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民族在宗教影响下的传统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民论文,价值观论文,宗教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层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性格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在传统的民族心理结构中，价值观念作为其核心内容总是从民族主体尺度出发，指明本民族应该如何判定、选择和改造客体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确定民族精神的理想状态，这就涉及到了哲学、宗教、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精神文化的根本问题。价值观念的特点，基本上反映了民族精神的特点。因此，研究藏民族文化，也必须深入研究其传统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对价值下了这样的定义：“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这就是说，价值是在主客体关系中应用主体尺度衡量的结果。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主体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或有负价值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心理，是以主体利益需要为尺度，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性质、意义的理解、反映或评价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意识。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则是这一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外界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的集中表现，它左右着一个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选择，参与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是它既然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那么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此，考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一定要把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认识。
藏民族传统的价值观是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它是政教合一封建专制制度的直接产物，是以牧业和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朴素感性经验层次的社会意识。藏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千百年来一直直接引导和支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行为方式，对西藏社会的凝聚和稳定，对藏族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铸造曾发生地十分巨大的影响。藏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为了便于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宗教人生价值观
在藏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对民族文化发生过决定性影响的莫过于宗教，因此，沉淀于藏族文化最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就是宗教价值观。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藏民族的生活总是与宗教联为一体而密不可分，特别是佛教传入以后，与本教相融合，使其几乎变成一种生活宗教。李安宅先生曾说地：“谈到佛教对西藏的影响，那真是大极了。一切政治、教育、经济、军事、艺术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都贯入佛教的意义，带有不少佛教的色彩，就是饮食起居，也充分表现着佛教精神。”②“凡人民之思想行动，均统于宗教领导之下，整齐划一。”③李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地说明，宗教对藏族价值观发生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宗教价值观是藏族社会价值观的主体部分，它决定着其它一切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宗教价值观的根本特点，就是运用宗教的精神要义和思维逻辑来观察评判一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以宗教道德、宗教原则作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绳来判定一切事物。在这里，价值判断和宗教观念完全是契合为一的。藏传佛教是藏族社会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所提供的关于社会、人生和道德的说教，构成了藏族文化的灵魂，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藏民族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几乎可以等同于佛教的价值观。
人生在世是否有价值，有什么价值？或者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汉族儒家哲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以道德建树和事业的成就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而藏传佛教则相反，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觉悟人生，超度他人，即所谓的“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从而把成佛成菩萨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佛教的这一价值倾向，对藏族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诱导作用，例如，在藏族看来，出家当僧尼是一种无尚光荣的事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在西藏，对活佛和喇嘛，“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莫不尊崇之，敬仰之。……俗人若得高僧之垂青或摩顶，靡不欣喜若狂，认为无上的光荣。”④西藏封建社会寺庙与僧人之多，已到了社会难以负担的程度，这固然主要是政教合一制度造成的，但也与佛教人生观的熏陶有着重大关系。
