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社会稳定：转型时期的不利因素及其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不利因素论文,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进入“九五”时期，改革也相应地迈入了中期阶段，如何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地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是当前的主要使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以其初期阶段的巨大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赞誉，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将一系列的难题留在了后面。进入改革中期，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将越来越触及传统体制遗留的实质性难题，社会的转型实际上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此时，稳定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重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生前的谆谆告诫，如今益发需要我们牢记。
一、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讨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首先要对两者的内涵和其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广义上的社会稳定包含了政治稳定。然而从狭义上看，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则是一对并列的范畴。政治稳定是指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以及公众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稳定性质；而社会稳定则指社会结构中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或相对均衡状态。本文中我们将从狭义的角度使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概念。
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正常运作。在政府管理系统，它有赖于行政文化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文化，能够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个层次、各种类型、各个方面按照自己既定的原则构建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使这个整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具备不断吸纳或消融异质因素以进行自我更新和改造的能力。政治不稳定与政治本身的优劣无关，因为政治的优劣仅仅是对政治体制所作的价值判断，基本不影响政治系统的动作态势。具体来看，政治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满意者阶层、不满意者阶层和开拓者阶层三方面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组合关系。政治不稳定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四点：（1）政府及其领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2）政府当局不能控制局面；（3）民众以非常态方式表达其利益及欲求；（4）产生不稳定的原因在短期内不能解决。
社会稳定则主要表现为弱势阶层的正常运作。换言之，如果社会的下层相对稳定，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保持整体稳定。而弱势阶层的稳定状况又主要取决于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对公正的追求既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力。社会公正——社会心理感受（公平感）——社会稳定三者之间具有一种逐层递演的关系。当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公平感得不到满足时，社会的稳定也就受到威胁。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一般都具有广泛传播性、长期潜伏性、遇机突发性和可疏导化解性等特点。因而在社会转型期既要正视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危险性，又要看到它是可能通过调整正常解决的。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代表着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所以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1 ）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同时共存，则两者之间相互加强，使政治和社会都处于最佳运行状态；（2）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稳定同时共存， 则两者相互强化之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都将加剧；（3）当政治稳定而社会不稳定时， 前者可能引导社会趋向稳定，但后者也可能反应到政治生活中去；（4 ）当政治不稳定而社会稳定时，前者迟早要反映为社会的不稳定，瓦解社会的稳定态势。由此看来，政治稳定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具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作用，而社会稳定则是政治稳定的必要基础。这表明，研究社会转型期的稳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政治稳定的重要地位。
二、 当前影响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及其根源
发展既是机遇，也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任务更加艰巨，过程也更加错综复杂，它包括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血缘亲族聚居的乡村社会向城镇社区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从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等数个方面，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摩擦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冲击和震荡既不可避免，又必然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态势。当前影响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
社会分配不公是各种不稳定因素中的主流。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关注甚至普遍不满的焦点。在客观的意义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既指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又指分配过程中个人机会的不均等及同工不同酬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现象，两者都会造成公众心理上的不公平感。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尤其在城镇，贫困层的规模近年来呈现膨胀趋势，反映了一部分居民的生活状况趋向恶化。据上海市总工会的专家介绍，1995年上海市10%最低收入家庭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高达70%，由于当年食品类物价上涨幅度大，这些居民的家庭收入实际上呈负增长，这表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部分居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近年公众舆论及不满情绪，呈现从向收入差距集中往分配过程不公集中转移的趋势。