾税。⑥但是，几乎没有人为此而苦恼，相反，他们称赞其多样性与开放性特征。如果这些激进运动的领导人允许甚至主张对意识形态、组织和系统变化要求的自由放任态度，那么，他们将很难领导人类走出当今时代严重的社会与生态困境。
为现存的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主义进行“辩护”时，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的各种伟大“主义”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那些曾经动员、激励与教育无数工人与公民的激进意识形态，如今已都难以提供一种可信的替代性选择。众所周知的概念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仍像一个旧时代的幽灵一样笼罩着我们，但已失去了生机活力。无阶级社会的梦想曾经如此让人陶醉其中，但又遭到如此严重叛离，以至于它的传统性符号已经很难作为革新的象征。在苏联，斯大林及其捍卫者使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人类历史上的最严重犯罪，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历了长期的议会实践之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工联主义已经沦落为仅仅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反响，就像上个世纪的革命性工人阶级一样。无政府主义过去曾经鼓吹只有人类兄弟关系的无国家社会，如今也已洗去了其所有的社会内容。尽管最近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复兴，无政府主义者大都已沉浸于道德化的个人主义或各种形式的公社试验项目，并使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性的生活风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先前创制意识形态替代性选择努力中的缺点难以避免与克服呢？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挑战不是放弃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找到满足现时代需要的更为丰富与精致的方法。
现实混乱与历史缺陷不应导致绝望与放弃，远离政治斗争不会带来任何问题的解决。如今的运动的确需要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来帮助它们抗拒现状。激进主义者不仅需要自由与团结的抽象理念，也需要将这些观点付诸现实并实现一个更高目标的强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机构。每一种社会理想都必须找到它充分的政治表达，而如今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系统表达人类最根本志向的政治运动。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激进运动形成的最好的原则与理论，大胆拒绝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原则与理论，并达成一个符合时代条件的新综合。它必须是与我们的时代主题以及自蒸汽机成为“工业革命”基础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吻合的。我们必须超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所有传统形式，以创造一个真正全新的左翼理论，以便能够从理论上鼓舞一个致力于充分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等理想的活跃的政治运动。这些传统理想在今天仍具有重大价值。我们所面临的使命是创造一种可以实现它们的真正激进的意识形态综合：一套内在一致的新颖观点，从而使得新政治运动可以并且能够抗拒现实中的人类压迫与自然世界损害。我们确信，它就是“生态公社主义”。
一、什么是“生态公社主义”？
“生态公社主义”是一种长期植根于进步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中的革命性政治生态学。它深刻体现于人类民主遗产中，而其最初的自觉政治表达是2500年前的古雅典城邦——拥有较为完整的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公民概念以及借助终身性的公民教育与广泛的公民责任实现的公民培育。这种公社民主传统在中世纪欧洲的公社中进一步扩大了其范围——拥有公社性的资源配置体系并形成广泛的自由城市同盟，其后在震撼欧洲和北美的18世纪革命中也发挥了突出作用。对于生态公社主义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革命性传统，后者是一种长久性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今日左翼遗忘的——自由遗产，其中大众性运动抗拒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压迫和剥削，并扩展着我们的社会与政治自由理想。为了权利与自由以及一个健康的世俗主义的斗争，首先植根与生成于这种革命性传统，并在日后的整体社会发展中得以展现。生态公社主义力图通过扩大革命性传统中的最先进理论与主张，并创造实现它们的必要组织来承袭这一遗产。承继于启蒙运动传统，生态公社主义信奉人类教育与理性以及不断实现历史进步的总体前景。
对生态公社主义的最新的系统理论表达是激进思想家默里·布克金的著述。他关于社会生态学的阐述为生态公社主义提供了一种“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的革命性注解，以及一种历史分析、一种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哲学、一种互补性伦理和一种政治经济学。⑦概括地说，生态公社主义是一种致力于通过直接民主，创造理性的社会和道德的生产、革新与分配形式的革命性政治生态学。
“公社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普法战争之后，高度集权与官僚制的法国陷于瘫痪并由巴黎市民建立了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勇敢地挑战其他法国公社并试图形成不同于传统国家的邦联。这种挑战的历史重要性绝不能低估：它为那时现代民族国家仍处于形成阶段的欧洲提出了一个邦联主义的不同选择。自从卡尔·马克思发表他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撰写于公社卫士的抵抗最后失败仅仅两天之后——以来，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往往都称赞“公社”。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描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则把“公社”作为“对国家大胆而公开的否定”的“自发性表达”的象征。但是，巴黎公社不仅未能立即实现社会化财产，而且它的组织结构只不过是一个极端激进的城市委员会。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创建的所谓“无产阶级的”国家与革命的巴黎公社相差悬殊，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沉湎于工联主义、暗杀和各种集体性企业。但就本质而言，1871年的巴黎公社展现了一种基于市镇民主的新型政治体制，而且如果能够生存得时间更长(而不是仅仅两个月)的话，它将会赋予1848年巴黎革命中提出的“社会共和国”的革命要求以实质性内涵，如代之以追求“公社的公社”的联合体。
