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论文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论文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

□方 坤,秦红增

[摘 要] 乡村振兴以文化自信为灵魂,是对乡村建设的全面升级,本质上就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乡村振兴中的文化自信有农村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非西方文化自信三种基本类型。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文化自信,就是要遵从农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文化自信生成的内在理路,以农村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手段,以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为关键节点,以保持农耕文化独特性为基本诉求。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果,乡村振兴的实施就是围绕文化自信而开展的一系列整体性行动,这一行动策略需要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是坚持文化相对性原则,正确认知农村文化资源的价值;注重对村落社区作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载体的培育;三是处理好农户生计、农业生产、专业市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 乡村振兴;文化自信;农村文化资源;村落社区

一、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乡村振兴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规划,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指引,囊括了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农民个体综合素质等各个方面。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建设的全面升级,是对乡村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提升,本质上就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种立足于新时代矛盾与需求的乡村文化的再创造和再发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乡村社会陷入一种日趋凋敝的状态,人口外流、农业生产方式转换、传统生活方式转型、文化习俗被放弃、手工艺后继乏人,乡村越来越成为城市化的附庸。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寻找一种新的乡村社会定位,就是要恢复乡村本身的文化底色与文化功能,重新树立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信,为乡村社会发展找到其根本和灵魂所在。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强调了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一是从城乡关系角度。何慧丽指出乡村文化复兴是在过度城市化的危机形势下重新发现和彰显乡村“传统基因”的生命力。[1]二是从乡村振兴需求角度。朱启臻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难点所在。[2]刘奇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做支撑,赋予乡村内涵和灵魂。[3]赵秀玲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内在动力所在。[4]三是从人类文明多样性角度。王忠武认为乡村是与价值深度关联的人类文明形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在新时代条件下繁荣复兴乡村文明。[5]索晓霞认为对乡土文化价值的再认识是新时代对乡村问题提出的新要求,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黏合剂和发动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文化资本,是中国特色乡村文明的多样性文化构成。[6]四是从文化自信角度。彭兆荣强调乡土中国以农耕文明为本,乡土景观是“乡土性”和文化自信中应给予特别强调的。[7]倪国良、张世定认为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在乡村振兴中更具根本性、持久性,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必会极大地激发乡村民众的历史使命感。[8]由此可见,尽管当前学术界研究和论述的角度有所差异,但对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的判断和认知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认同学术界将文化自信当作乡村振兴的灵魂的基本观点,并据此将文化自信作为乡村建设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前提,认为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选择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方向、出发点、归宿和最终路径。要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首先回答要实现怎样的乡村振兴?从《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目标任务来看,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就是要推动乡村发展,改变城乡地位差异,而文化自信则是其前提。问题由此转变为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文化自信?进一步,我们需要回答: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何在?文化自信对乡村振兴具有怎样的作用?如何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DSM的模块划分可以使用各种自动划分算法[9-10],也可以使用基于对角化DSM的划分算法[11-12]。DPM/MIM的模块划分可以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13-14]。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重建乡村文化自信,即如何实现乡村文化从自觉到自信的转变,为乡村发展指方向、树灵魂、定命脉。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乡土性”,其主体为农民,主要内容包括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等,主要形式为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9]面对急剧的乡村文化转型,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意指一个民族通过深入了解自身文化,并将之转化为构建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的能力。[10](P7~22)文化自信则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从国家总体性文化建设层面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一种超越经济自信层面的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次需求与渴望。文化自觉指向主体对自身文化变化来临的深度知觉与确切把握,文化自信则是主体在新时代对自身文化深切自觉后的一种方向性把握,是一种自我拥有并走向世界的自信心的获得,是持续文化自觉积累的结果。[11]我们认为,文化自信是指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高度肯定和认同,是对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风物、遗产、景观、自然的高度赞赏和肯定。文化自信是用开放、包容的理性态度看待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是一种扬弃过去、立足现实、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因此,文化自信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农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价值从自觉到自信的凸显,首先源于对城乡文化差异的反思和农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调适。二是民族文化自信。民族地区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村落文化,有利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进而重新审视农村文化。三是非西方文化自信。缘于人类学在研究异文化的过程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思与批评。基于城乡文化差异的农村文化自信是乡村文化自信的基础,而所有类型的文化自信都离不开农民主体性培育,也即以文化农民的塑造为核心。[12]

