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BLIP)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信息论文,EBLI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图书馆情报科学(LIS)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情况：在图书馆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理论与实践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1，2]，表明这一问题一直没得到妥善解决；在情报学领域，也出现了研究成果不能准确地反映情报规律与有效地指导情报实践[3]、有关新技术新方法的文章在实践中应用不充分等问题[4]。国外方面，早在1984年，便有研究者关注研究转化为实践成果效率低下问题[5]，至近年仍未改善[6]。可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广泛存在，并作为一大隐患伴随图书情报事业近几十年的发展。很多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尝试分析解决，在此过程中，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vidence Bas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EBLIP)运动酝酿并迅速发展起来。 EBLIP是一种通过收集、整合和评估相关研究和实践结论，以获得最好、最可行的证据来支持实践中专业决策的方法。虽然证据的来源可以十分广泛，但“最好的证据”必然根源于研究，这也就意味着EBLIP的实质是通过研究提高实践的质量；与此同时，EBLIP倡导研究者开展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因此，EBLIP通常被视为能够弥合研究与实践之间鸿沟的有效途径。EBLIP作为一种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践鸿沟的方法，能够改善国内LIS领域研究脱离实践的现状，有助于推进专业化发展。 2 EBLIP的出现与发展 EBLIP运动于1997年在LIS领域出现。其概念与模型是基于此前5年兴起的循证医学运动上提出的，为了更好地理解EBLIP，我们首先需要对循证医学、循证实践及EBLIP早期发展进行简要梳理。 2.1 EBLIP的出现 循证医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指的是明确、谨慎、合理运用最佳证据以决定个体患者医疗方案的方法[7]。循证医学确立后，迅速在教育学、管理学与LIS等其他领域获得响应。2005年，西西里共识声明称所有的卫生保健领域内的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循证实践”[8]。在持续的发展中，循证实践的覆盖范围最终超越卫生保健领域，成为所有基于最好与最可行的实施策略、专业知识与经验、用户偏好与价值取向的证据进行决策的统称[9]。 在循证医学发展的早期，因为检索最新的研究文献被视为循证医学进程的重要一部分，图书馆员被看做这种新方法实施的重要一员，并且经常被邀请加入研究团队之中[10，11]。在医学图书馆员成为循证实践中的重要角色后，他们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职业实践中引入循证实践。1997年，“循证图书馆事业”(Evidence Based Librarianship，EBL)这一术语出现[12]。尽管1995年就有研究者分别提出过“循证图书馆”、“循证信息实践”等概念[13，14]，但直到1997年Eldredge发表的文章才开始吸引了医学图书馆员的注意，并掀起了一场运动[15]，与此同时，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出版、第一届EBL会议也于2001年召开。自从2005年第三届EBL会议之后，EBLIP这一概念逐渐获得认同与接受[16]，此后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大会开始采用这一名称，2006年创办的杂志也受此影响，定名为EBLIP。名称的更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领域所涉及的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图书馆”，其他LIS相关领域开始不断被纳入其中。 2.2 EBLIP定义 目前一个被广为接受的EBLIP定义由Booth于2000年提出[17]，并在2003年进行补充。由于彼时EBLIP概念尚未成形，Booth实际上是对EBL进行了定义，而如今的学者常将其进行些许变化，使其适用于EBLIP框架。