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约旦部落首领对政治的参与
——以法伊兹家族为例
薛亦凡*
由于族裔众多、教派林立以及殖民主义在中东的渗透，中东地区的政治问题具有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的特征，其中约旦表现得尤为明显。约旦作为一个“人造国家”，在1946年摆脱英国委任统治后，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其各大部落的首领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其部落保持自身影响力。2011年，中东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约旦亦受波及。对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以推行迅速的政治、经济改革为回应，并借此稳定国内局势。此后，数以千计的本尼·萨克尔（Bani Sakhr）部落成员聚集在首都安曼王宫广场前，向国王表示效忠。本尼·萨克尔部落首领费萨尔·法伊兹（Faysal al-Fayiz）主持了这次集会。此后，约旦其他部落也纷纷表示支持国王，从而确保了约旦王权顺利度过这场来势汹汹的地区政治风暴。作为法伊兹家族的第三代领导人，费萨尔至今仍在约旦政坛影响巨大。法伊兹家族的三代部落首领均与约旦国王关系密切，他们在约旦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以及与君主的关系显示了部落首领对约旦政治的影响，也体现了国家与部落关系的演变。①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0.本文即以法伊兹家族为例，通过对部落首领积极参与约旦政治生活的分析，探析部落对约旦政治走向的作用与影响。
一、部落首领参与约旦政治的缘起
以色列学者菲利普·库里（Philip Khoury）和约瑟夫·科斯塔纳(Joseph Kostiner)在研究中东部落政治时提出，“当研究部落政治结构时，应该把更多的关注放在部落首领及其政治作用上，而不是单纯着眼于血缘关系”。② Philip Khoury and Joseph Kostiner,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0.由此可见，部落首领为分析国家与部落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适合的切入点。
在约旦，部落给予统治家族的支持被看作是国家构建进程的成果之一，它推动部落融入现代国家并接受其政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部落人民与约旦国家的生存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其独特之处是，这种整合过程是在相对低水平的暴力或胁迫下实现的。③ Yoav Alon,The Making of Jordan:Tribes,Colon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 ，London:I.B.Tauris,2006,p.1.它还允许部落自发地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为自己规划出政治角色。因此，约旦的情况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建国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本尼·萨克尔部落的法伊兹家族从1921年外约旦诞生之时就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国家政治建设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约旦部落首领参政、议政的缩影。法伊兹家族自发参与约旦政治进程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电力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与社会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很大的关联，只有在将质量管理与控制的工作做好，才能真正的扩大社会大众的福利，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一份贡献。基于此，下文就电力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措施进行分析。
(一)国家独立需要部落首领的维护。外约旦建国前，本尼·萨克尔部落是以放牧骆驼为主的游牧部落联盟，其成员冬季居住在沙漠地带，远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索罕盆地（Wadi Sirhan）,夏天则迁居到今天约旦的拜勒加（Balqa’）东部以及阿杰隆(‘Ajlun)地区。他们是沙漠中最富庶、最强大的部落联盟之一，拥有数千名战士。④ Norman Lewis,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1800-198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24.当1920年11月约旦的奠基人阿卜杜拉一世·本·侯赛因抵达约旦地区时，该地区最有权势的人就是本尼·萨克尔的部落首领米斯卡尔·法伊兹（Mithqal al-Fayiz）。米斯卡尔反对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将其影响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因此他成为阿卜杜拉一世的主要支持者，对阿卜杜拉顺利执掌王权有重要作用。