二、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自信的内在理路

纵观中国百年社会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乡村文化渐渐丧失自信,成为被批评乃至被全盘否定的过程。究其原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由此,学习西方文化,寻求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就成为百年来国家的压倒性目标,工业化、城市化则被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农村文化被当作是“愚、贫、弱、私”的象征,农业从主导性地位降低为从属性地位,农民成为乡下人,成为被改造对象。这一主导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社会后果,一方面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农村在持续追赶城市的道路上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断消减农村文化的多元功能和价值,使农村在城市文化面前越发丧失其文化主体性。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的发展战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在经历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积累后,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城乡、工农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日渐凸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和农业资源的过度索取,使得各种“三农”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因此,党中央开始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过大的矛盾,从2000年在安徽等地逐步开启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直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平衡城乡发展矛盾日益成为乡村建设的关键。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仍然集中在城乡之间。因此,从百年乡村建设历程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来看,乡村振兴的关键仍然在于平衡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一)实现农村文化传承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与手段

突然静秋顿住动作。甚至,楚墨闻不到她的呼吸。她仍然垂着眼,只是楚墨从她的眸子里,看到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少顷,静秋抬起头,四目相对,静秋的嘴角,轻轻抽动一下。

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和重要资源,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模式、实施、发展和成败。首先,乡村振兴模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当地文化资源和文化特性基础上。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实行差异化发展,最大限度尊重民族和地方文化传统。其次,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要充分尊重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和乡土权威秩序。一方面,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力量的引导和推动,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下乡”必须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社会秩序,这样才能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滞现象。[14]另一方面,以文化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精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由农民再造乡村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15]这就需要充分尊重乡村既有的文化权力秩序和文化精英,取得他们的文化发展合意与共识。再次,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要依村落社区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演进特性而确定。乡村文化有其自身的演化发展规律,要推动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乡村文化演化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和整体方案进行调整,避免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发展之间的脱节或冲突。最后,能否与当地文化资源相结合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败。村落社区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各种物质实存、习俗规范、精神信仰等文化要素,都可以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成为乡村振兴实施的基本资源要素。对这种内生性文化资源要素的充分利用,一方面保持了乡村文化本色,增强了乡村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使乡村振兴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增强了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多样性、活态性,从而影响乡村振兴的最终成败。因此,农村文化传承创新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手段,也是乡村振兴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

(二)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是党中央面对新时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农村问题做出的一个科学决断,也是对百年乡村建设经验的一次总结和升华。因此,对乡村振兴的探讨,既要立足于城乡发展差异这一现实矛盾,又要置于百年乡村建设历程和城乡关系发展进程的整体性大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只有深刻把握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这一关键节点,才能找到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自信的重心所在。

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村振兴就是重塑乡村社会精神基础和文化命脉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文化自信,就是要遵从农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文化自信生成的内在理路,以农村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手段,以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为关键节点,以保持农耕文化独特性为基本诉求,不断推进农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保持农耕文化的独特性与系统性是乡村振兴对人类文明应有的贡献

