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民族观与国家观现状的调查与分析_社会认同论文

当前高校学生民族观与国家观状况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学生论文,状况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现实背景与研究目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众多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更加多元。目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面临更多挑战，民族事务、民族问题也比以往更为繁多和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我国各个民族的成员，包括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中的跨境民族等，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情况。

      近年来发生在拉萨的“3·14”事件和乌鲁木齐的“7·5”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民族问题的普遍关注。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在潜意识里认为个体或群体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必然是矛盾和对立的。甚至还有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以质疑，认为实施了60余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的高涨，并催生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持续发酵，而这样一种民族自我情绪的过度蔓延必然会削弱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此类观点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增强，相应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感就会下降，即得出“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存有紧张与冲突”的结论。①实际上，近年来社会上类似这样的一些观点甚嚣尘上，误导、混乱着人们的思想，中国的学术界也兴起一股“民族问题”研究的热潮。

      但是，笔者以为，民族研究一直都以对民族历史、国情的深刻认识为研究基础，并且以田野调查、实证资料为研究手段和证据。在没有民族理论研究的素养、民族学学科积淀和深入调查研究前提下，对于民族问题不能轻易做结论。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及其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当代各族大学生为目标群体，希望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到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所借鉴。

      关于认同，学术界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较深刻的认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它源于个体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以及与此身份相关的价值观和情感。国外很多有关社会认同的研究都集中在对于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的研究上。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在社会认同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相关的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其理论建构的维度和参照系有所差异。例如，巴特(Fredric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强调成员的归属认同对群体的意义；而“原生论”侧重探讨族群成员的“原生情感”与文化象征意义等；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等人强调在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族群精英对认同的操控以及政治性认同的趋向。②

      美国心理学家E.H.埃里克森(E.H.Erikson)曾经指出，一个人或集体的认同(同一性)可以和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体的认同相联系；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认同的自豪感意味着从一种更占优势的集体认同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认同是一种在所有心理功能作用水平上都发生的过程。个体认同所依据的方式是：他认为别人对他的判断乃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在与对他们说来有重要意义的类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进而，他还提出认同发展是有其时间性的：一是个人生命的发展阶段；一是历史的时期。在个人和社会中，这种认同都包含了对过去和未来的互补性：它连接了生动的过去实际和有希望的未来实际。追踪埃里克森的思想轨迹，我们对他所提出的理论有了较为明确的把握，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体或群体的认同有其生成性和时间性特点，个体的生命周期与社会变化的情景性变异，也同样使得这种认同进一步泛化。③

      族群认同研究的另一领域是跨文化的族群、文化认同研究。这一研究的兴盛是基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大量移民的涌现、族群矛盾与冲突以及族群间互动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术界有关族际交往与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比较典型的有法兰博伊斯(La Fromboise)等④，菲尼(Phinney)⑤，赛勒斯(Sellers)、罗利(Rowley)等⑥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个体对少数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不同所导致的不同认同类型。其大概有四种：“双文化认同”(即对主流与族群文化都有高度认同)；“单一性族群文化认同”；“同化性认同”；“边缘游离性认同”。上述认同类型主要侧重于概括族群主体对于主流文化的态度、角色体验，从而产生认同或拒斥、亲近与疏远的意识。

      美国学者罗斯姆(Rotheram)和菲尼等人认为，族群或民族认同包括四个要素：一是族群知觉，即个体对自己的族群和其他族群的了解，包括与族群有关的知识，如族群属性、特征、历史、习俗、和其他族群间的差异等，以此为基础，个体才能正确地辨识和标记出自己所属的族群；二是自我的族群身份认同；三是族群态度，即个体回应本族群和其他族群意识的方式，它可能是正向积极的，也可能是负向消极的；四是族群行为，即个体在对本族群认知的前提下，其行为是否与本族群的要求相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菲尼认为，民族认同发展的高峰期是在青少年后期，而成年初期(即大学时期)是少数民族学生确立自己民族认同的关键时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并将民族认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个体缺乏对民族认同的注意，也未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偏好；第二阶段是寻求民族认同，也就是说，个体在融入自己文化的同时，排斥主流文化；第三阶段是民族认同的实现，在与主流文化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的民族文化。⑦

