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史考察与省思
□文│范 军 万滢安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见证了童书在摸索中走向世界的勇敢尝试，也见证了短暂停滞后的厚积薄发，更是为新时代童书更好地译介输出奠定了基础。梳理新中国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程，我们得到如下启示：国家力不仅体现了国家在童书全球化发展规划中的格局和眼光，还是童书走出去的重要指引和推力；创作力和翻译力则是童书译介输出的品质保障和核心竞争要素；出版“力”无疑是国家力、创作力和翻译力的最终落脚点，也是读者力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童书译介 出版 走出去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完成了重大历史变革与转型，中国出版业及其分支童书出版业也揭开了崭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实行出版国有化政策，一方面加快建立国营出版事业的步伐，另一方面则是要完成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作为出版重心的上海和江浙地区共有少儿读物出版机构20家，其中国营出版社2家，公私合营1家，私营17家。[1]到1954年为止，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少儿读物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的背景下，1952年和1956年共青团中央主管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焕然一新的专业童书出版格局引领着童书出版事业走向新生。70年来的童书出版史可说是中国儿童精神生活的记录史，是中国儿童文化的创造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儿童读物参与世界儿童成长的进步史。过往的童书译介出版研究更多侧重译介引进版童书对我国儿童心灵成长的滋养，对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丰富和促进。随着童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出版政策与时俱进的调整，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中国出版业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跨越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中国70年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发展历程
70年来，中国童书出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童书译介出版引进来和走出去一直是两个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不断的交互影响和规范促进下探索前进，呈现出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发展景象。本土原创图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国际交流与合作，检验了自身的文化品质和艺术水准，也为世界儿童和童书市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根据国家出版政策、中国童书发展走势、对外交流重要节点等因素，本文将中国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7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5个阶段。
1.摸索期（1949～1965）：设置专业外宣机构的意识萌芽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便做了建立书刊对外传播平台的工作规划。1952年，新中国的对外宣传机构进行了调整，新闻总署撤销，所属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改组后的外文出版社成为编译出版我国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事业机构，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童书对外译介的主要机构，译介出版目的国多集中在英、法、德等国，译介题材也较丰富。195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儿童图画选集》英、法、德、印尼4种文字版本。同年，该社还将一批优秀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童话、徐光耀的小说、丰子恺的儿童画以及许多民间故事等翻译成英、法、德、意、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越南等近20种外国文字出版。[2]1958年，外文出版社将严文井的童话《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译成英文出版。[3]196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和法文版阮章竟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4]
除了外文出版社这样专门的外宣机构参与中国童书译介走出去的工作，延边人民出版社成为了童书译介输出到朝鲜的主要出版机构，新成立的专业童书出版机构也积极进行了尝试。1956～1965年间，延边人民出版社译介出版了《金色的海螺》《鲁迅先生的故事》《红色少年》（共12集）《大寨的孩子们》等中国儿童作品的朝鲜文版。196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这可谓中国少儿科普读物的扛鼎之作，出版后不到4年总发行量580多万册，有19个省租型（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为解决印制难、运输供货难、发行难等问题，出版单位从其他出版单位租入型版，自己印制、发行出版物，并按出版定价的一定比例向出租单位支付专有出版权再许可权使用费），并出版了蒙、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族等文版及盲文版，版权输出到越南、印尼等国。[5]
