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反思意识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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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探求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是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所在。文章论述20世纪文化转型时期鲁迅意识的发展过程、性质特征和结构型态。

鲁迅的反省意识,是他的意识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一代文化伟人,鲁迅在近代中国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大冲突的特定历史时期,率先完成了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并能够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体系、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深刻的反省。很显然,鲁迅的反省,是一种文化上的反省。他从关注整个民族(“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出路的角度出发,把反省的对象及其所作的思考,上升到了对于整个人类、整个个体的存在意义及其进步与发展的文化哲学高度来进行观照与审视,从而洋溢着一种探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思想风采。毋庸置疑,鲁迅的反省意识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探讨鲁迅反省意识的性质特征、表现形态、作用意义,历史地、客观地作出评价,对于探讨鲁迅意识的构成意义及其整个思想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鲁迅反省意识的生成,有赖于他的怀疑精神品格的作用。在家庭“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件重要的事件,对他的怀疑秉性的生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是他父亲的病,鲁迅在《呐喊·自序》、《朝花夕拾·父亲的病》等文章中,曾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叙述了在给父亲治病的过程中所引发的对中医中药的怀疑态度——“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二是在由此而受到的“侮蔑”当中所产生的对“古书和师傅的教训”[(2)]的怀疑意识。如果前一种情形使鲁迅对中医中药的怀疑态度,还停留在一种生活直观感受的层面上,那么,后一种情形则是鲁迅怀疑意识深化的表现,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反省形态的怀疑精神。可以说,这种怀疑精神伴随着鲁迅的阅历丰富与思想发展,逐步地在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上形成“定位”格局,使之成为鲁迅主体认知活动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并构成鲁迅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京、日本求学期间,受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鲁迅的怀疑意识更加表现出一种文化反省精神,即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当中,鲁迅对自身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对整个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国民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譬如,在谈到自己从小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结果时,鲁迅曾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3)]显然,这种直率的坦诚表白,倒并不是鲁迅急于要表示他与传统毫无干系,而在于表明在他的意识结构当中,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能够以理性自觉精神来观照自身和现实人生,反省自身和现实人生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品格。不言而喻,正是在用怀疑的眼光,反省的意识去审视自身和现实人生时,鲁迅即便是在深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时,也力图是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真实地再现自己,指出自己从小所形成的对于传统的叛逆精神特点。例如,在《朝花夕拾》里,他就不止一次地提到对像“老菜娱亲”和“郭巨埋儿”一类传统教化故事的反感。在南京、日本两地求学期间,鲁迅的思想视野不断地开阔。从对自身的审视到对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思考,鲁迅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表示了一种反省态度。他称自己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风雨如磐暗故园”[(4)]。在由这种怀疑意识和反省意识所筑构的思想领地里,鲁迅把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思考,延伸到了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整个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反省与探究范围之中,从而引发了他有关对于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人的生存发展与出路同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出路,以及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思想的形成,即“立人”思想的形成。

“幻灯片事件”的强烈刺激,作为一根导火线,改变了鲁迅早年“科学救国”的初衷。弃医从文,作为一种思想行动的标志,表明了鲁迅“立人”思想的成熟。鲁迅说:“我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5)]改变人的精神,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立人”也就是要充分地关注人,关心、尊重人和肯定人,使人能够真正地从一切内在和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属于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应该说,“立人”也同样是鲁迅反省意识的逻辑起点,即鲁迅也主要围绕着有关民族的生存发展与人的生存发展的相互关系的中心,来展开他对于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深刻反省,对于一切妨碍“立人”思想的传统观念和价值标准体系,以及所产生的社会黑暗面,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并在这个基础上,构筑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