和世界各地的佛教一样，藏传佛教的人生是在虚幻力量主宰之下的人生，具有极大的压抑性，它否定现实生活的价值，把人生描述得一片黑暗，其目的在于限制人的欲望，把人生的奋斗目标寄托于来世。格言中说的“如同高山流下瀑布，人生暂短不能久住，很快要到另一个世界，应把来世之事考虑。”⑤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佛教信奉因果报应，认为“善事恶事即使很小，也会分别给以果报；业果之地生长一切，为何不把良种撒抛。”⑥认为人都处在六道轮回之中，善业善报，恶业恶报，这个法则无人可以抗拒。如果今生虔修佛法，广积善缘，来世将进入“三善趣”而享受无限快乐，不敬佛法，不积善缘，就会坠入饿鬼，畜生，地狱三恶趣之道，饱受无尽之苦。这些思想在藏族古代文献中反映的很多，例如“因果善恶对人无欺，所有世人法规一致，违犯因果随意行动，掉入恶趣痛苦不已。”⑦“十大恶事如干一件，必落三大恶趣里边，即便生于贵族高门，也要尝受苦果熬煎。”⑧“没有因果决不可能，怎能遮住神的眼睛，狡诈之人犯下罪恶，今生来世要受苦痛。”⑨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观念与西藏原有的鬼神观念、灵魂观念和道德观念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宗教人生观。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循规蹈距地生活，处处小心谨慎，时时诚恐诚惶，以免来世遭到恶报。佛教价值观要求人们轻物质而重精神，轻现实而重来世，与世无争，忍辱负重，无视一切现实压迫与痛苦，专心寻求虚幻天国。就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完全泯灭了人们对现实生活奋斗与追求的信念，削弱了民族的意志，使人们整日陶醉在酥油灯下，桑烟之中，空腹赤身，盲目地憧憬着来世的幸福与欢乐，在这种心态下，什么进取精神，创造意识，竞争观念，统统将无从谈起。⑩
当然，对历史上的宗教价值观不能一概而论，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宗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一种理想，宗教生活充满了人类的追求与希望宗教的形式激励着人类生活的信心和奋斗的勇气。藏传佛教是与本教融合而成的，包含了大量的鬼神观念和巫术成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反映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藏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成果以及与大自然相抗争的努力与期望。藏传佛教中渗透着藏族“敬天畏雷，尚巫信鬼”的文化基因，与藏族的社会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其巫术崇拜具有日常生活化和实用化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在藏传佛教中，占卜、禳灾、祈祷、祭祀、祈雨、防雹、跳神、治病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表现出为现世利益服务的世俗化倾向。藏民族在精神上追求超现实的目标，但在严酷的生存条件，恶劣的社会环境面前，为了民族的生存又不得不特别实际，不得不用种种方式肯定现实利益，服务于现世利益，这在价值观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对这一矛盾藏传佛教在其宗教理论上予以了巧妙的解决。密宗哲学中的心物二元论，即身成佛等理论，还有自性无与缘起有相统一的中道观，都在哲学的层面上表现了宗教追求与世俗追求的统一，来世理想与现世利益的一致。
第二、道德价值观
藏民族是一个非常讲道德的民族，“其性质温厚，其思想高远，其言行信实，其身体强悍。”(11)“多数人民，均能勤俭朴素，乐善好施，尊贤重礼，守分服从，尤其修得慈悲，精神愉快，清静寡欲，注重未来已成普遍之习惯。”(12)早在佛教传入之前，藏族就主张在人伦关系上“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13)而反对“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14)这些道德标准，虽然具有抽象性，但它对于藏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即使是佛教传入后，藏族这些道德观念仍然以新的形式流传下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在道德价值观上，佛教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之大都是无可比拟的。
藏传佛教一方面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描述性、解释性的理论而形成了教义，另一方面它又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行为准则而形成了宗教道德价值观。严格地说，佛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学说。在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看来，人能否成佛，关键在于对本身心性的反省以明了心中固有之善性，因为“现有世界，生死涅槃，所包含的一切诸法，悉在此灵明空寂之内。”⒂藏传佛教的这种运思特点和价值导向，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把道德修养作为头等大事，从而大大提高和强化了道德修养的作用。这一点，在萨迦格言，国王修身论，贤者喜宴，格丹格言，水树格言等一大批文献中，表现的非常清楚。在藏族看来，佛是真、善、美的最高典范和唯一源泉，人类的一切善行都源于佛，所以对佛的信仰被列为人们行为规范的首要准则。根据这种道德价值观，凡是符合宗教教义能够使人超脱现实而成佛成仙的行为，凡是符合传统道德习惯的行为，凡是能够使人格完善而成圣成贤的行为，都是道德的，社会都予以提倡和颂扬。而那些脱离教义，违背传统的说教，那些标新立异独出心裁的行为，则被视为异端而为社会所不容。
藏民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全面地表现了道德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藏族社会，无论是对自我价值的追问，还是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或是对处事原则的思索，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构建自己，即怎样做人的问题，亦即是追求什么理想人格的问题。藏族的理想人格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圣者，即作为偶象而崇拜和信仰的高僧活佛的人格，如米拉日巴、宗喀巴、达赖、班禅等，对于这种理想人格，藏族总是作为最高理想，最完善的境界向往和议论的，唯有敬仰，未敢企及。而另一类则是贤者智者，这二者是道德和知识的化身，是一种现实的榜样和依据，有实现之可能的理想人格。对这样的理想人格，藏族是作为躬身践行的现实楷模对待的。现实生活中的贤者、智者都出身于贵族和僧侣阶层，是为统治阶级所广泛宣传，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