分配过程的不公平，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导致“富了不该富的，穷了不该穷的”，直接影响人们对自身收入状况的认同，对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更为根本，而由此造成的不满往往和因收入分化造成的不满相互强化，并且使之更加易于扩散。另一方面，在主观的意义上，公众对公正的理解是多样、变化的，对公正理解的冲突及变化也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我国经济形式、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公平观的多元化，因而分配领域，特别是社会心理环境中的诸多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平观的冲突所致。众多的论者认为，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已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明显的心理失衡，所以近年犯罪率的上升并不能仅仅用罪犯个人的素质较低来解释，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观点。当前失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体职工群体是对收入分配状况反应最为强烈的城市居民群体，因而失业、下岗人员的不断增多也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2.腐败问题。腐败可以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之一。虽然目前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反腐肃贪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从当前检察机关立案处理的腐败案例来看，腐败现象已经呈现出一种“广”、“大”、“深”、“高”、“新”的新特点。这里“广”是指腐败现象发生范围的广泛性；“大”是指腐败的大案要案多，犯罪金额大；“深”是指腐败已经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高”是指罪犯职务层次高、文化层次高，“新”是指证券、股票、土地批租等新商品要素市场和权力领域成为腐败分子新的作案热点。腐败现象的蔓延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危害了法制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腐败不仅严重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干扰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已成为产生社会不满的又一个根源，直接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可能成为诱发政治和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1989年的风波之所以得到众多人的响应与同情，是与公众对腐败的反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教训不可忽视。
3.政治体系和社会运行不规则之间的矛盾。政治规范是政治合理化及政治正常运作的保证，社会规范则是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有序行为的保证。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使旧的规范体系受到挑战，效力弱化或丧失，而新的规范体系又一时难以建立。新旧规范交替之际，既有因规范缺乏而留下的空隙和漏洞，又有因人们在两种规范之间无所适从而出现的盲目行为。对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来说，制度创新需要连续、逐渐地推出，而且每一项新制度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从实验到推广再到完善的过程，因而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政策先于法律、新的政策与法律因为不配套而相互冲撞的现象。在人们的利益观念和利益欲求普遍上升的时代，这些漏洞和矛盾，便为违背规范和主导价值不择手段谋取个人利益、分割公众利益的行为与动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和心理托辞。同时，转型时期游戏规则的不清，必然造成政治和社会主体一定程度的无序运动，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撞，从而形成可能危及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整合与正常运作的诸多因素。
4.地方政权的不正当扩张和本位主义的抬头。近年来盛行的“诸候经济”，作为一种影响国内市场统一的经济现象固然堪忧，然而其本质则更加值得警惕：第一，它实际上仍然是传统体制下经济泛政治化的产物，无论计划体制下的产量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利税，经济成就都被看作地方政府或部门政绩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象征，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和部门领导人分割政治资源并相互掣肘的心态与行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着在中央向地方放权的过程中总体性政治及行政文化的整合失力，地方政权的不正当扩张和以地方本位主义为核心的区域行政文化对全国政权和行政文化的统一造成了冲击。地方本位主义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也引起了区域之间的冲突，使得外在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转换成为文化信念和感情上的对立，处理不好，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整合。另一方面，本位主义还在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身上存在，由于传统的工资体制已不能反映行政主体的真正利益，同一级别的行政主体由于部门不同，地区各异，额外收入差距甚大。优越者产生本位观念，失落者产生信念危机，个人主义大肆滋长，尤其是据此形成的条块内部高度整合与条块之间的利害冲突，既造成改革深化的障碍，也会形成对利益和文化整合的致命挑战。
5.国内的信念危机与国际环境的干扰。转型时期，观念和体制新旧并存，社会价值观的多元混杂，使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主体很容易产生矛盾与困惑。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虽然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体制和“左”倾思潮，构成了继续进步的阻碍力量，不改革将葬送社会主义，改革将面临种种干扰。当前的经济体制及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多，社会分配不公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信念，极易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危机。另一方面，在国际大环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期，中国的转型与之有着较大的落差，并且必然与之相互交叉和撞击。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正在发生转换，国际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渗透，国际上“遏制”中国的诸种论调和行为也前所未有地得到强化。国际环境的干扰和国内的信念危机一旦相互结合，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值得警惕。
三、维护转型时期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对策
鉴于目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特点，我们认为仍然应该从大处着眼，既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两者一个是通过促进发展解决稳定的基础问题，一个是通过防患于未然或以强制措施遏制不稳定态势生长的手段问题，只能并重，不能偏废。