中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天人合一、农本思想、村落风水等都是人类农耕文明的高度象征,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源所在。农耕文化是以农业种养等生计方式为基础,在数千年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行动方式。农耕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依赖土地耕种、养殖、采集等方式获取食物来源;二是群体有相对固定的聚居空间;三是群体有共同的行为习惯、交往规则和信仰体系,即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式,以及与之匹配的精神或者神灵信仰体系。农耕文化的特质在于讲求和谐,即遵从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灵之间的和谐。由此,形成了农耕文化独特的文化表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洽性与完整性,相对于城市文明,农耕文化有自身独特的规则与习惯,并以一种同质的整体性形象呈现;二是内源性与传承性,农耕文化是在顺应天时地利的精耕细作生产方式基础上内在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强调法自然、重人伦、尊神衹,通过对天人合一、生态整体均衡等自然理念、亲缘与地缘关系、祖先崇拜为基础的人伦道德等相关知识和观念的教化与传承,实现农村文化的内在延续;三是依附性与互动性,农耕文化与城市紧密连接,受到城市文化的支配和影响,但同时农村又提供了城市运行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二者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人员、管理、教育等交流与互动,形成一个区域文化整体。

为了切实提高患者服务,医院每个月要组织一次改进服务联席会议,分管副院长主持,朱鹏立院长参会,医院服务中心大部分职能科室、相关临床医技科室都要参加。这一会议的第一个议程,一般都是由医院服务中心汇报工作,满意度调查、投诉、服务窗口患者等候数据等;分析数据背后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等等。

本次调查涉及到的30例患者所有数据均行SPSS19.0软件处理,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计量资料对比的表示形式为(均数±标准差),行t检验;检查结果数据对比用率(%)的形式表示,行卡方检验,当两组数据进行对比时,当P<0.05时,统计学意义存在,当P>0.05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习近平在他的七年知青岁月中,目睹了村民们的贫困生活。那时他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若能有所作为,一定要改变百姓们的贫穷状况。

三、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自信的行动策略

树立乡村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归宿,而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就是要以乡村整体文化自信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结果,乡村振兴的实施就是围绕文化自信而开展的一系列整体性行动。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自信的行动策略需要从价值认知、行动单元和关系维度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握。

农耕文化的独特性和系统性建立在村落社区这一独特的空间实体基础上,正是村落社区相对完整的物理形态塑造了农耕文化的整体性。农耕文化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内卷化文化,尤其是在近代城市化兴起后,农耕文化被形容成一种以内部分化和复杂化为主要特征,无法进行质变的超稳定结构体。[16]这种文化满足于自身边界范围,具有很强的内部延续性和外部适应力,较少出现现代化带来的增长极限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农耕文化始终以村落社区为基本单元进行演化发展,其文化形态日益繁复,但却能始终屹立于外部世界的现代化洪流中保持自身底色。这就反映出农耕文化具有内敛与外显的双重特征。[17]一方面,乡村独特的内部文化循环系统,对于外部世界具有很强的吸收转化能力,能将外来因素转化为自身存在要素,使农耕文化始终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边界,与外部世界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内敛状态。这种内敛是以血缘、地缘和集体记忆为基础的地域文化的向心收缩状态,是将自身与外部世界主动自我隔离的一种文化自保策略,空间边界与主体身份的强调,就是为了在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中实现自身的文化凝聚,保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村落社区内部的复杂分化必然演化出一种上下、内外的等级关系和支配关系,差序格局和权威秩序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且决定着村落社区内部资源分配与使用,这就促使人们走出村落社区寻求更多的外部资源。村落自身资源匮乏性与人们对生活稳定性追求之间的矛盾,促成了村落社区内部竞争和向外生长的动力,使得人们通过寻求外部政治权力支持、工商市场交换等方式满足固定空间的稳定生活所需。在这种文化双重特性下,身处其中的人们不断往复游移于城乡之间,实现着城乡文化的互补循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推动农耕文化在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不断显现重生,强化这种文化主体性,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

