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生存论意义及对现代性的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大自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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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的欧洲基本上属于向大工业化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人类通过主体性力量所显示的对于自然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功能无疑还作为历史的肯定性力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矛盾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对科学技术及工业化已经和将要给人类带来的变化与福祉充满信心。但是，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已经和将要造成的生态恶变，他们仍然作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警示。恩格斯的那一段早已为我们熟知的告诫在今天读起来越发真切感人，发人深省：“……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结果，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我们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恩格斯的论述已经揭示了人对自然界改革与栖居的双重关系；并且成了后来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征服自然界所造成的恶果进行反思的滥觞。马尔库塞把现代人称为“技术时代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的奴隶”，这话说得真切。现代社会所助长的恰恰就是一种物欲化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谈化着人们对精神需要的追求。愈益独断的技术理性与工业理性分离了人与自然。但是，人离自然越远，他越是感到精神上的焦虑与惶惑，这种失落是靠物性的满足无法弥合的。实际上，现代人的“不自由”的精神状态实际上都是源于他与自然之间愈益疏离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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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曾经指出，现代人之所以无法确定自己的生存状态，在于现代技术理性与工业理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惊人的遮蔽与控制。 〔2〕正是这种遮蔽与控制隔断了人与大自然的共在统一关系。
人应该如何存在，靠传统的哲学已无法使我们明了。长期以来，哲人已习惯于操作形上的、分析式的但却缺乏生活意味的语言，恰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语言只是对“在者”的分析，注定切入不了“此在”的本真的生存论维面，相反，已越来越使人远离其真实的生活世界。因此，要真正理解人的生存，就要靠“此在”自行显现、出场，自己“在起来”；这就不能靠逻各斯式的分析，而是要凭靠海德格尔般的“诗化功夫”将“在”“唤神般地”呼唤出来。而哲学的“思”也就体现在这种“诗化功夫”上，它直达“在”的现身存在状态，即“诗意地栖居”。就是说，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他和大地，亦即自然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么看来，自然对于他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单纯的主客体关系，自然并不是指某物或某个实体；说某物或某实体，就意味着一种占有性。自然作为“大地”对人而言，乃是一种神圣性的依托关系；自然的本义（质）就是神圣，〔3〕人是有死的存在， 他只是大自然的匆匆过客与寄存者，岂能占有自然。但这些看似自明的问题对于已经习惯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常人倒产生一种徒然的惊疑。工业与技术所造成的重要结果就是都市文明的形成，而正是都市文明造就一种远离自然的意识形态，它要求都市人必须习惯于在与自然相隔离的城市文明中生存，在这里，生存只是意味着某种“存活”。在这种境遇下，何以能够领会到置身于大自然中的家园感呢？！
亲近大自然，意味着抚摸、沉潜与神交，意味着徜徉、置入与倾听，更意味着领受、澄明与缄默；意味着不再把自然当成“他者”看待；意味着非对象化及物我两忘——把自然内化为自我意识、因而也把自我对象化（不是异化）为自然的“合”的境界——这是生存维度上的意义沟通，没有这种境界，何以叫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亲近大自然所产生的是人与自然共在统一的生存论的价值互释。并不存在单纯的属人的价值或者纯粹自然的价值，属人的价值同时就是自然的价值，且就是从共在的生存论中产生出来的。“诗意地栖居”本身就意味着能够以一种面对大自然的率真的态度直面人世，坦坦荡荡、超然卓立，真诚地生活。如此一来，我们就注意到，我们所投入的种种充满着劳烦、阻隔、对抗、利欲与心计的现实生活缺乏的就是诗意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岂不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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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问“这种理解属于某种夸张吗？属于某种仅仅基于信仰的激情么？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人类已很难造出一种具有实体意义的神，我们只能关心自己，但因着关心自己，我们就不能不对自然产生必要的敬畏与崇服。仅就我们眼前所见，这几年整体的生态意识在加强，社会发展模式正从单纯的唯经济主义发展模式努力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换；各种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正逐步完善；大量环境污染现象已受到各种形式的警告与监督；世界各国首脑专门就环境问题聚会一堂，形成决议，签发宣言；在民众中正在形成一种自发的环境保护意识……但是，生存环境仍在恶变，人们远未对环境保护达到高度的和普遍性的共识，民众的环境意识仍然太弱太弱；已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甚至持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环境破坏代价观点的人仍然存在；将可靠的生存环境纳入高度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进而强调精神与心理上健康协调的生活质量观念直到本世纪60年代才提出来，但是，直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理解与重视，在我们的词汇中，“生活质量”出现的频率仍然是相当低的。