法语词汇“公社”意指一个城镇、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拥有政治与行政的意蕴，而它的拉丁语起源是形容词communis，意味着“共同的”或“公社的”。⑧它指的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当局，或者英语中通常指称的自治市镇(municipality)。“公社”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公民价值、忠诚与责任。布克金曾经指出，自治市镇是所有人离开家庭后最先进入的外部空间，而且也是人们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独一无二的公共空间。公社不仅为人类共同体提供形式，还包括基于团结与超越家庭的分享责任的新的人类内涵。至少有可能的是，它是一个超越了基于家庭、部落和宗族的血缘联系的理性化世俗政治空间。生态公社主义试图实现并丰富这些潜能，推进西方文明中这些显而易见的进步性方面，即一个“城市之国”。借由其“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它寻求恢复这种真实的政治领域——所有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充分参与，而这与当今社会中公共生活的官僚制形式截然不同。生态公社主义把真正民主的公社作为政治地组织社会的理性形式。
生态公社主义坚持认为，自由市镇或公社的邦联构成未来理性社会的政治元素。要想理解这种生态公社主义方法的独特性，就必须认识到它是如何全心集中于自治市镇。但对于生态公社主义者来说，公社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地域性管理单位，还是一个具有自觉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的自由的市镇，而且正是这一历史目标贯穿着我们的“生态公社主义”计划——无论我们讨论西班牙的municipios、德国的gemeinden还是斯堪的纳维亚的kommuner时都是如此。而且，这种历史目标将贯穿于我们自始至终的对自治市镇的生态公社主义理解之中。很多激进主义者从一种工具性的立场批评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或者抱怨大量现代城市的庞大规模，或者强调市镇委员会像管理公司那样管理城市，或者指出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民族国家的翻版。这当然都是对的，而且这些难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然而，这并不能否定生态公社主义的方法本身，而只是表明任何试图根本改变社会者所面临的挑战。生态公社主义者决不会满足于自治市镇的现状，我们的理想城市既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也未曾出现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中。⑨相应地，我们将致力于消除现有市镇的类似国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特征，并大力扩展其公社向度。⑩
使自治市镇激进民主化的努力涉及一种公共空间的再造，其中人们可以作为公民在全新的大众性制度中聚会、讨论和作出社会与经济决定。如今，自由主义的、“激进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一方面假惺惺地悲叹社区感与公民权的失落，另一方面又极力掩盖他们在持续弱化大众对政治影响的“政治合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现有政治图谱主的几乎所有流派不同，生态公社主义对大众授权的要求绝非只是言辞意义上的，从而愚弄已经厌烦不已的公众。的确，生态公社主义正是建立在普通公民授权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生态公社主义对大众授权的承诺，根本对立于集权和政治权术。的确，生态公社主义坚定不移地抗拒民族国家，并将其作为扩大大众授权的最好工具。民族国家把整个公民权概念弱化为一种虚伪的装饰，公民只能扮演像纳税人、顾客或选民这样的被动性角色。在这种结构动力之下，公众的决策权被统治着国家的少数挑选或选举产生的“代表”所取代。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权力的职业化运用基础上的，并声称拥有在社会中对暴力运用的专属权(借助警察和军事力量)。因此，它是统治精英们再好不过的工具，逐渐地消除了较为民主的政府的“业余性”特征并使那些自豪的公民变成了奴隶般主体。历史已经表明，国家甚至可以发展出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前苏联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制发展就是例证。而且，这种发展也或多或少出现在了当今大多数的西方民主国家。
尽管如此，国家却得到很多激进主义者的敬重，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把国家描述为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将只会服务于资产阶级。相应地，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必须用一种工人的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后者也将仅仅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后来，马克思同意在某些欧洲国家中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实现社会主义的引入。对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国家的作用的不同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将把马克思主义运动分裂为许多相互对立的流派，其中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是最有影响的对立者。