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视野、实证方法和爱国立场——从戴加平老师《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一课看“史证教育”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实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一课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证教育”是掌握收集史料、鉴别史料、分析史料、运用史料等“史证方法”的学习过程，也是形成“史证意识”和“史证精神”的教育过程。通过“围绕问题收集史料——针对问题解读史料——根据史料论证问题——依托史料重现历史”四个步骤开展问题探究是实现“史证教育”的重要途径[1]。然而，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这种线性化的问题探究思路就有待改进和深化。浙江省特级教师戴加平老师曾经设计过《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一课，笔者认为非常成功地体现了“史证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本文试结合此课分析“史证教育”中的几个问题。
一、着眼于“史证教育”的开放视野
一般而言，历史教科书或历史读物中呈现的历史既有原始史料，又有史料解释；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历史评价。辨别原始史料、史料解释、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是“史证教育”的基本内容。对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持一种开放和多元态度的主张越来越被广大中学历史老师所接受。但是，对于史实呢？很多人仍认为史实是确定不移的，不存在多元性特点，因此也少有人以开放的视野去审视史实。事实上，人们对很多史实的认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一种原因是史料的缺失和舛误。如夏商建国的时间，由于史料缺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又如西周井田制、唐代均田制等制度的实行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史家之间也有不同的认识。另一种原因是史实背后蕴含着历史解释，如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早至“战国说”，迟至“清代说”，甚至有“否定资本主义萌芽说”，造成意见分歧的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有不同认识。第三种原因是立场的分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939年德国突袭波兰，但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应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或1937年七七事变，这就是立场不同造成的认识差异。2010年高考（课程标准卷）第35题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中日双方对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记述各异。中方《济远航海日志》记载：“7点45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日文出版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称：“7点52分，彼我相距约3000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迎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这说明
A.研究者的立场会影响其对历史的解释
B.历史真相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
C.通过文献记录最终能够还原历史真相
D.原始记录比研究文献更接近历史真相
对于史实方面的差异，中学教学中的态度一般有两种：一是尽量回避，即尽量介绍已有定论的史实，这是最普遍的态度；二是简要介绍，如人民版《历史》必修第三册在介绍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四大家时，在括号中说明：“一说蔡京。”从上述高考题可以看到，不回避史实分歧，有效地利用史实分歧，不仅不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而且可以成为培养历史批判思维的重要契机。戴加平老师在处理《古代中国科学成就》一课时，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契机。
众所周知，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一直以来，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重要发明的权属在世界上存在不同声音。在中学教学中，我们常常采用的是第一种态度——回避，个别老师采取第二种态度——简要介绍，但戴老师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将史实的异说作为探究学习的平台，一开场就将一个具有冲击力的情境摆在学生面前：
“韩国是活字印刷术起源国”展览在德举办
走进2006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大厅中央18根仿石器时代的石墓碑柱烘托出历史氛围，在石墓林中走读“1377年，世界上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韩国方面的答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诞生。
近年来，韩国政府对《直指》进行了大规模宣传，并于2001年争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韩国此次以“活字印刷术起源国”作秀，登上全球最大书展主宾国的舞台……
通过这个现实情境告诉学生：即使是史实，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明确无误。正是在开放的历史视野下，戴老师设计了一系列的探究问题，为“史证教育”的实现找到了切入点。
二、着眼于“史证教育”的实证方法
面对史实的分歧，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史证方法和史证意识呢？戴老师在教学中引入了多元的实证方法，引导学生“证实”和“证伪”。
在“证实”和“证伪”的过程中，戴老师首先设计了学生的分组研讨：教科书的编者是通过哪几种方法论证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的？
这一教学环节，既体现了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理念，也充分运用了教科书这一重要的教学资源。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第三册教科书的本节内容中，既有“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北宋泥活字版”等实物史料图片，也有“司南”、“明代架火战车”、“元代转轮排字法”等文物复原图，更有引自《武经总要》、《梦溪笔谈》、《萍洲可谈》等史籍的文献史料。一直以来，学生（包括大多数历史教师）在阅读教材时，总是关注和记诵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很少去关注教材中呈现的历史证据。本课教学中这一环节的研讨任务，使学生从史证的角度阅读教材，关注了历史事实背后的历史证据，并对证据加以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问题归纳了史证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哪些方法）证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总结了历史记载（文献典籍）、考古成果与实物遗存（文物考古）等方法。戴老师还特别建议：教师有序地逐项把学生指出的“论证方法”写在副板书上，以便完成“方法归类”；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对教材中的各类“实物遗存”特别关注（如“司南”并非实物遗存，而是建国后我国科学家根据史书记载复制的物品），体现了严谨的实证态度，为此，还介绍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通过这一环节的教学，基本达成了“初步了解史证方法”的教学目标。
接着，戴老师又设计了第二个探究问题：我们如何证伪“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之说？先介绍了韩国方面的两个证据：
证据之一：《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印刷于公元1377年，发现于韩国清州，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认定它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
