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经济交易：边缘上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边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发展，本文仅考虑市场和市场交易的发展。影响市场经济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本文不奢望全面论述这些因素，并且不试图指出并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只是考虑其中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重要因素之一的人际关系。一般地，对经济的交易发展来说，人际关系是双刃剑，是一种“脐带”，它既有养育的功能，也有羁绊的作用。过密和过疏的人际关系均不利于经济交易的发展，良好而不“过于亲密”的人际关系模式可能最有利于经济交易的进行和发展。特别是从发展的动态上看，传统的、特殊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人际关系会将经济交易主要限制在小范围之内的传统经济中，抑制大量利润的积累，从而限制生产和经济交易的规模。
一、传统人际关系的限制
市场经济的形成或市场化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布罗代尔写道：“市场是一种解放，一种开放，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冒出水面。人的活动，人们交换的剩余产品从这个狭窄的缺口慢慢通过，其困难程序最初不亚于圣经故事所说的骆驼从针眼通过。针眼后来扩大了，增多了。这一演变过程的终端将是‘市场遍布的社会’。我说的是在过程的终端，也就是说市场的普及相当缓慢，并视地区而异，从不在相同的时间，或以相同的方式实施。市场的历史可见并不是简单的线状发展”（布罗代尔，1993）。
阻碍市场经济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传统的人际关系则是这些因素之一，这一因素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波拉尼（Polanyi）、斯考特（scott）等人所指出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经济是一种“嵌入经济”（embeded economy）（Evers & Schrader，1994）。在这种经济中，“经济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次集合体’，它受社会生活的包围和约束，只是很晚才摆脱这种束缚。按照波拉尼的说法，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充分扩张，才能产生‘伟大的转变’，‘自动调节’的市场才发挥其真正的威力，制服在这以前始终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因素。在这场转变发生前，几乎可以说，只存在一些被牢牢控制住的市场，一些不算市场的假市场”（布罗尔，1993）。
波拉尼的论断也许过于绝对，传统经济中也有市场和市场交易。问题是，传统经济中的经济交易，包括一些市场交易基本上也已纳入传统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中。在这种经济中，物的交换关系要依赖人的关系而发生，从而物的关系的发展必然受人的关系的制约。对此，殷海光曾指出：传统关系对于“关系网络以外的人则天然地发生隔离作用”。在传统经济中，“社会联系的组成主要地靠血缘。这样一来，其他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不是无从发展便是被切断，至少不能发生应有的功能”（殷海光，1988）。Redding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系网之外，合作不一定能够办到”（S.B.Redding，1993）。由于在关系网外，人们缺乏起码的信任，交易成本过高，因此，传统人际关系具有将经济交易限制在传统关系范围之内的作用。而在传统人际关系网内的经济交易，受人际关系、非经济的考虑牵制过多，也难以发展。处于传统人际关系网中的人们“如同蜘蛛在蜘蛛网中”，而“生活在蜘蛛网中的后果之一，是蜘蛛网成为个人一部分。个人深深陷入各种关系网中，抽身不出”（S.B.Redding，1993）。当他们相互进行经济交易时，“满脑袋盘算的都是人情方面的亲疏厚薄，满身缠绕的都是人事牵联，一天到晚小心留意的是人际的得失利弊”（殷海光，1988）。这便使交易者们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时刻面临着对家族、邻里等的道德责任与赢利目标的冲突。在这种关系体系之中，经商者在人际关系及互助和分享资源的价值体系所产生的社会压力下，很难积累资本，除非割断传统关系纽带（Evers & Schrader，1994）。他们“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种：要么尽可能地摆脱与家庭、家族的联系，独立谋求发展；要么变商业利润为消费资金，最终将资本耗丧殆尽（张海鹏、张海瀛，1993）。这便限制了经济交易的规模。
总之，传统经济中的经济交易“嵌入”于传统人际关系之中，难于“拨出”。但历史的事实是：经济交易最终突破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市场交易占据了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这一“伟大的转变”（波拉尼）给人们留下了突破何以实现，突破点何在的历史性课题。