藏族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同一切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民族相同，是重义轻利的观念。这里所谓的“义”是指佛教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所谓“利”则是泛指物质利益和世俗功利。佛教道德价值观把义与利的关系严重对立起来，宣扬着一种病态的价值观。佛教道德价值观认为，贪欲和无知使人类道德堕落，所以，道德修养的重点在于反对、克制和消弥利欲之心。这种重义轻利，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价值倾向，要求人们笃信佛法，恭敬父母，怜悯贫穷，供奉三宝，努力行善，甚至于用道德生活取代物质生活，反对追求物质利益，使现实社会中人的快乐与痛苦完全被一种理想的宗教的是非善恶价值判断所代替。藏族道德观念中特别强调施舍，痛恨贪婪，主张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充分反映了藏族重精神轻物质的民族特点。重义轻利观念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生产规模的狭小而造成的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不对多数人进行限制，少部分人的荣华富贵和政治统治就不能保持。对统治阶级来说，宣扬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循序的稳定，有利于从心理上征服人心，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统治。在这一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被漠视，塑造了在封建农奴制社会特有的那种远离物质利益，超越经济生活的虚伪的道德形象。
第三、经济价值观
藏民族传统的经济价值观来源于发展缓慢甚至于长期停滞的农牧业经济，是与生产水平相适应的价值观，但与传统道德和佛教精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重义轻利的观念既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又是传统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这种价值观所关注的是人的修身成佛，精神解脱，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建立，而对发展经济和技术进步漠不关心，甚至以谈论物质利益为“贪欲”、“无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对藏民族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明显而且十分巨大的。
除重义轻利这一根本观念外，藏民族经济价值观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农牧轻工商的价值观
西藏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自然经济，农牧业是其立足之本，每年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严酷，压迫剥削沉重，农牧业经济的增长是很有限的，扩大再生产困难重重。农牧业生产的状况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所以西藏社会对此丝毫不敢懈怠。但对于与农牧业关系不大的工商业却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认为如果刻意发展了它，就会危及农牧业，这就历史地形成了不重视甚至于鄙视工商业的传统价值观。在西藏，工匠的地位十分卑下，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其儿女甚至不得与一般平民家庭通婚。藏族对商人与商业活动也表现出冷淡、轻蔑甚至憎恶，“好男儿不出门，大丈夫不经商”(16)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藏族对商人的这种态度，其直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农牧民深受被官方所垄断的商业的残酷盘剥，另一方面又受小商贩不公平的交易，使藏族认为经商是不务正业，是靠投机取巧发财，因而人格低下。同时，藏族在道德观方面重义轻利，认为财富只会带来贪欲、烦恼而蒙蔽人的菩提心，先天地拒斥以利为根本的商人和商业活动。
其二，重节约积蓄的价值观
在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不关心生产，使社会财富的增加受到抵制，物质生产规模狭小，收获有限，而社会需求却与日俱增。这样，单靠重义轻利，知足常乐的观念远远不能解决这一矛盾，于是重节约、重积蓄的观念应运而生，并经提倡宣扬，这一观念得到全社会的推崇，成为藏族的美德之一。在藏族的格言、谚语中，反映这一观念的内容比比皆是。例如：“勤能补掘，俭可补缺，要得宽绰，勤俭节约”(17)“平日不俭用，手中无底洞，青梨未上场，糌耙袋已空”(18)“动手谋食，补着穿衣，勤俭为本，怡然自得。”(19)但在农奴制社会中，节约节俭只是对下层百姓而言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重节约积蓄的价值观与匮乏的自然经济相一致，在财富少，生产落后的农牧业社会中，要避免天灾人祸带来的灾难，积蓄节约不失为一种维持和调整经济平衡的有效办法。但在事实上，重节流而轻开源重精神而轻物质，总的来说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而且这一观念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后，就很难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其三、反贪知足的价值观