（一）米斯卡尔时期（1921—1967年）。米斯卡尔作为阿卜杜拉一世最初的支持者，帮助后者在政权初建之时稳定了局势。同时，与阿卜杜拉的结盟也进一步提升了米斯卡尔在本尼·萨克尔部落的威望，该部落也掌握着宽泛的自治权，这正是米斯卡尔所寻求的。④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150.在米斯卡尔作为部落首领期间，由于政府更依赖于部落所提供的各方面支持，部落首领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时的自主性十分明显，甚至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会呈现反政府倾向。
外约旦建国之初，对政权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瓦哈比运动。该运动帮助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进行领土扩张，并试图通过瓦哈比派教义吸纳当地游牧部落。⑤ Robert B. Satloff, From Abdullah to Hussein: Jordan in Transition , p.134.1922年和1924年，瓦哈比运动曾对外约旦发起过两次冲击。在米斯卡尔号召下，外约旦各大部落向阿卜杜拉一世提供了极大的军事支持。本尼·萨克尔部落还积极参战，以致伤亡惨重；米斯卡尔也多次统率本尼·萨克尔部落、胡韦塔特（Huwaytat）部落以及鲁瓦拉（Ruwala）部落联合作战。由于本尼·萨克尔部落是瓦哈比运动的首要打击目标，且其驻地在外约旦首都安曼周边，实际上承担了大量军事防御职责。正因如此，米斯卡尔和其部落之后享受了政府极大的优待。
阿基夫自幼成长在城市，不像那些在沙漠部落中成长的领导人，他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在国家现代化政治进程中更具优势，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间，担任政府和议会议长，成为约旦政坛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由于本尼·萨克尔部落的影响力，他在约旦国内及其政治体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与国王的联盟也更为稳固。20世纪50年代中期，资历尚浅的约旦国王面临着来自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其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约旦带有西方色彩的君主制政体根本就不该在中东存在。以苏莱曼·纳布勒西（Sulayman al-Nabulsi）为首相的约旦政府受这股思潮鼓动和影响，对约旦现行的政治秩序和侯赛因王权提出质疑。纳布勒西政府下台后，约旦又爆发了军事政变。⑤ Uriel Dann, King Hussein and the Challenge of Arab Radicalism:Jordan,1955-196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2.在约旦政局这一动荡时期，阿基夫始终站在王权一边。在得到军事政变情报后，阿基夫及时向国王通风报信，提醒国王作好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当国王对谋反者采取行动时，阿基夫召集了2000名本尼·萨克尔部落成员前往安曼支持国王，⑥ Lawrence Tal,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ordan,1955-1967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48.并最终粉碎了军事政变。
与中央政府的积极对话也为部落首领提供了另一种身份——政府与部落人民沟通的媒介。这种与政府的联系使得部落首领的权威性更多地来自于其可代表部落与中央政府进行直接对话，而非来自部落成员的道德认同。同时，政府鼓励他们代表自己的部落参与不同的政治活动，使得部落首领获得了在政府担任官职的机会，部落首领们不再是区域内的领导者，他们的自身影响力扩展至国家层面，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当约旦的部落首领开始与政府进行合作，首领的地位就变得更加难以动摇。③ Yoav Alon,The Making of Jordan:Tribes,Colon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 p.51.这使得部落家族的统治更为持久，法伊兹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此外，从1937年开始，部落首领们开始列席外约旦政府新成立的部落法院，部落习惯法也随之出台。