除了文字出版作品的海外发行销售，译介走出去还包括译介出版作品的海外关注度及影响力，虽然调整期的童书译介输出作品数量和种类相较引进版童书而言“逆差”明显，但依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195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朵朵葵花向太阳》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我们的故事》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分获儿童书籍装帧银质奖章和铜质奖章。1960年，日本杂志《世界儿童文学》12月份专设《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特辑》，特别介绍和讨论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如严文井、张天翼、马烽等。[6]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从事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出版社明显少于从事译介出版引进来的出版社，译介输出的童书品种和数量也远不及译介引进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引进童书的偏重和扶持政策；二是本土原创童书的创作生产速度不能满足中国广大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也难以保障持续对外译介输出；三是中国对外译介出版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著作上，带有鲜明的时代政治色彩，儿童读物的译介输出并非对外传播的主流。即便如此，童书业者仍在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展示和传播我国童书出版丰富而灿烂的文化内容。
2.停滞期（1966～1977）：停顿和逐步恢复的艰难
1966年开始的“文革”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除了极少数所谓进步文学范畴的儿童作品还在译介引进，1966～1972年间几乎没有向海外译介输出儿童读物。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交往工作逐步恢复，童书译介走出去工作才不至于“交白卷”，但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专业的少儿读物出版机构在这一阶段业务完全中断，朝鲜文版吉林《少年儿童》等刊物也停刊，童书译介输出工作只有外文出版社还在继续。1973年，外文出版社对李心田的长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进行英文、朝鲜文、越南文和泰文的译介和出版，1975年推出法文版，1976年推出印地文版和阿拉伯文版，1978年推出西班牙文版。同年，外文出版社将《鸡毛信》改名为《牧童海娃》，推出豪萨文版，随后的4年间陆续推出英文版、德文版、印地文版和阿拉伯文版。1975年，外文出版社将陈玮、彭华的童话《两只小孔雀》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1977年，袁鹰的儿童长诗《刘文学》也由外文出版社进行了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印第文、乌尔都文、斯瓦西里文和世界语文版的译介输出。[7]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外文出版社的译介输出工作是相对零星、无计划、不系统的，译介语种范围略有扩大，非通用语种的翻译有所增加，这是中国童书拓展国际空间的有效手段，译介输出内容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倾向于对外塑造作为红色接班人的中国儿童形象，如小英雄、小战士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读物也有吸引世界的亮眼之作，如1973年杨啸的儿童小说《红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又被改编成电影，还得到了欧洲知名作家的公开赞赏。
3.恢复期（1978～1989）：搭建平台、解放思想与明确目标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的童书译介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文件，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童书出版工作的会议，号召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理论家都为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贡献才智。1978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业务恢复开展，1979～1985年间全国相继成立了21个专业少儿出版机构。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开了童书译介出版工作者的思想枷锁，还给了童书译介出版事业一个开放和广阔的成长空间。翻译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多方重视，中国翻译者协会于1982年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少儿读物翻译工作者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童书译介工作中。
为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软件测评中心必须加强与软件用户的交流，针对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现的软件缺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统计，通过分析统计的结果一方面找到这类软件缺陷的本质，研究分析确认测试时未能发现这类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办法，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提高测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多个软件产品缺陷数据产生趋势中寻找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对测试过程进行修正、加强相关环节，为今后的软件确认测试提供参考，防止类似缺陷再次发生。因此，为了适应这一现实需求，亟需研发一套软件缺陷分析统计系统。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童书重新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中。1980年，我国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第17届博洛尼亚国家儿童读物展。1986年，我国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中国童书界与世界童书和世界儿童有了正式而有效的交流渠道，有机会接触并参与世界范围高水准的童书交流和评选。童书的对外译介工作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突破，中国的少儿出版机构开始尝试借助区域性的国际文化中心来翻译儿童读物，中国童书在海外市场重新得到认可和传播。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与日本贺尔布出版株式会签订了委托翻译的授权协议，日方于1980年和1981年翻译出版了《宝船》 《哪吒》 《神笔》《金瓜儿银豆儿》和《渔童》5本图书，印数约6万册。[8]
