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5-0017-05
上世纪40年代即已起步的国内编辑学研究，尽管碍于社会历史因素，骞滞长达半世纪之久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却后来居上，在短短的近30年时间里取得了斐然业绩。但在遍地开花的可喜研究局面持续一段时间之后，编辑学研究却陷入另一种“骞滞”状态：低水平雷同研究成果随时间累积，而学界企盼既久的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收官性完善，以及随之促成的编辑学学科地位的持久性牢固迟迟没有出现，编辑学研究依然处于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战国局面”；某些理论时常碰壁，难以自圆其说；对编辑学学科归属和地位的质疑不绝于耳，处境尴尬。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由得让我们反思编辑学研究的症结所在。毋庸置疑，编辑学尽管在学科建设和业界发展方面皆已取得不俗成就，但从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完善程度来衡量，它仍然属于新兴学科。针对编辑学研究裹足不前状况的问题解答式研究屡见不鲜，但真正切中肯綮，实现破冰的研究并不存在。针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从学科发展的宏观视角来审视编辑学研究的“瓶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有必要运用当今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来回顾、梳理编辑学发展的历程，从宏观视野总结编辑学发展规律，探究编辑学研究“无力”状态的深层症结。
截至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学科发展模式理论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直线积累模式、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等。直线累积模式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件件经验证实的科学事实的堆积，科学知识是由有限的特殊陈述经归纳推理而得到的普遍陈述。这种简单化的理论虽然浅显明了，但已被科学发展中的诸多“非常规”现象证实了其局限性，故而更多的只是被作为参考和辅助性理论工具。至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它们在本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都强调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特征。但波普尔过于强调批判和证伪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正如库恩针对波普尔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卡尔爵士犯了把日常研究的特点用于偶发的革命事件上的错误，因为在革命事件中科学进展最为明显，但因此却完全忽略了科学的日常活动”①。也就是说，前者认可并重视常规科学，后者却显然不那么“务实”。其次，波普尔反对古典主义认识论中的心理主义倾向，不主张从认识主体的心理活动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问题，他的认识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库恩却在“科学共同体”的层面上强调科学研究离不开社会心理的参与。另外，波普尔只是在传统的科学史范围内阐述科学发展模式，库恩却关注科学史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相较之下，库恩的视野显然更为全面。
通过比较分析，以库恩的科学革命论科学哲学来分析国内的编辑学研究最为合理可行。
1 研究的前范式阶段
以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来分析国内编辑学研究离不开一个核心概念——范式。库恩本人对范式做出的解释中，较为清晰的一种是将范式看作一种科学成就，这种科学成就具有两个特点：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共同体）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②。在此基础上，英国剑桥语言研究室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将库恩的范式理论描述为几个特征：理论要素（构造范式）、心理要素（社会学范式）、本体论和方法论要素（形而上学范式）。结合这几个特征观照国内编辑学的研究历程，我们有理由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编辑学研究处于一种特定的范式阶段，我们称其为“研究的前范式阶段”。支撑此判断的依据可从范式的几个构成要素分别加以论述。
一是理论要素（构造范式）。理论要素包括概念、范畴、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等。在上世纪最后20年里，编辑学研究虽如火如荼，却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即便如编辑、编辑学、编辑理念、出版等这些最基本的学科概念、范畴，其内涵的固化、外延的划定，及至概念的最后厘清都经历了一个长期摸索、碰撞、论争、修正、统一的过程。“‘编辑’的范畴体系，就像‘编辑学’的胚胎”③。基础概念和范畴的驳杂无序使得编辑学研究不是建立在一个语系标准一致的平台上，在理论的表述和建构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术界内部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深入程度不够，难以产生有效的学术借鉴和真正有力的学术批评。
二是心理要素（社会学范式）。心理要素指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共同心理功能，诸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判断等，这些要素的形成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从而属于社会学范式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走向中摆脱出来，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前一阶段社会生活施压下形成的理念和心态，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价值观念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编辑学研究中规中矩，强调对上级精神的解读，跟风于政策性导引，拘泥于研究的立场、视角和落脚点，政治倾向性明显。
三是本体论和方法论要素（形而上学范式）。本体论、方法论要素起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研究纲领的作用，指导科学共同体的工作。这一阶段的形而上学范式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本体论和方法论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是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一般方法则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调查研究、归纳演绎、科学抽象、分析综合等。第二，以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研究为总体取向。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学思维和批判传统对中国学者“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④，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第三，以定性研究为主。尽管借鉴了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式的无意识认同，使得这一时期编辑学研究绝大多数采取定性研究，鲜有定量研究。
