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帝国的政治体系》
田自立*
(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 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是政治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著作。在本书中，作者借鉴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专制帝国制度纳为一个政治体系，分析了历史上大量专制帝国体系内部的各机构间如何运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模式。
关键词： 帝国；官僚；政治体系
一、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的背景介绍
S.N.艾森斯塔德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西方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著作《帝国的政治体系》出版于1963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评价。
而在国内，引起政治学界关注的原因不仅在于该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进行描述和分析，也是因为这本书独到的分析框架：以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框架在不同民族历史和社会中进行比较分析。运用比较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透过文化和传统等诸多差异因素的迷雾，将历史中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理环境，地理位置的国家列为具有某些基本共同特征的同一类型——即，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
而这样中间层次的理论分析法，是政治国内学界研究所匮乏的。作者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作为其出发点，将政治作为一个“体系”抛出，而后，引出该书的另一中心概念“社会分化”，随着社会分化导致的人类社会不同结构、功能的自主单位的增殖，专门性领域内的一系列要素表现出了这一政治题的独特的内部法则及其与外部的联系。
其二，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其教学意义通常是让学生较好地对函数动点问题中的信息进行科学处理，并在图形上对具有较强价值的已知条件进行标注，明确问题中具有的变量与不变量，变量可导致哪些量的改变，可使用未知量对线段的长进行科学地表示。
二、本书的逻辑结构
(一)本书首先罗列了九种历史官僚帝国运作的具体例证及其帝国产生中央官僚体系的历史背景，试图运用比较社会学的分析观点找到同质的属性，而将这些帝国所处的历史、文化、地理等背景视为共同性质的变异，或影响这些变异的因素，从而展开对帝国这一政治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主要议题。
随着此方案的实施，政府各项投入不断加大，管理更加严格，各地儿童福利机构功能逐步完善。特殊教育、康复、保育、医疗等质量不断提高，改善了孤残儿童的成长环境，提高了孤残儿童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孤残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各类农村电商培训机构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培训机构管理混乱，在培训规模、培训能力上都无法满足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内容设置上比较随意，没有从农村电商人员的缺乏的知识和技能需求出发，从而影响了培训效果。
在这种政治体系建立之后，艾森斯塔德接着从逻辑上讨论了这类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构建能否维持该种体制的运转。他试图从通过统治者政治社会化行为过程的大量例证来分析该系统存续的条件。他引入了因变量和自变量，加入了诸如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行政机构、政治斗争机构制度化、以及各个阶层的参与等因素来分析。由于系统中因素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经常出现危及该种政治体系运转的“不和谐现象”，而这些不确定因素正是来源于统治者主要阶层之间分化的社会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并存，加上不同群体与不同阶层之间相对立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会导致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一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达不到统治者想要的程度，二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超过了统治者传统合法性可容忍的限度，三是社会的各群体和阶层企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官僚帝国政治体系所能承受的范围，随之造成体系的崩溃等。
猪伪狂犬病作为一种病毒性传染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发病率较高，一旦发病会给养殖户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要加强对生猪的饲养管理，结合发病经过、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学变化进行科学诊断，明确病原后，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对症治疗，降低该病的发病率。