童书译介走出去在经营模式上尝试与国际接轨，整合优化经营渠道，努力打造童书品牌。比如1998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邀请德国蒂奈曼出版社社长来华共商中德出版界联合推进幻想文学国际化合作。1999年，美国迪士尼公司与中国邮电出版社合办的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同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开发玩具书方面形成了17个系列、87个品种，还将图书产品摆进超市卖场进行销售。[9]2002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将来自德国的优秀儿童文学以“彩乌鸦”之名引进中国。由此激发了原创童书品牌打造的理念，随后该社用10年时间精心打造了《“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成为原创童书的上乘之作并成功输出海外。[10]
根据图谱分析结果，我国开展武术文化研究的作者中以王岗、邱丕相、杨建营、郭玉成发文数量最多，分别为59、38、30、29篇。其次是虞定海、李守培、戴国斌等，发文量均在15篇以上。统计近十年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发文量排名前20位的作者如表1所示。
中国儿童作家和翻译家与国际童书界的交往也在这一时期逐步走上正常化轨道。1980年，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代表团应菲律宾儿童文学协会的邀请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儿童文学协商会议。翻译家叶君健也在同年应丹麦外交部和安徒生博物馆邀请赴丹麦遍访安徒生遗迹，考察国际安徒生研究情况，次年还赴挪威皇家科学院讲学。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考察团访问欧洲多国，考察国外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和阅读情况。1986年2月，陈伯吹参加了印度书籍展览，8月，他和严文井、李小文一起参加了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儿童作家和翻译家的世界交往活动直接催生了中国儿童创作界走出国门的热情和信心。1987年首届沪港儿童文学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中心议题便是“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这一时期的重要国际出版交流活动中，中国童书出版业者不仅只作为参会国代表，还开始以主宾国代表身份亮相，甚至开始尝试筹办世界级的儿童读物展会。1994年，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加了在日内瓦湖畔展览馆举行的第八届日内瓦国际图书沙龙，与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出版社的与会代表交流。[16]2004年，时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彼特·施耐克访问中国，考察落实北京2006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0届大会的筹办事宜。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timicrobial system in paraben-free cosmetics 8 14
4.勃兴期（1990～2005）：多维度的国际性推广交流和初步凸显的国际影响力
1990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童书译介走出去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童书界不仅通过CBBY接触并译介引进了大量的世界优秀儿童读物，同时本土优秀儿童读物也有参与和开展国际性推广和交流活动的平台，译介童书对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和参与行业国际交流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随着大量国外优秀儿童读物系列化和规模化的译介引进，我国童书业者在比较中找到了与国外优秀童书的差距，在创作内容、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上都做了大量改进。
仔猪腹泻是危害当前养猪生产最严重的一类常见多发病，也是引起仔猪死亡的主要原因。引起仔猪腹泻的原因很多，症状不一。如何有效地防治仔猪腹泻疾病，提高仔猪成活率，是当前养猪生产中一项重要的课题。
版权输出在童书译介加快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性引起了国家层面和业界的高度重视。2007年，国家版权局举办“2006年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先进出版单位及推动工作先进单位表彰活动暨颁奖典礼”，海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社荣获“2006年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先进出版单位”。中国童书的版权输出范围逐步扩大，从东南亚汉文化圈，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逐步进入欧美图书市场。根据2014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数据库检索，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儿童图书英译前50种主要集中在美猴王系列、曼迪和潘迪系列和三国演义系列。[18]中国童书版权输出的种类和数量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版权贸易逆差逐步缩小。