证据之二：韩国学者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问题”，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韩国学者提出，事实上毕昇创制的胶泥活字及其印本并未见流传，可见毕昇仅仅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要求学生分析：韩国学者用什么方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在文物考古的基础上，又引入了第三种史证方法——科学实验。接着引入下列材料：
材料一 1965年，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内出土佛经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昇之后大约50年（1103）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材料二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材料三 韩国学者徐有榘（1764-1845）在《怡云志》卷七的《活版缘起》中说：“沈括《梦溪笔谈》记胶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权舆（起源）也，……或用铜造——我东（朝鲜自称）尤尚之。”
这三段补充材料分别从“否定对方证据”、“提出己方证据”两个思路展开论证，从实物遗存、科学实验、文献记载的角度证伪“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之说。并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分析，用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雕版印刷的事实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国。运用了第四种史证方法——科技发展史的逻辑审视。
在以上几个教学环节中，戴老师通过问题探究、史料解读、逻辑分析等方法，不断丰富学生对史证方法的多元了解，并有效地帮助学生初步学会运用这些史证方法。最后，又以问题的形式对本课涉及的史证方法加以归纳：“从本课的研讨过程看，我们是如何‘证实’中国是四大发明故国的？”
三、着眼于“史证教育”的爱国立场
阿克顿在主持编纂《剑桥近代史》时曾要求撰稿人做到绝对的“公正无私”，要求他们笔下的滑铁卢战役“能够同时让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看了都觉得满意，……他们（撰稿人）的任务既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的党派的历史，他们唯一的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2]。这种追求客观历史的史学认识论要求研究者超脱于历史的现场。然而，历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告诉我们：在历史学研究中，研究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具体到“史证教育”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边是“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原则，一边是历史的研究者、学习者的主观立场。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
在戴加平老师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一课中，学史者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作为一名中国学生的爱国立场。在教学中他通过三个问题凸显立场：
问题之一：韩国人为什么要声称“韩国是活字印刷术起源国”？
问题之二：编者是通过哪几种方法论证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的？
问题之三：我们如何证伪“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之说？
第一个问题集中阐述以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第二、三两个问题集中论证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的说法，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有机地渗入到“史证教育”的过程之中。不仅如此，戴老师还引入了“韩国掠夺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引网友炮轰”的资料：
以前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很无耻，现在又来了个韩国，不知道哪个国家还想要中国的东西。干脆都来认祖归宗吧。
把阴阳八卦向联合国申请！让韩国知道连他们国旗上的东西也是中国的。看谁比谁狠！
没关系，韩国要什么都给它吧……但是最后，韩国的国土是中国的，改名韩省……
拒绝韩货，让棒子见识得罪中国的下场！
通过观点辨析，反思了“炮轰”式的爱国主义，并结合前述的探究学习，将基于史学实证的理性的爱国主义与基于情绪的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划清了界限，较好地处理了实证原则与爱国立场之间的关系。当然，有时候爱国立场和史证原则会发生冲突，学史者态度又该如何呢？笔者认为，从“史证教育”的角度说，三个原则不能放弃：
一是不因爱国立场而曲解证据。以当前非常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为例，从理性的态度看，就要重视日方的证据，对日方提出的证据不宜故意曲解，更不能视而不见。戴老师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一课对韩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态度值得借鉴，他在教学中指出：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在活字印刷技术方面，朝鲜是世界上首先发明铸字模、制造金属铸字的国家。大约在1241年，朝鲜已经用铸字印成了《详定礼文》。
但这并不能导出“韩国是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国”这一结论！
二是要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收集证据、开展研究。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方面应该作更多的收集证据的基础研究，形成有利于我方的证据链。以上引2010年高考题中丰岛海战问题为例，作为中国的史家（包括学史者）不仅要收集日方首先发炮的证据，在这方面证据胶着难解的情况下，更要注重收集日本长期蓄谋侵华的其他史实证据，以证明“日本挑起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
三是要以爱国立场和证据意识为契机，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动机。有些老师担心，将四大发明的归属问题、丰岛海战的爆发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有争议的历史介绍给学生会不会引起认识混乱？从戴老师的教学实践看，只要坚持爱国的立场，那么，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不但不会引起认识的混乱，反而能引发学生的探究热情。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看，很多史学大家正是从爱国立场出发从事学术研究并卓然成家的。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林梅村教授在《忆马雍》一文中，回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集的《中亚文明史》定稿会上中苏的学术争议，并说：
马雍在巴黎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许多欧美和日本专家精通考古或中亚死文字，凭借这两件利器研究中亚文明史，业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他早就预见考古对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性，却没想到中亚死文字如此重要。于是马雍利用中亚死文字材料考证西域史地，发表了《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等一系列论文。我之所以费八年之功苦读梵语、中亚死文字，就是听了马雍老师的一席话[3]。
爱国立场转化为强大的学术动力，对个人而言，其情可感，对学术而言，厥功至伟。历史教育和历史学习中这种“非智力因素”岂可轻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