① Robert B. Satloff, From Abdullah to Hussein: Jordan in Transi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9.首领们领取薪水，实质上有了政府官职。外约旦政府需要部落首领在部落内维持法治，米斯卡尔和其他首领们在享受着职务特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地位的提升。以往的大量文献强调部落首领在确立权威时需克服困难，这主要是由于部落社会中权力制度化的缺失。在阿拉伯部落社会中，部落首领必须确保追随者始终支持自己，防止家族中有能力、有野心的人威胁自己的地位。② William Lancaster, The Rwala Bedouin Toda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53.为维持自身地位和部落凝聚力，部落首领需要向部落成员提供持续不断的物资支持。因此，部落首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扶持，也只有保持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才能保证部落可以获取稳定的资源，从而也确保部落首领地位的稳固。
（二）部落首领自身需要政府支持。在外约旦埃米尔国建立之初，政府需要部落首领的支持以稳固国家政权，而部落首领也需要政府的认可，维系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并以此获得地位的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由于连年干旱，外约旦的游牧民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33年，该地区的游牧部落普遍陷入了饥荒，迫切渴望政府的帮扶。这个时期的阿卜杜拉已经向约翰·格拉布（John Glubb）和隶属阿拉伯军团的沙漠骑警移交出大部分对部落事务的管理权。在沙漠，格拉布需要米斯卡尔和其他部落首领支持其活动，以得到部落民众更广泛的支持。米斯卡尔则积极回应。在他鼓动下，本尼·萨克尔部落的应征者成为沙漠骑警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阿拉伯军团的重要兵源。⑤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1800-1980 ,p.133.在此时期，米斯卡尔作为部落首领，积极在部落与政府间斡旋，主动与外约旦政府开展双向合作。最终政府允许部落推迟上税，并向部落提供贷款，鼓励耕作，吸纳部落人口进入政府军队，增加就业，最终帮助部落民众在这场困境中生存下来。
二、不同时期部落首领对约旦政治的参与
法伊兹家族能够从众多显赫的家族中脱颖而出，其原因在于该家族的三代领导者自1921年外约旦埃米尔国建立之初便将部落的政治和物质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为了回报其长期支持，哈希姆家族赋予法伊兹家族诸多特权，使其在约旦地位卓然。这样的联盟始终存在于哈希姆家族与各大部落之中，不仅极大地确保了约旦政权的稳定，而且赋予了哈希姆政权极强的应变力。法伊兹家族的三代领导人与约旦君主始终关系密切，他们作为代表人物，反映了不同时期部落首领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时的角色变化，体现了部落与国家关系的转变。
秦美猕猴桃选育人、陕西周至县猕猴桃试验站张清明老师，已经进行了6年水杨桃作猕猴桃砧木试验工作；而早在2013年，陕西周至县司竹镇金官村果农王雄斌即从张家界引入水杨桃，目前也试验观察了5年。我们根据与张清明老师的交流、实地考察水杨桃试验树生长情况，总结了目前所得到的经验：
在传统意义上，约旦和巴勒斯坦属于叙利亚地理区域，1920年4月圣雷莫会议(The San Remo Conference)① 1920年4月19日至26日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处理一战战败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前领地的问题。会议表面上承认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获得独立，但又把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划归法国委任统治，把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划归英国委任统治。英国同时承担实现《贝尔福宣言》的义务。 后，巴勒斯坦和约旦划归为英国托管区，自此逐渐脱离叙利亚，成为独立的地理区域和政治实体。1920年，当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试图将自身影响扩展到约旦地区时，遭到米斯卡尔的极力反对。英方打算在阿杰隆、拜勒加和卡拉克建立三个由英方监管的行政管理区，②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4页。 但以米斯卡尔为首的部落首领拒绝支持英方。面对当地大部落的反对和混乱的政局，英方选择了向约旦各地派遣顾问的方式对其实施间接控制。当1920年11月11日阿卜杜拉一世抵达约旦后，米斯卡尔更加反对受英方支持的地方政府，第一时间面见阿卜杜拉并向他宣誓效忠。