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两篇重要著作，是毛泽东同志被解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对实事求是思想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从此，我们党有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沿着这条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沿着这条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引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面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任务，有必要从思想方法、思想路线角度总结“两论”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镜，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正确有思想方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写作“两线”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巨大危害，王明之前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使人们不能不对血的教训加以彻底反思。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左”的一套能“吓”住人，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形成，则有更深刻的东西隐藏在背后，这个更深刻的东西就是思想方法。
由是，我们认为，“两论”的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以及在这一路线基础上形成的正确方针、政策：“两论”的直接目的在则于提高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认识水平，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用意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在全党中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达到制定、理解、维护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这样做，是因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在对客观现实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而正确的认识依赖正确的思想方法，客观现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可以得出十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或结论，众所周知，认识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反映；不是单向的信息输入，而是双向的信息反馈，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依据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是认识的主体能地性的表现。显然，在这里，认识的主体能动性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人的主动行为，它既可以成为正确认识的根源，又可以成为错误认识的根源，取得对客观现实正确的认识，不发挥主体能动性是不可能的；但若以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就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则未免把认识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因此，避免认识错误需要对认识主体有所限制，即需要认识主体具备一定的条件，正确的思想方法是认识主体必须具备的首要基本的条件。只有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才有可能从复杂多样的客观现实中得出正确的认识，进而才能依据这一认识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许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同志，不是不想找到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在认识过程中缺乏正确的思想方法。正是基于这个缘故，我们说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制定、理解、维护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两论”倡导的是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的运用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认识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曲折反复充满矛盾的无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主体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尤其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抓住事物运动变化的主要矛盾。
倡导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为了反对本本主义，唯上是从，树立从实际出发，从人们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思想，这不是说本本无用，上级的指示可以不遵守、不执行，而是说本本和上级的指示不能作为判断、推理或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依据。因为本本和上级指示本身也是一种认识，认识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本本和上级的指示，而在于作为一种认识的本本和上级指示怎样同客观实际相结合。结合的过程即是认识的过程。认识过程要遵循认识的规律，这就是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实践是本本、上级指示和结合过程的双重基础，也是对本本、上级指示和结合结果的双重检验，指出认识是一个曲折反复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是告诫人们不要因一时挫折而灰心丧气，更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急于求成的心理和理想化情绪，树立阶段论、过程论的思想。从事革命和建设，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但由于社会历史的不可重复性，由于客观观实发展变化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有限性，人们不能企望短期内一次就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不能企望获得了正确认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因此，只争朝夕的精神要与反复探索的心理准备统一起来，远大的理想要与现实的可能统一起来，要旨不在未来应当怎样，而在立足历史提供的舞台，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是为了反对脱离国情，机械照搬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提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根据和现实途径，对国情的认识，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认识国情主要在于分析把握它的特殊性。国情是复杂的，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而是行之有效的切入点，要分析把握矛盾特殊性的核心环节，未有国情认识错误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正确的，未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错误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是正确的。
上述思想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践证明，“两论”所倡导的思想方法是普遍适用的。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运用这一方法，邓小平同志纠正了“文化革命”的错误，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今天，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坚持“两论”倡导的思想方法仍是成功的前提。
二、“模式化”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破除模式化思维方式是思想领导中长期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过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所导致的根据地丧失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次是毛泽东同志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陷于严重的混乱无序状态。两次重大挫折，究其原因，都与模式化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前者照般苏联模式，后者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时，也陷入模式化的窠臼。
“模式化”亦即教条化，指将某种理论或初中作为思想和行为不可更改的方式的做法。在认识论上，“模式化”属先验论或主观主义范畴。它不是从客观现实的实际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模式出发；不是把原则当作研究的结果，而是当作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模式、原则只有在符合现实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是现实只有在符合模式、原则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因此，“模式化”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削足适履。具有模式化思维方式的人有三个特征：（1）脱离实际， 对现实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熟视无睹，只相信本本、相信他人的现成模式。（2 ）认为只要遵循自己倡导的模式，就会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这种信念如此坚定，以致于当他们套用自己倡导的模式在实践中遭到失败时，不是反思“模式化”的错误，反到常常以模式没有得到完全贯彻为口实，将“模式化”进一步推向极端。（3）都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并把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为其“模式化”主张和行动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模式化”的推行者常常穿着“左”的华丽衣装，用一顶顶大帽子压得反对者难以喘息。
