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由来论文,陈寅恪论文,胡化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1-0095-04
陈寅恪先生研究古史，善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着眼，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1](P17)有的学者甚至称“他的史学体系是民族文化史，他眼中的中古史也就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2]而“胡化说”是这一史学理念的体现。
早在1940年，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胡化、汉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3](P71)紧接着，1942年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对此又作了系统的论证。他在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1](P25)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P27)还以大量史料证明了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存在严重的胡化现象，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整个史学研究是围绕一个中心写作的，即胡化，我们称之为胡化说。这一学说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国内外学者研究隋唐史多提及此说。[4]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学说贬褒并存，但是对其由来分歧不大。《剑桥中国隋唐史》称陈寅恪的“胡化”观念带有“高度主观性”，显然将这一学说视作陈寅恪独创。其他治史者也认为此学说出自陈寅恪独创，如有学者称“关于‘种族与文化’，陈寅恪发凡创见，论之颇多”，而这也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研究者们援引最多者之一。[5]陈其泰也说，陈寅恪的这一学说是从繁多的唐代文集中发掘出来的。[6]陈其泰在后来的文章中又做了补充，称这一学说是陈寅恪受了西方史坛“民族-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将之追述到春秋公羊历史哲学对他的影响。[7]
然而，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宋代史家对于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胡化问题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陈寅恪的这一学说很大程度上取自宋贤史家的观点。除此以外，唐代人对于胡化这种现象感触也很深。因而笔者力求从唐宋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出发，重新探求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
一、宋贤史家对唐后期河朔地区胡化现象的认识
史学发展到宋代有了质的飞跃，陈寅恪就非常佩服宋代史学：“宋贤史学，古今罕匹”，[8](P210)“中国史学，莫盛于宋”。[3](P134)对于宋代的学者，他尤为推崇司马光，认为他治学态度谨严，方法缜密，称颂《资治通鉴》体大思精。[9]
就在这部备受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资治通鉴》中，有许多关于河朔地区将领族属的记载。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条：“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肃宗乾元元载条：“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代宗大历九年条：“(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本奚也。”“李忠臣裨将李重倩，重倩本奚人”；穆宗长庆二年条：“(田布牙将史)宪诚之先，奚人也”；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僖宗乾符二年条：“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等等。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河朔地区的将领多是胡人。
对河朔将士的记载，引人注目的是对其习性的描述。《资治通鉴》德宗贞元十五年条：“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驰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贞元十六年条：“宣武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这里描述的均是士卒骄纵犯法、作乱叛逆、强悍难治的胡人作风。这一点，司马光是有感触的。
同时，司马光注意到河朔将士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如《资治通鉴》穆宗长庆元年条：“(河朔节度使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10](卷241)
不仅如此，下面的记载更加耐人寻味，如《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四年，河朔地区“沂、海、兖、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使，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骂将卒辄曰：‘反虏’”，[10](卷241)又如河朔节度使弘靖“数以反虏诟责”，[11]王遂和弘靖均非本地人，这似乎也说明河朔人在外地人眼里是善于叛乱的胡人之类。
也许因为上面的认识，司马光才形成了“河朔风俗”这种观念。“河朔风俗”在《资治通鉴》出现次数甚多，如武宗会昌三年，“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10](卷247)宪宗元和三年，“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刘)总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居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故举之”，“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10](卷237)等等。
“河朔风俗”，狭义地讲是指河朔地区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的胡人习气，广义地讲则是对河朔地区胡化的一个整体概括。实际上“河朔风俗”这一说法唐人已经提出，而司马光则把它放在尤其突出的位置，不仅将唐人有关“河朔风俗”的论述加以收录，如对这一现象认识全面而又深刻的杜牧的《战论》、《守论》、《罪言》等篇的言论，全部收在《资治通鉴》中，而且对“河朔风俗”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臣光曰”：河朔地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由此看出，他对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的尖锐对立感触极深。“爵禄、废置、杀生、予夺”表面上是政治官僚体制的对立，如果我们做深层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官僚体制有其文化背景支持。
这层考虑，司马氏已经觉察到，《资治通鉴》肃宗乾元元年“臣光曰：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而唐治军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坠民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年”。[10](卷220)他所谓的“礼”，即儒家之礼，汉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由此可见，司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文化。由此，司马氏对于这一现象认识之深刻，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这一史学理念贯穿于《资治通鉴》始终，类似的实例也随处可见：北朝东魏时，高欢为汉人，但自幼便生长在鲜卑中，因而自命为鲜卑，精通鲜卑语，“号令将士，常鲜卑语”。[10](卷157)
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欧阳修更明确地指出河朔为胡人之地，《新唐书》“天下视河朔若夷狄然”，“遂使其人有羌狄然，迄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12](卷148、210)这些话语更能说明问题。
二、北宋史学家“胡化”观点来源——唐朝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宋代史家不过是历史的研究者，他们的著述不过是唐代资料的整理加工，那么唐人对于这一现象又是如何认识的？