      美国学者克罗斯(Cross)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黑人认同模型，认为认同个体在不同的阶段，对于认同内涵的认识不同。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从家庭和社区中没有疑问地接受自己的民族认同；在第二阶段，主要是结合自己的民族文化，通过与社会接触，探求民族身份对自己的意义；在第三阶段，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民族身份。⑧西方族群认同理论及其研究的引入，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通过对认同的深入研究，西方学术界的认同理论揭示了个体认同(包括个体对族群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等)的一些规律和特征，发现认同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发展变化性，以及结构上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等。这也说明，有关“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必然紧张、冲突或不可调和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指出：“民族(the nation)表现了族裔的和公民的两种要素之间有时不和谐但却是必要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官僚制以及广泛职业化的社会基础上。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依赖于这种共生关系和这种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力量一个能够控制国家机构，另一个能动员人民的力量，它们的结合在公民的与族裔的两种要素的趋同共存之中反映出来，这时人民既被看作是公民，又被看成是族裔的成员。当这种共生关系趋于完美时，当公民与族裔两种成分之间不存在缝隙时，文化和公民权就会彼此相互加强，国家的作用得到充分实现。”⑨

      结合现实问题和相关理论背景，笔者在针对中国各族大学生的认同调查研究中，将侧重于从以下两个方面获取现实状况和理论启发：(1)个体或群体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是否相互冲突？(2)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的类型及影响因素有哪些？

      二、调研过程及数据分析

      (一)样本概况、结构及抽样

      2009年10月至2012年6月期间，“当代中国大学生社会认同意识研究”项目组在如下9所高校进行“当代大学生社会认同意识”问卷调查：西藏民族学院、北方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延边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本次调查抽样标准如下：第一，取样兼顾混合班级、双语教学班级、民族班、普通班。第二，样本涉及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以及研究生一年级、研究生三年级学生。第三，取样兼顾聚居区和散居区，覆盖了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城市散居地区的学生(包括城市少数民族学生)等。第四，取样兼顾文科、理工科院系和相关专业学生。

      调查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选择国内9所民族院校和普通高校为调查点，以问卷调查为主，辅助以深度访谈和主题座谈等方式，本次调查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68份。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因在实际调查中填答出现失误，导致无效问卷较多；西北民族大学在实际调查中增加了较少的样本问卷，所以最后的统计情况稍有差异。但是，此次调查的总体情况较好，回收率较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也有较高代表性。

      本次抽样调查兼顾性别、教育层次、民族、家庭收入、家乡环境、本民族语言掌握、院系、班级及授课语言、院系少数民族学生比例、班级授课教师民族比例等变量。课题组考虑到上述这些基本人口学特征变量及成长环境、受教育环境等因素，会对青年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次调查样本涉及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多个学历层次，本科生占据绝大多数，其中男生占41.3%，女生占58.7%。从民族类别上看，此次抽样调查中数量比例最高的为汉族青年学生，占到了近四成，其他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别是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维吾尔族等。

      从青年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来看，总体来说，受访青年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分化。从地域来源来看，大约有四成的学生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六成左右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聚居地民族构成及家乡成长环境或许会对青年学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因而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也充分考虑到了大学生学习环境因素对其社会认同意识的影响，除了对比民族高校和普通高校中大学生社会认同意识的差异外，还考虑到了单一少数民族院系和各民族混合院系中的样本分布情况，因为班级性质、院系差异、专业情况等也会影响大学生的族际认知与社会认同意识。数据显示，受访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是在各民族混合院系中读书学习，仅有8%的学生是在单一少数民族院系学习。单一民族院系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与混合院系大学生的社会认同意识是否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本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班级授课用语也是重要的调查内容。关于少数民族语或双语授课(少数民族语、汉语)方式的调查，考察了族际交流语与教学用语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数据显示，完全用汉语授课的比例达到了八成多，双语教学的比例占到17%。从授课教师的民族身份来看，班级授课教师大部分为汉族的情况占多数，而授课教师大部分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仅占到三分之一。