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卷里写道：“辰一，住随顺处……辰二，少欲，不贪众多上妙衣服等事……辰三知足，仅得微少粗弊衣等，常能知足……辰四，离诸杂务……辰六，远离贪欲等寻伺。”(20)宗喀巴这些关于教徒道德训诫所包含的根本思想，代表了藏民族反贪和知足这一普遍的价值观。反对贪欲、贪婪，就是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忽视精神方面的修养。这在藏族各种文献中都强烈地表现出来，在萨迦格言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藏族认为，首先，过分追求金钱和享乐，是一种道德的堕落，它会使人丧失起码的良心。藏族格言说“骄傲使人变得无知，贪欲使人寡廉鲜耻”，(21)把贪欲视作不道德的根源。其次，贪欲的满足，并不能消除人生的痛苦，而是相反，它会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格言说：“以为贪欲就是舒坦，其实是痛苦的根源。”(22)“贪得无厌的人，很快把自己糟蹋，鱼儿贪吃钓饵，立即被渔翁诱杀”(23)“钱财积得过多，钱财就是催命鬼，富翁常遭祸害，乞丐反倒安泰。”(24)把贪欲看成是烦恼，灾难和祸害的根源。再次，从佛教思想看，贪欲是人产生无明烦恼而进入六道轮回受苦的首要根源。因此，藏族最厌恶贪婪的人，而非常热爱那些把金钱财物施舍给寺庙和贫苦人民的人。反贪的价值观念，在对藏族人民民族精神的锻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藏民族重义气、爱朋友、性情耿直，豪爽大方，同情弱者，利他为人的优良品格，都与反贪的观念有分不开的关系。但反贪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是有消极作用的。
和反贪观念相联系的是知足观念，反贪其实就是要知足。知足可以使人精神始终处于愉快状态，也可以减轻精神痛苦，对于修身养性，信奉佛法有重大意义。藏族认为：“别人的财富无论多少，不要贪心而要和好”(25)“知足的人得到钱财，心安理得地施舍予人”(26)“若是知足一切吉祥，若为本分事业兴旺”。(27)所以人应该淡于名声财富，知足常乐。
反贪知足的根源，首先在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匮乏。其次是佛教思想的影响。再次是剥削阶级为了克服社会财富不均而造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以欺骗和麻痹人民。反贪知足思想对于稳定社会，调合阶级矛盾曾起过重要作用。反贪知足观念作为一种心理和舆论的力量对剥削阶级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知足观念，无论在哪一种社会，都很可能在政治、经济、道德方面使人们丧失追求和奋斗的动力。
第四、知识价值观
藏民族对知识、对真理的炽热喜爱，执著追求，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文化古老而发达的民族。作为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民族，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生活习惯，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是他们同大自然进行和维持自己生存的重要精神武器。藏族热爱知识，推崇经验，对有知识之人尊敬有加，对精通五明之学的学者衷心热爱。格言说：“如果高举智慧之灯，不会处于黑暗之中，那些通晓经典的智者，如同太阳装饰天地”(28)“真理只要握在手里，人们自然会向着你，香花虽在遥远的山野，蜂蝶仍然云集”。(29)这些格言，准确地表达了藏族的知识价值观。在藏族社会，老人受到分外的尊敬，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知识丰富的老人。这是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上辈人的口传而获得的，“听老人言，品香茶味，神思清整，处事不迷”。(30)老人是知识的载体，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导向，这就是老人的的价值所在。藏族上述知识价值观，是以既有经验、常识、习惯、传统作为衡量知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只能接纳那些被经验认可的事物和观念，接纳那些与本民族经验思维比较一致的知识，（在历史上，藏族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成功地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对那些从未发生过和与已有经验相矛盾、相抵触的知识、事物和观念，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对藏族知识价值观影响最大的还是佛教思想。大乘佛教以“般若经”为根本经典，认为佛教见行修归根结底是要证得般若而大彻大悟。般若即智慧，智慧是对世界及事物的实相、真谛的的觉悟。佛教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对佛教真理的追求和佛教道德的践履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才能在突然的顿悟中得到般若智慧，从而证得菩筛心而修得佛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智慧是佛教的最高真理和最高道德。萨迦格言等一批能充分显示藏族人民精神岁月貌和道德风尚的古代文献，把藏族人民对知识、智慧和真理的赞美、颂扬、追求和向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显示出来的对知识的热爱程度，在我国56个民族中是鲜见的强烈。当然，由于佛教在总体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所以藏族的知识价值观也有一种泛道德主义倾向，即把追求知识、真理与道德修养混为一谈，甚至于把道德本身也当作知识。正是知识价值观上的泛道德主义，使藏民族把本民族的理想人格确定为圣者、贤者和智者。这三种理想人格虽然在宗教和社会上的地位略有差别，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他们是宗教道德，传统道德的典型代表。其二，他们都具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和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在理想人格中，道德和知识是等同的。可以看出，藏族的知识价值观，在对高层次知识的追求上，特别是对人生哲学、社会知识，生活经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知识追求上，带有一种内向、自省的特征，和汉族儒家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藏族的知识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在广义上，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价值观念是指什么对人有意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而加以选择和肯定的话，那么思维方式则是解决人类如何认识和改造这一有意义的事物，以满足人的需要。两者都是要从主体尺度出发而解决主客体的矛盾，达到深刻认识世界和有效改造世界之目的。
藏族思维方式是藏族人民千百年来价值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正是由于藏民族在各个历史时代价值观念的积淀凝结而形成了民族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现为一种先在的思维趋向、思维框架和思维程序，对藏民族的价值观判断、价值选择发生重大作用和影响。