在辛亥革命失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夕,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一段时期,鲁迅先后经历了两项大的沉寂心理阶段。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怀疑意识得到了深化性的发展,由此也促使他对传统所作的反省也更加触及到一些本质性的内涵。在前一段时期(指辛亥革命失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夕),鲁迅反省的意识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客观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思考上。他指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由怀疑而引起失望、颓唐、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变化,实际上,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反省的意识表现。因为鲁迅看到辛亥革命虽然形式上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但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根基,其“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7)]所以,鲁迅由对客观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所作的思考、反省,使自己在情绪上一改早年那种激昂和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基调,转而将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般的冷静思考之中,并把审视、观照的视角由外转向内,在沉寂中认真而冷静地反省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在后一段时期(指“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鲁迅反省的意识焦点在向内转的过程中,认真地审视了包括自己的魂灵在内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他以“无情解剖自己”[(8)]为例,坦露自己的心声,表达他对人的自由与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关怀之情,从而在将自由的魂灵置于追求精神解放的途中,“显示出灵魂的深”[(9)]的意义。与此同时,鲁迅在这种反省当中,并非将自己放在旁观者观看位置上来作形而上的玄想,而是把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员,去与整个民族一道承受苦难、承受煎熬,像烈火中的凤凰一般,最终获得新生,完成自己思想的质的飞跃。

鲁迅在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也同样保持着他一贯所具有的反省意识。不过,鲁迅此时的反省意识与前期有所不同,其特点是在前期反省意识深化的基础上,自觉地建构起了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真理性,又具有自己认识社会,把握世界的独特性、坚定性的思想意识与方法,并保持了他前后一贯的对事物认识的审慎态度。例如,在加入“左联”时,告诫作家要既防“左”又防“右”,就表现了一种反省的精神特点。又例如一开始对统一战线的顾虑及后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怀疑等等,也都说明了在怀疑意识和反省意识深化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方法的特点。鲁迅晚年的反省意识及其所显示出来的不轻信,不盲从,认真审视,独立思考的精神,是他的思想高度成熟的表现。

鲁迅的反省意识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了他的“立人”思想的精神内涵。可以说,居于鲁迅意识中心的仍然是与他深邃地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的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他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对有关“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不对“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一类的纯哲学问题去作过多的玄想。但是,出于对整个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关心,对整个“中国人”挤身于“世界人”行列中的关注[(10)],鲁迅的反省意识始终都是围绕着对“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及其出路的问题中心而展开积极思考的。同时,也是由此而升华到对整个人类与个体存在意义、生存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人生的。这种既不对一些抽象的人生哲学问题作过多的玄想,而又在实践当中保持高度的理性观照的精神特点,显示出了鲁迅不同于同时代人的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反省意识以“立人”思想为基石,在对内与对外的两种视角的审视当中,也就获得了一种敏锐的发现力和创造性的认识力。

首先,在对客观外部事物的审视当中,鲁迅在对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历史和近代西方文化投以反省的眼光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不利于“立人”思想主张的因素与机制。譬如,在审视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时,鲁迅就发现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吃人”特性。在《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及其小说《狂人日记》里,对于这种“吃人”的现象,鲁迅作了详尽的揭露和批判。“吃人”当然不仅仅只限于消灭人的肉体。这种形象性的描绘,所指的则是在精神上将人异化为非人。鲁迅不止一次地反复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同时,在这种窒息而僵化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许多人当了奴隶,还“万分欢喜”[(11)]。面对这种“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式的沉闷而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鲁迅的反省,使他获得了对于传统、对于社会和对于历史及现实人生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使他总是带着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目光,来对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认真的思考,从而总是要比同时代人的观察与思考。更为细致,也更为深刻。例如,在对“以家族为基础,家庭为本”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剖析当中,鲁迅就执意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2)]并指出,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人的位置是一种吃人与被吃的相互制约而又具有等级的状况。对此,鲁迅描绘道:人虽“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13)]在这种社会结构里,根本不可能有鲁迅所期盼的“真的人”的出现,人人几乎都是奴隶(或奴才),整个历史也只不过是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所谓“一治一乱”中循环交织。所以,鲁迅在更深一层地考虑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就曾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14)]愚弱的国民,大多“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5)]为此,鲁迅在反省当中,设计了一整套以“立人”为中心,“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的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蓝图。