《实践论》强调从实际出发，《矛盾论》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心意旨就是破除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头脑中模式化的思维方式。道理非常简单，从实际出发可以保证观察处理问题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做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差异，发现不同于一般模式的特殊性，因而它们都是模式化思维方式的反对。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模式，只反对机械照搬模式。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行为选择的结晶，其形成标志人的实践和认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模式是在实践中，在反复多次的试错过程中总结升华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诚然，正如人们一出生就面对既定的生产力、既定的生产关系，人们在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时，也面对既定的模式。对这些模式，人们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这是因为照搬已有或他人的模式，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历史的可重复性；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相同的精确性和可运用性。这两个条件不存在。历史只有相似，没有重复，翻过去的一页永远不会回来；因而历史规律既没有自然科学规律那样的精确性，也不象自然科学规律那样能够反复套用。所以，无论从模式发生的角度，还是从模式运用的角度，照搬照抄都是行不通的，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同志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破除既有模式的束缚，冲破旧有观念的羁绊，立足实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想、新观点。正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理论，它才能够引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应当说，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思想方法日益深入人心，模式化思维方式在总体上已无市场。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倾向，模式化思维今天仍然存在并时有表现。例如，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民主法制建设中，有人主张照搬西方模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人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预定的理想和观念出发；在具体工作中，缺乏开拓性、创造性，一风而起、一刀切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等。这些倾向或表现，这些主观主义的思想或方法，对我们的事业已经造成并正在继续造成着损害。
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594、596、297页。）“两论”发表60年的历史表明，打倒主观主义，破除模式化思维方式，还需长期艰苦的努力。
三、正确认识国情，牢牢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正确认识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国情包含许多内容，首要的是认识社会的性质、社会发展的阶段，核心是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是动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找出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发现两种共同现象：（1）凡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取得成功；凡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错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2）凡是“左”的错误，都对社会性质、 社会发展阶段作有超前判断，都急于证明社会现正处在一个高于它实际所是的发展时期。由是，每次纠正“左”的错误，首先要做的就是端正对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把无产阶段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社会主要矛盾，由此导致其战略、策略的一系列失误。毛泽东同志纠正王明“左”的错误，领导党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究其原因，首先也在于确定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594、596、297页。）同样是毛泽东同志，当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时，虽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做出了巨大努力，领导的却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所以能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考虑事情，制定政策，处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缘由。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创造性地将将认识国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思想，转化为“三个有利于”的具体标准，从而不仅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根据，而且使我们在行动中有了可操作可把握的客观尺度。这是小平同志对主要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贡献。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国情，牢牢地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毛泽东同志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594、596、297页。）。”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8、594、596、297页。）。进行革命和建设，不知国情，无异于痴人瞎语；认识国情，不懂得抓主要矛盾，就会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国情是不断变化的，主要矛盾也在变化，但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上述方法并随之而改变。相反，正是因为国情不断变化，主要矛盾也在变化，掌握上述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无论对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对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正确认识国情，牢牢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人们需要关注的中心环节，尽管不是唯一环节。
四、从“实事”中“求”出“是”来需要条件，做到实事求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两论”发表60年来，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但也经历过挫折，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刻骨铭心的挫折。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我们不能不提出并反思一个问题：已经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什么还会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倡导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贯反对者，他为什么还会犯错误？
通常的解释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按照它的要求做。从结果上看，即从错误反推思想和行动，这样解释言之有理；从错误发生的过程来看，这样解释难以服人。很难设想，一个经历过“左”倾错误痛苦洗礼的党，一个靠实事求是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会在思想上，行动上放弃其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事实上，就是在毛泽东同志晚年犯“左”的错误的时候，他还在认真搞调查研究，还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要要求全党实事求是，端正思想路线。但他确实错了，他通过调查研究所“求”出来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反思错误发生的原因，不应简单地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儿结束，还应进一步探讨实事求是者为什么不能做到从“实事”中“求”出“是”的因由。
这个因由极为复杂。
首先，它与实事求是者的思维框架有关系。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在一个前提下进行的，这前提就是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框住了他的思想，成为他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使得他只能接受与之相符合的“实事”，自然也就不能“求”出真正的“是”来。由此可知，思维框架性认识（如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带有全局性的认识。全局性认识错了，在局部的具体的认识过程中即使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与大局无补，也难以避免根本性全局性的错误。
其次，它与实事求是本身有关系。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只是指出了思维的路径，没有指出思维的结果；只是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做，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能做到。“说”与“做”，“应当”与“能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说到不等于做到。应当不等于能够。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定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一定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只是从“实事”中求出“是”来的必要条件，不是它的充分条件。
第三，它与条件有关系，从“实事”中“求是”的过程是认识过程，认识能否成功，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事物的规律，取决于条件。条件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没有对“实事”的知，没有“求”的方法、手段、技能，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无从得出；因此，认识的成功要求认识主体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实践经验和意志品质，没有民主的氛围，没有可供借鉴的参照，没有矛盾的充分展开，“是”也无从得出；因此，认识的成功要求有相应的制度保障、适宜的内外环境、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历史经验的积淀。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可能影响认识的结果，都可能使之发生偏差。实事求是的达成，是各种条件的契合。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思维框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社会主要矛盾上的错误认识，本质上仍是没有实事求是的表现，它之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实践中“说”与“做”的脱节。不是人们不想使“说”与“做”统一，而是主客观条件限制了这种统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现统一的条件或者不具备或者不成熟，这是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深层原因。应当指出，条件的具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时间，需要机遇，需要矛盾的逐步展开，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人的探索，前人的经验，前人的挫折与失败，正是后人成功的前提。
实践是没有止境的，认识也永无止境。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各自所处的条件不同，面对的任务不同，谁都没有现成的方案，都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常说常新的课题。但一般说来，后人比前人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因为后人有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前人的历史经验。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汲取“两论”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继续破除模式化思维方式，牢牢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方面，要花大力气研究各行各业实际工作的具体问题，熟悉它们，丰富我们的知识结构，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以架起理论与实际沟通的桥梁。有理由相信，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会达到，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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