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伟大的传统”——弗#183;雷#183;利维斯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传统论文,利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作为一位大学教师，讲话不多，身材瘦小，可是感情强烈，令人难忘。就这样他离开了剑桥大学一间教室的讲台，以他特有的轻松、灵活而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
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磨坊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将结束了。就其意义而言，利维斯的退休也许并不亚于维特根斯坦（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著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大影响。1929年起在剑桥执教，中有间断。1944年恢复讲课，1947年秋离职。）或者理·亨·托尼（注：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以研究1540-1640年英国经济史著称， 主要著作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的退休，他在剑桥大学停止教学活动，这件事标志着感情历史上微妙而又有争议的一章。（注：乔治·斯坦纳：《福·雷·李维斯》，赵澧译，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戴维·洛奇编，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407页。（译文略作改动））
这是1962年英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弗·雷·利维斯（1895 －1978）从剑桥退休时所写的纪念文章。的确，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 利维斯博士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以四十余年的教学与批评实践改造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并大大地推动了文学鉴赏的发展。
一次大战以后，英语迅速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英国文学也出现在剑桥、牛津等大学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表上，与被称做经典的希腊罗马名著平分秋色。但文学批评仍然缺乏训练，也缺乏一种在20世纪具有意义的文学传统观念。在当时公众的眼中，文学批评并不那么重要。
大多数的批评家靠文学作品提供的材料写作。他们是侍卫、是食客，或者说是名流的影子。作家写出书来，批评家却永远是第二手地去论述那本书。……大量的批评寿命不长，因为它们接近了新闻报道或者纯粹的文学史，是仅仅依靠一时涌现的个人印象，陈腐的传统见解或广博的知识而写成的。（注：斯坦纳：《福·雷·李维斯》，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洛奇编，第408页。）
的确，真正凭自身的资格被后代接受的文学批评家屈指可数，但是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到马修·阿诺德，再到弗·雷·利维斯的薪火相传的英国批评传统却带给我们不容忽视的启迪。他们把批评变成一种社会智力行为。他们从个别且具体的文学例证出发，把文学评论扩展为更深广的道德和文化批评。
对于利维斯来说，建立文学的传统和批评的传统是同样必要的。就像他的先辈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学就是“人生的批评”一样，利维斯也赋予批评以重要的功用。在1948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一书序言中，利维斯开宗明义且不容置疑地断言“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是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注： F. 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a Study of the English Novel (N.Y.:Doubleday & Company,Inc.,1954),p.9.）尽管他武断的结论招致不少批评与非议，（注：参见乔治·斯坦纳《福·雷·利维斯》第427-432 页。凯·贝尔塞《重解伟大的传统》，载《重解伟大的传统》凯·贝尔塞等著，黄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 145－162 页。）但利维斯的依据是这些小说家的重要性在于
他们不仅改变了作者和读者对艺术可能性的认识，而且还促进了人类的洞察：对于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的洞察。……正是因为这几位重要小说家所代表的特殊含义， 才赋予传统以真正意义上的重要性。 （注：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p.9.）
英国的诗人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对“传统”有着相同的理解。在其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说在诗人的作品中，
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传统不仅是追随前一代，或盲目或胆怯地墨守成规。……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注：T.S.Eliot,"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in 20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a Reader,ed.by David Lodge
(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p.71-72.）
在此艾略特赋予传统以“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
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共时的局面。