社会经济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发展的，市场经济并非凭空产生。因此，要讨论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对传统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作一分析。从经济交易的角度，我们可将整个经济视为包括自给自足、日常交易、初级市场交易和高级市场交易四个层次的体系（对这四个层次的定义和比较，本文作者已另有文章论述，这里不再详细分析）。传统经济的封闭性并不是单一层次的问题，而是体现在诸多层次之间：在自给自足与经济交易之间，自给自足占主导地位，也即大部分经济活动封闭于自给自足之中；在经济交易的日常交易与市场交易之间，日常交易占主导地位，也即大部分经济交易封闭于日常交易之中；在市场交易中的初级市场交易与高级市场交易之间，初级市场交易占主导地位，也即大部分市场交易封闭于初级市场之中。也就是说，在两种经济中，四个层次的相对比重和地位不同，从而整个体系的构成不同：传统经济体系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底，以高级市场为顶的金字塔型结构。与此相对应，市场经济则呈倒金字塔型结构。从经济交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形成，也就是由金字型结构的传统经济向倒金字塔型结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演化过程，特别是市场交易的相对地位不断提高，进而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过程。
传统的经济史学认为，市场交易的发展是内生的。按照前面对经济体系层次的划分，也即是说，传统经济史学认为，经济交易的发展是从自给自足产生了日常交易，由日常交易产生了初级市场交易，再由初级市场向高级市场的发展过程；从地域的角度说，这一发展过程是经济交易地域范围上不断扩大的过程，即由家庭、村落向地域性市场发展，再到全国市场，直到形成世界市场。
从人际关系与市场经济形成关系的角度分析，如果传统的人际关系确实对经济交易的发展，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同时也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作用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嵌入”于传统人际关系越深，受人际关系牵制作用越大，越难于实现“突破”。显然，在由四个层次构成的金字塔型传统经济体系中，不同层次“嵌入”于传统人际关系的程度是不同的：越是靠近底层的部分“嵌入”于传统人际关系的程度越深。传统经济中的自给自足部分是在一个狭小的、集生产和消费功能于一身的、内部人际关系极为紧密的初级单位内部的循环。传统经济中的日常经济交易通常只发生于亲戚、邻里之间，受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也非常严密。即使是地域性市场交易也在传统人际关系的控制之下，难以解脱。而在传统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高级市场交易部分虽然此时的地位并不重要，只是金字塔的一个小小的项端，但其受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最小。布罗代尔甚至认为，这一“属于大齿轮和大经济的层次…必定也是资本主义的层次；没有大经济，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布罗代尔，1993）。由此而言，对传统经济体系的突破，更容易在金字塔的顶端开始，在顶端增大后，便对底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其变形、收缩，从而实现由正金字塔向倒金字塔的转变。换一种方式说，传统经济是一个相当“稳定”，甚至是一个“超稳定”的体系，其核心部分不容对这一体系具有破坏作用的新因素生长，“伟大转变”的突破不易发生于其核心部分。一般而言，新因素总是容易在旧体制缝隙中或边缘上生长，而已经存在的高级市场交易部分则正是这一体系的边缘部分。
二、远程贸易
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带的高级市场交易中，最重要的是远程贸易。与传统经济史学的观点相对立，波拉尼认为，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远程贸易是主要推动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莫里斯、道勃等人也认为，远程贸易是创造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工具。布罗代尔在指出波拉尼的论断过于轻率之后写道：“远程贸易在商业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无疑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并且长期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基干活动”。布罗代尔接着写道：尽管远程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不大，从事远程贸易的人数也很少，“但这并不降低少数人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上，少数人往往能比数量众多、价值巨大但又暮气沉沉的人、物质商品起更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无论过去或现在，历史并不按照全民投票的理性法则作出决定。有许多论据可以说明，少数能够胜过多数”（布罗代尔，1993）。在这之后，珀金斯也把远程贸易称作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手段之一。斯拉德（Heiko Schrader）则更直接地说道：“长途贸易商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Evers & Schrader，1994）。