这一定义为“一种能促进证据收集、解释和整合的LIS方法，证据是真实的、重要的，一般通过用户报告、实践者观察或研究来获取，这种方法将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与用户的需求、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于提高专业判断的质量”[18]。 此外，一些研究者也曾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Crumley与Koufogiannakis的定义是：通过提出问题，发现与严格评价研究证据并将证据应用于日常实践以促进LIS职业发展的一种方法[19]。Eldredge认为EBL是将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融入制定决策过程中，通过清晰叙述专业问题，在所有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寻找证据，然后评价获得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方法[20]。 于良芝与于斌斌总结，虽然EBLIP(或EBL)定义的版本众多，但所传达的核心观点十分一致，即强调实践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建立在证据的收集、评估与整合基础上，从而提高专业判断的可靠性[21]。 2.3 EBLIP的发展、应用领域与研究主题 至今为止，已经有8次EBLIP会议成功召开，可以从侧面反映EBLIP的发展。第一届EBL会议于2001年举办，会议期间，Eldredge与Booth等介绍了EBL的应用与未来[22]；第二届会议不再局限于医学图书馆工作，不同领域的代表更多讨论了EBL拓展问题[22]；第三届会议围绕使用研究协助决策、利用证据支持创新、开发与应用循证工具、循证信息职业的发展等议题进行讨论[23]；第四届会议提出建立职业的知识基础，定义与设置循证实践的标准等[24]；第五届会议充分讨论了信息素养的研究与实践[25]；第六届会议介绍了反思性实践、批判性评价、综合集成方法等，EBLIP模型的修订再次成为热议话题[26]；第七届会议强调使用研究与证据对图书馆信息工作进行评价与改善[27]；第八届会议主题报告提到了研究式实践者与实践式研究者的培养。可以发现，EBLIP研究朝着不断细化、面向实际具体问题的方向发展，同时努力吸取借鉴其他学科与领域的优势。 EBLIP作为一种方法，可应用于LIS任何研究领域，Koufogiannakis等通过对LIS文献的大规模内容分析归纳出LIS研究主要分布于：信息获取与查询、馆藏建设、管理、教育、参考咨询、专业问题6个领域，并发现如此划分领域在EBLIP中具有广泛的接受度[28]。 虽然EBLIP应用范围较广，但对其本身的研究主题相对较为集中，主要包括对“证据”的探索与EBLIP模型的开发。下文，我们将就两大研究主题，梳理国外的EBLIP研究。 3 EBLIP中的证据 3.1 证据的类型 “证据”是EBLIP的核心。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证据”往往意味着出版的研究论文。然而，EBLIP对“证据”的理解更为宽泛。Koufogiannakis认为，除了通过研究获得的证据，本土化的证据也应受到重视，本土化的证据是指LIS实践者从他们具体工作中获得的证据，具体包括用户的反馈、项目的评价、组织的现实状况等[29]。这些从本土化背景中产生的数据给予我们关于用户的、更直接、更契合实际情况的信息。此外，她认为专业知识也可以成为证据，因为专业知识能够提供质疑与批判其他证据的基础[30]。2013年EBLIP大会上，她报告了通过对19名高校图书馆员进行访谈归纳得出的2类证据，即硬性证据(hard evidence)与软性证据(soft evidence)。硬性证据是指那些更具有科学性的证据，这些证据更数字化，通常是指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这一类型的证据包括出版的文献(包括研究论文与非研究论文)、事实、文献、统计数据、被整理归档的本土化研究与评估项目等。软性证据不如硬性证据具有科学性，它具体指的是经验、积累的知识、观点、直觉与其他实践者的所作所为，这一类型的证据包括同事之间的交流内容、隐性知识、用户反馈、轶闻等，它是非正式的、也常常不被认为是证据，但这类证据经常被高校图书馆员们用作决策支持[31]。 Casey发现相较于利用实证研究成果来辅助决策，LIS实践者更倾向采用本土化的证据，当他们需要额外的信息来源时，他们会实施调查、访谈、非正式对话来获取定量与定性资料作为决策的支撑[32]。 Davies认为LIS中的证据可以有2种类型：第一种是表现型证据(performance evidence)，即那些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可操作化的方面，既可以是定量数据同时也可以是定性资料，包括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输入、输出、成果与影响；另一种为研究型证据，包含阐释图书馆信息服务作用效果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是出版与尚未出版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因此它们的适用程度与有用性都较高[33]。 