      (二)族际交往与族际认知的调查与分析

      族际交往以及族际认知等指标，对于反映民族关系是几个较为关键的变量，通过这些变量可以分析不同民族群体间相互认知以及族际交往的情况。

      1.族际交往与族际通婚。家乡居住地的邻居中是否有其他民族、拥有不同民族的朋友及其数量也是衡量族际关系正常与否的关键指标。

      调查问卷中，多数汉族是本民族聚居，只有10.4%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各民族与其他民族成为邻居的比例，蒙古族为25.1%，维吾尔族为26.2%，藏族为6.6%，朝鲜族为32.7%，壮族为16.6%，苗族为22.5%，回族则为38.8%。各民族的分布居住格局也是影响族际关系与族际交往的关键要素。与其他民族交友情况上，总体来看，半数青年学生表示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其他民族的朋友，但也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表示没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其中，蒙古族、维吾尔族和藏族青年学生没有其他民族朋友的比例较高，均在三成以上。

      数据分析显示，与非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员相比，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成员对族际通婚表示赞同的比例较低。影响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如宗教信仰、居住区域、饮食习俗、风俗习惯、民族文化间之差异等，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宗教信仰、聚居区域的差异是影响族际通婚的重要因素。此外，不同民族的饮食习俗、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2.族际认知。族际认知是衡量族际交往心理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判断和心理印象的测试，来考察他们的族际认知。在洁净观念上，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回族青年认为本民族的洁净程度高于其他民族。这几个民族认为本民族更讲卫生的比例均在四成以上，远高于其他民族。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本民族的自我评价与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种评价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在民族之间造成心理疏离与隔阂，所形成的对于其他民族的社会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到族际关系与族际交往。以下“谁更聪明”的族际影响调查(见表1)，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民族评价的内外差异和族际认知的差异。

      

      在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谁更聪明”的心理认知调查中，通过比较可发现族际认知的差异，从而推断族际间的社会刻板印象及其社会效应。综合来看，维吾尔族、朝鲜族和蒙古族认为自己民族更聪明的比例较高，远高于其他各民族。从成长环境来看，与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相比，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中有更高比例的人认为本民族更为聪明。可见，长期的民族成长环境对于他们的民族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

      3.民族间的信任与偏见。从数据分析显示，总体上体现出民族之间较高比率地表现出没有偏见，尤其是壮族、苗族、回族或超过汉族，或与汉族相当；总体上平均下来约58%的各族大学生根本没有偏见，有很多偏见的百分比大多在3%左右，个别超过百分之三的也未超过7%，这说明大学生总体上能够以平等态度认识其他民族。

      (三)民族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调查与分析

      课题组重点考察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自豪感及家乡自豪感问题，既考察总体特征，又进行族际、受教育环境、成长环境方面的差异化因素比较，进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定量分析。

      1.身份认同。数据结果(见表2)显示，在民族自豪感方面，少数民族青年表现出了更高的自豪程度，对本民族表示“非常自豪”和“自豪”的比例高出汉族青年10个百分点。可见，各少数民族青年有更高的民族身份意识和认同意识。

      在国家认同方面，近90%的汉族受访青年对作为一个中国人表示“非常自豪”和“自豪”，而少数民族受访青年中，这一比例约为83%。

      在家乡或所在地区的认同方面，汉族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的表现基本持平，二者间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对于家乡，受访者大多表现出了较高的认同意识，这对于各民族青年来说都是大致相似的。

      综合来看，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高于汉族青年，而汉族青年的国家认同感略高于少数民族青年；在家乡认同方面，二者没有太大差异。对于国家、民族和家乡地区三者的自豪感，汉族青年的排序大致为：国家(89.8%)＞家乡(83.25%)＞民族(71.0%)；而少数民族青年的排序大致为：家乡(85.3%)＞国家(83.4%)＞民族(81.0%)。

      

      2.民族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反映了本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民族自豪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对于民族群体的认同感。