二是注重涵化机理,强调村落社区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是乡村文化保持独特性并传承延续至今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在与外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通过接受、适应、反抗等多种形式的文化融合,将外来文化转化为自身构成要素,实现文化本土化。这种文化接触与文化融合,主要就发生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均表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主体部分,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补充、汲取和融合。涵化机理保证了文化延续体内部相关要素的不断丰富和创新,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来源,乡村文化正是因为能够将城市文化要素吸收并转化为自身文化要素,才得以不断传承创新。文化涵化广泛发生在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区域、不同文化群体和城乡之间,通过文化整合实现文化传承创新。[19](P12~17)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类型、区域、群体的文化之间都将有着更为广泛、深层的文化接触,汲取、融合城市文化和其他不同文化优势是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必然选择。

(一)坚持文化相对性原则,正确认知农村文化资源的价值

农村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存在形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为基础。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就是要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发掘与再利用,其目的就是要促进乡村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通过乡村文化精神的培育和塑造,实现乡村社会“五个振兴”的全面发展。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内在价值,从传统文化资源生发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理路,是当前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必要途径,而正确认知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与内涵,则是实施乡村文化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条件。

正确认知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就要坚持从文化相对性原则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整体价值进行重新评价。按照文化所对应的乡村共同体生活的不同层面,通常将农村文化资源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以衣食住行为主的基于日常生计方式的物质文化资源,二是以习俗规范和交往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文化资源,三是以信仰仪式和观念世界为基本内容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资源,最终统一在乡村共同体生活之中。因此,对农村文化资源价值的认知,必须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入手,将这一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平等、独立、完整的文化实体来看待。

一是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对乡村文化的重新审视,必须放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等三对关系中思考。城市与乡村关系问题是乡村文化衰微的根源所在,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市忽略乡村、城市单向汲取乡村、城市主导乡村城镇化等几个发展阶段,但城乡之间中心—依附型关系结构并未改变,乡村文化自信无从建立。乡村振兴首先就是要破解城乡关系的单线进化论思维,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自觉到乡村文化自身价值,寻求城市化之外的差异化发展方向,从而树立文化自信。一旦明确了乡村自身文化主体性和差异化发展方向,就能超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文化观,在文化发展中兼容并蓄,最终实现乡村文化保护传承的目的。

短短一句话,却暗含了四层意思。夸赞林黛玉长得很气派,夸赞老祖宗贾府很气派,夸赞“三春”很气派,夸赞邢夫人、王夫人等人很气派。王熙凤夸赞人,不显山,不露水,面面俱到,圆滑至极。她竭力赞美林黛玉,就会冷落贾府众人。而她这样说,贾府众人心里都舒坦。王熙凤深谙人心,称得上是人际交往的高手。而她八面玲珑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记忆尤深。

三是要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认识到文化实体内部的资源形态差异以及文化整体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乡村文化不仅存在国别、区域和地域差异,而且在乡村社会内部尤其是不同村落社区之间,其文化也存在千差万别。坚持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与认知,就要求尊重当时当地文化本身的独特性,不搞“一刀切”,避免千篇一律,将乡村文化本身的风貌展现出来。

(二)注重对村落社区作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载体的培育

乡村文化以村落社区为最小整体性单元,将其作为传承创新的基本载体,乡村振兴必须重视这一基本载体的培育。长期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村落形态与类型不断多元化,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丰富而多样化的文化资源蕴含于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并以其为基本载体进行传承延续。传统村落也越来越呈现出集聚“惠及苍生”的农业生产价值、“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以及文化传承与教化价值等综合多元化价值。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就是对文化整体性原则的贯彻和坚持。作为整体性的村落社区传统文化,需要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等多重关系,在这多重关系调节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机理,即濡化机理、涵化机理和创新机理三种基本形式。

二是要坚持文化整体性原则,认识到乡村文化是一个整体性实体。文化整体性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视角和价值取向,也是文化系统本身的内在特性。[18]坚持文化整体性就是要系统地考察乡村文化各种要素和共生共享的交往空间,从文化有机体整体层面考察其功能发挥,注重文化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联系,尤其注意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内外关联性问题,实现文化的活态化保护传承。