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其基本方面可以概括为经验型思维、神秘型思维和道德型思维，这是藏族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的三种基本思维方式，反映了藏族追求现实利益与追求精神超脱，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二者紧密结合的实际情况。经验思维主要表现在世俗性方面，但由于它是藏族思维方式的基础，因而与宗教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神秘思维主要表现在宗教性方面，但由于西藏宗教生活具有世俗化倾向，它又与世俗生活结下了难解之缘。而道德思维则包含了世俗与宗教两个方面的深刻内容，渗透和贯穿于经验思维和神秘思维之中，具有综合的意义。
经验思维是以藏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验知识和心理体验来处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这种思维往往把经验常识作为基本思维要素投入思维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价值判断标准，这也可称之为思维定势，思维趋向。一切与经验知识相符合的事物及其知识，在藏族看来都是有价值的，因此，经验、常识、格言、谚语对藏族社会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而作为经验知识的载体——喇嘛、老人、贤者、智者等都成为人们尊敬的对象。经验思维方式非常有效地保护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了世代相传的生活、生产经验及实践知识，但它对新知识新事物具有先天的排斥性，并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发展。
神秘思维在藏族中是根深蒂固的。神秘思维是以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释现实事物的因果关系，用在一定宗教观念支配下的虚幻联系代替事物的本质联系，并且常常通过先在的神学观念和主观臆想给思维客体增添了一些虚幻内容，把思维客体变成使人敬畏、恐惧、崇拜的神秘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对藏族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严格地说，宗教信仰、宗教观念本身就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本教是人们在和大自然的抗争中所选择的结果，佛教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而选择的结果。神秘思维是藏族价值判断的基本方式之一，即凡是与宗教相吻合的事物，无论其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都被当作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价值选择，又反过来强化了思维中的神秘万分。宗教价值观与神秘思维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宗教信仰的昌盛浓烈，是神秘思维的根源和条件，而神秘思维的发展，又使宗教价值观得以扩强与膨胀。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藏区沉浸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之中，念经朝佛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第一需要，神意佛旨成为人们判断是非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无论是对现实事物的价值判断，还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都要严格遵循宗教教义和宗教思维的逻辑。
藏族的经验思维与神秘思维，其特点与所有的东方民族相同，具有一种道德主义倾向。早在本教时期，原始的部落联盟已经使人们之间形成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在佛教传入以前，在公元五、六世纪成书的《礼仪问答写卷》一书，就提出了一整套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这些东西至今还对藏族发生着重要影响。佛教传入西藏后，思维主体的能动性被大大提高了，净化心灵的道德修养几乎成为实现人格完善的唯一途径。道德思维的价值导向，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形式，特别是通过格言、曲艺、藏戏、谚语、民间故事、宗教绘画等形式，褒扬、鼓励和提倡符合传统道德和宗教道德的行为，谴责、劝告和教育那些违背传统道德和宗教道德的行为。可以说，道德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在道德思维的作用下，藏族的传统文化，既表现为一种宗教文化，同时又带有浓烈的道德文化的色彩。
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都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31)因此，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变更，也创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所以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对藏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评价，就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和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和保守或进步的概念而一言蔽之。笔者认为，评价藏族传统价值观念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把握。
一、把握住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研究任何问题，都应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否则，这种研究如同儿戏。藏族传统的价值观，是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和自然经济为其背景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价值观念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都为那个时代维护社会正常生活，增强民族凝聚力，发展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做出过应有的贡献。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评价过去的事物，把它说的一无是处。