远程贸易与社区贸易大不相同。从规模上看，前者通常是大规模的，而后者通常是小规模的。“远程贸易不容置疑的优点正是它允许实行集中”。而且，“远程贸易肯定创造超额额利润：…远程贸易固然要冒风险，但往往能获得超额利润，就像开奖中彩一样”。布罗代尔列举了一些证据，说明其利润常常达到300%。“从而使它成为推动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进一步说，远程贸易的意义不仅在于产生了大量商业利润，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种商业利润是一种“非正常收入”。正是这种“非常的收入”才能用于“非正常的”创新的用途。远程贸易还创造出了“历来自成体系的‘远程商人’集团”。这些主要从事远程贸易的大商人不同于社区贸易中的小商贩。甚至在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中，他们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如英语中就有tradesman和merchant之分。他们的社会地区也“相距甚远”，在前现代化的欧洲，前者属于上流社会，后者则属于下层社会。历史表明，这一商人阶层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积极因素，甚至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马克思，1975）
从人际关系对市场经济形成的影响来看，远程贸易之所以能够产生大规模的商业、商人阶层和商业资本，在于它摆脱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这种交易只能产生于互不相识的、至少不存在亲密关系，以至不能铢锱必较的人们之间。按照埃沃斯等人的“两难理论”（Evers & Schrader，1994），在交易者受各种关系网牵制的社区内部，交易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赚取巨大的利润，即使有一定利润也需要与其他一些人分享。因此，交易不可能按照最大利润原则进行，不可能积累大量的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高级的”、更接近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交易只能是远程贸易。远程贸易中的地理距离“自然地”使交易者间有了为进行这种交易所必需的“社会距离”。可以说，远程贸易是传统经济中的一种“异端”。“正因为封建制度既包罗万象又僵化死板，异端和反叛才成为完成变革的必要因素，而海上贸易肯定是产生这两个因素的丰富源泉”（罗森堡，小伯泽尔，1989）。这里顺便指出，前现代化的远程贸易在不同国家的形式不完全相同，如在西方国家主要是国际贸易，而在中国则主要表现为区际贸易。无论国际贸易还是区际贸易，都超出了传统人际关系的范围，从而摆脱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在前现代化社会中，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经商不在本乡的传统，其原因也部分地在于此。
三、海洋与沙漠
在商业发展史的研究中，地理因素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很多人注意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上很多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临近海洋。在前现代化的欧洲，最重要的远程贸易就是与海上贸易相联系的。如布罗代尔所说“从事海上航运，下的赌注和冒的风险都更大。大海意味着财富”（布罗代尔，1993）。人们普遍地接受了一种观念：临近海洋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西风东渐以来，中国人也接受了这一观念。
但是，对于海洋与市场交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早期地理决定论者常常用海洋对人们气质的影响来解释这一现象：海洋养育了冒险精神，而冒险精神有利于创业和发展。这已成很多人的思维定式。实际上，海洋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可不必经由精神气质，如冒险精神绕个弯。航海有巨大风险而农耕则风险较小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战争中，风险又远远大于航海，战乱频仍之地（从时间维向考虑是之时）似乎更易形成冒险精神。当然，战争同时对社会经济具有巨大破坏作用，但如果按照上述逻辑，过去充满战乱而又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恢复并维护了和平的国家或地区更易形成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而历史的实证材料并未证实这一点。在有关研究文献中，更多的人是用海洋可提供交通的便利来作解释，但这种解释仍然是牵强的。就运输便利而言，显然是与运输距离相关的，海外贸易无论如何不如社区内的贸易更为便利。而且，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海上运输也谈不上什么便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商业的发展中，沙漠具有某些同海洋相似的作用，早期阿拉伯地区商业的发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似乎表明，不是地理便利，而是地理障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创造着商人阶层。实际的情况似乎表明，海洋（还有沙漠）之促进贸易的发展并不在于其便利了运输，而在于其不便于形成日常交往，同时，自然条件又允许专业的商人通行，即常人不便，而商人可行。常人不便，故有利差；商人可行，故可得之。并且，这种不便于形成日常交往的自然条件构造了“社会距离”。而近距离交换则早已被纳入了传统交往关系和交换模式，反不利于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交易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的市场交易产生于远程贸易的原因，不在于地理距离，而在于社会距离，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人际关系向疏离方向的演化正是对市场交易发展的适应。
四、少数民族经商