一是强化濡化机理,注重人的主体性培育。这是乡村文化对个体表达作用的最主要方式。村落社区中的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首先就是遭遇各种既有的村落传统文化,个体在文化中不断适应和接受、将文化影响内化为自身行为规范的过程,在客观上产生了传统文化整体传承和延续的效果,这就是文化的濡化过程。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化发展,已经形成一种特定文化模式,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制度与习俗规范体系。通过村落社区内部日常交往与家庭教养中的文化规则反复操演,文化得以通过代际传承的纵向传播方式,实现人的文化习得和文化的整体传承,将乡村文化打造成以文“化”人的文化延续体系。因此,乡村振兴要确立乡村之主体地位,首先要注重人之主体性,强化对文化农民等群体的培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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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视创新机理,注重对村落社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调适。这是乡村文化不断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重要途径。文化创新就是在文化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和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文化内容和形式的丰富与发展。文化创新以遵循文化演化发展规律为前提,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更为先进的理念,建立一种优于既有文化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知识体系或文化权力结构,从而保持乡村文化的技术性、外向性与开放性,增强乡村文化自身的活力和创新力。文化创新实质上就是通过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这种改造以社会需求和时代需求为导向,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对乡村文化的整体形态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创新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将社会实践作为其源泉、动力和根本目的。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以乡村振兴实践为基础,推动乡村文化自信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以乡村社会为基本载体,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村落传统文化成为城市和乡村共同的文化源头。国家祭祀与贵族权威,更像是乡村社会宗族祭祀与族长权力在城市和国家层面的延续。[13](P187)传统文化根基在乡村社会,文化传承以村落社区为基本空间,村落社区则以传统文化为灵魂和底色,二者统一于乡村日常交往。乡村振兴战略同样需要着眼于村落社区和传统文化,以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目标和手段,为乡村文化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三)处理好农户生计、农业生产、专业市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关系

在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中,政府主导和投入、社区赋权增能、企业指导扶持、社会组织培训引导成为多元主体参与基本模式。[20](P265)这些主体组织目标和运作逻辑的差异,使得乡村文化建设呈现一种复调行动逻辑。[21]这种复调行动逻辑也必然导致他们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不同认知和占有。因此,我们按照掌握文化资源主体类型和文化资源不同功能面向,将乡村文化资源分为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产业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资源三种基本类型。其中,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居民所掌握,是村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产业文化资源主要由产业资本所主导,使原有文化资源变成一种面向外部城乡市场的经济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主要由政府力量所主导,政府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村落社区进行人、财、物的投入和引导,对村落社区原有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应的,乡村振兴中的文化自信就是要以政府、企业、社区为基本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文化产业、村落社区发展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处理好农户生计、农业生产、专业市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重视村落社区发展的优先性,以农户生计水平提升为基本出发点。乡村振兴要以人为本,人本身境况的改变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对村落社区而言,乡村振兴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促进农户生计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村落面貌整体改观和发展。村落社区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也是农村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载体,所有的发展与创新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这一主体身上,都要体现为农户生计方式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这个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因此,乡村振兴首先就是要优先实现村落社区整体发展,要致力于农户生计水平提升。《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只有“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将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要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化,提升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农业生产始终是农耕文化的基本内核,是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最质朴的部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而农业产业兴旺则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中农业生产的转变,就是要以产业化方式,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型,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改造、流程再造等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田园生态综合体农业模式,让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

三是要加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发力度,以专业市场体系作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式。通过乡村振兴树立文化自信,就是要将乡村文化特色展现出来,以一种不同于城市文化的独特面貌,凸显乡村文化自身价值。乡村社会既要积极融入现代化进程,寻求自我发展,又要坚持自身文化主体性,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明确自身文化发展方向,而特色文化产业开发就是实现这一基本诉求的有效方式。通过特色文化产业开发,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被挖掘和利用,转化为产业价值和经济利益。特色产业对文化资源与外部市场的持续需求,又催生出一个连接城乡的专业市场体系,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实生活需求的关联,形成持久稳定的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动力机制。

