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的艺术契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思想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就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用形象反映现实并比现实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是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管理艺术，则是表现为灵活高超的管理才能和艺术化的管理方法，是打开管理活动奥妙的钥匙。儒家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学皆颇为重视对管理艺术的研究。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安邦治国、经邦济世的中庸之道，执经达权、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阐述，这些思想闪烁着管理艺术的光辉，且和现代管理思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加强对儒家管理艺术思想的挖掘和弘扬，对于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中庸”观——管理均衡性和适度性的特色集成
1、“叩其两端”与“允执厥中”
在孔子看来，中庸之德是君子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君子人格的最高道德标准，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即中庸之德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孔子的中庸观虽多用于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但已具有方法论的内容。他总结舜的统治经验是“叩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中”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故“叩其两端”的方法，是含有两点论，反对片面性的辩证思维方法。孟子对孔子的“中庸”思想加以发挥，提倡君子“中道而立”。因此，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错误倾向，这一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管理实践中，中庸之道也是富有智慧的管理艺术。众所周知，我国企业界的领导在抓职工的思想作风和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时，往往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即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挥先进分子的“领头雁”作用和做好落后分子的转化工作上，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带动中间那部分职工。笔者认为，这种工作方法固然有它的优点，但往往造成对两头过于侧重，而淡化和忽略了中间的不良后果。因此，依据儒家的“叩其两端”，“允执厥中”的管理思想，企业管理者可以采取“抓中间带两端”，推行中间突破法。因为中间总是大于两端，抓住中间就等于抓住了企业员工的主体。中间与两端是相互制约的，不但两端对中间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中间状态最不稳定，不断向两端转化。
2、“适中合度”与“掌握火候”
宋儒程灏云：“不偏之谓中”“中则不偏”，他把天下不偏之正道视为中庸的真谛。朱熹承袭二程之说，指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中行者，若不包裹着‘进取’与‘有所不为’在内，何以为中行？进取者，进取乎斯道也；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中行者，进取而极至，有所不为而可以有为耳。”即认为只有在“进取”与“有所不为”结合之中才能寻求中行之道，而做得恰好，适度，即是中行之道。
梳理一下先秦及宋明清儒家的中庸观，我们可以把握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历朝历代儒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皆旨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找到彼此的联接点，掌握“适中合度”的原则，使两个极端都不超过或达不到事物所允许的限度，在两者的联接点上认识事物，处理问题。这个联接点就是事物存在的“度”和“火候”。根据中庸的方法论原则，要求企业管理者在寻求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保持企业经济的适度发展。速度慢了不行，速度过快也不行。速度快要和讲效益、讲质量联系起来。具体说来，就是要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保持市场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做到建设和效益相统一，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相结合。用儒家的中庸之道来讲，就是既要防止急于求成的“过”，又要反对踏步不前的“不及”，进而追求一条“执中”的经济管理方略。对于企业员工的收入分配，必须保持收入差距的存在，同时又要限制两级分化，过分悬殊，用适度的利益驱动和有效的精神激励来激发职员的竞争意识和进取意识，令其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经权”观——管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整合
“经权”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规范，“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遵循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态势的变化所体现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经权”观含有丰富辩证法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权变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1、“执经达权”的辩证管理
儒家管理思想颇重视和讲究“权”的运用，在儒家的心目中，“权”是一种很高的理论境界，是方法论之最高原则。孔子认为，共学、适道、立、权，一级难于一级，权为最难。孔子特别重视“权变”观念，他认为“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即不拘常规，不法常可，随时变通，以适应时势之变，这就是“无可无不可”。孟子主张因势制宜，他举例说：“男女授受不亲，礼局限性。嫂溺，则授之以手者，权也。”男女授受不亲是封建礼教之原则，但在嫂子掉入水中的情况下，做弟弟的应把她救上来，因情势之异而加以权变。