为帮助阿卜杜拉在约旦建立政权，米斯卡尔还劝说阿卜杜拉前往安曼执掌大权。哈希姆家族具有圣裔血统，因而在当地穆斯林心中更具政治号召力，出身哈希姆家族的阿卜杜拉相较于欧洲殖民者，自然让米斯卡尔更有好感。因此，部落力量倾向于建立一个以哈希姆家族为首的、代表穆斯林和阿拉伯政治传统的王权。③ Mary Christina Wilson,King Abdullah,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78.此时的阿卜杜拉虽然熟悉部落政治，但是缺乏经济基础和独立武装，因此他必须依靠当地大部落的支持。在米斯卡尔等部落首领支持下，阿卜杜拉建立了一支相对强大并且完全服从其指挥的军队，而当时的约旦尚不存在任何一支有组织的、可以与之抗衡的军队。④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98页。
外约旦建国后英国发现，阿卜杜拉一世给予了部落过度的自由，而政府军事装备依然落后，无法与部落力量相抗衡。为此，英国政府决定对外约旦的管控作出调整和改变。在调整后的新统治体系下，英方控制了外约旦政府的所有开支并重组了行政系统，试图以此将其对中央集权现代化国家的构想强加给外约旦。① Mary Christina Wilson,King Abdullah,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163.换言之，英国希望外约旦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立法系统完善、行政高效的国家。新的行政系统在加快外约旦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同时，也收回了部落的诸多自治权。米斯卡尔看到政府对部落的干预日渐加大，于是积极投身反对派阵营。1929年，米斯卡尔公开反对英国政府及其控制下的外约旦政府和阿卜杜拉，他还利用巴勒斯坦的“哭墙骚乱”，动员其部落成员抢劫犹太人定居点。之后，米斯卡尔在耶路撒冷被英国军方逮捕，几经交涉，才最终被释放。②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152.此时的外约旦部落正在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米斯卡尔本人也负债累累，急需政府帮助其摆脱困境，这也迫使他迅速修复了与政府的关系。自此，外约旦部落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平衡被打破，游牧部落变成了更需政府从旁协助的一方。
阿卜杜拉政府一方面帮助部落渡过难关，一方面加强了对部落首领的管控，主要是通过鼓励部落首领们进入政府系统的方式，使其融入国家结构。借此，米斯卡尔和其他首领也不再是各自为政的地区领导者，而成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络人，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此后，他们的活动中心转向首都安曼，在自己部落的时间则相对较少。换言之，部落首领们开始融入现代国家体系中，并逐渐向政治精英转型。
防治措施：斜岩面钻进主要的处理方法是改变斜岩面的软硬不均状况，将斜岩面在桩孔范围内变成近似均匀的地层，保证钻锤冲砸过程中能均衡受力。一般采用的方式是抛填片石、黏土法，片石一般采用10～20cm尺寸，片石黏土按1：1比例抛填，回填高度超出斜岩面0.5～1.0m，反复冲砸，直至穿透。对于岩面斜度比较大，岩石强度较大时，也可采用在斜岩面上灌注水下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等级尽量接近岩层强度，待水下混凝土强度满足要求时再进行冲砸成孔。对斜岩强度很高，以上两种措施难以奏效时，可采用水下爆破的方式破除斜岩面再继续钻进。
（二）阿基夫·法伊兹（Akif al-Fayiz）时期（1967—1998年）。1951年7月20日，阿卜杜拉国王在耶路撒冷遇刺，王储塔拉勒继位。但是，由于新国王塔拉勒的健康状况恶化，约旦议会最终作出塔拉勒逊位，并由其长子侯赛因继位的决定。③ 王铁铮著：《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第178页。 1953年5月侯赛因继位，约旦王权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两次更迭，这显示出约旦君主制政体能够有效应对并控制危机，而部落在平息这场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部落对哈希姆家族的有力支持才确保了约旦王权的平稳过渡。侯赛因国王继位后，约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变为国内外反对者对国家生存构成的威胁。这段时期，本尼·萨克尔部落的继任首领米斯卡尔之子阿基夫·法伊兹成为侯赛因国王的亲密盟友和守护者，这与20世纪20年代他父亲和阿卜杜拉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然而，阿基夫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部落领导人，他更符合现代独立国家的要求，在他带领下，部落积极融入国家结构。④ Curtis R. Ryan, Jordan In Transition: From Hussein To Abdullah ,Boulder:Lynne Rienner Pub,2002,p.30.