3.2 证据层 Eldredge借鉴循证医学的“证据层”(evidence hierarchy)概念，提出了EBLIP的证据层，包括[34]：①包含多种严格研究的系统综述；②包含多种不太严格研究的系统综述，如案例研究与质性方法；③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④控制对照研究(Controlled-comparison studies)；⑤队列研究(cohort study)；⑥描述性调查；⑦案例研究；⑧决策分析；⑨质性研究(焦点小组、人类学的观察、历史研究等)。 在Eldredge看来，系统综述方法近乎毫无偏见，因而处于证据层顶层，而依次向下的各种研究方法则在控制偏见方面的困难程度逐渐增加。就科学范式而言，在研究中的偏见越少，研究结论就越接近“真实”。Eldredge认为，研究方法所处的等级并不能决定某研究的质量或可靠性，但却是一种使得“忙碌的实践者在多种带有一定矛盾性的证据之间进行快速抉择的办法”[35]。因此，如果一位LIS实践者实施文献检索并发现了若干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能帮助他解决问题，一个初筛就有可能在他阅读文献的研究设计时派上用场。或者，当研究结果互相冲突，实践者可以为那些更接近于顶层的研究赋予更高的权重。 Eldredge随后将他的证据层修改为表格形式(见表1)，在该表中，他引入了3种问题类型，将各种证据按层级分列其下，它们分别为：预测性问题(prediction questions)能够“预测结果”，干预性问题(intervention questions)是“比较不同行为的结果”，探索性问题(exploration question)是“询问并寻求一个在总体趋势上的答案以掌握某问题的发展大方向”[36]。
然而，很多研究者对“证据层”与“证据层表”表示质疑。Given认为将质性研究放置在底层很有可能削弱EBLIP中质性研究的重要性[37]。Suarez表示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质性研究方法比定量研究更具价值[38]。Crumley与Koufogiannakis指出，中心—辐射式布局的鉴定方法要好于层级式的排列，因为循证医学领域的证据层排布方式并不那么适合于LIS领域，对后者而言，质性研究方法反而可能更加适合[39]。总之，Eldredge证据层的应用与可行性尚需要进一步讨论。 此外，在2013年ALA大会上，循证实践讨论小组在讨论会上建议图书馆员应熟悉“证据金字塔”，用于提升研究的有效性。证据金字塔与Eldredge的证据层相似，顶端为系统综述，依次向下为随机控制实验、队列研究、案例(病例)对照研究、案例系列研究与案例报告、述评与专家意见[40]。 3.3 系统综述 系统综述是目前循证实践领域(尤其是循证医学领域)公认可靠的证据形式。根据Booth与Brice的定义，系统综述通过寻找与描述某一主题下所有出版的、未出版的(如有可能)作品来回答被清晰描述出来的问题，系统综述检索某主题下全部的文献并严格地鉴定，同时使用恰当的统计技术来整合这些有效的研究[41]。Booth与Brice指出，系统综述可以帮助LIS实践者“保持知识不断更新、不断定义已知与未知的知识边界，并且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失已经被证明出来的结论”[42]。 系统综述一经问世，便激发了LIS实践者参与的热情。2008年，Ankem发现在LIS领域有7篇系统综述与5篇元分析论文[43]。Koufogiannakis梳理了1997～2012年LIS领域的37篇系统综述，发现医学图书馆领域的论文占大多数(24篇)，有关高校图书馆的论文为5篇，没有局限于某一类型图书馆的系统综述为8篇；根据她于2004年对LIS文献划分的域[28]进行归纳，37篇中有15篇涉及参考咨询类[44]。2014年的统计显示，本领域中的系统综述论文已有50多篇[45]。 实施系统综述通常包括5步：①发现一个研究问题；②识别相关资料，判断哪些研究将要被纳入系统综述，而哪些要被排除；③严格地评价将要被纳入系统综述中的研究；④抽取研究中的数据；⑤综合与分析结果[46]。系统综述不同于当前常用的文献综述，它并非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叙述，而是在规范步骤的指导下，通过制定对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依据可重复的、透明的检索策略，进行严格评价的基础上综合既有的、可靠的研究成果，以减少偏见[47]。
图1 证据金字塔 4 EBLIP模型及其应用 4.1 EBLIP模型 在循证医学领域，研究者总结了多个流程模型以指导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循证实践工作，其中以Hayward的5A模型最具代表性(图2)，包括评估、提问、获取、鉴定、应用5个核心步骤[48]，后文将详细阐释。