1.5.2 月经改善情况 在TCRA术后3个月，评估所有患者月经改善情况，以月经期使用卫生巾的片数为基础，根据卫生巾血染面积大小及血块量多少进行量化评估，将患者既往正常月经模式定为10分，术后3个月评价患者月经情况：≥10分为月经改善；<10分为月经未改善。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通过审议并发布实行，为我国版权代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儿童读物的版权贸易也成为了新的热点和增长点。比如1994年的第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便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出版商签订了48种图书合同或协议，成为版权贸易最为活跃的出版社。[11]1991～1996年间，我国版权输出较多的十几家出版社中就有4家专业少儿社，包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未来出版社。但是随着童书版权贸易的发展，我国版权贸易中的不足之处也很突出，比如观念陈旧、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之下，国家力的积聚离不开出版走出去，国家形象的树立离不开出版走出去，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国政治和经济地位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远不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经济表现，因此出版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规划之中也是必然之举。儿童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中国童书出版业进入21世纪后不断显现出其强大的爆发力和战斗力，成为了世界童书出版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成为了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板块，也成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战略打造的重中之重。
德育目标和教育目的所凸显的对学校德育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即是德育原则，其中包括：知行统一原则、严格要求学生和尊重学生个人意志相结合的原则、因材施教原则等等。为了更好地发挥高中德育工作的作用，应将陶冶教育法在尊重高中育人的基本原则下，并用于其他的德育方法，以期德育可以更好地实行。中学生很容易产生疑惑，尤其是在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德育者合适的方法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要为中国经济战略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要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童书译介输出的种类随着文化类和文学类图书译介输出比重的上升而有所增加，但总量上并没有显著增长，对外译介的童书倾向于包含中国自然风光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品种。
5.跨越期（2006～2019）：优化深入的国际合作和质化提升的品牌意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童书实现了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从基本依靠译介引进版童书的滋养到大量优质精品的本土原创童书译介走向世界多国，这一现代化发展历程值得深入的整体性思考。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总体上同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它是中国童书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土及世界童书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有着重要影响和价值。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中国童书译介出版输出的发展中，有5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中国童书顺利走出去并有效走进去。
民办高校可向政府申请财政支持，或者向当地政府申请制定资助政策，通过政府帮助解决民办高校的财政压力，促进民办高校的发展。例如：向政府申请“互联网+教育”推广专项基金，专门用于采购和维护“互联网+教育”必备硬件设施。同时，民办高校可以借助自身市场运作灵活机制，寻求获得市场资金的投入与支持，通过股份分担制与企业合作、与国外联合办学等各种形式引进资金，吸引国际优质教学资源来增强民办高校的资金与实力；也可以建立社会捐赠制度，大力宣传鼓励捐赠教育事业的优惠政策。
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国，出版业更是与世界出版业开始全面接轨，童书译介输出有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引进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态势更显严峻。为应对入世的挑战与风险，童书界书、报、刊出版单位开展了集团化合作、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强强联合打造品牌、创建海外分支机构、实行全球化运作等。
中国出版物的国际营销渠道不断规范和建立，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实施了“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成功开辟和提升了三个有效渠道，包括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海外华文书店渠道和新兴网络书店渠道。国际性书展成为了中国童书出版机构吸引国际目光的重要平台。2009年，中国成为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在该次书展上中国共输出版权1588项。[19]2010年，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第七届希腊罗萨尼卡国际书展。2012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伦敦书展。2018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中国除了成为重要国际书展的主宾国，还成为了国际书展的重要主办国，这为中国童书走出去提供了“主场优势”。201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童书展成功举办，成为我国童书走出去新的重要平台，不仅开创性地在中国设置了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少儿出版领域行业交流和版权贸易的亚洲中心。