要很好地理解生态环境，不仅要充分理解它面对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更应当超越经济范畴，从这一观念本身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去理解。“可持续发展”直接意味着在实践行为中环境保护与资源的保护性利用是发展经济的内在前提。环境保护确实是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但是，一旦环境问题凸现出来，就意味着它取得了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就类似于科学技术作为特殊生产力之于一般生产力的关系，只是，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内在的第一性，而环境却是使得这第一性是否具有现实性和长远性的来自于外部的第一性条件。固然，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也是生产力，是生产力之可能的客观前提因而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环境还有着生产力所不可表达的、直接有益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因而反过来决定着生产力之现实可能性的普遍性意义。
这就需要重新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素朴的观念，我们现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要动摇其素朴性，而是要通过对这一观念所基于的社会发展境遇进行检视审查，拆解其中所包含的虚妄的、因而必然在实践中造成自身摇摆不定甚至带来自我戕害的成分，从而给予新的定位。
重新定位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关涉到人性的自我改造。整个人类文明史迄今为止仍然是克服造成不可避免的自我异化状况的自我批判、自我治疗、自我学习、追求自明性的过程。在早先，人由于不满意于自我意识沉陷于强大的对象自然，从而采取了种种非自然的（巫术的、迷信的、神学的），当然也是非我的方式，以对抗自然的强大。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则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主体自我意识从神性中挺立出来，人类中心主义由此获得了确立，人首次以主体的资格与自然照面、言说。但是在现代，主体又陷入新的困境，自然存在完全不能与主体的无限的发展需要相匹配，而自然存在又必须是主体发展的前提，于是，人的发展陷入了生存与发展的悖论之中。要克服这一悖论，就必须修正主体的发展观以及由这种发展观所塑定的主体性本身。发展是有限的，发展并不是单纯人的主观上的无限需要的满足；要解决人的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一发展的境遇与前提，即生存论问题。这样一来，当代人的发展问题就不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生存论问题，后现代哲人所谓“人死了”、“主体性黄昏”等等，其真实的背景就在这里。
注意到生存论问题，就会感觉到从近代以来所挺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已经从一种自在的素朴观念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实践性戕害——诸如生态、人口、发展失衡等等全球性问题，而且逐渐显示出了不可逆转的人性“恶”的层面。改造这种人性“恶”，就是改造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本身。
这种改造注定是建设性的。反省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自觉反思，但绝不意味着提倡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倡非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拒绝一切现代文明，让人类回归到一种原始状态，并且导致许多可怕的实践性后果。在西方，许多恐怖组织，邪恶势力包括种种邪教组织、贩毒集团，正是打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号不断制造社会性恐怖与灾难。对现代性的文化意识的反省与对现代文明的拒绝是两回事，前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而后者则是对人类文化成果本身的否定因而是对人类进步及其人性合理性的否定。
现代工业文明疏离了我们与大自然的联系，但唯其如此才激发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眷恋。也许，家园感是某种“不在感”，恰如荷尔德林所吟唱的：“人只有远离家园，沉入无家可归之境，才能体认自己的本真故乡。”人类生来就是逆子，在家的时候不想家，竟感觉不到家的可贵；只有离家出走、浪迹天涯之时，心目中那神圣的对家园的崇敬与眷恋之情才油然而生并伴随着人类那同样永无归期的浪迹生涯。
这里确实显示出了整个现代文明的悖论：人追求自由，必得陷入某种不自由，或者，人追求某种状态的自由，就必得陷入别样的不自由状态；而现代文明的获得差不多是在人与自然愈益疏离的状况下所获得的，以至于只有在一种诗性的浪漫情怀中才可体会出面对自然的亲情。
人只有在诗性的情怀中才可体会出对自然的亲情且以一种“不在感”去体味那家园感，这恰恰是人类所处的异化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马克思曾把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以及最基本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看作是“历史之谜与存在之谜的最高解答”。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因为20世纪人类自我调整从而具有了一定的自律性和对话意识（虽然具体情形仍远不如人意），但是，在这一时代，人类发展仍被一系列矛盾所深深困扰，其中，人与大自然环境的日益紧张的对立关系最为突出。由此看来，我们离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境界仍相距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