图2 Hayward的循证实践5A模型
图3 LIS实践者在进行决策时应询问自己的关键问题 早期的EBLIP模型受此影响较大。Eldredge提出的EBL步骤包括：①形成有关图书馆工作的、定义清晰的、可回答的提问；②检索公开发表与未公开发表的文献，任何与提出问题有关的资源都可以作为最佳证据；③评价证据的真实性(与事实的接近程度)与相关性；④评价预期效果的相应价值与将要实施计划的费用；⑤评估行动的效果[34]。Booth与Brice提出6个步骤，包括：①定义问题，形成一个可被回答的问题；②识别证据源，寻找LIS领域的文献；③严格地鉴定证据；④将证据应用到实践中；⑤评价上述过程所带来的改变；⑥重新定义问题[49]。 近期，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改良循证医学的模型并不适合LIS的工作实际，因此，他们尝试根据LIS领域自身的特色设计EBLIP流程模型。 Booth为适应LIS实践者逐渐合作化的趋势与实际工作情况提出新5A模型，即：①团队分享对问题的理解，清晰地阐述问题(Articulate)：②从多个源头聚集(Assemble)证据(而不是简单地获取)；③不断地在更宏大背景下以对立的可能性来质疑证据，对证据的质量与数量进行评估(Assess)；④团队成员达成一致(Agree)；⑤微调并使证据适应(Adapt)，达到期望的成效[50]。 Koufogiannakis用“LIS实践者在进行决策时应询问自己的关键问题”来表达EBLIP模型(图3)，同时也呼吁关注除研究所得证据以外的本土化的证据、隐性与专业性的知识等其他可以用于支持决策的证据[51]。Koufogiannakis认为她的模型将实践者放回决策的中心位置，同时兼顾多种证据形式及其作用的可能性，具有一定优势[52]。 Howard与Davis设计了一个融合了循证实践与设计性思想的模型(图4)，该模型包括非线性的6个阶段：定义问题、研究、形成初步解决方案并检测、实施、评价、讲故事。他们认为该模型“以人为中心，并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证据，同时囊括了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参与”[53]。 新的EBLIP模型已经逐渐拥有LIS领域与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特色，循证医学的影响在逐渐降低，然而这些模型尚未被应用在LIS实践之中。我们认为，EBLIP模型领域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新模型的测试，并且确定它们是否比现有模型更适用于LIS实践。
图4 循证实践与设计思想融合模型 4.2 EBLIP模型各步骤 国外将EBLIP作为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众多，Koufogiannakis曾经以较为成熟、在EBLIP领域有较高影响力[54]的5A模型框架为依据，梳理国外对EBLIP的研究成果[55]。本文以她的文献综述为基础，补充与整理国外的EBLIP研究成果。 4.2.1 询问 EBLIP始于问题。Eldredge认为，问题驱动着EBL的全部进程，对于问题与内容的表述将决定获得何种答案[34]。对于LIS实践者而言，这也许意味着服务提升、馆藏建设、培养用户信息素养等任务，同时也可能是制定战略规划等较大规模的决策。 一个标准化的问题形式有助于使人关注其中的关键。因此问题的标准化是循证实践领域询问步骤中的核心研究内容。最初，医学领域的图书馆员使用来自循证医学的PICO模型表达问题[56]，但由于医学领域以外的图书馆员对模型中的术语与操作流程不熟悉，Booth开发了SPICE模型来更加准确地反映问题设定时需要考虑的要素[57，58]，包括：①场景(Setting)：在哪里?在什么情境下?②视角(Perspective)：为谁?③干预(Intervention)：将要做什么?④比较(Comparison)：备选方案是什么?⑤评估(Evaluation)：如何测量干预是否成功实施了? 4.2.2 获取 获取是指依据问题所属的主题或域，对文献进行检索以发现研究证据。Winning指出“LIS的多面性特征意味着证据基础也需要包含多面、多类型的信息来源”。需要依据问题在多个学科领域间进行广泛查找，此外，网络资源中的灰色文献(grey literature)、预印本资料中可能也包含有价值的内容[59]。 受循证医学中“域”能够将庞杂的医学文献归为几种特定类型的研究来降低检索工作量的思路启发，有研究者提议将LIS文献划分为多个域[60，61]。此后，他们持续通过大规模内容分析最终形成信息接入与查询、馆藏建设、管理、教育、参考咨询、专业问题6个域，提示LIS实践者他们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哪里，从根本上协助他们更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28]。 Farrell发现加拿大医学图书馆员在工作中最常使用的5个证据获取工具为UpToDate，BMJ Clinical Evidence，First Consult，Bandolier和ACP Pier，但通过满意度调查发现，5个工具均存在不足[62]。