中国本土原创儿童作品的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增强，创作品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童书实现译介输出跨越发展的重要保障。2007年，杨红樱的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8册）全球多语种版权被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整体买断，2008年年初，该公司又买断了杨红樱《笑猫日记系列》的英文、法文全球发行权。还有如曹文轩创作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都在海外市场产生相当的影响力，版权输出至东南亚及欧美多国。中国的图画书也开始在国外绘本曾经“一统天下”的海外市场取得不俗成绩，比如余丽琼和朱成梁的《团圆》英文版上榜2011年《纽约时报》“最佳儿童图画书”，这是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首次入榜。[20]
中国童书界与海外童书界的跨国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如2019年由两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中国作家曹文轩和俄罗斯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联袂创作的《永不停止的奔跑》不仅在文字和图画上极具感染力，而且还隐含了深刻的思辨色彩，用高质量的文学水准和艺术水准帮助儿童读者理解生命的哲学。2010年，天天出版社启动中外出版深度合作项目，邀请中外两位作家在同一题材和体裁基础上进行创作，然后再请中外翻译家和插画家为对方国作家作品翻译和配图，最后将两部作品整合装订为一本图书，分别将本国语言版本在本国发行，这样整合了全球顶级的作家、翻译家、插画家和出版资源，实现了跨国界、跨语际、跨艺术形式的完美合作。
二、新中国70年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史省思
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持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实施，这是给予外国出版机构介入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重要标志性举措，意味着政府推动译介走出去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开创了中国出版业向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17]“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5年便同46个国家246家出版社签订了135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出版1910种图书，涉及26个文版，这一组织机构同时还推进了“中国文化著作出版工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便纳入了资助项目中。
体育个性化的特性有：①整体性：体育学习中要实现自身全方位的发展，突出以学生为主体。②独特性：是个性的外表表现形式，个体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特点。③自主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具备自主动手能力，现在的学生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其能动性比较薄弱，所以为展现个体的个性化，自主性是不可或缺的。④倾向性：学生在体育项目方面有兴趣的偏向性，个体倾向性时刻决定着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态度的选择和趋向，决定着这个人追求什么、向往什么。其主要包括需要、动机和价值观。⑤动力性：进行体育课也是学生在高强度学习下宣泄心情的方法。
1.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国家力
中国的儿童作家、作品和译者在国际奖项中开始崭露头角。如1992年，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张之路被载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荣誉名册。[12]2002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秦文君获安徒生作品奖提名奖，吴带生获插图奖提名奖。[13]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WSP）年会”在成都举办，这是该协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年会，杭州大学的郭建中荣获“WSP翻译奖”，也称恰佩克翻译奖。[14]2005年，彭懿翻译的幻想小说《花香小镇》获得第十一届亚太地区出版者协会图书奖翻译铜奖。[15]
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也离不开国家力的护航和推动。国家对童书出版业的关怀和支持是一贯的，从解决儿童的“书荒”和“书价”问题到国家推出并不断完善图书版权保护法，再到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2006年主持并推广“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扶助童书出版界参加并开办世界性的童书展会，支持设立世界性童书出版奖项，鼓励和奖励优秀的童书出版机构，在社会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儿童优先”的阅读文化，等等，都显示了国家在振兴中国童书事业、培育童书国内国外市场和推动童书走出去过程中的战略眼光和大国格局。
2.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创作力