2 危机的出现
依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一门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通过革命式质变实现递进上升的过程，这种革命式质变是“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⑤。这种范式革命的发生条件即在于危机的出现，危机的出现使得“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⑥。在经历二十多年突飞猛进式发展之后，当下编辑学研究已经规律性地陷入一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形成既源于外部的时代因素，也源于学科内部的演变形势。
2.1 日渐完形的数字世界摧毁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围墙
“以网络和多媒体等新型媒介为主要内容的新传播形态，其所带来的冲击和意义并不亚于此前新型印刷出版业的诞生。”⑦ 由此引发的编辑出版数字化一经开始便无法停止对整个编辑学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的全面颠覆。尽管王振铎认为“数字出版对文本出版来说，只能是一种补救而不是一种取代”⑧，但数字编辑出版形态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出版形态，它包含着很多新的元素，具有与传统出版相去甚远的质的规定性。数字编辑出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显现、传递或存储信息，在从隐到显的环节上以电子媒体终端取代传统的纸墨载体。电子媒体终端具有的强大功能使信息的编辑、传播和出版都更加便捷，并且具有动态性、可逆性和交互性。正是载体和信息处理形式的这些新特点使数字时代的编辑出版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过程一体化。一方面，数字化的信息传递方式空前地压缩了信息传递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距离，在时间上实现了即时传递，在空间上突破了地域限制。各地区、各民族甚至各时期的文化在没有时空界限的网络世界里聚集交汇，在网络文化世界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再是单一地只针对某一类人群，而是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对象。在这样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地域或民族文化要想获得强有力的生命力，从而延续发展下去，都必须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同时不断发掘自身中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质，也就是说各种文化会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发扬、衍生更多有利于和的元素，每一种文化都以向着全世界的姿态铺展开来。另一方面，数字化编辑出版也将突破传统的著作、编辑、出版的环节限制，混合作者、编者、读者的角色差异，使信息的生产发布过程合为一体，使发挥不同作用的角色集于一人。
出版多元化。出版多元化包含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指数字出版物表现形式的多元，即多媒体化，信息传播不再单一依赖传统的视觉传递，而是综合多感官、多维进行，通过超文本和动态网页实现对文本、图像、声音的整合，使信息更丰富，收受更立体；另一重意思是指出版物形态的多元，既包括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也包括音像、电子出版物，既包括图书、期刊，也包括网络即时订阅、在线购买的信息产品。
受众个人化。在数字化时代，信息载体形式的改变使得以往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方式逐渐向点对点的小众甚至个人传播方式转变，编辑必须打破旧有的“我编什么你看什么”的本位思想，反过来以受众本位思想作为出发点，依照受众的年龄、性别、需要、爱好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编辑工作。
2.2 重术轻论的研究取向开启了编辑学的自我虚化之路
一门成熟的学科至少要包括理论、应用和学科史这三个必要部分才能够支撑起学科框架，编辑学也不例外。事实上，国内编辑学之所以发轫之初就后劲十足，得以高歌猛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对编辑学理论的重视以及大量成果的面世。但这种喜人局面并没有延续下来，越是到后期，学界对编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便愈少，更别说具有创见性的成果了。与之相对应，大量的实务性研究铺天盖地，大到编辑出版业的体制改革、管理创新、出版物的质量与特色，小到具体的编辑业务、技术规范，虽然也可谓言之有物，但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针对这样的现实，蔡克难曾经指出，编辑学最终是要为指导编辑实践服务的，因此编辑学应当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实用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辑学基础理论一定处处与现实紧扣，时时与编辑实践直接相关，编辑学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够直接指导编辑活动的具体操作。在这一点上有关的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应当将对“编辑术”与“编辑学”的研究区分开来⑨。实际上，编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与“现实紧扣”地研究编辑学基础理论未尝不可，但问题是要从“术”的层面深入到“论”的层次。
说到底，对一门学科起到奠基性作用的还是其基础理论。成熟完善的基础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对应用问题的研究，并规范学科的发展方向。编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重术轻论，甚至置基础理论研究于不顾的现实会逐渐弱化编辑学的学术性，虚化编辑学的主体地位。长此以往，编辑学研究会越来越浮浅，越来越无力，甚至被周边学科吞噬。
3.对新范式的预测
我们可以将上述危机简略概括为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化冲垮了刚刚搭建起来的并不稳固的研究框架，基础理论研究的绵弱无力和少人问津最终使众人的眼光都转向实务，而实务研究又显得无关痛痒。凡此种种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支撑着编辑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二十多年的旧有范式已经不合时宜，一种新的范式正处于酝酿之中。对这一新的范式，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以一种宏阔的眼光窥视它的概貌。
3.1 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的整合