在商业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经商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南亚的华人等少数民族普遍经商。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如乔治·齐美尔在《陌生人》（Georg Simmel:＜The Stranger＞）一书中写道：“在整个经济史中，到处都上陌生人做商人，或商人以陌生人的面孔出现。在自给自足经济，或产品只在小群体内交换的时代，不需要中间人：只需要商人提供群体之外生产的产品。因此……商人必需是陌生人”（Evers & Schrader，1994）。在欧洲，这里所谓的陌生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福斯特（Foster）写道：“在农业社会中，商业常常具有某种形式的社会距离：通常由少数民族进行”（Evers & Schrader，1994）。
关于少数民族经商的现象，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是宗教信仰来解释。例如，罗代尔评论道：“桑巴特认为，犹太人在构成‘资本主义精神’方面之所以领先，是因为他们的教规允许他们对‘异教’做那些对本教教徒禁止做的事”。布罗代尔则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是不攻自破的。在一个有特殊禁忌的社会里，例如把借贷和金融行业——它不仅是商业财富，而且是许多其他财富的源泉——视作违禁，难道不正是社会在强制‘非正常人’去做那些让人讨厌但对整个社会需要的事？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认为，俄国东正教出现分裂派正是这个原因。分裂派的作用可比作犹太教派或亚美尼亚教派。如果当时没有现成的分裂派存在，那就还得促使这一派人的出现。……在这场辩论中，与其谈到‘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社会起了作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纠纷和宗教狂热促使许多人离乡背井，他们流亡国外，结成少数人集团。……他们被迫离乡背井，而远离家乡使他们财运亨通”（布罗尔，1993）。也就是说，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岐视、限制经商行为，在社会中居于主流的社会成员受这种限制不屑于、也不便于经商。但社会存在对商人的需要，于是社会便“要求”少数民族经商。社会在提出这种需求的同时，又对少数民族实行岐视，为他们设定了限制，限制乃至禁止他们从事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职业。从而迫使其从事通常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业，如商业（Evers & Schrader，1994）。正如刘易斯所说，“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岐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例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岐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这马上使人想起了西欧犹太人的地位；当赚钱这种谋生手段被岐视，而几乎是向犹太人开放的唯一机会时，他们就集中在这一行业中”。刘易斯接着指出，“在少数派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宗教戒律并不一定比多数派的宗教戒律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时间本身会引起差别。随着少数派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调整，它们的宗教戒律也将要改变。……只有在多数派对其他事务更感兴趣的情况下，一个宗教少数派才能转向经济事务，并取得成功。但是，在多数派更加倾向于重视物质方面的情况下，宗教少数派就要离开经济事务，并尽可能地保持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基本因素是，无论有没有宗教，少数派总是不擅长于多数派所选择从事的事务，而擅长于多数派所不重视的事务”（刘易斯，1994）。
除上述解释外，埃沃斯等人提出了少数民族经商现象的另一重要因素，即本文所论述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传统社会中的交易要求商人与顾客保持一定社会距离，而主流社会的成员却陷入在相互之间的密切人际关系之中，无法放手按商业原则经营。因此，只能是社区内的人们认可的“特殊身份者”或“外来者”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才能成为专业的商人。少数民族通过与主流社会的文化距离构造了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便促进了他们在商业上的发展。由于作为少数民族在经商上的这种便利，即使主流社会在文化上不岐视商业，也常常在与少数民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也是少数民族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坚持其异质文化的原因之一。佳曼（Wolfgang Jamann）在讨论为什么东南亚华人不溶合于当地社会文化时就曾指出，“保持异质文化即是主观愿望，也是一种客观需要”。奥安沙库尔（Pannee Auansakul）同样认为：“华人意识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而且是一种经济策略”，并举例说：泰国的华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泰语，但却坚持将华语作为商业语言，是为了借此排斥非华人，保持在商业竞争中的优势（Evers & Schrader，1994）。
此外，商人集团的内部团结对其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与主流社会异质的文化，也有助于增强其内部团结。从而使“少数人集团像是一个事先业已织成的相当牢固的网”。这不仅适用于现代东南亚的华人，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这些情况。例如，在历史上，“意大利人来到里昂后，只需要一张桌和一页纸便能开业，法国人对此大惑不解。问题在于，意大利人在欧洲各商埠拥有现成的合伙者、保证人、客户以及必要的信息来源”（布罗代尔，1993）。