中国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最关键的制胜点还是落脚在内容上。没有优质的原创内容等于没有品质保障的商品，不仅增加了发行风险，而且不利于童书的整体品牌发展。优秀的作家和画家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原创童书作品，这是译介输出的核心动力，如曹文轩的作品能够获奖并成功输出至世界多国的关键无疑在于其高水准内容创作中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力量。
译介输出童书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国内逐渐壮大成熟的童书作家和画家队伍。1978年以前，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少儿社总共才有200多位童书作家，截至2017年年底，出版童书的出版社全国就有556家，[21]大部分出版社不仅积极签约知名作家，如郑渊洁、曹文轩、杨红樱、秦文君、孙幼军等，还注重发掘和培养中青年作家，近些年涌现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如单瑛琪、祁智、商晓娜、王一梅、郭姜燕、孙卫卫、荆歌等，此外还有成立个人工作室的新生代童书作家诞生，如幻想文学作家杨鹏于2002年成立个人工作室，专门从事童书创作和出版。青年作家必将是未来译介输出童书的生产主力军，老一辈作家在为童书走向海外铺路开拓之外更要鼓励和帮助青年作家潜心创作，多出精品。
（1）专项结余资金将被收回。财政专项当年未执行完毕，剩余的资金形成结转资金，一般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如果到了财政规定的年限，例如厦门市财政专项允许年终结转后继续使用一个季度，仍有余额的，就形成结余资金，结余资金一般都会被财政部门收回。
童书创作界不仅有人数优势，还有品质保证，就当前的跨国合作模式看，越来越多优秀的出版社选择与品牌童书作家合作，如曹文轩、杨红樱等，以强强联合的方式打造的走出去童书往往都能实现互利双赢的预期，因此品牌作家及作品的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愈加扩大。再如冰心、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任溶溶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译介输出，当红作家杨红樱、汤素兰、沈石溪等也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外传播。2016年，曹文轩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评选获得童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随后曹文轩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韩等多国语言输出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无疑证明了作家的品牌力量。
心肌梗塞是中老年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工作压力的增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心肌梗塞患者,心肌梗塞发病率呈年轻化趋势。本文通过年轻患者与非年轻患者的对比,分析年轻心肌梗塞患者的临床特点和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得出年轻人患心肌梗塞的危险因素,有利于做好冠心病的预防。
3.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翻译力
无论是译介引进的童书还是译介输出的童书，翻译服务的对象是儿童，那么为儿童进行翻译的成人译者们更应该以“儿童本位”的翻译观作为翻译实践的指导思想。成人如何看待儿童是“儿童本位”的基本问题，首先儿童是应该被尊重的平等个体，其次儿童有着与生俱来特有的审美能力和感知能力，最后儿童追求阅读乐趣和童趣效果。童书译者需要欣赏儿童独特的存在，要试图去理解儿童的价值观和生命空间，还需要认真观察感悟儿童的想象力和审美兴趣，深入研究儿童的语言认知模式，并将这些积累融入翻译，这样才能满足儿童的阅读期待和成长欲求。
除了“儿童本位”的翻译观，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译介输出童书在实践层面上对译者翻译策略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导向，这与译介童书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认可度密切相关。当处于边缘地带的童书作品试图进入文学中心场域的童书市场时，适应目的语国文化需求的“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译介输出童书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和认可；但当处于文学中心场域的童书作品要进入次场域或边缘场域时，“异化”翻译手段则有助于保留源语国文化特色和维护源语国文化优势。“归化”与“异化”本就是相对概念，这还涉及译介主体究竟是“输出性”翻译主体还是“输入性”翻译主体。中国童书要走出去不仅要有本土译者积极的“输出性”翻译，还应该在打造本土创作品质的基础上吸引更多海外译者主动的“输入性”翻译。
在童书顺利进入海外市场并实现有效传播的过程中，译者的积极贡献是不能被忽视或否认的，译者的翻译价值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曹文轩认为他的作品《青铜葵花》能够得到安徒生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汪海岚的英文翻译，[22]她不仅完整译介了巧妙的故事构思和人物关系，也将书中蕴含着东方美的情感和人性传递给了西方小读者，也正是因为如此，《青铜葵花》英译本发行半年就销售了1600多册，还分获2015年英国“笔会奖”和2017年“麦石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奖”。[23]
对断路器合闸弹簧压缩量调节后，再次进行机械特性测试时，发现断路器合闸时间及合闸不同期时间皆满足厂家技术标准要求，测试数据如表2所示。断路器机械特性曲线也无异常，如图2所示。但是，断路器三相合闸速度却始终低于厂家技术标准要求的2.9～3.6 m/s。
4.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出版力
童书出版机构积极参加国际书展、协作办展、参与奖项评选、申报资助项目等是童书译介输出的基本出版力。如2013年，重庆出版集团在首尔国际书展上与韩国和法国出版社共同发起了“中韩法国际合作出版项目”，并签订三方合作出版协议，合作国每年按照商定主题出版一本本土知名作家新作，还必须按约定交换版权出版合作国方作品，在此合作基础上又衍生了两个合作项目——“中韩法”与“地球村的孩子”。[24]