正是这种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使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因此传统是变化、发展、延续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传统”的意义，才使任何作家或艺术家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意义，而是要建立在他和已往艺术家的关系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利维斯也给了菲尔丁一席之地，因为“他的重要性在于引出了奥斯汀……菲尔丁开启了英国小说的中心传统，从而使奥斯汀的出现成为可能”。（注： 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p.12.）同理，利维斯又将理查逊纳入，由此引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条重要脉胳：即理查逊→范妮·伯尼→简·奥斯汀的发展链条。他说：
重要的是简·奥斯汀是真正伟大的作家之一，而且她自己又成为其他伟大作家的重要背景。……事实上，简·奥斯汀在继承前人的情况下，出色而独特地呈现了自己的独创性，并且完美地展示了“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如果她所承继的影响不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她就不可能有存在的意义，也找不到真正的方向；但是她与传统的关系是创造性的。……她的作品，像所有伟大的创造性作家的作品一样，赋予过去以意义。（注：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第14页。）
与英国的一些伟大批评家相比，利维斯从未希望或力求成为一个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从约翰逊、柯尔律治、阿诺德和艾略特的批评中看得出明显的艺术作品特质，这样的批评或许能产生特殊的情感冲击和说服力，但也有可能使批评沦为“创作”的替代品或风格的附庸。当批评淹没在华丽雕琢的文辞中或沉浸在自我表现的情绪中时，它往往就失去了对于批评对象的把握，从而也失去了批评的目的。利维斯深信批评本身就是富有生命力的极重要的事业。它用不着因为它不是别的什么而感到遗憾。它虽然不是诗，但它创造了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以及对价值的共同一致的认识。或许没有批评的作用，诗歌也不能流传后世。
与其前辈柯尔律治不同，利维斯从未试图提出整套的艺术理论，也从不企图重新规定美学判断的认识论（从如今一套套权威显赫的文学理论选本中也很难找到利维斯的名字）。在回答雷纳·韦勒克的质疑时，（注：雷纳·韦勒克曾对利维斯的《重新评价》一书提出批评，认为利维斯对17到19世纪英诗的评价，尤其是对浪漫派诗人如雪莱等人的评价有失公允，不够系统化、抽象化和哲学化。韦文登载于1937年3 月号的《细察》杂志，后利维斯撰文《文学批评与哲学》作答。）他明确提出，
文学批评和哲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诗歌的阅读与哲学的阅读是不同的。……我们说哲学是“抽象”的，诗歌是“具体”的。诗歌语言要求我们不是“思考”与判断，而是“感受”或“体会”。——去认识用语言所传达的复杂的经验。
他说哲学的训练往往会“磨钝棱角、模糊焦点并搞乱方向”：
这就是用一种学科的习惯破坏另一种学科的结果。文学批评家的职责应是努力达到一种特殊完整的反应，并在把其反应发展成评论时遵循一种严格的贴切；他必须提防把面前的东西不恰当地抽象化，并提防任何不成熟或不相关的概括……我毕生的工作就是从事具体评论与实例分析……我知道我所力图达到的中肯和精确是有限度的；但我相信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且只有承认局限并在此范围内工作，人们才有可能劳有所得。（注：F.R.Leavis,"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in The Common Pursuit (Penguin Books,1966),pp.212-216.）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批评自不必是诗，也不必与哲学攀亲，但它在近四十年的迅猛发展却使它演变成另一种可怕的“怪物”。翻开一本本宏大深奥的理论专著，扑面而来的是成堆的抽象玄虚的专业术语，和不知所云的概括分析。从“元话语”、“元叙事”到“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从“根状思维”，“仿真幻影”到“能指符号”和“非原则化”，文学批评已深深地陷入了语言的漩涡和文字的游戏之中，它洋洋得意，自我陶醉，全然“为理论而理论”，忘记了批评的真正目的。或许1996年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对“后现代主义”所开的令人尴尬的玩笑最能说明如今批评理论已发展到了何种荒谬的地步。（注：详情参阅1996年美国文化杂志《社会文本》的《科学战争》专辑上索卡尔的游戏文章《超越边界：走向量子万有引力的经典解释学的转化》。）
索卡尔独出心裁地把各大批评理论名家的论述串连成文，在经过一系列荒唐且违背常理的论证与分析之后，他令人瞠目地得出结论说“过去被认为是永恒的和普遍的欧几里德的π（圆周率）和牛顿的G （万有引力定律）现在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了”。更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篇满纸荒唐言的戏文居然被发表在专论后现代派的特刊中。许多声名如雷灌耳的理论家都荣幸地被索卡尔引用，如德里达、拉康、德鲁兹、利奥塔和克里丝泰娃等。拉康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结构正好就是拓扑学的环面；克里斯泰娃说诗的语言属于连续的幂；而鲍德里亚说现代战争是在非欧几里德的空间展开的。（注：见A.索卡尔，丁·布里克蒙：《回到常识与逻辑——〈伪学术〉序言》，资中筠译，载《万象译事》（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第1－15页。）索卡尔此举不啻是剥掉了批评理论的“皇帝的新装”，它打破了人们对于艰涩与深奥的崇拜。那些貌似高深的理论之所以看起来晦涩难懂正是由于它什么也没有说；那些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批评家，其实对意义毫无兴趣。
这让我们无法不怀念利维斯的批评风格。他表达观点从容且不动声色，他推理论证准确且毫无修饰；他从不信任轻浮装饰的批评语言，更憎恶用空泛玄虚的论证来掩盖内容的空洞和逻辑的欠缺。他论斯威夫特的文章堪称典范，在文章结尾处他写道：
