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183;民族主义#183;社会主义——兼论东亚经济成长的全球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民族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全球性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产生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自主的、具有自身运动规律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被英国近代思想家霍布斯称为“巨灵”的新兴民族国家一手塑造的结果。近代民族国家，一方面是各国内部封建势力式微、城市及市民阶层兴起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各国追逐海洋商业霸权的产物。在英国，经历了封建贵族自相残杀的“蔷薇战争”，旧贵族只剩下28家。社会各阶级力量的软弱，为王权凌驾于其上并获得一种相对自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地理大发现和开拓殖民地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促进了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长程贸易的勃兴。16、17世纪，卷入海外商业利益的各国无不奉行旨在促进对外贸易、攫取黄金的重商主义政策。在重商主义看来，贵金属的多寡不仅是一国财富的衡量尺度，而且是一国权力的尺度。在国与国之间的商业战争中，黄金作为武器，比铁更有力量。马克思曾指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不只是这个学说代言人的一句口头禅，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①]正如在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商品交换曾促使共同体崩溃一样，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也促进了各国内部封建主义的湮灭和市民社会的发育。在市民社会依照自身的利益改造政治上层建筑以前，高度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加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程的不自觉的工具。
因此，资本主义从一降生起屁股上就打着民族主义的胎记。在重商主义之后，与重商主义相对立的自由贸易论，有的也同样可以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便是一个经典例证。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心想为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确立必要的社会前提。他在土壤肥力递减律的错误前进下推断，由于土壤肥力具有永恒下降的趋势，粮食和其他土地产品的成本会因土壤耕作困难而增加，这会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并压低作为积累动机的利润率。在李嘉图时代，土地所有者阶级倚仗其在英国下院的多数地位，通过了一个旨在维护谷物高价而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李嘉图把他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资本积累趋于停滞的预言，与当时反对“谷物法”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提出倘若允许谷物自由贸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会因进口廉价谷物而抵销，资本积累也将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李嘉图所倡导的这种自由贸易，取决于一种特殊的国际分工。用他的话说，法国和葡萄牙应该专门酿造葡萄酒，北美和波兰种植谷物，至于工业品则由英国来提供。这意味着，英国资本积累的顺利发展，要以各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为代价。从英国维护其世界工厂地位的角度看，李嘉图所宣扬的自由贸易论，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
抛开李嘉图论证中的错误不谈，他倒是头一次提出了制约资本积累的三大界限：一是资本积累的自然界限，这在李嘉图那里表现为土壤肥力持续下降。二是资本积累本身的界限，即在资本积累的一定时刻会出现利润率下降。上述两种界限被李嘉图混在一起。列宁曾这样批评李嘉图：用土地肥力递减律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归咎于自然界。在马克思那里，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通过资本积累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加以阐明的。三是资本积累的民族国家的界限。虽然资本刚登上历史舞台时采取的是国民资本的形式，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国已难以单独确立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归根结蒂便是资本不断扬弃又不断确立这三重界限的历史。这三重界限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单独考察，但资本积累的自然界限和民族国家界限最终都要表现在利润率水平的下降上。
资本积累一方面采取国民资本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民族国家的界限，这一矛盾的辩证解决表现为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发展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社会性质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还通过世界市场和其他依附性关系联系在一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国在这一世界体系中享有霸权地位。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无疑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在著作中处处强调阶级矛盾，对“看不见的手”原理丝毫不感兴趣的李嘉图，偏偏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大谈“看不见的手”，并编制出所谓“比较成本说”，武断地宣称对外贸易将无条件地惠及一切参予国家。这一套学说没多久就遇到了代表德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李斯特的“保护实质论”的挑战。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在自由竞争中共同获利，只有当双方工业发展处于大体相当的水平时才能实现。
两次世界大战是资本积累力图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最野蛮、最残酷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最终演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其爆发的根源却和一战紧紧联在一起。由于英、法等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向德国索取了远远超出后者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迫使德国旧马克在1919年至1924年的通货膨胀中贬值为零。德国中产阶级的财产在这一通货膨胀中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结构被彻底破坏。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动摇了，破产的中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富于变革精神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以英国财政部官员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他清醒地预测到，使德国贫困化会为报复留下祸根，因而坚决反对向德国课以过量赔款，然而他在《和约的经济后果》这一小册子中举示的理由，却同样浸透着让今日读者瞠目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按照他的论证，为了支付赔款，德国必须建立起广泛的出口工业，工人必须以斯巴达式的禁欲主义精神努力生产，德国大量出超的直接后果将危及英国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因此，虽然在赔款支付期内英国有纯利可得，但最终却会由于德国产品的竞争力而丧尽海外市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偏执以及对国际竞争力的恐惧，与今天的时代气氛相距何其遥远啊。