尽管如此，它们依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国家是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一个力图渐进地夺取与变革资产阶级国家，而另一个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11)两种流派出于不同考虑都主张权力在国家机器手中的集中(对应于人民权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强烈推动对国家的接纳，并对革命性运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自从国际工人联合会(IWMA)以来，各种激进流派试图通过辩论来探讨国家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遗憾的是，国家问题在关键性历史时刻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包括在革命运动的最先进部分中，造成严重的人类悲剧：1917-1918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急切地夺取与扩大国家权力，发动了一个迅速取消委员会运动的权力集中过程；1936年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尤其是工联主义CNT拒绝把分散的工人权力制度化和立即废除摇摇欲坠的卡塔兰国家，结果使资产阶级重新获得控制权并清除了工人运动。国家权力议题今天更加困扰着我们。很多激进主义者往往把民族国家作为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因而并没有为对资本权力的大众抵抗提供任何可信的替代性选择。在俄罗斯与西班牙革命的时代，大规模工人运动得到政治意识形态与理论的指导，并为革命大众提供了方向。但如今，我们看到的不是大规模的大众运动以及为其激进行动提供指南的意识形态，而是将抗议作为目标的“运动”和拒绝提供替代性选择的“意识形态理论”。
我们必须对此说“不”。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民族国家以及所有国家的真实职能。尽管它的历史性角色也许比克鲁泡特金认为的复杂，国家如今更多扮演着一个倒退性的角色——不仅维持着资本主义的主宰与扩张，而且把很多社区弱化为仅仅是空壳、公民成为无权的孤立个体。随着由职业化政治家与官僚组成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形成，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公共空间复活与公民权恢复的威胁。国家不仅试图消解那些试图民主化社会的努力并抽空其实质内容，而且千方百计维持其权力以防被公民占有或拥有。正如布克金指出的，如果人们允许把权力置于少数人手中，那就等于接受权力被从大多数人手中夺走。国家要想存在并不断扩大，就必须殖民化与控制所有的政治实体比如自治市镇、郡县和区域，使它们拥有尽可能少的权力。尽管现代共和体制赋予自治市镇与区域某些权能，这更多是由于大众抵抗和宪法性契约。一个国家不需要像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或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来职业化与集中其权力；一旦有机会，它将根除自治市镇及其公民的所有独立与自信。(12)同样，它将消解那些进入其中的激进主义者的民主理想，并代之以官僚制的志向。尽管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1914年由于投票支持战争而造成巨大震撼，但这对于一个立志于进入国家然后改造它的政党来说不过是自然之举。通过“向制度内进军”来根本改变它们的试图，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激进主义者自己的根本性改变，就像最近的德国绿党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进入州政府之后不久就完全抛弃了作为一个草根性运动的声称。
通过创设新的国家制度而不是参与资产阶级国家来防止国家腐败只不过是些漂亮言辞，它只是用各种形式的伪装来掩盖控制公民的真实企图。当激进主义分子致力于建设一个“工人国家”或“人民国家”时，他们已经背离了创建一个真正的大众性权力的必要性。国家作为一种无休止地攫取权力的职业化机器，永远不会成为分权化和大众授权的手段，无论它声称是“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普遍的”、“激进的”或“有限的”。
迄今为止一直坚持抗拒国家及其各种变体的唯一流派是无政府主义，它拒绝承认国家在现代社会或未来社会中可以成为一种积极性的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反对霍布斯主义的如下主张，即国家通过结束人类的“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带来人类进步。尽管在大多情况下提供一种相当简化与非历史的国家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贡献着对如下普遍信念的重要矫正，即国家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对于其他重要议题的立场是含糊不清的，尤其是组织、制度和权力。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依赖于“自我组织”、基于群众的假定的“革命性本能”，或更一般意义上的他们的“自发创造性”。无政府主义很少从自由的积极性方面来思考问题；事实上，它的主要偏见是一种否定性的“摆脱性自由”概念，而这种概念尽管立足于对压迫与各种形式统治的真诚拒绝，却与自由主义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十分普遍的是，无政府主义将政治组织等同于政党等级制，将制度等同于国家，将权力等同于压迫，结果导致更多的混淆而不是清晰。由于缺乏具体的替代性选择，无政府主义未能提供切实有效的矫正，结果是，他们的“反极权主义”就像今天反对“技术体制”、“消费主义”和“政治”的脆弱呼声那样空洞无力。
实际上，这种政治空洞性使得无政府主义对分权化的承诺就像马克思主义对集权的承诺一样成问题。对集权的无政府主义批评是绝对必需的和值得欢迎的，但它不应当让我们如此回避权力。而且，无政府主义者确实经常拒绝参与为了大众权力的斗争。一般而言，他们力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创造一个“解放的空间”和“自主的地域”并超出国家的控制。(13)尽管无政府主义通常拒绝给出明确界定(它往往有着多重性的和相互矛盾的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大多立志于创建合作社、近邻团体和自愿性的利益机构，反极权和互助是它们的指导性原则。这些团体将会随着人们意识水平的提高和榜样的力量而逐渐形成。依据这种集体主义想象，大量的小企业将会独立于大众社会而运作，并持续地在社会所有领域扩展，假以时日，它们的力量会成倍扩大，并消除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国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还强调了各种公社的必要性，但他们并未阐明这些公社如何组织，以及它们的自由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14)更一般意义上，他们不知道如何从一个等级与阶级主宰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因此，他们的“反极权”选择往往等同于个人态度与生活风格的改变，而一旦涉及发动一个过渡时期时，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明确的战略想法。正如布克金指出的，无政府主义已被证明是难以从对个人自主的敬奉中解放出来，尽管人类从未是真正自主性的：我们都是我们的自我发展、社会环境以及共同历史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产物。