与此同时,鲁迅的反省,也将意识的焦点对准了近代西方文化。鲁迅敏锐地发现了近代西方文化所显示出来的种种弊端,并对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平等、民主、物质文明、科学理性等,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他认为,不察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和近代中国社会实情,盲目照搬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如代议制,不切实际地提倡西方的民主、自由,如所谓“众治”,鼓吹“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的“社会平等”,推行“诸凡事物,无不质化,……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物质文明,都将严重地妨碍“立人”思想主张的实现。在早期所撰写的几篇论文当中,鲁迅就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要警惕“以众虐独”、“人丧其我”,告诫人们仅仅沉溺于物质文明之中,结果便是“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而一味地推崇科学理性,也会造成“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的局面。很明显,鲁迅的反省意识表明了他对于近代西方文化负面效应所抱有的清醒认识态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在尖锐地揭示工业文明的负面弊端,着重强调人的个性独立,精神追求,非理性时,他并没有象某些西方思想家那样陷入对科学民主物质文明的悲观主义,走上反物质主义和反智主义的道路,他更没有如一些中国的思想家落入拒绝西方工业文明,向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国粹’)全面皈依的潮流,他始终把握了分寸,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16)]我认为,鲁迅的这种建立在反省意识上而显示出来的独立性,是他在实践的层面上,构筑一整套重铸民族魂灵,改造国民性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在对主观内部结构的审视当中,鲁迅又对那些妨碍人的解放的理性法则,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当中,鲁迅的反省也就具有“鹜外者渐转而趣内”的特点,形成“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的特点,从而使“精神现象”为“人类生活之极巅”,达到“张大个人之人格”的人生“第一义”[(17)]的理想境界。在鲁迅看来,这种向内审视的反省,也正是20世纪的“文化始基”,是“将来新思想之朕兆”,“新生活之先驱”。[(18)]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鲁迅反省意识的焦点又聚集在那些具有独立的个体——精神的个体上面。因而,“人各有己”、“朕归于我”,在鲁迅眼中,又被看作是“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19)]的根本前提和最佳途径。在鲁迅的意识结构中,“己”、“我”一类的概念,在实践的层面上被纳入了理性主义范畴,而在精神的层面上,则又被看作是对理性原则的反叛。正是这样,鲁迅在对主观内部结构进行审视时,就把对“人之内”[(20)]的关心与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联系起来了,同时也对理性原则束缚人的丰富创造力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鲁迅曾经在推崇科学的同时,又对科学理性的作用和功能持冷静的态度,他指出:“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引者注)己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引者注)……。”[(21)]鲁迅甚至将反省的眼光指向对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非理性精神内容的探索,认为“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含置不之一省”,“物欲来蔽”,“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2)]在鲁迅看来;“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而人按其本性则“不安物质之生活”,“必有形上之需求”,“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上者”,因此,人在“科学理性”、“物质需求”之外,必有“非理性的信仰”,即所谓“人心必有所依,非信无以立”。[(23)]由此可见,鲁迅在由反省意识所构筑的思想领地里,就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立人”思想,解释为是具有深刻自我意识能力,摆脱了外在强制性规范的独立个体,并从中绘制出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宏伟蓝图,确定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类解放相关联的主题思路。

鲁迅在对内与对外的两种视角审视当中,对“立人”思想的阐释,表明居于他意识中心的显然不是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而是对人的关注之情。应该说,这种思想文化观念,对于处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和发现,同时,也是鲁迅反省意识最具有现代特征的一个鲜明标识。

鲁迅的反省意识作为其主体意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发展成为他的认知主体的一种创造型精神品格。当我们剖析了鲁迅反省意识的基本特性之后,对这种反省意识在鲁迅心理、意识、精神、性格、思维方面的表现形态特征,也就一目了然。从意识结构形态层次上来分析,鲁迅的反省意识结构表现层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结构形态