循证实践提倡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就开展筛选文献的工作，以减少后续的工作量。虽然医学领域的图书馆员已开发很多筛选方法，但EBLIP在此方面的工作相对较少。Beverley建议在头脑中回想研究所涉及的术语，再进行检索[63]，但没有对这些策略进行验证。Bradley认为，LIS文献中缺乏结构化的摘要与方法论索引是导致检索效率低的主要原因[64]。 4.2.3 鉴定 鉴定是指一旦找到某一主题的相关研究，研究者便需要严格地鉴定其信度、效度与在当前情境下的可行度。这需要严格评估研究在以下3方面的表现[65]：①效度：研究结果无偏差的可能性；②信度：这项研究报告是可重复的、而不是作为一个“侥幸”结果的可能性；③可行性：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实践产生效果。 很多研究者拟定程序、开发工具以辅助LIS实践者的鉴定工作[66，67]。Booth梳理了各种研究鉴定工具，发现这些工具都以问题清单(checklist)的形式作为主体，询问的内容可以被归纳为以问题为导向、以研究设计为导向和通用问题清单3种[68]。不过，研究者对研究质量的理解不同，因而对质量高低的评定不一[69]。可以看出，评价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用单一的方式测量研究质量十分困难[70]。 EBLIP鼓励通过系统综述整合与鉴定既有研究，避免研究者在每次遇到研究问题时都在鉴定工作中亲力亲为。除了系统综述以外，EBLIP期刊自2006年便开始设置证据总括(evidence summaries)栏目，其目的是通过开放性的格式，简明地将鉴定过、整合过的研究形成证据介绍给读者，最终使LIS实践者获益[71]。 4.2.4 应用 应用是指一旦研究确立且进行过鉴定后，将获得的知识用于LIS实践者的工作实践。在循证医学领域，应用阶段意味着研究证据必须与实践者的技能与专业知识融合。Booth指出当解决了发现证据、鉴定证据等问题后，随之而来更大的挑战是EBLIP的开展[72]。 Koufogiannakis与Crumley总结了证据应用的3种途径：①证据可直接应用——研究证据可以被直接应用到当前实践中去；②证据需要被本土化——研究是合理可信的，一些特殊的情境可能与研究并不那么契合，LIS实践者有必要在本土情境下再次实施研究；③证据提升了我们的理解——研究证据无法在LIS实践者所处的情境中直接发挥效用，但是作为实践者，他们从中学习知识、受到启发最终想到了其他可能的路径[73]。 此外，由于总是组织中的个体先接触到EBLIP，因此，LIS实践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将证据或基于研究发现的好的想法在组织中传播以产生改变[74]。Booth主张将基于证据的战略规划整合进实践者的日常工作流程中去[75]，Grefsheim等认为管理层的支持与组织环境对于将证据整合进实践十分重要[76]，Hallam与Partridge倡导建立循证实践的组织文化[77]。 4.2.5 评估 EBLIP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评估之前的行动产生了哪些影响、遗留了哪些问题、下次可以进行哪些改进。这一步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LIS实践者评价自己作为一名循证实践者的表现，就循证实践的流程相关问题反思自身的行动与证据的应用情况；其二是评估所有发生了改变的服务，以确定它是否达到了期待的效果。这些都可以通过服务质量测量方法来控制，比如标杆管理(benchmarking)、绩效评估(performance measures)与审计(audit)[78]。 当EBLIP进入到绩效评估阶段的时候，就需要运用到反思(reflection)的手段[79，80]。反思允许实践者们积极地进行内省并持续地从实践中学习新知[55]。Grant对反思在LIS中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综述，发现有很多研究论文显示作者在LIS实践中应用了反思手段，与此同时，Grant指出“反思性实践”并没有成为标准化的术语[81]，这不仅使系统综述收集资料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工作定义，研究与实践的科学、规范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阻碍。 4.3 EBLIP模型的应用及障碍 EBLIP模型意味着通过将可信与有效的证据系统性地引入决策过程以提高实践效果。理论上，如果LIS实践者在决策活动中是以研究证据作为基础，而非道听途说的证据或他们自己的观点，那么实践效果就能够得到提升。EBLIP的目的就是保证LIS实践者将对“最好的证据”的考虑置于决策活动的较为优先的位置上。 既有的研究对EBLIP模型进行了诸多批判，包括其框架太过狭隘[82，83]、证据源太过倚重定量研究[84]，不符合本领域现实[85]等。这些批评暗示EBLIP模型的适用性问题仍有待解答。