通过强调自主、摆脱各种统治的自由和达成联合决定的共识方法，无政府主义者助长了当前围绕着“主权个体”的神秘观念，而一种连贯的激进政治焦点应该集中于造就主动的、理性的和道德的个体的适当社会形式。生态公社主义者之所以把我们的焦点置于自治市镇，就是因为它可以被重建并不断改进。正是在民主化与社会化的自治市镇中，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在维持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服务比如教育、保健、防御和生产与分配的同时，逐步培育大众的至上性。当重要的社会服务被公共空间中的公民控制后，它们将不再会被赢利的欲望或内在于官僚制的特定利益团体所滥用。
二、生态公社主义的社会
在今日的神秘化世界中——存在着日益巨大而遥远的制度，将社会民主化至合乎人性的规模是极其必要的。这种民主化不仅对于创造一种直接民主制是必要的，而且它已经变成一种迫切的社会与生态需要。合乎人性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镇的规模，因为，只有自治市镇由于其空间规模和亲近性拥有成为真正的人类社区的潜能。在这里，人类可以自我管治而不必服从于一个遥远的国家机器，可以管理经济事务而不必服从于一个病态的市场。的确，通过把焦点置于重建自治市镇，生态公社主义者竭力创造真正的社区，以便我们独特的人类特性得以充分展现并制度化。这些市镇将不再只是它们的公民数量的总和，而是构成真正政治化的社区，其中公民充满着价值、希望和目的——根本不同于我们现行的“政治的”体制所导致的公民的浅薄无聊。在一个生态公社主义社会中，所有居民将被鼓励成为主动的政治参与者，远非代表着一种静态的“历史的终结”。这种公社政府体制将会持续地通过公民大会有意识的工作而使其自身变得精致。社会组织的最理性形式始终是能够表达我们最人性特征的那些。
民主化社会至真正的合乎人性规模和重新创造一个公共空间的需要，往往遭到那些拥有较狭隘政治目标的激进活动分子的忽视。激进流派已经因为依据其特定身份认同来动员与赋权大众而受到严重削弱，尤其是过多考虑经济(阶级)地位以外的生物、甚至亚文化地位。通过把简约主义的生物或经济观念持久化，而不是把普遍性的人类特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这些方法促动着一种已经异化与离散化的社会。(15)我们并非是通过批评身份政治来拒绝如下事实：许多人群遭到了体制性的排斥因而难以享受体面与自我实现的生活。生物与经济的因素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压迫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要使这些边缘化的群体得以参与政治生活，离不开严肃的社会斗争。但必须看到，政治授权与社会解放是相互影响的。激进主义者必须积极介入改善边缘化社会群体条件的斗争，但却不应让单一性议题遮蔽我们共同的人类未来，过分强调我们的生物的、经济的和亚文化的身份基础。
与现今社会不同，其中个体被培养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和极端私利主义的，而社会团体被诱骗进行相互间的争斗，一个理性社会将会通过其制度与文化鼓励团结与人性化(humaneness)。它将通过主动的公民权有意识地培养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理性的和自信的公民成员，其伙伴是关爱的和热情的人类同胞。(16)成长为一个公民，有助于成为一个合格的和更为丰富的人。公民权的理想超越了我们的各种生物学身份，并授权我们成为政治性存在。的确，正是通过公民权，一个自治市镇的成员可以超越狭隘区域主义并形成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一种超出地理边界的宽容和一种献身于共同利益的热情。(17)
城市在“城市革命”(也许比从前的农业革命更为根本)中的历史性形成，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城市向陌生人敞开了一片空间，而这在宗族社会中是不曾存在的——决定着其成员的是它们久远的血缘联系，影响着其成员的世界观是神秘的宇宙论。城市日益通过其居住地和职业来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使得具有自我意识的公民得以逐渐生成。氏族或部落不再是根本性的社会单位。随着城市的出现，人类产生了一个从借助准动物联系来界定宗族共同体到通过真正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联系的质的飞跃。真正的文化与经济关系将生物特征的重要性置于次要的地位(但从未真正废除它们，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人们权力、财富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往往与性别、年龄和种族等因素密切相关)。公民权不再与血缘而是与地理界线相关联，使得作为人的人类单位成为可能，这在后来的普世主义的宗教信条与法律中得以体现。人们可以作为人类坐在一起，共同决定城市事务。公民是人类存在(humanitas)的政治具体化——一种共同的人类身份认同的理想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产生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而它同时是市民的和日渐政治的。这一公共空间由公民可以在其中聚会、争论并最终作出社区相关议题决定的论坛和场所组成。在这种公共空间中，对话成为一种新的核心特征，其中最合理的论点将会占据上风，从而驱除决策中陈旧的神秘与宗教因素。真实政治(面对面的民主自我管治，因而不同于先于它和与它并存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化，以及后来扭曲了它的权术)的产生，是转向与众不同的公民共同体的顶点。这种过程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公民们非常自豪于他们能够通过主动的公民权来实现自我管理。尽管其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比如对妇女、奴隶和外来者的不公正对待，雅典城邦和其他实例仍是可以用来孕育一种直接民主制的制度与文化的重要源泉。生态公社主义的社会将会建立在一个复活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之上，而它现在只是潜在于城镇、城市和邻里关系之中，并且通过创造一个邦联主义的政治框架而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光大。
