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北洋论文,改良主义论文,洋务论文,幕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史学界在前几年已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其不过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种思潮确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而且还可以说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以下就这种观点试论述之。
一 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是北洋幕府人物
以往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5人。本文先就这5个人的身世进行考察。
马建忠少时随家屡迁，而后定居上海。在沪期间，他放弃科举道路，专心研究、学习西学，入李鸿章幕。1870年，马建忠27岁时，随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赴天津办洋务。此后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1895年，随李鸿章赴日，参与缔结《马关条约》。综观其一生，仅活到57岁，却有30多年的时间在李鸿章幕府工作，可谓毕生效力于李鸿章门下。他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干才，多次向李具禀条陈“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①a]诸事宜。可见，马氏的思想是北洋幕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薛福成1865年入曾国藩幕，1872年转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曾任宁绍台道等职，晚年以三品京堂任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其后半生22年在北洋幕府中度过，并起过一定作用。当英籍“客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总司海防时，薛福成曾上书李鸿章，以不宜使“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②a]为理由坚决反对。朝鲜壬午之变时，他曾为直隶总督出谋献策。薛福成的言论和思想，在北洋幕府中的影响，比马建忠更大。
郑观应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担任买办，1878年奉李鸿章札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始入北洋幕府，1882年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入幕后，郑观应曾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担任总办。1884年，因上海机器织布局股款空亏而暂离李鸿章幕，但仍是该幕府外围圈子上的人。1891年，得到李鸿章重新起用，被札委为开平矿务粤局总办。1892年起，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密切起来，因盛保荐而于189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6年，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向盛宣怀提出在铁路、铁厂、煤铁五金矿、银行等方面同时并举的建议，力求“捷足先登”[③a]。1897年，郑任铁路总公司总董、电报局总董。郑观应虽在入李鸿章幕时游移数载，“心若辘轳，殊难臆决”[④a]，入幕后又曾因经营上海机器织布局失利而一度赴粤、港闲居，但他毕竟是北洋幕府的重要人物之一，特别是他的实业家身世，使其经济思想在北洋幕府中具有显著影响，对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起到了丰富内容、推动发展的作用。
王韬早年在上海的教会书院任教，因有向太平天国献计的嫌疑而避居香港，曾赴英国，游日本。1884年，在李鸿章默许下回到上海居住。他虽未公开入李鸿章幕，但先后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游，算是北洋幕府外围圈子上的人物，思想亦颇具共性。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时，曾往询王韬对文稿的意见。
陈炽举人出身，曾任户部郎中、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戊戌维新运动中被推为强学会提调。显然，他不是北洋幕府人物，而是京官。他在甲午战争前不曾有过跻身先进之列的思想。陈炽的许多观点，是在戊戌维新思潮中提出的，不能拿1896年写出的《续富国策》来研讨他在甲午战争前的思想。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说过：“其号为通洋务者，又以巽弱为能，以周容为度，以张皇退惠为功，言交涉则讲求于语言文字交际晋接之间，屈己伸人，以苟求无事，言海防则鳃鳃然敝精竭财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岁掷帑金千万以苟且侥幸于一时，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①b]。这表明陈炽当时与其他京官的态度没什么两样。在强权制造真理的19世纪，弱国外交是很难搞的，对西方列强必须谨慎应付，不但中国要这样，就连日本也不例外，毕竟招致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对弱国是极不上算的事情。因此当时的谋国者常有局中委曲而局外清谈之士不知的苦衷。当然，有时决策人也有过于柔弱的失误。如“甲戌台湾危机”时，应给予侵入我神圣领土的日本扩张主义者致命的一击，对于迷信武力者只有用武力教训之。又如，镇南关大捷后，中法间的和约可以争取到较有利的条件，或取得退兵费，或由法国为福建善后付出代价，或在越南境内划定纵深较大的非军事区。然而，就总体上来说，决不能对西方列强采取僵硬的正面对抗的外交方针，只能有理、有利、有节地争取权益，而不是蛮干。弱而大的国家的出路唯有富国强兵，即振兴实业，大力发展西式军备，以提高御侮能力。如此看来，铁舰、利炮非办不可，不是办得太多，而是办得太少，何以谓“鳃鳃然敝精竭财”？当时清政府完全有财政方面的潜力使北洋舰队实力倍增，甚至更强，甲午战争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大夫轻视、反对武备所致。
作为京官，陈炽于19世纪90年代初提出“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②b]，“惟兼采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惟专用华人而后中国之利权不为夺”[③b]等振兴商务和有极大保留地同意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是不足为奇的。此前，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过5次大争论：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1872年关于福建船政局是否停办的争论；1874—1875年的“海防议”；1880年是否允许修筑铁路的争论；1888—1889年关于津通铁路的争论。在这过程中，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成果，办起了许多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御侮能力有所提高，利权亦稍有收回，一些以经世自诩的京官不再顽固地坚持守旧，开始被动地接受新现实。王先谦即是一例，他曾于1879年上疏建议购买兼碰快船。[④b]