因此，本部分探讨EBLIP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及其可能会遇到的阻力。 4.3.1 EBLIP模型的应用 极少有研究关注EBLIP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一些研究者关注LIS实践者个体如何经历了EBLIP进程，Thorpe等实施了小规模的现象学研究(phenomenography)，他们将LIS实践者们经历的EBLIP现象分为5类[86，87]：①我认为循证实践与我无关：它并未出现在我的工作之中，因为我虽然是一名LIS专业人员，但是我并不知道循证实践是什么，或者它意味着什么。这一类人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关注到循证实践。②我认为循证实践是需要学习已出版的研究：我的循证实践是基于研究的，我所使用的证据依赖于那些已经被证明正确的研究。这一类人群循证实践活动中的重点是对证据的收集。③我认为循证实践能够提升服务：我采用循证实践来提升工作或我所在机构提供的服务。这一类人希望通过循证实践获得最好的实践效果。④我认为循证实践是一种存在方式：循证实践已经成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接纳并经常运用它，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剥离我工作，我的工作是循证实践，循证实践是我的工作。这类人将循证实践与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⑤我认为循证实践是一种武器：当我被逼无奈时，我不得不使用循证实践。在这一类目下，循证实践被视为当LIS实践者需要获取或保卫职位时所需的工具。这项研究第一次展示了LIS实践者工作中经历EBLIP时的想法，研究显示，并非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实践EBLIP，作者给出的分类告诉我们一些对于EBLIP不同的方式与态度。 另一项研究探索了高校图书馆员们的战略重点(strategic priorities)及改变。在3个案例之中，Casey发现图书馆馆长在决策活动，尤其是在图书馆利用与服务质量方面的决策应用到了EBLIP进程，并且这一行为在各个层级的员工中得到了复制32。 4.3.2 EBLIP模型应用的障碍 在实践中，EBLIP模型的应用具有诸多阻碍因素。Booth通过对55篇文章分析，总结出17项EBLIP面临的具体阻碍与挑战，并将其归为5类，包括环境氛围问题(难以跟上环境变化速度、难以获得证据基础、语言与文化障碍)、证据问题(证据基础的限制、研究方向不当)、工作场所问题(缺乏时间、缺乏经济支持、缺乏基础设施、缺乏组织支持)，职业问题(领导意向、缺乏研究环境、职业特性、交流困难、需要技巧与训练、需要教育、难以在职业中实施EBLIP)、范式问题(EBLIP自身的限制)[88]。 LIS领域研究型文献令人担忧的数量与质量也常被表述为实施EBLIP的潜在障碍[89]。举例而言，可能某一主题上有大量的文献，但是研究型文献却十分缺乏[90]，若干关于LIS文献的分析发现，研究型的文献仅占出版文献量的极少部分[91-93]。因为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证据，研究者们也就难以基于可信的证据进行决策。 Koufogiannakis认为，研究与实践的鸿沟必须被视为一个影响LIS实践者进行决策的潜在的障碍，研究与实践的鸿沟是指存在于研究显示出有效的成果与实际被采纳应用的成果之间的差异[55]。Haddow与Klobas以LIS文献中的研究与实践鸿沟为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分析出11种横亘在研究与实践之中的鸿沟，其中包括知识、文化、出版物、相关性、活跃度等[94]。这也在Cruickshank等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他们同时指出，缺乏为实践者提供支持会引发他们更少地反馈给研究[95]，而Hiller等认为，这种支持对组织中将研究整合进入日常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他们指出图书馆领导、组织文化、评估技巧与组织中的专业知识等具有重要作用[96]。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政策、研究能力与工作量等组织因素对实施EBLIP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97，98]。此外，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异与哪一方的需求应优先被满足的争论也成了EBLIP应用的障碍(这也可以被视为研究与实践之间鸿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者们抱怨他们的研究没有被应用到实践中去，而实践者们则声称多数的研究与他们日常工作毫无关系[99，100]。