通过重建直接民主制，我们将寻求创建一种理性的社会，而这将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生态公社主义的社会是理性的，因为它将致力于使人性原则和公民权制度化。我们实现人类潜能的程度将始终是判断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尽管自然界也存在着走向主体性的天然冲动，如我们可以在自然中直接观察到的复杂性和互补性或者可以描述为生物进化结果的一切，但我们必须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找到最丰富的伦理、艺术、自由和安全成就。公社、民主和团结的理想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历史的不断展现，并作为永未实现的潜能引向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未来。(18)生态公社主义者希望通过创造一个养育最一般人类特性的社会来对此作出贡献。
在一种理性社会中，经济生活将完全受到道德与生态观点的指引。所有公民分享的根本要求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福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正如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指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服从于市场的控制，而在一个理性社会中，这种状况将不复存在。生产与分配问题将不再像现在这样是“道德中立的”学科，分析市场的波动只是为了赚钱，并且总是无休止地寻求资本可以扩展其中的领域。相反，经济学将首先是一种伦理关切，致力于发展为了公共利益(结合生态关切)的生产力，以便消除贫穷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同时，提高公民对集体的物质责任的感知，把人们从一个压迫性的“必然王国”带向一个更加广阔的“自由王国”。要保证这一发展伦理经济过程的实现，我们必须努力使经济生活政治化：将经济置于直接的大众控制之下，并且最终使所有的社会必要资源与生产手段市镇自治。
生态公社主义者寻求创建一种适合邦联制民主和伦理经济的稳定制度框架。而且，社会结构的实际功能分析并不阐释它们的新精神，只有超出物质层面才能真正解释人类精神状态的变化。仅仅从一种工具主义的视角把社会理解为一系列的功能或惯例实践也许会容易些，而且许多激进主义者反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非正义现象时似乎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相信，单纯的机制变革相比如新的进步性企业、更多的全民公决或国家对公司的更多控制，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破坏。他们是如此迷恋于市场社会，因而并未指向引领当代社会走出物质与文化危机的根本性方法。一个社会并非只是各种机制性安排的简单排列：它必须赋予其公民和世界以意义，而这已是当代社会完全无力做到的。生态公社主义的社会或任何社会的根基正是它所试图在其公民中推广的价值或传输给其年轻人的希望。
所有社会——从早期的氏族部落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有意识地和竭力地将其新的一代纳入其既存的习俗、礼仪、智慧和价值中。所有社会都在社会化其成员。古雅典人不仅创造了复杂的民主制度如公民大会(ekklesia)，而且有意识地把它们的公民培养成有能力的政治主体。教育的观念——雅典公民公共品质的培养是一个终身性过程，对于作为公共空间(agora)的古希腊民主制和公民大会是至关重要的。公共责任和集体身份进一步通过公民节日和宗教仪式以及武装的公民分队(它们构成了重甲兵部队和男性公民海军)得以培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每一种雅典制度都是教育性的。雅典关于全面的、有能力的和自信的公民的理想，是与现代民族国家中苍白无力的选民观念截然不同的。如今任何实现真正民主的战略都必须包括重建古希腊教育理想的现代对应物。未来的生态公社主义民主体制，将会推进其公民在所有公民制度的参与，并通过民主实践来教育民主理念和相互责任。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创造新的制度，还包括能够扩大并改进这种民主的公民。在一种理性社会中，公民将会被教育以民主政治和人类团结、集体责任和个性完整，以及充分认识到我们在自然世界中适当位置的生态感知。
社会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重新和谐是对一种人类明智的呼唤，而不是生态运动中的某些有影响分支所想象的那样。反人类主义的流派往往声称，人类只是“自然世界”中的寄生虫，因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生物圈民主”或“生物委员会”中的低等成员。它宣称，人类的文明与傲慢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地球生态失序。而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类应该拒绝其独特的人类特性并被动服从于“自然界的法则”。但正如布克金多次指出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人类已经过度文明，恰恰相反，是由于文明不够发达。资本主义公司与工业国家在破坏生物圈时也许声称代表着人类利益和进步，但这些声称是完全虚假的，就像生物中心主义者声称正是人类本身(及其价值)在破坏着世界一样。让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人类和非人自然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严重受害者；而且，尽管困难重重，创建一种生态的社会仍是可能的。深生态学试图用一种粗俗的“生态意识”和回归久远过去的价值来取代普罗米修斯的人类主义，就像使残酷的资本主义实践合法化的当代企图一样危险。
相比之下，理性的生态社会将会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其中我们独特的人类特性比如同情、理性和伦理将被用来促进自然和社会进化。这种文化发展潜能同时遭到既存社会和神秘生态学家的拒绝。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将引领我们前进，而生态公社主义者将竭力实现公社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推进一种平衡的社会生态学，直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由于两者之间一种互补关系的形成而大大缓和。在一个生态公社主义社会中，民主化自治市镇的邦联网络将会被创造性地与位于其中的区域生态相协调。