正因为陈炽的认识在甲午战争前有所转变，故而才能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与其他一些士子一道成为维新派。以上可以看出，陈炽的思想是在戊戌维新思潮中完善起来的，而在洋务运动末期尚处于比较不成熟的状态下。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期间，先进思想确在北洋幕府，代表人物是幕府中的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幕府外围的王韬也是一位。此外，北洋幕府中，经商的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从政的罗丰禄等，操办军务的刘铭传、刘步蟾、林泰曾等，均有与之相一致的思想。但陈炽不是这一时代先进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是戊戌维新思潮中的较重要人物。
二 与李鸿章本人思想的一致性
在兴办洋务近代民用企业期间，出现的这种先进思潮，主要反映以下4种要求：（一）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二）振兴商务，举办实业；（三）收权分利；（四）近代民用企业应采用商办、官督商办形式。这些均与李鸿章本人的思想相一致。
早在1865年，李鸿章就正式奏称，“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①c]。此外，他一直热衷于“借用洋器洋法”[②c]。与李鸿章的话相对照，薛福成说过：“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恃机器之为用也。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③c]；郑观应指出，“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④c]，“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⑤c]，西方国家“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省工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⑥c]；王韬也认为，“织纫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其利无穷”[⑦c]，“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⑧c]。当然，这一主张并非创自北洋幕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⑨c]。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又声称，“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⑩c]。冯桂芬的主张，已不仅止引进机器和学习技术，还呼吁开矿：“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11)c]到1867年，不仅李鸿章认为“挖煤则可酌量而行”，“或用洋匠，购造机器，自行开挖”[(12)c]，曾国藩也赞同“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13)c]，沈葆桢则指出：“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精是术者，优予廪给，购制机器，于湖广大军山先行试办”[(14)c]。因此，在兴办洋务近代民用企业时期，北洋幕府的思想已不再局限于师技、开矿，称“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15)c]。
李鸿章及其幕僚大力鼓吹和努力实施的是振兴商务，举办实业。李鸿章深知，“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16)c]，“查泰西各国专以商务立富强之基”(17)c]，“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8)c]。其幕僚、宾客们则一个劲地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19)c]，“泰西各国以商富国”[(20)c]，“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21)c]，“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22)c]，“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①d]，“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②d]，“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③d]，“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④d]，“中国果欲发愤图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⑤d]。其幕府中的马建忠，以“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又何况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重而本有所亏，多织则费减而利可稳获”为理由，建议大举扩充上海机器织布局[⑥d]，并身体力行之。
李鸿章及其幕僚们振兴商务、举办实业，除“开拓利源”[⑦d]以外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收回利权，分洋商之利。当轮船招商局通过竞争准备吃掉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时，李鸿章曾踌躇满志地断定，“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⑧d]。因洋纱、洋布进口太多而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李鸿章打算“冀稍分洋商之利”[⑨d]。收权易解，分利则须释义。薛福成认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以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⑩d]马建忠也认为，“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11)d]。也就是说，江海轮运、煤铁五金矿产、洋纱洋布等原先洋商独擅之利，洋务近代民用企业要挤入（即打入市场），谓之“夺”；然后，在竞争中拿到部分利益，谓之“分”，以期逐步收回利权，使国货渐充市场。当然，仅提“稍分”，嫌太无气派，虽说国货完全占领国内市场是任何国家所办不到的，毕竟要通过外贸互通有无，但未进而规划“大举兴利”，根本原因在于信心不足。