一个伟大的作家——是的；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尽管他的伟大远非来自道德的恢弘和人性的中心。……显而易见斯威夫特的才智是不值大书特书的。他的著作的确显示出他超凡的才华，但就像在“慧骃国游记”中他使用“自然”这个概念（或词）一样，他所表现的麻木冷漠全无半点伟大的才智力量……
他在各方面都令人吃惊地不敏感，缺乏洞察力。他饱含强烈的情感，但不具备对情感的洞察，显然他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是一个阅历丰厚的才智之士。
我们是决不会认为斯威夫特是以才智见长的，如果我们想到了布莱克。（注：F.R.Leavis,"The Irony of Swift",in The
Common Pursuit (Penguin Books,1966),pp.86-87.）
这一段丝丝入扣，一气呵成，除了利维斯特有的冷静与简明准确的评判，他尤为高明地在最后一句举重若轻地引出了布莱克，可谓是他罕见敏锐的直觉与博大精深的知识的完美结合。这才是文学批评的真境界。
正如文学创作需要作为“理想读者”的批评家一样，批评家也需要读者大众。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从约翰逊博士开始就十分看重“普通读者”。因为普通读者的存在也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一种要求或刺激，因而社会内部必须存在或培养出一批力图完全一致地对文学作出成熟反应的读者。而只有批评家周围存在着力求洞察作品真谛的类似努力时，才能促成批评的成熟与繁荣，否则再理想的文学批评也会成为一种斯人独语或权威命令。对此，利维斯身体力行地做出了毕生的努力。因为他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对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利维斯认为具有识别感情的能力是清醒地判断人类事务的先决条件，因此，“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应由受过一定文学教育的人，在充满文学教养的智力环境中去进行。”（当我们为能跻身此列而稍感自得时，是否也为怀疑自己是不是称职而脸红心跳呢？）利维斯设定文学批评存在的理想基础是首先要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富有人性的社会秩序”。他说：“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当代文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批评活动时，心灵是不能充分活跃的。”但对于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利维斯忧心忡忡，甚至有如临大敌的危机感。他认为当今的“技术功利主义”文明（technologico-Benthamite ）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大敌，与此相关联的电视、娱乐等现代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抵消教育的反文化功能。因此利维斯极端重视大学教育，他曾多次撰文著书、大声疾呼（如他的《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和《我们时代的英国文学和大学》等）。同纽曼（注：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著有《论教会的先知职责》和《大学宣道集》等。）一样，利维斯也认为若要使一个国家能明智且有创造性地行使职能，大学应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模型。
利维斯的教育理想与批评观念绝不是虚空抽象的，它深深地贯穿于他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的许多批评观念是从教学中产生的，又对其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在1936年出版的《重新评价》一书序言中说：
对于过去十二年中我作为教师同他们讨论过文学的那些人，我想表示感谢：如果说我对于有益的讨论方法有所认识的话，那是同他们合作的结果。
利维斯的批评精神如春风化雨般影响并改造着英国的批评传统。乔治·斯坦纳回忆说，在他那个智能极其贬值，到处充斥虚假文化并对价值观念漠不关心的时代，利维斯那“决不妥协的必要态度”曾具有一种堪称楷模、催人振奋的力量。他二十几年如一日主编的《细察》杂志像是一位不畏困苦且意志刚强的传播真理的先知，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身为中学生的斯坦纳就曾“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着搞阴谋活动时的紧张感，送上（杂志）订单，好像是去买粮食柴禾，以便进行一项十分危险的事业”。（注：斯坦纳：《福·雷·利维斯》，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洛奇编，第421页。 ）就像被称作“美国的利维斯”的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所说：
他是一个既拥有信徒又不乏对手的人。作为教师，他把那尚属年轻且默默无闻的唐宁学院变成了剑桥的不从正统思想的英语研究中心，经他教导的学生都虔敬地把他的思想传播到英国的各中学和地方大学；作为教育改革家，他对文学教育的学院式方法进行了正面抨击；作为《细察》季刊的主编，他强有力地促进了批评的发展，同时他本人也成为现代批评家中令人生畏的一位。
诚然，作为批评家，利维斯有他的偏狭与局限。他曾对劳伦斯顶礼膜拜，说他是一位生活的大师，是一位凭借他的教导英国社会才可以重新获得人性的平衡和创造的火焰的先知；他早年认为狄更斯（除了《艰难时世》外）只是个取悦于孩童的娱乐大师的观点也招来不少非议。或许我们也依然无法认同他执意开列的英国“伟大小说家的名单”，但他所坚持的伟大小说应有的标准——即承受经验的巨大能力，显著的道德力度以及对生活坦然无惧而又充满敬意——已成为许多批评家的共识与原则。
也许卓越批评家们的某些具体观点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不值得仿效和留意的，最值得留意并深思的是在历史上竟然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以那样的方式思想，以那样的方式说话。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陆建德博士的帮助与指正，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