然而，我们决不能用华丽的言辞来掩盖实现这样一种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困难。我们的民主化共同体决不会仅仅通过劝说和善意得以实现。激进主义分子必须准备好加入授权现存自治市镇的斗争，以便使普通的男女性民众能够拥有决定其社会命运的力量。
三、构建一个生态公社主义的选择
为了扩大基层民主而提出的“新政治”要求与相应的政策创议，往往存在着理论分析与建议本身缺乏明晰性的致命缺陷。因而，我们必须清晰阐明一种即将出现的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结构，并提供权力问题的答案。新民主制度必须通过一种新的邦联主义宪法得以巩固，后者将清楚规定一个城市邦联中的权利与责任。我们必须赋予新的民主制以合理的架构，以便它能够同时承担其教育和实际事务管理的职能。
民众决定社会发展议程的最佳方式，是权力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作为集体组织起来的大众权力，新形式的政府应该代替国家和资本主义。而且，如果我们想组织起这样的大众权力，就必须阐明它将如何才能实现。很多心地善良但却政治幼稚的激进主义者似乎相信，只要我们广泛地扩散权力，直至拥有一个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小规模市场经济和在各种制度中分配的有限权力，我们将会创造出一个充分的政治选择。但事实上，这些新激进结构终将会被国家与市场强烈的反民主动量所边缘化或消解。因而，任何可信的政治选择必须定位于挑战、对抗和最后代替看起来无所不能的资本主义体制，包括其各种变种。生态公社主义者坚决认为，权力不应当集中于理事会、委员会、集体合作社或国家，而只能掌握在市镇民众大会的手中，因为只有在这里最直接的民主形式才是可能的。
争夺对社会发展控制权的斗争仍在进行之中，因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让真实的紧张关系被一种“多元主义”方法的神话所掩盖。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民众大会的政策与举措中的实际差别。生态公社主义者将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斗争，致力于推进扩大大众权力的各种创议。几个世纪以来的革命都是如此，尽管并非总是始终如一。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夏天主张的工人委员会，截然对立于该党夺取国家权力后极力控制基层机构的集权化努力。二月革命后不久，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与组织新的工人、农民与士兵委员会的激进努力之间变得尖锐对立，并随着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的夺取政权而得以暂时解决。但是，苏维埃和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之而来。只能有一方可以获得最高权力。不幸的是，俄国革命不能抗拒布尔什维克党的侵袭以捍卫刚刚获得的自由。这一悲剧也许首先应归因于他们在解决权力问题上的无能，或清晰地界定哪一个制度(苏维埃还是政党)应该拥有政治控制权。苏维埃的失去权力使俄罗斯的彻底官僚化成为可能，随后发生的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操纵和整个革命被扭曲为由劳改当局、政党暴吏和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共同导演的恶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在1936年7月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困境，他们最初拒绝了夺取权力并使工人控制制度化，而仅仅几个月后，被寄予厚望的自由共和制政府废除了他们所有的政治原则。(19)这些悲剧性错误在佛朗哥取得对西班牙的军事统治之前就早已经摧毁了革命性运动。幼稚地相信权力在真空中运行并且可以通过无视来消解它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因为工人被体制性地剥夺了捍卫其自由的手段。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吸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革命爆发后谁应控制权力这一问题上再模棱两可。
我们甚至在今天也面临着这一挑战，比如新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存在着的关于权力与民主议题上的含混不清，尤其是在那些更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团体中，往往声称权力本身只是一种需要废除的“邪恶”。这种主张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并非绝无仅有，正如西班牙无政府工联主义组织CNT宣称的，“不存在革命性权力这种东西，因为所有的权力本身都是反动的”。(20)正如布克金强调指出的，必须看到权力是一种社会现实；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制度化的。同时，权力必须存在于某个地方，它不可能在被集中化的同时分散化——总会有一种制度来行使政治决策权。
借助一种自由进步市镇主义的政治，生态公社主义者竭力使权力下放到自治市镇以便在公民中间分享。的确，如今的市镇最多是在复制国家的权能，甚至更糟的是在模仿竞争性工商业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够被激进转型、民主化和逐渐成为真正的公社实体。市镇与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史——事实上先于后者而存在，而我们必须实现其未能展现的潜能。我们认为，大众授权只能通过一种彻底的授权和对公众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的重建才能实现。只有市镇能够允许直接的公民参与和对公共事务的控制；的确，只有在市镇中，人们才会被授权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投票人”、“选民”和随机性民调的参与者。相应地，生态公社主义政治致力于强化市镇和把它们转化成为直接的民主制，并保证完全的公民控制。
获得公社权力决不会导向区域孤立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公开的合作必须要超越地方的或“生物区域性的”边界，而且由市镇做出的很多政策必须是基于结构性合作的。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只能是集中化的：如果我们能够形成邦联化的合作形式，权力依然可以掌握在市镇大会的层面上。决策是市镇大会的专属性特权，但管理可以由理事会和委员会来具体实施。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邦联，使区域间的文化交换、管理、合作和资源分配成为可能。邦联决不会成为一个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组织形式，因为它缺乏任何针对人民的系统化的官僚机器，而且社会管理者总是业余人士——邦联代表总是对市镇大会负责的并且可随时被其召回的，任何需要做出的决定都必须得到各自市镇大会的批准、修改、改变或拒绝。