儒家把权看得如此重要，是不是因此而离经背道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儒家经权论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于主张权不离经，通经是行权的前提和基础。而用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处处合于经，时刻不离经，使之潜移默化，烂熟于心，经权结合，即为“执经达权”的境界，也即管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整合的境界。
现代管理活动讲“执经达权”，就是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稳定不变的管理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管理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因素，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随机变化，适时调整管理对策和管理方法。关于“执经达权”的具体方法，浓缩为两条就是：适其时和得其宜。所谓适其时，就是适应客观时势。企业管理者“适其时”，就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及时地调整经营策略，以立于不败之地。“得其宜”一词出自荀子的“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意思是说该用经时就要用经，该用权时就应该用权，二者的分寸掌握得合理恰当，便是得宜，然后就能成为圣人。在实际运作中，要求管理者对那些符合一定的原则，行之有效，职员满意，全体受益的策略和方法，坚定不移地落实和贯彻下去。
2、“通权达变”的管理效果
“通权达变”是指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通权达变”的理论依据主要取自《易》的“通变之道”。《易经》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依此，生命之流本身遭遇穷困，为了生存，势必求变，而变的结果则是各遂其生，各尽其利。
“通权达变”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则表现为“富无经业，则贷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商场如战场，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管理者必须适变，应变能力和担风险能力是管理者促进企业发展和兴旺的重要支撑，凡成功者都是适应市场变化能力强的人，反之，若“智不足与权变”，终究逃不了市场规律的无情淘汰。
三、“无为”观——管理象征性与超越性的终极展示
提起“无为”，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主张，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准确地说，“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单就儒家而言，儒家思想之所以历久不衰，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这与它能够与时俱新，具备融合众家之长的兼容精神有相当大的关联。儒道兼容与互补，最突出地表现在两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都定格在“无为而治”上。
1、“不为而后有为”的管理境界概述
第一，“无为”表现为“南面而治”。管理者并不提出具体的管理要求，而被管理者在管理者的道德威望之下自然地达到这一要求。
第二，“无为”表现为顺其自然。管理者“行道”时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无为”），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无强”），而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就能成就事业。
第三，“无为”表现为“不为而后有为”。管理者要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第四，“无为”表现为“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所追求的管理境界的极致，也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孔子所刻画的管理境界和现代管理方式之一的“象征性管理”所营造的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效应颇为相象。美国管理学家笛尔和肯尼迪认为，在文化强有力的公司里，是由管理人员来引导员工支持和塑造企业文化的。这些管理人员常常花费很多时间来思考企业的价值观念、英雄榜样和行为仪式，他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放在由于日常工作的起伏所引起的价值观冲突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对周围发生的文化事件给予象征性的影响，因此，这些管理人员可称为“象征性管理者”，儒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领导者，也正是这样一类“象征性管理者”。
2、“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境界展示
儒家认为，管理者要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除了要确立“不为而后有为”的管理理念外，在组织结构上还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古代尧舜，被一般儒者尊为“无为而治”的典范。那么尧舜何以能“无为而治”呢？《大戴礼记·王言》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杂事三》云：“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重衣裳慕己无为而治”。在儒家看来，尧舜的“无为而治”主要归因于“任官得其人”，也即思贤若渴，用人得当。
“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学所提倡的“分级管理”理论同出一辙。日本士光敏夫在《经营管理之道》一书中主张“分级管理”，他指出，“一般说来，首脑提出‘目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将它变成‘目标’（达到目的的战略），中层管理者将它转为方针（达到目的的方法），一般工作人员将它转为工作步骤”。“分级管理”有利于管理者摆脱烦琐事务，集中精力抓全局性的“大事”，这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在出发点和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可喜的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思想，正逐步被中外管理者所认同和运用。
综上所述，“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究其实质而言，是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在实际的管理行为中，它表现出内在的超越性和象征性，表现为管理者“抽身谋大计”，着眼于全局，进行宏观控制，整体把握勇于放权，善于任人，用人不疑，使下属“有为”而己“无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