米斯卡尔的明确反对使英国认识到约旦的政治形势尚不明朗，英国人在约旦还不能像在巴勒斯坦那样行使统治权，这也最终导致了英国对约旦政策的改变。1921年，英国政府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对巴勒斯坦和约旦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该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分：约旦河东岸称外约旦，建立了受英方控制的外约旦埃米尔国；西部仍为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总督直接统治。英国承认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阿卜杜拉则承认英国在外约旦的委任统治权，外约旦成为了一个半独立的埃米尔国。此后，以米斯卡尔为首的部落首领一次次响应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号召，捍卫国家和政权，经过不懈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在1946年赢得了外约旦的独立。1946年5月22日，阿卜杜拉同英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英国—外约旦条约》，废除了英国在外约旦的委任统治，英国承认外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5月25日，外约旦正式宣布独立，阿卜杜拉的头衔由埃米尔改为国王，同时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由此可见，部落首领的支持在实现约旦国家独立的道路上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可以说这种自发的政治参与符合国家独立的内在要求，为阿卜杜拉政权提供了民意基础和武力支持。
在约旦政府部门和议会的权位以及与国王良好的私人关系无疑扩大了阿基夫的权势和影响力，并提升了他在部落中的地位。然而，在权力巅峰时期，阿基夫却因利用职务之便，为部落不当牟利，并在军中强化个人权威，继而引发部落冲突并对王权构成威胁而遭到解职。随着巴解组织与法塔赫在约旦影响日益增强，侯赛因国王致力于将巴勒斯坦人融入现代国家政治进程中。因此，阿基夫所代表的部落力量成为巩固王权，激发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武器，国家积极宣传约旦民族主义，鼓励部落认同，而部落的价值观和文化也得到了政府的积极鼓励。① Linda L. Layne, Home and Homeland:The Dialogic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Jorda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30.可以说，阿基夫时期的部落首领已完成了向政治精英的转型，他们积极引导部落融入现代国家结构中，也不再表现出反政府倾向，在约旦国内政局出现危机之时，坚定捍卫王权，但也利用与国王的合作关系，确保部落在约旦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不受削弱。当自由主义者批评约旦政治中鲜明的部落主义时，国王对部落进行了维护，压制了反对的声音。② Linda L. Layne, Home and Homeland:The Dialogic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Jordan ,p.165.在这一阶段，部落认同的加强也意味着对王权的巩固。
（三）费萨尔时期（1998年至今）。哈希姆家族和法伊兹家族的联盟在侯赛因和阿基夫死后由他们的继任者继续延续。费萨尔·法伊兹作为家族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效忠哈希姆家族，他在侯赛因时期就在约旦政坛展露头脚，在阿卜杜拉二世上台后升任为部落首领和国家领导人。费萨尔的角色象征着当代约旦政治环境下国家与部落的关系。③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4.他的父亲和祖父曾拥有大量支持者，影响巨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对王权和政府构成威胁。相反，费萨尔是国家的服务者，与政府联系密切，他在部落的地位甚至需要政府维系。
作业布置需要兼顾知识的更新与迁移。既要考虑刚学到的“新知”，也要照顾以前学过的“旧知”，做到两者兼顾，相得益彰。要让学生感受作业过程中的刺激性和挑战性，让积极的学习情绪贯穿作业始终。
阿基夫给费萨尔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在侯赛因时期，从美国硕士毕业的费萨尔就进入约旦政府外交系统工作，作为法伊兹家族与哈希姆家族政治合作的传承人，他很快被调入王宫供职，这与他父亲的政治起步颇为相似。1999年2月阿卜杜拉二世继位掌权后，费萨尔获得极速提升，并在2003—2005年担任约旦首相，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代表贝都因部落的约旦首相。费萨尔在约旦国王的授意下领导政治改革，特别是修改了选举法。国王希望利用费萨尔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帮助其打破国内部落保守派的反对，推进改革。在2005年卸任首相之职后，费萨尔依然在约旦政界扮演重要角色。他被国王任命为参议院议员。2010年11月，他被选为众议院议长。正是在费萨尔担任众议院议长期间，“阿拉伯之春”爆发。为应对不断升级的地区事态，费萨尔作为国王的亲密盟友，主持通过了多项国王和政府提出的法律改革提案。在此危急时刻，他作为部落首领在安抚民心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由于当时的部落民众受到突尼斯和埃及变局风波鼓舞，出现了批评约旦王室和法伊兹家族的声音。④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4.2011年2月初，约旦国内团体以贪污罪对王后和她的家族提出控告，企图以此威胁国王，如他不推行改革，那么约旦就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陷入混乱。费萨尔对此迅速予以回击，几天后，在国王的生日当天，费萨尔召集了本尼·萨克尔部落民众在王宫广场前展示部落对国王的效忠。他甚至称，本尼·萨克尔部落会“斩断那些试图破坏家园和王室人的手”，强调威严的王权是不应越过的红线。部落成员们向暴徒表示愤怒，并高呼支持国王的口号。费萨尔以这种方式凝聚同胞，持守对国王的绝对忠诚。在费萨尔号召下，约旦各部落积极表态支持王权。部落领导人还出面约束族人，隔绝反对派的渗透，这些举措和做法成功帮助约旦王室平稳渡过了“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余波。⑤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6.约旦由于经济根基脆弱，长期依赖外部援助。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约旦提供了三年期贷款，贷款条件之一是要求修改所得税法。近年来，约旦接收了大量难民，人口增多和税收上涨导致物价飞涨。因此，自2018年5月税法修正案提交后，国内抗议浪潮不断。面对国内胶着的局势和经济困境，部落的支持仍然是维持现有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