二
二战以后，资本积累的民族国家界限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南北矛盾随着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大批出现，凸显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矛盾，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全球分裂的症结。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曾结合古典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大量输出的背景，认为资本积累是不断寻找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市场以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一位现代评论者曾这样写道：卢森堡把从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吸取营养而不只是榨取剩余劳动当作资本积累的基础和推动力，这意味着，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一起都是受惠者。[②]但是，卢森堡理论的全部潜在结论在当时还不能充分显露出来。第二国际理论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曾专门著文分析过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他虽承认资本主义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后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受益，但又认为这种受益会为一系列反作用所抵销。鲍威尔的下述论断代表了第二国际的主流观点：“必须粉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是为一种统一的利益即其目的国家利益服务的那一种错觉。”“正是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导致民族之间的外部对立，导致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③]现代依附理论家多斯桑托斯中肯地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都是从中心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都不曾从依附国的观点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仅仅是作为宗主国阶级斗争的从属问题来看待的。这种分析角度显然已不再切合现代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需要。
从寻找海外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相互之间依赖的程度，远远超过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依赖。据联合国贸发组织1996年9月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1995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达3150亿美元，其中2030亿美元流向工业化国家。只有在初级产品尤其工业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上，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第三世界国家。古典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的主要动机之一就在于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生产。这一迫切性是由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构成不变固定资本的机器设备等会越来越便宜；与此同时，所需加工的原材料以及耗费的能源会越来越多。由于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取决于不变资本（它由不变固定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即原材料和能源耗费所组成）与工资的比率，因此，要想维持这一比率不提高，关键在于压低构成不变流动资本的主要项目的价格。19世纪北美蓄奴州出产的棉花和俄国农奴制庄园出产的亚麻，曾是英国纺织业的重要原料来源。美国南北战争造成棉花出口中断，曾给英国棉纺织业带来危机，并成为英国资本输出的直接动因。今天，经合组织所需要的石油有一半依赖进口，并在下述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料项目上主要依靠南方国家的供应：钠、铁矿砂、镍、铅矾土、铬、锰等等。目前每10个发展中国家就有8个要从农矿产品中获得其商品出口总收入的70%以上。在非洲，大多数国家依靠一两种农矿产品来获取90%以上的出口收入。战后头2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经历其历史上罕见的黄金繁荣，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相对低廉是一项基本条件。两次石油危机以来，虽然石油输出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但其他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则一直在下降。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再加诸不平等的外债负担等种种经济孔道，占世界人口4/5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国家。奥托·鲍威尔虽未得出帝国主义政策使宗主国工人阶级受益的一般结论，但他指出，殖民地向宗主国以粮食、肉类、棉花的形式交纳贡赋，对宗主国工人阶级是极有利的。由亚细亚地区向罗马帝国交纳贡赋、印度向不列颠帝国交纳贡赋与现代不平等交换的区别，只在于，后者以商品流通的外表掩盖了价值实体转移的事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寄托于一个感受异化最深的阶级，社会的一切苦难集中在这个阶级身上，这个阶级的特殊解放条件同时是社会普遍解放的条件。在60年代曾经支持过越战的美国工人显然不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是在哥斯达黎加的香蕉种植园中，在非洲扎伊尔的铜矿中，在东莞和深圳那些以外资建立的血汗工厂中。
三
以弗兰克、阿明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们，着眼于拉美和非洲的实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种种不平等和不发达现象作了深刻分析，发展了依附理论。在最激进的依附理论家看来，处在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社会革命以外不可能找到摆脱自身依附地位的途径。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七八十年代的出现，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始受到质疑。然而那时新兴工业化地区规模还太小，并且其中的韩国与台湾因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还曾受到美国大力援助。与此同时，70年代拉美新权威主义政府的出现和80年代的债务危机似乎证实了依附理论的看法。然而进入90年代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依附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在东亚20亿人口中，仅东盟诸国人口规模就近4.5亿之多。整个东亚平均增长速度目前为7%左右。