      从民族自豪感与民族类别的对应分析也可以看出，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大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民族自豪感，回族、壮族青年的民族自豪感相对前者指数略低。

      数据结果还显示，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有更高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认同意识，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在自豪感方面要低出15个百分点。

      3.国家自豪感。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国家有着较高的自豪感，苗族、壮族、回族、朝鲜族青年的国家自豪感稍高于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青年，但总体而言，少数民族青年的国家自豪感都比较强烈，即便是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有很高的自豪感，也并不妨碍他们有很高的国家自豪感。从对应分析结果来看，汉族、苗族大学生的国家自豪感最为强烈，藏族、蒙古族大学生的国家自豪感较前者指数略低。从成长环境来看，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青年的国家自豪感达到83.5%，而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青年的国家自豪感达到88.5%。这似乎反映出，民族分布格局及聚居区或散杂居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4.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自豪感的内在关联。如果假设对群体的自豪感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群体的认同，以此为前提，将国家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分别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关联；再次，将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自豪感均划分为两个取向或维度：高(非常自豪与自豪)、低(没有感觉和不自豪)，然后将两变量相交叉，就可形成四个基本类型：民族认同度与国家认同度双高、民族认同度高而国家认同度低、民族认同度低而国家认同度高、民族认同度与国家认同度双低，以此考察不同民族青年认同的差异性。

      数据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均较高的比例最大，占到了七成。具体到各民族中，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性：在壮族、苗族、汉族和回族青年中，民族认同低而国家认同高的比例较多，均占到两成以上。

      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的处理原则，也是衡量其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的重要指标。数据结果(见表4)显示，近八成的大学生选择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5.家乡认同与国家认同。数据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的家乡地区的认同方面，维吾尔族和藏族青年表现出了最高的家乡自豪感，对于家乡感到“非常自豪”、“自豪”的比例均在百分之93%以上，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相比而言，壮族、回族、朝鲜族青年对家乡自豪感和对自己出生地区的认同感，数据反映略低一些。从居住地来看，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对于家乡的认同程度要稍高于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但二者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以下(见表5)对大学生家乡、国家认同的结构进行具体的调查分析。

      

      数据显示，各族大学生家乡自豪感与国家自豪感均较高的情况比例最大，占到了四分之三以上；各民族中，也有少数受访者表现出在国家认同与家乡认同之间具有张力的认同状况，即各有不到一成的大学生表现出以下两种认同结构，分别是：家乡认同度高而国家认同度低，家乡认同度低而国家认同度高；只有极少比例的青年表现出了家乡认同与国家认同“双低”的认同状况。

      从大学生的四种基本认同类型来看，国家认同与家乡认同“双高”的比例在各个民族中都是占据绝对多数。此外，壮族、朝鲜族、回族和汉族青年中，有较高比例的大学生体现出国家认同高而家乡认同度低的特征。

      6.大学生认同的影响因素。就成长环境和居住地民族分布格局的差异而言，从聚居区来看，双高(国家自豪感与民族自豪感)都占据绝对比例，但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高而国家自豪感低的比例达到了12%，远高于非少数民族聚居区青年；与之相对，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低而国家自豪感高的比例较大。从教育环境差异的影响来看，在单一少数民族院系、使用少数民族或双语授课、少数民族比例占据大部分的院系以及授课教师中少数民族教师占大部分的院系中，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高而国家自豪感低的情况出现比例较多，均高于各民族混合系、汉语教学、少数民族学生占少数、少数民族教师占少数的教育环境；相对的是，在后一种教育教学环境中，民族自豪感低而国家自豪感高的比例较高。就本次调查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从院系分布来看，单一少数民族院系大学生的双高情况为69.2%，各民族混合院系大学生双高情况为69.7%；从院系授课语言情况来看，少数民族语或双语授课大学生的双高情况为65.5%，汉语授课大学生的双高情况为70.4%。