本书的两个关键概念分别是“体系”和“社会分化”。由于其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作者首先使用了体系一词，将政治体系之于社会大系统中。这个政治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的基本运作，以及维持平衡和稳定的目标，其政治系统内部也将根据自身各自的内部部门、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艾森斯塔德认为，政治系统内部是既有层次分工、又有完整体系的有机整体。学界应当将政治的互动行为视作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着重分析系统的平衡和自我维持。
总之，健康管理应该是多维度、多层面、多学科的体系。在实践中，始终保持更开放、更虚心的态度，更多的运用哲学思维而不是僵化的“科学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推动我们的健康管理事业发展。
在随后篇章中，艾森斯塔德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各系统中“有限的分化”和“有限的自主性”进行假说和论证，试图证明帝国官僚政治体系相较于于其他政治体系演生、维持和变迁条件的区别。关于有限分化，他认为是统治者需要通过已分化的群体的自主性获得自由流动的资源。因此，统治者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但是这种分化又不能超出统治者传统合法性所能容许的限度。[4]所以，这种分化必须被压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容忍政治活动的专门化，官员的自主性等等衍生，因为这种趋势有利于行政效率和资源的有效流动。但是，官员的过度自主性也会危及君主的专制权威和控制资源的能力。
(二)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中的中央集权的领导者建立以及系统运行动力的假设是艾森斯塔德接下来所有理论系统论证的开端。首先，他假设，中央集权政权最初建立的运行动力“装置”，源于一个政治体系动荡时期统治者为了修复秩序而建立政权的动机。围绕着这个目标，统治者尽力去寻找盟友，造就各种权力、政策工具去动员所需资源与原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相抗争，而经济、文化和职业群体(大部分是城市的)与传统群体中利益相对立的人和可以从原贵族的没落和新秩序的建立中获得好处。因此，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在社会政治中消极存在的农民、下层城市群体，都是较为理想的潜在盟友。可以通过控制他们组成作为动员、管理、传达、组织等的功能的行政机构，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有效运行。统治者在建立政治体系初期，会试图垄断官位的遴选权力，希望通过使官员脱离社会阶层只与政权和统治者之间发生直接联系(以强调官员与统治者之间的主仆关系，从而获得对行政机构预算、开支及官员俸禄的控制)来强化二者之间的依赖关系。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机构的设立源于统治者自身的人格化的目的和需要，他需要通过它来链接社会中群体的需求，以期维持自己的统治。
其次，随着系统内部及社会外部自身的发展和需求，为满足服务社会的一定需求的需要，行政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专门性活动的几种“部门”，例如：财政、政治、军事、行政、内部监察等。他们分别对各个领域发挥调节、维持、管理、教育、治安、镇压等功能。
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官僚帝国的衍生条件被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内部条件是指统治者确立自主政治目标的意图和由此而产生的专门性政治活动的出现所导致的衍生；外部条件则是社会中非政治化制度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所导致的衍生。[3]当政治活动的因为社会分化和其内部的自主性活动而出现衍生出专门化部门时，则代表着整个政治体系正在向官僚制方向演化。而党内部的组织出现了为了实现统治者为了贯彻自我目的的自主性的专门化部门时，也将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政权。同时，由于官僚机构作为统治者向社会各阶层动员、获取资源支持的介质，它也同时担负着将人民的要求反应给统治者的传达者、平衡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平衡者的使命。伴随着其内部自主性和制度性的结构的不断演化，使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趋于平稳状态。因此，政治性的调节机构——即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随后，统治者为了凌驾于贵族及官僚机构之上，并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地获取利益、掌握全局、维护稳定和和平的目标，他们不得不使行政官员及其机构独立于传统阶层和贵族之上，并给予其可以与之比拟的权利和威望。因此，这些行政官员所在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自主和独立就无法避免了。随着这些机构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及其在具体实践中对经验和技能的需求逐步增强时，它们自主的发展倾向就将变得越发强烈。作者通过解读政治目标与其他领域目标相分化的原因取决于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具体的政治活动被组织成为专门的政治角色、政治组织，以及政治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来解答官僚帝国的政治体系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亲缘、地缘关系相分化的程度。艾森斯塔德通过将缺乏分化的传统社会和高度发达化的现代社会进行横向比较，他认为官僚帝国的分化程度界于二者之间。艾森斯塔德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的特点归纳为：政治角色和政治活动的有限分化和政治领域的有限自主性。[2]并由此出发，艾森斯塔德在本书中讨论了官僚帝国的衍生、持续和变迁。