五、明清时期的商帮
吴承明先生指出，在中国，商品流通以明朝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两个时期的商品流通的主要区别在于：（1）在明以前，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地方市场，如农村的草市、墟市和城市的店铺；自明以后，出现了跨越地方市场的长距离贸易。（2）在明以前，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主要是盐、铁及一些渔、猎产品；自明以后则出现了粮食、布匹、丝、茶等民生用品的流通。（3）在明以前，城市主要是军事和政治城市，没有商品流通的功能；自明以后，由于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出现了许多商业城镇。（4）在明以前，由于商品流通量很小，尚未出现大商人资本；自明以后，则出现了经营盐、茶、布和丝绸、木材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和晋商（吴承明，1985）。张海鹏和张海瀛两先生在其《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也指出，“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他们给商帮下了一个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张海鹏、张海瀛，1993）。
张海鹏和张海瀛两先生对商帮的研究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些商帮所从事的贸易首先是一种大规模的区际远程贸易，是一种不同于社区内初级市场交易的“高级市场”交易，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商人的大商人集团。但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个缺陷，即综合分析略显不足。根据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概括出商帮兴起的一些条件：边、冲、狭、稠、特、机。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商帮都全部具备的，但它们确实具有普遍的意义。“边”、“冲”是地理位置方面的条件，即商帮的故乡多处于边缘地带或交通要冲。“狭”、“稠”、“特”是其生态条件，即商帮的故乡多为地狭人稠，以致农民难以单纯依靠农耕为生，不得不另谋它路；同时，又多具有某些适合于远程贸易的特产。“机”是外生的机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偶然性因素，其中以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和徽商借助“开中法”而兴起最为典型。
张海鹏和张海瀛两先生对影响商帮兴起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论述，如分析了家族、血缘、地缘关系对商帮内部团结和商号内部经营方式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大规模商人集团的出现，不仅需要商人集团的内部团结，还需要与外部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而张海鹏和张海瀛两先生却未注意到后者。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商帮都是在外地开展其经营活动的，在各地经营的大商人主要是外地的徽商、晋商、宁波商人等，由本地的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现象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这些商帮甚至不是产生于内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相反，它们大多产生于较为贫困的，内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这恰恰是与少数民族、外来者、陌生人经商的现象一致的。不同的是，商帮进行的主要是国内贸易，其活动的地域范围基本是在统一的汉民族生活区内，与欧洲的犹太人和东南亚的华人等少数民族不同，他们与其经营活动所在地区的人们同属于一个民族，似乎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那么，他们如何又能具有对传统社会中的大规模商业经营活动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距离呢？
这首先在于中国地域上的广阔性和地域文化的分异性。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许多中外学者和一些观察家对此均有论述。如19世纪法国的古伯察神父说道：“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佩雷菲特，1995）。林语堂等人对此也多有论述（林语堂，1994）。这种文化差异显然有助于使在外乡经商的各商帮与当地居民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文化，即对自己人和对他人区别对待的文化。当然，西方传统文化也具有较强的特殊主义色彩，但与中国传统相比，乃是一种较多普遍主义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普遍主义和希腊的认知普遍主义（帕森斯，1988）因素。这便为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商帮保持与外人的社会距离提供了另一有力的基础。