从鲁迅反省意识的生成上来看,鲁迅反省意识在其形态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理结构情绪。这种心理情绪是认知主体对客体的直接反应及其感悟与触动。心理学告诉我们,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应,总是以“注意”为前提。所谓“注意”,也就是指主体对认知对象发生最直观的把握与联系。鲁迅早年在承受家庭败落的痛苦过程中,渐渐地从世人的冷漠、虚伪,和世俗势力的丑陋、伪善的情形当中,萌发了对传统、对古训、对既定的一切的怀疑之情。这种怀疑在心理上最初的反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直观的感知,二是情绪的显现。直观的感知指的是客体的表象引起主体的注意,并产生怀疑、反省、思考的心理反应;情绪的显现指的是这种心理反应总是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并使主体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客体的高度关注之情。当反省意识作为鲁迅整个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实际上它也就在心理结构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素养,即总是使鲁迅在认知活动中,能够由事物的表层而深入到事物内部结构之中,在深层次的结构当中,通过思考、反省和体验,作出自己独立判断和思考。在这方面,鲁迅对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所作的深刻反省与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意识结构形态

如果将反省意识只仅仅停留在心理情绪的结构层次上,那远不足以说明鲁迅反省意识形态的完形。从心理结构层次出发,上升到意识结构层次,这是意识发展的一个逻辑运行环节。从意识结构层次上来考察,鲁迅的反省意识表现为认知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否定性判断,即在认知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总是抱着反思、反省的认知态度来进行认识和把握,侧重于用否定的形式来作价值判断。譬如,在鲁迅的反省意识中,对像中医中药一类的传统进行价值判断时,就是通过否定的形式来加以认识和表现。又譬如,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喊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疑问,在散文诗《野草》中对“抉心自食”的描绘,以及在许多场合中都提及的“自剖”精神[(24)],都说明了鲁迅对社会、历史、文化、自我与现实人生所特有的怀疑精神品格,已经在意识的结构层次上定型,从而使他的反省意识往往表现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见识和一种积极进取的势态。

三、精神结构形态

当反省意识在不断地深化过程中,它实际上也就开始使主体具备一种精神的结构形态。换言之,在这里,精神结构形态是以主体所具备的品质和素养而呈现出来的。一般地说,客体表象会引起主体精神结构的两种形态反应:一是主动性的反应,二是被动性的反应。前者呈现出来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它促使主体不是走向自我封闭,而是要求以进取和开放的形态,将反省的意识焦点导向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前途的关怀;后者则相反,它所促使的是主体精神走向封闭,走向衰落。鲁迅的反省意识显然属于前者,即是对客体作出主动性的反应。反省意识使鲁迅对外部事物的认识、判断和把握,不是导向主体的衰落和消亡,而是导向对客体对象再认识、再发掘和再创造,以真正地实现主体的精神价值,并帮助鲁迅通过反省,更加准确地传达出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认识,像鲁迅精神品格中那种卓尔不群、敢于持异、不阿世媚俗,以及持久的内心孤独的精神,都在这种结构形态中得以充分地展现。

四、思维结构形态

心理、意识与精神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就其本体意义来说,它还只仅仅是属于主体的组织构成部分。反省意识还应该进入思维的结构层次,具有思维的结构形态。当反省意识以思维结构形态呈现出来时,它的显著特点就是表现出在主体对客体的怀疑当中,总是对客体表象作出整体性的价值认定,从而达到对客观外象的本质认识与把握的程度。例如,鲁迅在面对着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势力时,对于传统所作出的激进的整体性否定判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鲁迅在对传统提出“从来如此就对么?”的质疑时,实际上在思维的结构层次上,就对传统作出了整体性的否定判断——“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25)]这种激进的态度,或者从中也杂夹着某种偏颇或偏激,但决不是某种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从反省的意识角度,对所认识与把握的对象进行整体审视的结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思维方式是受历史形势与条件所制约和规定的,同时,它也是对事物进行更深一层剖析的根本性前提。[(26)]在思维的结构层次上,鲁迅的反省意识总是能够对所面对的一切,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27)]并审慎地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认定。应该说,这也是鲁迅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鲜明特点。

