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前我国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一）从宏观层次看，非农化转移的速度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民工浪潮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农村人向城市的大进军。其影响是历史性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因是8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自90年代至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加速度增长，亿万农村人走出自己的家园，走进城市，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但是，与此相关的非农产业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尽管我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较高，但是相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而言，其速度是落后的。而非农产业的落后，尤其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低也是我国城市化率低的一个基本原因。到2000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50％，低于发达国家1965年的水平，低于中等发达国家1980年的水平，也低于泰国、印尼等国家1997年的水平。[1]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是由于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制约了非农就业的增长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务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1]
同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又相对滞后于非农产业的速度。大量的农村人口（主要以农民工的形式）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很难获得一个真正的城市人的身份，长期处于无根的状态。有学者估计，目前约有5000万个农民离土离乡，在城镇打工，有的已经在城镇做工十多年，但因为户口原因，成不了正式工人和当地居民[2]。更多的农民工是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每年都在城镇与乡村之间流动，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单从城市化角度看，这种候鸟式的人口流动总体上是不合理的。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的学者提出，所谓的城市化应该被看作是“化”城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农民转化为城市人。而据估计，现在在城镇中离土离乡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人口约有8000多万到1亿左右。他们没有从制度上被吸纳为城市人，因为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只能是非城市人口。他们既不是农村的，也不是城市的，只能生活在其所属地域中，而又游离其外。
（二）从中观层次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组织与管理问题日益突出
劳动力的转移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组织的或有计划的转移，一是无组织的、无计划的自发的转移。这两种类型的转移方式在目前也是并存的，同时发生的。在持续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区域的转移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以无计划性为主。九十年代流行的一个词语“盲流”就是对这种无序式流动的最好说明。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盲动趋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显。主要是信息不畅、缺乏组织、规范和协作，人口流动至今停留在个人之间自由组织联合的初级阶段。仅靠农民自身的努力恐怕许多问题解决不了。
如果说以前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2]。而这里的就业问题，不仅仅是允许就业的岗位数量，更重要的是如何给潜在的或现实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充分的有效的就业信息，尽可能的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往往自身素质有限，获取社会信息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所以，做好组织管理工作就相当迫切和必要。
（三）从微观层次看，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相对较弱，边缘化现象严重
适应是指“个人通过社会化，明白自己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形成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的适应环境的过程。”[3]近些年来，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城市适应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心与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有学者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3]。目前，农民工的适应只是停留在经济层面（也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的适应问题比较突出。在经济层面，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节俭，自己的物质要求普遍很低，甚至只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主要的物质收入大都寄回家中。所以我们很难说农民工已经在经济层面上是适应了城市的。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的交往互动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最主要途径。但是，农民工大多只是在八小时工作时间极有限的接触一些城市人，在八小时之外，他们的生活几乎是脱离城市生活圈层的。逐渐的他们构成了“都市里的村民”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村民的特征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心理层面上，根据渠敬东的调查，无所适从几乎是所有刚进入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一种普遍感受[4]。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后的农民劳动力是否会适应而逐渐消除这种无所适从的感受呢？实事是不仅没有，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边缘心态。
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低度城市适应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信任。根据渠敬东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城之前与进城后主要是依赖同乡以及由此延伸的各种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主要是一种强关系状态。这种强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网络的内部会产生高度的互动频率和互动关系。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在城市这个环境中尽快找到立足安身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进一步加大了与城市人之间的隔阂。隔阂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他们的信任结构“内卷化”，即他们信任的对象和信任他们的人都是该网络内部的成员。“内卷化”是一种隔离的心态，是他们在心理层面不能良好适应的表现。
二、针对性的建议
（一）在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主要以农村的工业化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工业化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单方面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农村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因素。针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尽快将它与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协调起来，只有二者共同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全面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一步转变为城市或城镇人口，从而带动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
一直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也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十五’至2010年期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工业与农业的结构升级也依赖于市场中介和高层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大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1]可以说，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是我国城市化目标顺利实现的必然选择，也只有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消除户口制度的限制，才能真正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获得彻底的持久的转移动力，才能使他们进城以后不会大规模回流，起码不是大规模被动回流，结束候鸟式的生活方式。这样我国的城市人口才会很快的提升，城市化率也才能得到提高。
（二）加强和完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全程组织与管理工作，使之有序化、可控化、规范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影响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应该说这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弊端也日渐显露。这种新的“盲动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或许是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据统计，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比重要占当地人口犯罪比重总数的50％-60％以上，严重干扰了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进城后的劳动力依然只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他们进城就为劳动获取报酬，也只能把城市作为他们的工作场所，城市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是一次偶然的遭遇，却不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或许是他们希望选择城市，但城市却半就半推，他们很难彻底融入城市的怀抱，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
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各个环节，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他们进城之前，各地的乡镇政府，包括村干部，应该主动承担组织和管理待转移的劳动力的任务，或积极发动当地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形成一个转移的团队，在转移之前，可以由团队的代表（政府、个人）先收集、分析相关的信息，并把有效的信息提供给团队中的人。使他们的流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在根源上减少盲动性。而且，可以有效的减少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降低供求双方达成契约的成本。在转移的过程中，组织与管理工作更不能放松。这个阶段的工作做的好，可以使他们将以往的生活和新的生活与工作较好的衔接起来，不至于有太大的脱节。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有农村劳动力所进入的城市政府的介入，共同参与管理，尤其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和条件，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三）从三个层面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城市适应程度，让他们全面融入城市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城市适应分为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适应不是截然分立的，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是裹挟在一起。相互影响，是一个不断循环反馈的关系过程。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依次递进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层面的适应，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他们的经济适应问题。在经济适应问题上，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工资拖欠，尤其是节前的拖欠问题很严重。这极大的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必须引起重视。
社会层面的适应中一个典型的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比较狭窄，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进城务工的转移劳动力都基本上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他们依然是社会保障的盲区。加大对这一部分人的保障力度，首先是要给予他们同样的国民待遇，尽早取消歧视性的户籍管理制度，让他们不仅仅能顺利入城，更能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在城中安居乐业，被赋予平等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尤其是其子女及其自身的教育问题，只有在获得了同等的对待时，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相对于前两个适应而言，心理层面的适应更复杂，更困难，也需要更长的过程。心理适应是进城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依然是生活一种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农村外来人口的信任关系基础，依然是具有血缘、地缘甚至业绿色彩的初级社会关系。”这种初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城中村”的主要基础。“城中村”的存在也是城乡对立与隔阂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表现形式。要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城市心理适应能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这里，笔者只从两个角度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转移后的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有意识的主动的破除自身的不适应城市社会需要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积极投身到城市的圈层中去。另一个问题是从城市人的角度看。其实在改革开放前的古老历史中，中国一直都是以农村人为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很少。改革开放后，大量人口进城，形成新的数以亿计的城市人群体，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是比后来者早进城而已，但是他们的心态往往却是迅速的与后来的农村人隔离，这是一种虚浮的实用主义的表现。所以，作为一个先进城的人，应该体会到后来者的感受和处境，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接纳进入城市中的农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