收利分权的途径唯有“商战”。“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12)d]的郑观应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军备系“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商务竞争系“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3)d]。幕僚们还要求政府支持商战。郑观应建议，“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征关税……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14)d]。马建忠鉴于“外洋恤商之策，首在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15)d]，主张“就西国所论税则之理，而更定中国增税之章”[(16)d]。关于厘金，李鸿章深知，“自古加赋则为苛虐，征商未为弊政”[(17)d]，加赋则在其权限之外，上疏奏言加赋，会招致更强烈的反对，进而危及他的洋务事业。因此在“全赖捐厘济饷”[(18)d]的情况下，无从裁撤厘金。至于海关税，李鸿章认为，“税则载在和约，无可议加”[(19)d]，“但因约章久定，不能设法挽回”[(20)d]，——这是过分消极的不正确态度。虽说弱国外交异常难搞，但关税是正当权益，漫长、艰苦的交涉和制造舆论总该去尽力而为的。李鸿章在商务方面颇有成就，但在外交方面过于柔弱。
在振兴商务、举办实业时，李鸿章坚持官督商办。在驳斥宋晋要求福建船政局停办的奏折中，李鸿章已提出江海轮运“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①e]。俟轮船招商局创办之际，李又重申，“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②e]。同样是官督商办，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理解迥异。李鸿章“强调的是官督商办比官办好”，张之洞论证的是“商办不如官督商办”，这一点，已有国内学者阐明[③e]。李鸿章意识到，“若官自办，恐有法无人，不可持久”[④e]，因此主张“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⑤e]，洋务民用企业应“赖商为承力”，“官为维持”[⑥e]，认定“摒除官场习气，悉照买卖常规，最为扼要”[⑦e]，只要“缴清公款”，则“此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⑧e]。
关于这方面，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人的观点，与李鸿章颇为相似。薛福成主张，“官为设法提倡，广招殷商，设立公司，优免税厘，俾资鼓励。收回利权，莫切于此。”[⑨e]“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⑩e]。马建忠则说，“民资虽竭，独不能纠股而积少成多乎？联官商为一气，天下岂有难成之事。”[(11)e]王韬则认为，“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局之例，而小为变通”，“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12)e]。（注意，王韬的这些言论，是在张之洞与盛宣怀为汉阳铁厂是官办还是官督商办而争论前不太久的时候讲出的。）郑观应在入幕前大谈，“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13)e]，“一归官办，枝节横生”[(14)e]。郑在入幕后观点有所变化：“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5)e]。李鸿章死后，袁世凯与盛宣怀轮、电之争期间，郑观应的思想再次发生变化，抨击道，“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16)e]。
通过对照、比较，可以证实，洋务运动期间先进思想的内容，确与李鸿章的思想大体一致，这种思想出自北洋幕府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结论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自诩“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7)e]，“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18)e]，竟至“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为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19)e]的地步。而“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20)e]，洋务人才在其奖拔之下，自然荟萃于北洋幕府。
北洋幕府洋务思潮的核心是变计自强，这是在认清“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①f]，“数千年大变局，识务者当知所变计耳”[②f]之后，作出的抉择。李鸿章的变计自强，与康有为的变法救亡，同属采用改良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尽管两者在变的力度和深度上有很大差别，连李鸿章自己也“在都中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③f]。既然均为改良，差异主要在于程度，就很容易把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认作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但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与戊戌维新思潮确无直接渊源。
注释：
①a 《清史稿》，列传第233。
②a 薛福成：《庸庵文编》第2卷，第31页，《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
③a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④a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10卷，船务，《复张君弼士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页。
①b 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叙》。
②b③b 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第18页，《商务》；第54页，《西法》。
④b 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2卷，第10页。
①c 《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奏稿，第9卷，第35页，《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②c 《李集》奏稿，第19卷，第50页，《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③c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3卷，第8页，《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④c⑤c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第4卷，第1页，《技艺》；三编，第1卷，第4页，《商务五》。