      三、基本发现与相关探讨

      (一)个体或群体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是否相互冲突

      1.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共存的情况在各族大学生中存在统一性。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涉及国民身份认同概念的排序依次为：国家、民族、所在地区(地域性认同)、家庭等。其中，“国家”和“民族”始终排在前两位，这表明在校大学生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占据首位。例如，壮族、苗族、回族和汉族大学生的国家意识占据对自我身份认知和判断的第一位；朝鲜族大学生的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

      2.正确认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第一，社会成员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差异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也是社会结构性差异的一种观念性反映。例如，对汉族、回族和不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其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使他们更加熟悉和认同国家的公共语言、主流文化，这也是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对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大学生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之间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在地域分布、人口规模、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特定的背景及丰富多元的特色。比如，这些民族发端于草原游牧文明，而非农耕文明；拥有发达的民族语言系统以及宗教文化传统，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弱。又如，朝鲜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临近我国朝鲜族地区的是两个以朝鲜人为主体的主权国家，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朝鲜族发生的大规模国际性人口流动，对朝鲜族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不构成必然的矛盾和对立。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对于一些特定的少数民族来说，在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之间存在差异，但两者首先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绝对矛盾对立的两极。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负相关，或者说民族意识强必然导致国家意识弱。事实上，各民族大学生都有着很高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们做好国家观教育的客观基础。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期盼的：只要民族与国家的这种共生关系持续下去，只要国家以被动员起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文化共同体作为力量和团结的源泉，保护和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就仍将是主要的政治行动者，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民族就仍然会把忠诚和信念寄托于具有主权的、有地域限制的民族国家之中。⑩

      由此，在当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和引导中，应密切联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知识教育，使各民族青年了解、熟悉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并认识到这段历史也是我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经历，从而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加强和培育中华民族凝聚力教育应成为青年思想素质和公民教育的一个重点，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各个阶段，在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不同环节都应设置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教育与培育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的内容。在核心价值观上着重强调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观念，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活动中紧密结合爱国主义教育。

      第三，在身份认同上，各民族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差异，少数民族并非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群体。在社会舆论层面，与汉族相对照，我国的少数民族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群体。但根据调查结果，这种“整体性”是不存在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北方民族存在显著差异，各个民族之间也存在或微小或显著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针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公民观教育，需要进一步细化，做出不同类型的分析，切勿用同样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二)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的类型、影响因素

      1.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的类型。综合来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在总体样本中，受访青年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其中近八成的受访青年对自己的民族感到“非常自豪”和“自豪”；而有86%的青年对作为一个中国人表示“非常自豪”和“自豪”；进一步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也反映出内在的共生关系，受访青年中同时表现出双高(即“高民族认同”和“高国家认同”)的比例占到了总体的七成，而且这种“双高”的认同模式在每个受访民族中都占据绝对多数的比例。可见，在民族国家认同上，高民族认同与高国家认同是位居第一位的，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当代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高度趋同的，民族认同并不会削弱其国家认同。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各民族之间呈现出的差异性，这尤其体现在除“双高”之外的其他几种认同类型上。例如，汉族、壮族、苗族和回族受访青年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认同低而国家认同度高”的特征，符合这一类型的比例在这几个民族中均在五分之一以上。此外，在较小的样本中，也存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相对等或二者均低的情况。

      2.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观与国家观的影响因素。首先，在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状况与其文化、群体身份形成的情境有一定的相关性，即个体的成长环境(民族聚居区或各民族散杂居地区)成为影响因素之一。从聚居区来看，“双高”认同模式都占据绝对比例，但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高而国家自豪感低的比例较大，达到了12%；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低而国家自豪感高的比例较大。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高而国家自豪感低的比例，远大于非少数民族聚居区青年；与之相对，来自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青年，其民族自豪感低而国家自豪感高的比例较大。