但由于传统价值观在现时代还发生着作用，我们必须对这些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总体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价值观念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价值观是相冲突的，这个冲突本质上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冲突。但同时也要看到，传统价值观念也包含着大量的民族优秀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藏族现代观念的生长点。因此，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毫不犹豫地抛弃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吸收其中之精华，使藏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时代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
二、把握住阶级性
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的核心部分，价值观念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西藏封建社会，封建农奴主阶级总是把本阶级或对本阶级有利价值观念“以普遍的形式”用强制的或逐步渗透的方式灌输给全社会，并逐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例如佛教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就属此类情况。当然，以普遍性形式出现的价值观在某些方面也要反映全社会的共同心理，才可能被社会认可而得以流行。评价传统价值观必须把握其阶级性，否则，就不能理解它的本质。
三、把握住民族性
藏族传统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传统价值观中没有忠孝观念，仁礼观念，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却有乐善好施，积善赎罪的宗教人生观，有重知识、爱智慧的价值观，有重义气、讲信誉、公正、报恩的价值观，有完整的宗教道德观。这些观念，都与藏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关，与宗教信仰有关，都具有较典型的民族性。其中许多观念的存在可以说是藏族之所以是藏族的根据。对传统价值观，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民族的统一模式去评价，而应该根据民族特点去认识，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都有其短处，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四、把握住继承性
社会意识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具有继承性。价值观念也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从零开始的，都是继承前人的思维成果而来的。现时代藏族的价值观念，包含了许多历史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社会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从负面影响看，传统价值观的许多内容与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当着历史进程向前推移之后，反映旧过程的旧观念长期留在人们头脑中，不愿轻易退走，当人们用这些观念看待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时候，认识就会落后于实践，行动就会落后于现实，就会怀疑、抵触新事物，从而限制了人们改造世界的积极活动。从正面影响看，传统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丰富和充实着随时代发展而形成的新观念的内涵，制约着新观念的方向使其不走极端和偏激。这些合理因素作为藏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现代文化有许多积极作用，例如正直诚实，追求真理，谦虚谨慎，节俭无贪，重义轻利等观念，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欺诈行为，损人利已行为等，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些观念，非但不是消极保守的，而且是积极的，值得发扬光大的。
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已经极大地促使人们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我们将面临更广阔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更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分析评价传统价值观念，正确认识传统价值观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焕发民族精神，创造性地建设一个崭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价值系统，从而为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
（审稿人 克珠群佩）
收稿日期 1995年2月21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②③④⑾⑿《藏事论文选》西藏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83页、第184页、第94页、第15页、第184页。
⑤⑥⑦⑧⑨(25)(27)(28)(29)《国王修身论》第189页、第230页、第185页、第185页、第144页、第188页、第26页、第12页、第40页。
⑩《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35页。
(13)(14)《礼仪问答写卷》转引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843页。
(15)《土观宗派源流》第39页。
(16)引自《西藏日报》1994年9月7日，第一版。
(17)(18)(19)(30)《藏族哲理诗撷英》第103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20页。
(20)宗喀巴《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卷一。
(21)(22)(23)(24)(26)《萨迦格言》第38页、第59页、第72页、第65页、第9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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