由于国内学术研究的传统影响，加之编辑学鲜明的本土特色，“中国的编辑出版研究界比较重视理论构建、定性分析，在研究中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重视保护文化传统，重视出版物的教化功能”，“迄今为止编辑学研究的几大流派（‘文化缔构’学派、‘信息传播’学派、‘编辑本体’学派、‘中介服务’学派等）多是遵循人文研究的路径”⑩，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前一阶段的编辑学研究所选择的整体路径是人文主义的。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人文主义的研究路径应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这是由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传统所规定的。但是，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研究方法会运用得越来越多，这是与数字时代网络编辑出版的特性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以传统形式的编辑出版为对象的研究阶段，经验主义的方法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应用了，尤其是在对实务问题的探讨中。然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在网络时代有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异例，新研究范式（即技术主义范式）因之产生，并试图解决原有范式所遇到的问题”(11)。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的增强，只是对原有的人文主义路径的补充，不会从根本上取代对方，但人文主义取向也不会一成不变，“‘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12)。
3.2 研究方法的更新
人文主义路径背景下的技术主义转向自然会带动编辑学研究新方法的引入，人文主义路径范畴内的嬗变也会引发旧有方法的更新。
第一，定量研究比重上升。定量研究是通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计算，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路径使研究者们更多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有可能更细致、详尽，但往往掺杂着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因而可能不够客观。定量研究不利于在自然情况下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也很难对研究者不熟悉的领域进行调查，但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建立预测模型较定性研究方法强得多，量化结果也更客观。在数字化编辑出版愈来愈普及，进行定量研究的辅助设备、数据获取途径愈来愈多的背景下，加大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比例显然是明智之举。
第二，历史研究加强。在过去的研究中，相较于对编辑学基础理论和编辑实务的研究，编辑史研究一直偏弱，迄今为止也很难说形成体系。当编辑学以狂飙突进之势发展了近三十年之后，对编辑史的研究需求会越来越强，这种需求的产生与编辑史研究的滞后对编辑理论研究的掣肘是对应存在的。刘光裕曾指出：“当前研究中有两类问题，与作者不熟悉编辑史出版史有关。一类是虽题之曰‘论’，可是论来论去总是跳不出自己经验的范围。一类是文章用了新观点新方法，看上去新鲜，然而只是不着边际地泛泛而谈，谈来谈去不能中的”(13)。毫无疑问，编辑学理论研究要获得更强的后劲，少不了框架完备的编辑史的支撑，“编辑史的研究是创建和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工程”(14)。编辑科学史体系的最终完善对于开拓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视角，规范编辑学研究发展的正确方向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比较研究兴起。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内编辑学起步较早，积淀深厚，截至目前，研究力量、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可谓首屈一指。“全国编辑出版学同仁自豪的是，编辑学原创于中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15)。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强调自身特色，国内的编辑学研究一直都是内向型的，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地区的学术性交流十分有限。
东北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编辑学研究水准都比较高，且在研究路径、核心理念等很多方面具备共性，这几个国家编辑学界的交流也相对较多。欧美地区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偏向科学主义，侧重实务操作层面和出版营销领域。但随着数字编辑出版时代在全球范围内的到来以及国内出版界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国内与欧美地区编辑学界面临的共同研究课题将越来越多，加之国内编辑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转向，国内外学界需要相互借鉴、交流经验和成果。在此基础上，编辑学研究领域内的比较研究会日渐增多。
库恩说：“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16)。显然，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不是顺势而成、坐等可得的，它需要编辑学界全体同仁乘势而上，齐心协力。我们热诚地期待着这一范式革命，因为当它最终到来并圆满结束之后，几代编辑人所向往的成熟完备的编辑学将会卓然屹立于学科之林。
（收稿日期：2010-04-12）
注释：
① ［美］托马斯·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C]//伊姆雷·拉卡托斯，艾丝·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②⑤⑥(16)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王振铎．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J].河南大学学报，2009(4)
④ 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4(4)
⑦ 王鹏飞．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J].河南大学学报，2009(1)
⑧ 王振铎．阅读、出版与教育[J].河南大学学报，2008(6)
⑨ 蔡克难．呼唤编辑学理论体系早日建立[J].编辑学刊，2008(9)
⑩ 吴赟．中国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史简论[J].河南大学学报，2008(5)
(11)(12)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 刘光裕，王华良．编辑学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14) 姬建敏．从一个栏目的成长看编辑学研究30年[J].河南大学学报，2009(2)
(15) 张天定．探寻编辑出版学的奋起之路[J].河南大学学报，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