      其次，从教育环境来看，受教育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我们把青年学生的受教育环境划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少数民族学生聚集、少数民族教师较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双语教学构成，另一类则是各民族学生混居且少数民族占比较少、汉族教师居多、汉语教学，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前一种教育环境中学生国家认同感低而民族认同感高的比例较大，而后一种环境中学生民族认同感低而国家认同感高的比例较大。当然，从总体而言，无论是从各族学生在院系分布差异，还是授课语言不同的情况，各族大学生的双高比例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大。但即使如此，这结果仍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例如，采取多民族混合的形式以及各民族青年间相互学习、交流借鉴、取长补短，这对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有较大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指出：“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1)因而，在国家政策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规划和操作中，应该尊重并引导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民族团结教育不应仅是一种知识性课程，应更强调其实践性，即通过行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因此，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增进各民族大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好同学、好朋友，彼此尊重，团结互助。例如，单一少数民族院系的学生与各民族混合院系的学生因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存在着差异，所以，有必要在各教育环节中打破单一民族集中的院系，特别是在有关语言、文化、历史的学科门类中坚强交流和共同学习，应鼓励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包括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普通话和包括汉族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使各民族大学生都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交融性、多样性的全方位认识，增进彼此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通过较大规模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之间并非是绝对矛盾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负相关，或者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民族意识强必然会导致国家意识弱)。事实上，较强的民族意识与同样较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并行不悖。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有着很高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们做好国家观教育的客观基础。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的高低虽然存有差异，但基本上都能保持较高的国家认同度。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呈现多元结构，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具有一致性。结合以上研究结论，以下提出关于理性对待、尊重各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家乡认同、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引导、培育、提升各族群众，尤其是各族青年国家认同的对策建议。

      首先，应积极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升、各民族干部工作表现的正面宣传，以客观、正面、积极的形象报道引导青年大学生的观念与态度认知。当前新疆、西藏、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且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大部分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这些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些少数民族青年对此不甚了解，个别还会给出较为负面和偏激的评价。因此，还需加强正面的宣传报道及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们对身边的变化有更为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从而逐渐改变他们的看法，消除一些主观偏见及激进认知。

      其次，应避免在舆论宣传上暗示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两者的“兼容性”。研究表明，多数汉族群众缺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互动，使得各民族之间对于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增强了彼此间的刻板印象与疏离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汉族中心主义”的舆论倾向。其实，汉族对于自身的民族意识并不弱于少数民族，民族意识也并非必然侵蚀国家意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学术界和大众传媒要注意引导社会成员在尊重自己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不与国家意识相对立，而保持一种多重认同结构，既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又有高度的国家意识，并将国家意识置于民族意识之上。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和差异性问题，应该做具体的分类细化和实证性研究。

      再次，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培养各民族大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语言是传承各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形塑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工具。在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体制，是贯彻和实施民族语言政策的一项切实工作，既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又能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还能培养和建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调查显示，各民族大学生对双语教育模式给予较高的认同度，但对我国现行民族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较低，尤其对政策落实存在的问题或实施不力等负面评价较为集中。因此，需要大力倡导双语教学，让包括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在内的各民族大学生都能掌握比较高的双语水平，切实落实好双语教育政策。在民族地区，要积极鼓励汉族干部学习和熟练掌握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用语，鼓励少数民族干部学习和熟练掌握汉语普通话，积极培养双语型干部，营建良好、融洽的干群关系。

      ①参见应奇、余天泽：《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叶麒麟：《从族群国家到公民国家：国家整合的话语转换——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3期；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②参见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③参见[美]E.H.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④参见T.La Fromboise,H.L.K.Coleman,& J.Gerton,"Psychological Impact of Biculturalism: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14,No.3,1993。

      ⑤参见Jean S.Phinney,"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08,No.3,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E.Kazdin and E.Alan eds.,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0; "Ethnic Identity and Acculturation," in K.Chun,P.B.Organista,& G.Marin eds.,Acculturation:Advances in Theory,Measurement,and Applied Research,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3,pp.63-81。

      ⑥参见R.M.Sellers,M.Smith,J.N.Shelton,S.Rowley,& T.M.Chavous,"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Racial Rdentity: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Vol.2,No.1,1998。

      ⑦参见J.Phinney,"Stage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Vol.9,No.1-2,1989。

      ⑧转引自陈丽华：《台北市阿美族学童族群认同发展之研究》，《“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专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⑨[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

      ⑩[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34页。

      (11)《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发表讲话》，中国新闻网，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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