相应地，由于生态公社主义者致力于公社民主和邦联政府形式，我们也主张经济的自治市镇化。如果说政治民主是为了维持与创造平等参与的前提，那么人民作为整体必须控制经济生产与分配的各个方面。自由进步的市镇主义主张把所有的工厂、车间、土地、房屋和其他重要社会财产置于市镇控制之下。市镇化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激进观念，即主张上述方面应该完全置于所属的工人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工联主义基于如下观念：工会应该通过总罢工来推翻资产阶级并掌控社会。生态公社主义者对工人直接控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却积极致力于废除私有制、结束对工人的剥削和促成向一个伦理经济体制的过渡。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存在，但无阶级社会必须通过斗争、尤其是能够掌握社会命运的被赋权的公民整体的斗争才能实现。
四、结论：自治市镇的未来
历史上有着大量公社制度并带来人类解放的实例。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公民权利的革命捍卫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自称为公社卫士或公社主义者。在风云变幻的中世纪晚期，自由城市遍布欧洲，往往结成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同盟，并与残酷地致力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并以市镇自由为代价的卡洛林王朝相对抗。这些城镇一再坚持其独立与邦联的权利，并与贵族与王国浴血奋战。时至今日，“公社的公社”的理想仍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
培育这一理想并创造一个生态公社主义社会，必须要拥有一套完整的激进观念。任何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严肃替代，也必须与盛行于当代文化衰败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反启蒙主义作斗争。作为生态公社主义者，我们的意识形态替代必须构成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并且总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尽管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政治经验必须贯穿其中，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替代基于一些激进主义者必须无条件捍卫的根本性原则。
激进的政治选择只有在拥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和一个负责的实践运动的情况下才会变为现实，因为唯有这样一种运动才能在武力反抗各种形式压迫、剥削和人权侵犯的同时，为争取一种能够带来社会自由的新结构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激进主义者在全心投入市镇政治的同时，必须形成与推进自觉的公民授权战略。
生态公社主义及其自由进步的市镇主义政治，可以把激进主义者引领出改良主义的现实政治与无效的集体性合作努力。我们不可能通过举行非法街道聚会、向政治家寄送请愿书和举行大规模集会来改变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以一整套原则与章程为指南的政治组织，从而为更大规模的民主与社会变革运动提供指导。我们的政治实践必须着力于提高社会意识，并能提供现实难题的切实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通过广泛的计划、纲领、报告、动员和项目的形式展示给公众。生态公社主义者将积极地参与大众运动、公共论坛、激进团体和公民创议行动，并推荐候选人参与市镇选举——力图重建现有市镇的结构并激进改变既存社会。生态公社主义行动的追求是：我们希望成为一种逐步创建未来市镇的政治先锋队。
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相反，它就像一种最终将会吞噬社会与自然世界的肿瘤，摧毁着我们所有的人性制度与价值。自治市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未来希望，其中我们可以真正人性地生存与生活。资本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它必须被一种生态的、人道的和民主的选择所替代。(本文原刊于《生态公社主义》第1期，2002年10月。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和原刊物授权本刊。)
注释：
①为了与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所创立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相对应，本文将“Communalism”统一译为“生态公社主义”，但作者一再强调，“生态公社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就是由布克金详尽阐述的“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特此说明。
②尽管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议会，社会民主主义仍相信国家规制对于维持市场的稳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制，而且即使在经济危机加剧时，它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复苏，就像某些新型社会运动比如ATTAC(Association pour une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financière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的扩展所表明的那样。
③柏林墙倒塌之后，欧洲主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重新勾画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即一种中间而非左翼的新立场，就像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和盖哈·施罗德(Gerhard Schr
eder)的“新中间”理论所表明的。
④参见访谈：Woman's Own，3 October 1987，pp.8-10.