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自70年代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2%，欧洲1%，日本则刚刚摆脱泡沫经济破灭后增长几乎为零的局面。在1960年，亚洲国家还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现在则占25%，预计到2000年将占30%。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东亚成片成片的地区由小农小商经济迈入摩托车、移动电话、卫星电视和计算机的时代。由于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几度科技革命和创新浪潮的成果，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迅速膨胀，维持高增长的有效需求主要通过投资自行解决。另一方面，从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不断大批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成了积累所需的产业后备军的不竭源泉。而在西方，在新技术革命和福利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危机，从那时起，发达资本主义进入了以低增长和结构性失业为特征的新时期。在向所谓“后福特主义”的过渡中，资本主义暴露了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后福特主义只把工人看作成本中的一个项目，通过自动化解雇工人，然而这样做却没有提高产出率，原因是它破坏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所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工人阶级稳定的消费水平是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
如果说民族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像是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的话，对于东亚，则是发展的有力屏障和积极推动者。一个具有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独立自主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政府，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经济依附地位的先决条件。对于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实施保护实质、设置进口配额、管制汇率，也不在于为社会生产提供能源、交通等一般条件，而是要创造一个本土的工业资产阶级。如果国家政权听命于地主阶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益，发展就会窒息。马克思曾就英国近代史指出：真正的商业阶层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它们同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业资本。[④]在发展中国家，谁在这一问题上解决得好，谁的发展机遇上就多一些。东南亚后起国家正像当年的韩国和台湾一样，经历着古典资本主义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重商主义阶段，即利用国家机器作为加速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
东亚经济成长以其巨大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势必改变全球力量对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依靠某些偶然性机遇、依靠暴力和征服积累起来的优势，头一次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挑战。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冲突，最根本的并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戴着形形色色宗教和文化面具进行的针对新帝国主义的反抗，只不过不发达国家反抗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的消极形式。决定性的全球冲突依然是南北冲突。西方一开始把发展的东亚视为潜力巨大的市场，其规模和容量有助于发达国家克服自身积累过剩的危机。然而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发展的持续，西方又感受到压力。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目前消费着原料、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世界产量的4/5。单单美国一个国家就以占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资源产量的1/3以上。现代资本主义是奢侈浪费的资本主义。据测算，如果全世界都学美国，那么，地球上的石油储藏只够用3年，天然气只够用4年，煤炭只够用1.5年。东亚工业化的持续势必会使全球工业化的自然界限空前严峻。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石油需求将有60%依赖进口，而在此期间估计仅中国一家需求量增长就相当于整个经合组织的需求。工业化的自然界限不会脱离资本积累的内在界限孤立地起作用。由于上述所说的经济学的理由，对原材料及能源需求的增加所导致的供给紧张，肯定会挤压利润，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70年代以来的持续萧条雪上加霜。美国仰仗中东石油的丰富含量，将其本土油田多作为战略库存而不予开采。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生命线，其战略意义在1996年9月初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事件中再度表现出来。国防部长佩里直截了当地宣称：美国轰炸的目的就是要保持海湾石油的自由流动。为了贯彻这一全球战略，美国认为自己必须保持同时进行两次大规模区域战争的能力。美国每年高达26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比五角大楼认定的所有潜在敌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开支的总和的两倍还要多。
东亚崛起作为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必将引起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调整。就目前看来预含这一调整的内容为时尚早。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和升温表明，西方某些人还没有形成与全球协作、平等协商这一潮流相适应的新思维。没有这种新思维，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累积起来的全部矛盾、全球工业化使人类面临的空前严峻的生态危机，就不可能在平等促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前提下得到妥善解决。
民族作为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共同体在历史上以来就没有什么先验的同一性。伴随着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东亚的崛起，民族主义不是作为对本土传统和文化的浪漫主义回归，而是作为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冲突中滋长起来。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发展一种以民族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就中国而论，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4页。
②恩格斯在1882年致考茨基的一封信中已经提到类似观点，他指出：在当时的美国，“工人阶级十分安然地与资产阶级一道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卷第648页。
③《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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