此外，在中国，普通民众还常常将富人也视为“有特殊身份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为富不仁”正是对富者可以不仁的一种犬儒主义式的认可，因而也使其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与西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商人集团不同的是，中国国内的徽商、晋商等在外地成为与当地人有一定社会距离的集团的同时，在其家乡则是传统的，他们有着深植于故乡社会关系之中的传统的根，而未成为如犹太人那样无“根据地”的少数民族，也未发展出更为独立的文化（宗教）体系，只是强化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的，对自己人和对他人区别对待的文化，形成了按血缘、地缘区分的商帮。在历史上，这一传统之“根”大量地吸收了商帮在外地经营所取得的利润。在社区外部的经济交易中所取得的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回其故乡，退出了流通领域，进入了非经济交换和消费领域，用以加强这些商人在故乡的地位、声望、权力（符号资本）（Evers & Schrader，1994）。加之政府的抑制和机遇不佳（如战乱）等因素，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打断了远程贸易发挥促进市场经济形成作用的过程。到了近代以后，南方一些商帮尚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早期现代化潮流，而北方商帮则基本上是一厥不振，未能在以后的发展中起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作用。
六、城市
在经济史上，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马克思，1975）。布罗代尔也指出：“每一座城市都好比一个变压器：它加大电压，加快交换速度，无休止地搅混人的生活。……没有起码的分工，就没有城市；反过来，没有城市的干预，就不会有比较发达的分工。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市场。……最后要指出，就不会有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不会有远程贸易”（布罗尔，1993）。
城市对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形成的促进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城市由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并与农村相对而存在，本身就扩大了市场，甚至是创造了一种新市场，除人们经常指出的这些原因外，城市化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市场经济形成还在于它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波斯坦在《欧洲中世纪的贸易》一书中写道：“为了使贸易成为一种全年都可以从事的专门职业，商人和手工业工匠必须摆脱种种限制他们的束缚和义务，使封建社会下层的人也有迁移自由和订约自由。他们的商店和房屋必须不受农村租地的那种义务的负担；他们的交易根据一种更合商人之间买卖的法律来判断而不是按封建的习俗和普遍法来判断。因此，中世纪城镇的根本作用在于它们是封建汪洋大海之中的非封建的岛屿”。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罗森堡，小伯泽尔，1989）。这句谚言特别适用于前现代化的欧洲。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很多城市是由脱离了封建羁绊、渴望自由的人们聚集在交通要冲、寺院附近等地而形成的。在这种城市中，由于人们是会合在一起陌生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上下等级，大家因而也就成为平等的人。而且，城市化对原有的血缘、地缘等传统人际关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L·沃思（1897—1952）就城市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说：“在社会学上常把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描述为：间接接触代替了直接接触；亲属联系削弱、家庭社会意义的贬低；邻居关系消失；偏向社会团结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马克·赫特尔，1988）。
当然，60年代以来的一些研究，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巴特（Elizebath Bott）的研究证明：城市化后，城市家庭中亲属的交往仍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即都市化并未使亲属关系受到彻底的破坏。在城市中，人际关系还是频繁密切的，人们并不是孤立的。人际关系淡化程度并不是如以往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严重。但与乡村相比，人际关系毕竟有所淡化。而且，人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例如，城市里的人与他们的远亲、邻居的交往减少；交往不拘于地区或亲属，朋友间交往增加，这种交往是有选择的，态度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城市化使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准则得到了发展，而特殊主义色彩则大大减弱。人们原有的具有各地方特征的观念被逐步整合和认同，并形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人际关系常规（林南，1985）。
总之，城市将大量人口聚集在一起，从而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同时，拉大了“社会距离”。这有助于使商业摆脱传统人际关系的束缚，从而在促进市场和市场交易规模扩大的同时，促进了交易方式由初级市场交易向高级市场交易，由传统的、受人际关系影响过大的面对面交易向现代市场交易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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