⑤Naomi Klein,"The vision thing",The Nation,10 July 2000,p.21.Emphasis added.
⑥由伊哥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撰写并于1997年12月发表在Le Monde Diplomatique的社论——主张对金融交易征税，促动了ATTAC的形成。
⑦对于默里·布克金的主要观点，参见Janet Biehl(ed.)，The Murray Bookchin Reader(London：Cassell，1997)和Murray Bookchin，Remaking Society：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89)；对于生态公社主义或“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的政治方法，参见Murray Bookchin，From Urbanization to Cities：Toward a New Politics of Citizenship(London：Cassell，1995)和Janet Biehl，The Politics of Social Ecology：Libertarian Municipalis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7).
⑧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欧洲大陆的意义上使用“公社”一词，意指一个自治市镇(因而包含着自由政治表达的潜能)，而不是一个较小规模的合作社或集体性单位(仅仅是一小群人分享基础物质设施与责任)。
⑨生态公社主义的理想状态从未真正出现过，就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工联主义以及纯粹的资本主义一样。
⑩从一种辩证观点看，革命性组织的目的是用来促进自由公社或自治市镇的产生，从而使其超越作为有限的政治实体的现存状态(借用黑格尔的语言，自在的公社不应被视为革命性要求的标准，但我们必须遵循它的逻辑并恢复其真实的本性，从而使之成为自为的公社。这种自在与自为相统一的公社将是一种解放的人类共同体)。
(11)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通过一个根本性的资产阶级国家转型，将他们的国家置于一个大多数的基础之上(不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工人将最终成为大多数。
(12)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实中存在着集中与权术上的程度差别。
(13)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十月革命的高峰时期，大多数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加入到现实政治。相反，他们参与了创建集体性企业，比如在莫斯科的合作社(最终被1918年12月新设立的秘密警察“契卡”所摧毁)。事实上，正是这种政治战略的缺乏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14)无政府主义的公社观念差异巨大(西班牙无政府工联主义的CNT甚至主张经济的或工业的公社)，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内容与形式迄今为止仍未得到清晰的界定。尽管对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向往，甚至皮特·克鲁泡特金也未能明确界定这一自由进步理想，其著述中明显存在着对它多重性内涵的运用。
(15)这些缺陷也笼罩着对传统阶级分析的脆弱持守，相信无产阶级在导致社会重大变革中的主导性角色。如今，只有少数人还依然坚持这种僵硬观点，但大众激进流派却依然试图让我们追随授权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部分公众的战略，其中某些流派甚至提出了具体的计划，要把“他们不断增加的影响”一体化进“人性化的”市场交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思维对于激进理论的深刻影响。
(16)形容词“市民的”用来描述与一个城市、城镇或自治市镇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区别于军事或教会的意义。参见Judy Pearsall(ed.)，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词汇像“公民的”、“市民社会的”、“公民”、“城市”和“文明”，拥有共同的拉丁词根前缀civitas，意指“公民的联盟”，再次表明城市而不是国家提供着政治与公民权发展的动力。
(17)公民权意味着实现我们作为政治存在的人类潜能，因而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的确，唯有公民权的复活才能使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为只有邦联主义和城市主义在历史上与逻辑上与这一理想联系在一起。
(18)讨论生态公社主义的十分丰富的意识形态渊源不是本文的主题。相关论述参见Murray Bookchin，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5).
(19)必须强调的是，权力实际上在1936年是被提供给CNT-FAI，最初是由在巴塞罗那成功地抗拒了法西斯叛乱并希望无政府主义者成为领导者的工人，然后是由卡塔兰州的领导人刘易斯·卡姆潘尼斯(Lluis Companys)，他主动地邀请CNT-FAI组成自己的政府。大多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著述都论述了这一点，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对此轻描淡写。参见Agustin Guillamón,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1937-1939(Edinburgh and San Francisco:AK Press,1996).
(20)参见Peter Marshall,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London:Fontana Press,1993),pp.429.Emphasis 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