郁达夫先生在评价鲁迅时曾指出:“当我们看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于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28)]与同时代人相比,鲁迅的意识总是显示出他所特有的独创性特点。鲁迅的反省意识紧紧扣住“立人”的中心而展开,并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和认识的穿透力,这就使他的意识具备一种不断激活主体的认识机能,同时,也使之在对外审视当中,不停留在某一个方面的纠缠上,而不断地获得对外部事物的整体观照,不封闭在某一具体对象的表层上而获得认知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对内的审视当中,也能够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内涵之中,把“立人”的思想主张紧紧地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结合起来,达到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透辟认识的思想高度,展现出一位20世纪中国思想家所特有的精神风采。具体地说,历史地评价鲁迅的反省意识,我们会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鲁迅的反省意识,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鲁迅的反省,始终都没有超越这种历史时期的制约与规定。这种现象说明:受历史形势和条件的制约与规定,鲁迅的反省意识没有使他像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家那样,从中所引发的是一整套关于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非理性思考,而是促使他紧紧地扣住“人”的主题,结合近代中国的现实境况,从中引发的是一整套关于重铸民族魂灵,改造国民性的理性思考。鲁迅用反省的精神去认识所面对的一切,从中也就构筑起了自己独创性的思想领地,而这也是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思想家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鲁迅的反省意识既然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这就不可能呈封闭的意识状态。鲁迅的反省不是西方文化的“忏悔”,也不是形而上的纯抽象哲学思辩,而是对民族生存境况的现实关注。这样,在对认知对象进行反省时,鲁迅就能不断地获得事物进行的整体认识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见解,并加以认真的批判和扬弃,从而洋溢着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特征。

第三,鲁迅的反省意识的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注,在思想认识上,它就表现出了一种卓越的文化创造的品质特征。针对传统文化中“人”的位置不突出,以及压制人,异化人的“吃人”现象的发生,鲁迅通过反省,发现了这种“吃人”的根源,并在所建构的新文化主体结构中,就高扬起“人”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与此同时,针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发现其理性原则对人的精神的压抑现象,鲁迅就确定了有关人的自由与解放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相互关系,从而把对“人”的全方位思考,推向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这,也正是鲁迅思想通过反省意识所具有的创造性品格的表现。

四,鲁迅的反省意识始终都贯穿着一种理性的精神。尽管在心灵的层面上,鲁迅还保留着许多非理性的情绪,但是,在面对着近代中国千疮百孔的严峻现实时,鲁迅的反省意识却不是以非理性的情绪表现出来,而是用理性的精神来反省现实,反省自身,来同黑暗作“绝望的抗争”[(29)],始终都“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30)]。当鲁迅把通过刻骨铭心的认识经验与理智地把握世界的独特体会,投入到由反省意识所构筑的思想领地里而加以理性的审视时,他就保证了认知活动不断地向对象的本质逼近,并达到本质的认识与把握的高度,同时也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主体对客体具有必然性把握的内在信念,显示出“灵魂的深”的思想意识特点。

注释:

(1)(5) 鲁迅:《呐喊·自序》。

(2)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3)(8)(24)(27)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4) 鲁迅:《自题小像》。

(6)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

(7)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9)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10) 参见鲁迅:《热风·三十六》。

(11)(13) 鲁迅:《坟·灯下漫笔》。

(1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4) 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

(16) 钱理群、王乾坤:《作为思想家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6期。

(17)(18)(22)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9)(20)(2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5) 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26) 参见拙著:《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8) 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29) 鲁迅:《两地书·十二》。

(30) 鲁迅:《热风·生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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