取0.6 g胚性愈伤组织接种至液体培养基中进行培养,当培养液培养至12 d时,培养液明显变浑浊,此时对培养液进行继代。吸取上次继代1/3的培养液至新的MS液体培养基中,当培养液培养至12 d时,培养液的颜色明显发生变化,液体中出现肉眼可见的微小组织颗粒,颜色为淡黄色,挂壁现象明显减轻(图3A)。静置培养液30 min,尽量去除所有的上层培养液,向培养瓶中添加50 mL新MS液进行培养,当悬浮颗粒继代至12 d时,培养液中的颗粒明显增大,数量明显增多(图3B)。再次继代培养12 d,与图3B相比悬浮颗粒呈淡黄色,明显更大(图3C),结果表明,橡胶草悬浮细胞培养体系成功建立。

四是要坚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政府要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是推动乡风文明和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就开始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当前乡村振兴实施情况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投入和技术体系建设,在继续强化资金投入和人才培育的基础上,深化对既有服务体系的技术改造力度,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和综合管理技术的运用,做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场地设施、人才的管理与调动,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克服特色产业在文化保护中的选择偏颇和过度市场化弊端。

文化自信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是乡村社会发展的根本和灵魂。要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回归乡村文化本位,以文化重建为基本路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乡村振兴中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造成的“空心化”境地。在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城乡之间人的游移现象不断增加,城市经济和文化吸引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造成乡村文化的双重分离,一方面城市工业化体系将乡村人口大量纳入其中,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强势话语打造的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二元文化划分,将城乡文化对立化,使乡村文化成为保守、落后的象征,对进城农民原有文化价值观产生冲击,造成人与文化的分离。双重分离种下的恶果就是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信仰体系和伦理约束被打破,出现礼俗社会失序现象。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就是要在这种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流动性社会中重建人与自然、文化的循环体系,为群体和个体寻找现代性冲击与风险下的心灵归宿。

乡村要全面振兴,既要融入现代社会,又要保持自身传统。城市提供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基本支撑。从20世纪20年代肇始的百年乡村建设历程也表明,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对互补互促的基本驱动力量,实行城乡融合发展是整个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就是乡村以城市需求为导向,利用城市提供的资金和技术,通过信息网络、高速公路和市场将城乡连为一体,使农村相关资源要素如农产品、传统手工艺、生态景观等转化为产业开发中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链的转化与作用下,实现农村文化资源自身价值,增强乡村文化自信。

[参 考 文 献]

[1]何慧丽.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J].人民论坛,2012(31).

[2]朱启臻.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J].农村工作通讯,2017(24).

[3]刘奇.乡村振兴复兴乡土文化尤显重要[J].农村工作通讯,2018(12).

[4]赵秀玲.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发展向度[J].东吴学术,2018(2).

[5]王忠武.乡村文明的价值结构与新时代重构——实现乡村振兴的文明复兴之路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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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nternal Logic and Action Strategy

FANG Kun,QIN Hong-zeng
(1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China ;2.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China )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wit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s its soul,is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s in essenc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There are three basic type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non-Wester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rebuild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to follow the inherent law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l logic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taking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culture as the basic means,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s the key node,and the maintaining of the unique agricultural culture as the basic demand.A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series of holistic actions arou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This action strategy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basic aspects:first,a correct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relativity;second,the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as the carrier of r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third,sound balance among peasants'livelihoods,agricultural production,specialized markets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cultural self-confidence;rural cultural resources;village communities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2—041—08

*收稿日期 2019-01-12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8)。

[责任编辑 陈 彪][专业编辑 鲁可荣][责任校对 石彬筠]

[作者简介] 方 坤(1986~ ),湖北天门人,政治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广西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乡村治理。云南昆明,邮编:650091。秦红增(1967~ ),陕西合阳人,人类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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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内在理路与行动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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