然而，正如唐革亮和杨忠[6]15所批评的，虽然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名物化的实证研究在路径和方法上都不断丰富，但仍然存在名物化的分类统计针对性不强、研究方法科学性不足、研究成果对实践指导意义不大等问题。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国内学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实践环节指导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人才培养重要的参考依据。酒店管理专业以学校“应用型、国际化、高水平”的办学定位，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以学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为指导，将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现代酒店及旅游管理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国际视野、管理能力、服务意识、创新精神，能够从事酒店及旅游业相关的经营、管理、策划、规划、咨询、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酒店管理复合人才。
三、部落首领参与约旦政治的影响
自从1921年外约旦建国以来，约旦的政治体系就将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紧密相连。这种共生关系为现代约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且在后殖民时代确保了约旦的稳定。这个所谓的“人造国家”从落后的游牧社会发展成为如今的现代民族国家，部落首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 Linda L. Layne, Home and Homeland:The Dialogic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Jordan ,p.20.约旦的政治体系以各个部落家族的相互共生为基础，这些部落共同为哈希姆家族效忠，相互间在权力、影响力和物质资源方面展开竞争。作为各部落的首领，他们渴望在政府部门获得更高的官职，发展与国王的关系，并由此获得地位的提升。② Yoav Alon,The Making of Jordan:Tribes,Colon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 p.18.他们作为政府和部落沟通的中间者，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部落和国家层面的影响。这些部落首领与王室家族之间的长期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约旦的相对稳定。在面对建国后的种种复杂挑战时，部落首领带领族人始终站在王权一侧，使约旦在不同的政治变革中都能平稳渡过难关。但是，部落首领代表各自部落，展开相互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约旦的政治系统具有明显的循环性，各个家族在权力结构中实行轮转。一方面，这可以防止某一个家族或部落过分壮大，威胁到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可使各个家族都能参与国家政治进程。③ Yoav Alon, The Shaykh of Shaykhs: Mithqal al-Fayiz and Tribal Leadership in Modern Jordan ,p.205.因此，即使费萨尔·法伊兹推动的政治改革令国王满意，他也不可能在首相一职留任过久。这种部落间的权力循环使得约旦的政治精英大多来自部落首领家族，这些家族从外约旦时期至今就超群各据，如今它们的第三代已经开始掌握权力。但这种模式无疑造成了政治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阻碍了政坛新鲜血液的流入，其他阶层想要完成阶层进阶难上加难，这也成为约旦部落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政府安居政策和其他现代化因素的影响，去部落化进程一直在约旦推进，而去部落化是部落在个人身份认同和生活模式上作用下降的过程。但是，由于约旦作为国家历史根源的缺失，民族主义发展缓慢，种种复杂的原因影响着约旦人的国家认同，部落认同始终是维系约旦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一环。④ Linda L. Layne, Home and Homeland:The Dialogics of Trib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Jordan ,p.158.显然，去部落化进程打破了原有对国家资源和权力分配的既定模式，影响着部落认同的存在，这必会危及约旦政局的稳定。约旦每每政局失衡，都需要依靠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政治力量来稳定局面。这些部落首领几十年间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他们维护着约旦的国家完整，为国家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他们维护约旦，也是在维护自己。如何在去部落化和国家稳定间寻求平衡，依然是约旦面临的一大政治困境。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程星原）
标签：部落首领论文; 政治问题论文; 约旦论文; 现代化国家论文; 家族论文; 中东地区论文; 殖民主义论文; 多层次性论文;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