唐人对于河朔地区胡化问题感触很深。曾经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12]刘禹锡也写到：“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13](卷609)他又在《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说：“唯郓州……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大敦起于幽州，虏将因兵锋取其地，右勇左德，积六十年……物力皖，人风自移。”[13]就连身为藩镇的田弘正也在上表中承认：“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13](卷692)
这些资料有个共同点：河朔地区在唐代人眼中已经成为了“夷狄”之地。叛逆者自古有之，而很少有将叛逆者称为“夷狄”，这就说明唐朝人已经觉察到了河朔地区是一个胡化区，明显区别于汉文化区。
唐人对河朔地区胡化现象认识最深刻的是杜牧，他不但意识到了这一现象，而且有较为仔细的观察。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14]
从当时来看，“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这在汉文化区域内是不可思议的，显然是社会风气造成的，还有一句“(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更能说明当时社会文教之浅薄。这说明当时人已经意识到河朔地区尚武轻文。
杜牧的《战论》、《守论》、《罪言》各篇精辟的论述，与宋贤史家如出一辙，并被司马光完全收录到《资治通鉴》中，说明二者对此问题看法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唐代史料陈寅恪多有征引，这是否就说明陈寅恪受唐代人认识的影响而发掘了这一学说呢？
三、陈寅恪与唐代学者、宋贤史家的关系
有些学者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用的资料除了《旧唐书》、《新唐书》外，多为唐朝人的文献，所以就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直接从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或者说受了唐朝人认识的影响。事实到底又是什么呢？
王永兴先生对于陈寅恪的史学渊源做过深层的研究，他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家。”[15]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对我们分析这一学说亦有很大的启发。
陈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首先提出胡化之假说，然后证明之。这一学说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假说。他在分析胡人、汉人之区别时，援引《资治通鉴》所载事例，并称“《通鉴》详书之”。[1](P18)他的胡化观点是否直接取自《资治通鉴》，不能断定，但受其启发则无疑。他的假说是唐朝后半期含有两个独立敌视的团体，此二团体的对立是政治、经济、文化之对立。如果我们把这一论述与《资治通鉴》、《新唐书》相关的内容仔细对照，就会发现二者几乎完全一致：《资治通鉴》唐纪57，“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经济的对立；“臣光曰：(河朔)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政治的对立；《新唐书》卷223“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朔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文化的对立。
第二部分，陈氏考证了河朔地区将士的族属。他指出该地区将士的族属主要有两类：一为其人之民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无异。这两点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中亦随处可见，《新唐书》卷111：“薛嵩，绛州万泉人，祖仁贵，高宗朝名将，封平阳郡公，父楚玉，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嵩有臂力，善骑射，不知书，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薛嵩就是汉人胡化的一个典型。欧阳修还明确指出，河朔整个区域均受胡化，《新唐书》卷227：“赞曰，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
也许有人会指出以上几点在唐文献中亦可找到证据，如此判定这一学说来源于宋贤史家，理由不充分。这种说法亦有可能，但是这一学说的第三部分论述则最耐人寻味。
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一学说的主体部分，论述在汉魏西晋时为文化水平很高的河朔地区，在唐玄宗文治灿烂之世却转变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陈氏指出这是由民族迁徙造成的。迁徙于河朔的少数民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东北少数民族，由于他们靠近河朔，迁徙过来容易理解，所以着墨不多。其二是西亚人，由于这些人距河朔遥远，何以迁徙至此，难以理解，所以他用力最著，文章篇幅最长。他通过爬梳大量有关河朔将士族属的记载，并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勇健善战、善于经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为中亚月氏胡种(昭武九姓)。
对于这部分西亚人如何迁徙过来，陈氏指出：“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并指出中亚胡人东迁有三个重要的时期，也就是他归纳的三个重要原因：“其远因为隋末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的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
这种注重民族迁徙的研究视角事实上出自于宋代史家而非唐人，《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特别重视民族迁徙，欧阳修撰著《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卷，就是专门论述民族迁徙的。司马光也很重视民族迁徙，陈寅恪所论述的三次大迁徙也就是《资治通鉴》论述的突厥等5族的内向迁徙，并且“无论其规模大小，《通鉴》多有记载，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较其它史籍更为明确”。[15]由此，陈氏民族迁徙的论述受其影响之巨，我们可以想象。从这一视角来看三者关系，我们也就不难找出问题的答案。
四、余论
“胡化说”在陈寅恪整个史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史学力作《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可以说是这一学说的进一步发挥。如音乐篇——“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3](P122)礼仪篇——北周“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3 ](P57)都城篇——“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世之称扬隋唐都邑新制归功于胡族”[3 ](P97)等，均采用胡化这一研究视角。笔者再仔细阅读陈寅恪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论著，像《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唐李姓之家源》等等，发现均与这一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史学界也较为一致地认可民族和文化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核心。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胡化说”的由来，亦可作为他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我们再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更多地取自宋贤史家研究成果。陈氏自己亦称：“吾国近年之学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6](P24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陈寅恪热”，人们对这一学说尤为痴迷。[17]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学说有丰富而确凿的史料证据，有严密的考证和周密的逻辑，有让人叹服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现在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的史料，缺乏仔细的阅读和研究，因而也就难以正确地评价这一学说，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的独创。除此以外，更多的是由于学术界的造神运动，然而史学研究不是靠神化，而是靠对历史的把握与对史料的熟悉，以及对学术的认真求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