⑥c 郑观应：《纺织》，载《洋务运动》（一），第557页。
⑦c⑧c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卷，第46页，《兴利》；第93页，《西人渐忌华商》。
⑨c 魏源：《海国图志》，第1卷，第40页，《筹海篇三》。
⑩c (11)c 冯桂芬：《校彬庐抗议》，卷下，第44页，《采西学议》；第2页，《筹国用议》。
(12)c (13)c (14)c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5卷，第9，15页；第54卷，第2页；第53卷，第16页。
(15)c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31页。
(16)c 《李集》奏稿，第39卷，第32页，《复议梅启照条陈折》。
(17)c 《李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4页，《论维持招商局》。
(18)c 《李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复丁稚璜宫保》。
(19)c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商政》。
(20)c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第2卷，第1页，《商战下》。
(21)c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1卷，第6页，《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馆华民疏》。
(22)c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2卷，第56页，《遣使》。
①d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第33页。
②d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第5卷，第1页，《银行上》。
③d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3卷，第1页，《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④d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第2卷，第1页，《商战下》。
⑤d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3卷，第17页，《振百工说》。
⑥d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5页，《富民说》。
⑦d 《李集》奏稿，第78卷，第12页，《推广机器织布局折》。
⑧d 《李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37页，《致唐景星，徐雨之两观察》。
⑨d 《李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试办织布局折》。
⑩d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1页，《商政》。
(11)d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5页，《富民说》。
(12)d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8卷，第74页，《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
(13)d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第2卷；第1页，《商战下》。
(14)d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第3卷，第7页，《税则》。
(15)d (16)d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4页，《富民说》；第75页，《免厘禀》。
(17)d 《李集》朋僚函稿，第6卷，第45页，《复郑惕庵少卿》。
(18)d 《李集》奏稿，第6卷，第36页，《洋药票税勿庸再征片》。
(19)d (20)d 《李集》奏稿，第24卷，第20页，《筹议海防折》；第56卷，第22页，《滇粤边界通商议约折》。
①e 《李集》奏稿，第19卷，第50页，《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②e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920页。
③e 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2页。
④e 《李集》海军函稿，第3卷，第3页，《条复四事》。
⑤e 《李集》奏稿，第36卷，第35页，《复陈招商局务片》。
⑥e 《李集》奏稿，第30卷，第31页，《整顿招商局事宜折》。
⑦e⑧e 《洋务运动》（七），第134页；（六），第61页。
⑨e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2卷，第9页，《强邻环伺仅陈愚计疏》。
⑩e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1页，《商政》。
(11)e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17页，《铁道论》。
(12)e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301—302页，《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13)e 郑观应：《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载《救时揭要》。
(14)e 郑观应：《易言》二十卷本，船政，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15)e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第5卷，第3页，《开矿》。
(16)e 郑观应：《罗浮偫鹤山人诗草》1909年上海著易堂印，第2卷，《商务叹》。
(17)e 《李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30页，《复刘仲良中丞》。
(18)e (19)e 《洋务运动》（六），第295页；（一），第270页。
(20)e 《李集》朋僚函稿，第6卷，第47页，《上曾相》。
①f 《李集》奏稿，第39卷，第28页，《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
②f 《李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27页，《复王补帆中丞》。
③f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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