在文章的引言部分，艾森斯塔德就开章明义：“本书旨在对历史上官僚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empires)进行社会学分析。它试图描述这些体系的基本特征的性质，分析哪些特征得以发展出来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条件，以及哪些导致了起维持与存续或引发了其变迁的社会政治过程。”[1]
根据作者抛出的问题意识，他将上述两个设定作为基础：一是假设任何社会组织中都存在政治体系，二是假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在其中的地位，与其它组成部分的关系，发挥出来的功能，以及该体系本身的存续条件都将不同，并假定了此种类型的政治体系与哪些特定的条件相互联系。
在此，艾森斯塔德罗列了大量帝国之间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层方面的特征，以及其政治体系中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和有限性等方面活动与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与并存例证，进而对历史上官僚帝国的政治体系的续存条件进行假设和分析。
通过分析，他将历史官僚帝国政治体系产生的条件确立为一种条件和框架——能够使一定水平的自由流动资源、已经分化的政治活动，以及各部分、阶层所持有的有助于维护统治者传统合法性的传统政治态度的糅合、并存的运行框架。
由于“社会分化”使然，人类社会经历了具有不同结构和功能的自主单位的增殖过程，由此产生的专门性领域、活动、角色等内部要素也随之日益增多，也随即表现出其内部的独特法则及其与外部的联系。[1]
(三)通过艾森斯塔德的逻辑论证，我们可得知，历史上的官僚帝国政治运行的必要条件既不是确定的，也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所保障。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和政治体系主要参与群体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而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究竟是通过何种政治活动维持或改变原有的政治系统，是艾森斯塔德在本书试图解答的第二个问题。
首先，作者试图解析官僚政权政治斗争框架中的主要参与者、统治者及居于其下的主要群体和阶层相互之间如何就一个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开始运作的。艾森斯塔德通过分析认为统治者发出的政策构成了政治过程中最为能动和积极的因素，系统内部和其他的子系统，如：经济、文化、教育等，都要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艾森斯塔德通过对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分层体系、文化体系的特征，及居于统治者之下的主要参与群体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从统治者在各个分化领域发出的政策出发，讨论了在政治过程中各种机制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在统计研究中以事物的质为前提，强调认识事物质的重要性，后者则不关心事物的质．
接着，艾森斯塔德又讨论了在政治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官员。他通过判断官员的政治取向，来分析在不同情况下，官员与统治者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他们之间所呈现的不同关系来理解官僚政治取向的发展条件以及潜在的变化可能。
最后，作者从帝国政治体系中不同的政治调节机制、统治者发出的不同性质的政策与目标、政治组织和斗争对帝国政治体系政权性质取向的类型、变迁的方向作出了分析和归类。从纵向的逻辑划分到横向的类别区分，对具体国家的个案进行细化、具体分析，作者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独到分析框架。
三、结论
《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从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上的专制帝国的运行、分化和衍生进行了分析。这本著作的贡献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分析框架，艾森斯塔德在本书中构建了纵向和横向维度的分析模式是。他从社会学之中寻找合适的理论框架，从学科交叉地带探寻学术研究的新亮点，从看似纷繁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有效地归类和分析，并使自己的理论假设能够被证明，同时亦可证伪，使自己的理论框架具有普遍的、可预测的科学意义，对政治学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 参 考 文 献 ]
[1]杨世利.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研究——以中央官员为中心的考察[D].河南大学，2008.
[2]陈迪.精英流动与社会平衡——考察中国古代官僚制的新视角[D].东南大学，2005.
[3]饶义军.多元现代性与政治发展——S.N.艾森斯塔德政治发展理论研究[D].浙江大学，2009.
[4]张瀚钰.中国文化产业治理结构演化路劲探析[J].戏剧丛刊，2015(04).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049-(2019)19-0078-02
*作者简介： 田自立(1988-)，女，贵州铜仁人，博士研究生，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政政治教育，全球移民与华人华侨。
标签：帝国论文; 官僚论文; 政治体系论文; 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