1.在社会分配领域，应更加注重分配机会的均等，兼顾分配结果的公平，维持各阶层和群体利益的相对均衡。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决定了其社会转型期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旧利益群体将长期并存，因而一方面要尽力避免或减少传统体制的受益者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新的利益群体稳定发展的欲求得到满足。否则，既可能同时引起新旧两种利益集团对改革或政府的不满，又可能导致新旧两种利益集团的相互不满。所以如何在各阶层或群体的分化、重组、摩擦、融合中保持平衡，是政治和社会稳定得以维持的真正考验之所在。当前，公众对按劳分配已经开始产生新的认识，对收入差距本身的承受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对分配的不满已经向分配过程中的无序现象集中，尤其对其中的权钱交易、非法致富、“黑色”与“灰色”收入、诚实劳动者受穷等反应强烈。所以，利益分配的调节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差距的扩大上，而要把注意力转向收入差距背后的分配过程中去，理顺分配秩序，为公众提供平等参与分配的机会。为此，在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应结合扶持新的分配价值观，通过充分发育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尽可以均等的就业与劳动机会；通过理性的市场规则为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增强公众为自己所得报酬负责的意识。收入的初次分配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而在其再分配领域，则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计划力量，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扶助低收入。从而逐步把无序的分配秩序引向有序，以在社会利益关系中建立分化与整合的动态机制。
2.在社会大系统的发展与变革中，应维持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子系统变革进程的相对均衡。社会转型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受制于“木桶效应”的原则，就象一只木桶的容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一样，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往往是由其发展水平较低的部门来标志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从质的方面看，各个子系统由于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不同，可能引起相互的矛盾和失衡；从类的方面看，各个部门由于变化的能力和态度不同，可能会引起歧异和冲突；从层的角度看，由于变化的层次不同，可能引发抵触和混乱。所以，在变革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既要大胆破除旧的秩序，又要维持变革过程中必要的均衡，并努力去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是说，一方面多种变革因素的发展方向、速度要维持在一定的张力限度内，保持异向势头不致太多太大，进程差距不致太长太久；另一方面，发展的进程或节奏也要相对均衡，尽量避免过多的大起大落，从而能够不致引发社会文化心理震荡的反复。
3.在社会系统中强化政府权威，完善维持稳定并引导发展的组织体系。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英、法、美等第一批现代化的先行国在转型时期普遍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但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却有所不同。后者从一开始就在人为的超强制稳定状态下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它们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上，往往利用传统所赋予的权威和力量，以极为明确的现代化目标和严厉的政治措施全力施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爆发。这些教训和经验值得借鉴。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根据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要求，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快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把一切动荡控制在暂时的稳定状态内，并使之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化解，是有必要的。为此，就必须强化政府权威。坚强的政府领导功能，包括司法保障系统，对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协调，对社会机制改革的谋划、设计，对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控制、化解，以及对各种新事物，新观念的保护、支持，都非常重要。当然，强调“强政府”，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与遏制民主、机构臃肿、权力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当前需要克服“软政府”的认识误区，改变中央财力相对减弱和匮乏的状况，并且着意于增强政府权威的质量内涵，而不是用传统体制的老一套去扩张政府权力的数量范围。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执法力度，依靠法律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严厉打击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另外，作为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组织体系的一部分，还要尽快建立起现代企业体系和城乡社区体系，以组成配合政府系统保持社会平安转变的社会基础。
4.在政治系统内部，应该继续强调建立有效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防止权力泛化和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腐败。所谓“权力泛化”是指改革中由于权力下放导致传统体制的块状分解而形成中下层权力向经济、社会领域侵蚀或扩张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前防止腐败滋长的关键。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和规定，明确规范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完善行政系统组合的主要内涵。为此，对权力比较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应切实采取权力分解、职能交叉、定期轮岗、全程控制等措施，加强权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尤其要改变那种重要事情均由一人经手和说了算的不正常情况。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要逐步形成和完善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经济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的网络，建立健全监督的体制和机制。当前尤其要尽快改变各级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的财力、物力及人事不再依靠其监督对象解决。总结起来，防止腐败需要强调四句话，即：强化权力制约机制，使之不能去贪；加强法制建设和监督网络，使之不敢去贪；加强廉政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之感到不该去贪；高薪养廉，使之感到不值得去贪。也只有腐败问题得到遏制，才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党和政府政治与道义上的感召力，形成政治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
此外，要有效地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还应注意以下一些策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增加主流文化对多元价值的整合效能，打开各种渠道使公众得以顺畅地表达其利益欲求以建立社会的“安全阀”机制，利用并取信于知识精英使之加入到主流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以避免其成为社会异动因素的领导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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