在国际书展上达成合作协定无疑加快了本土童书积极、主动、创新的走出去步伐，版权输出则是童书机构出版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在2019年的伦敦国际书展上，中国童书参展商签订了大量版权贸易协定，但我国童书业进行版权输出贸易的时间不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童书出版机构都只热衷于国内市场的开拓，较早开展版权贸易的童书企业基本都获利颇丰，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投入低、收益大的版权引进，而不愿意开展难度高、风险大、收益慢的版权输出贸易。
国内外出版社之间的跨境、跨界合作则反映了童书出版机构走出去的综合出版力。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通过与海外机构合作并建立海外出版社的方式向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输出了百余种童书，累计销售4万多册。从2017年开始，接力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都陆续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直接同海外优质出版机构合作，共同打造并推出丰富多样的国际化童书作品，在国际童书市场形成了相当的品牌影响力。
5.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读者力
童书在顺利实现译介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多个层次的读者，首先有赞助人或者出版商，其次有童书推荐人或评论家，还有作为购买者的家长，最后还有最重要的儿童读者。
译介输出的储备童书如果能够被童书出版机构力捧或者在大型的国际书展上参展无疑可以吸引到优质的海外赞助人或出版商的青睐，如2009年被列入“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并亮相法兰克福书展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绘本中国故事系列》，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积极推动下参展后成为了国际畅销书系。
当前在售的正版优质图画书中必然有一份导读手册，越是优质的儿童图画书，导读手册中的推荐人越是专业资深，这种专业的解读介绍方式对好书的市场推广作用越是功不可没。传播媒介的不断变革也推动了读者选择和购买图书方式的变革，资深童书评论家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甚至可以影响千万圈友或粉丝的购买倾向。
高收入、高学历、高情商的当代父母们对童书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和标准，他们有着明确的育儿理念和阅读需求，他们热衷于翻译和交流引进版童书，甚至他们的判断和评价会影响出版社的引进选择，出版社的编辑会根据家长们的问卷调查或者推荐拟出引进清单。当然，童书最终应该回归儿童，儿童的阅读体验才是影响童书生命力的最终试金石，有言“童书无国界”，译介输出的童书一样应该具备读者本位意识，尊重儿童的智慧和艺术的力量。
三、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童书出版事业在整个出版领域中是发展速度最快、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已成为了中国大众图书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国，正朝着世界儿童文学强国迈进，中国的童书不仅是“中国的”，还要是“世界的”。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中国的原创童书已经站到了世界童书舞台的中央，中国本土原创力量在加速成长，与引进版童书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未来国际童书市场的竞争会因为媒介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媒介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的影响继续深化而日趋激烈，童书输出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会更加凸显，但译介输出童书也会在竞争中实现从量到质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1]袁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 一九五一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543
[2][3][6][7]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331-332，344，355，388-407
[4]蒋风.世界儿童文学事典[M].太原：希望出版社，1992： 360
[5]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161
[8][9][11][12][13][15][16]崔昕平.中国童书出版纪事[M].太原： 希望出版社，2018： 31，142，101， 97， 167，197，100
[10]韩阳.从引进到原创“彩乌鸦”展翅高飞[J].出版参考，2010（4）
[14]蜀信.世界科幻年会在成都举行[J].外国文学评论， 1991（10）
[17][18]何明星.中国文化翻译出版与国际传播调研报告（1949～2014）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35，158-160
[19]毛小红.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成功案例——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评述[J].中国出版， 2009（12）
[20]谈凤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出版纵览[J].中国出版， 2018（11）
[21]谭旭东.改革开放40年中国童书出版的整体思考[J].中国出版， 2018（11）
[22]石琼.《青铜葵花》的写作与翻译——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秘书长Liz Page采访曹文轩和Helen Wang[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8（5）
[23]李晖.传播学视域下《青铜葵花》英译本的译介模式[J].文教资料， 2018（9）
[24]刘红.重庆出版集团少儿图书“走出去”战略的探索与思考[J].新闻研究导刊，2019（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标签：新中国70年论文; 童书译介论文; 出版论文; 走出去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