研究也证明，LIS领域存在实践者很少了解学术文献[101]、研究转化为实践成果的效率低下102]等问题。 对于研究与实践之间鸿沟的问题，一些研究指出了解决措施。这包括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合作，合作形式包括近期研究成果的总结、实践界的工作人员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期刊论文、参与课程来提高研究技巧、鼓励实践者参与进研究进程[103]、总结最常被实践者阅读的研究报告[104]、培养带有LIS实践者性质的研究者[105]等。 5 我国的EBLIP研究 对我国LIS领域而言，EBLIP尚属陌生概念，在国际LIS实践界循证思路指导实践已经逐渐常态化的背景下，已经开展的8届且规模逐年扩大的国际EBLIP大会主题报告发言人中仍未出现大陆研究者的身影。 经过对CNKI与万方数据库进行LIS领域文献的检索，我们发现LIS领域有关“循证”的结果194篇。多数文章由医学图书馆员发表，主题多为医学图书馆员在循证医学领域的作用、LIS的知识和技能在循证医学领域的应用等，仅22篇论文研究主题与循证医学领域无关，其中明确提及“循证图书馆学”、“循证图书馆事业”、“EBLIP”等概念的为14篇。下文对我国LIS学科中有关循证实践的研究进行梳理，其中以EBLIP相关研究为主，由于EBLIP源于循证医学，且该领域文献在我国LIS的循证实践文献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为全面掌握LIS学科中的循证实践发展状况，我们也将纳入部分代表性LIS中的循证医学研究。 5.1 EBLIP的引入与发展 1999年，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的吴庭照等提出应用医学信息研究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改善循证医学的操作[106]，成为LIS领域最早出现的以循证实践为主题的文章。2002年，王先林首次引入循证图书馆事业术语，同时梳理循证医学、循证卫生保健领域的概念，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概念框架[107]。2005年，白朝晖等详细地介绍了国外代表性学者对循证图书馆事业的定义，展示了循证图书馆事业的实施步骤与证据等级，并系统梳理了国际会议、网络教育、信息资源、各国发展等情况[108]，可以说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向国内介绍了循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随后多位研究者均遵循这一思路进行了文献梳理[109-115]，并提出开展循证图书馆学实践的意义在于其能够：①促进决策科学化、提高图书馆工作的质量；②促进馆员自身素质的发展；③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④促进我国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机结合[116，117]。 早期的文献主要是医学图书馆员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探索与讨论，并认为医学图书馆员在循证实践中的作用包括：①为医务工作者进行信息检索；②信息的筛选与质量控制；③证据的整理与整合(通过系统综述与元分析)；④循证医学证据数据库的开发与证据数据的补充；⑤循证医学的教学与医务工作者的培训[118～120]。虽然讨论主题仍为循证医学与医学图书馆员，但研究者们一致地将LIS学科在信息与知识的检索、利用方面的优势作为医学图书馆员能够参与到循证医学实践的主要原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LIS学科与循证实践天然具备的联系。 在文献计量领域，白朝晖等与赵颖星等分别对1999～2004年、1999～2011年图书馆工作者发表循证医学主题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均发现虽然国内对该领域的虽有关注，但文献增长缓慢。此外，研究热点集中于医学图书馆及其循证医学服务或医院图书馆的文献检索和信息服务、循证证据的系统评价、图书馆员职能及循证数据库等方面[121，122]。 5.2 EBLIP模型的拓展 自循证图书馆事业概念在国内出现，LIS学科以循证实践为主题的论文逐渐增多(但仍以循证医学为主)，内容也从介绍概念、引入操作流程转为对循证实践在LIS学科发展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以EBLIP的模型为框架，我们发现，我国研究者较为关注证据的获取阶段，在此方面已有3篇文献。张晗与郭继军借鉴并扩展国外制定循证医学证据文献检索策略的方法，提出制定检索文献金标准、检索用词、检索表达式的具体策略[123]。孙思琴等提出，循证医学领域常用的Meta-analysis(荟萃分析，即综合同类研究结果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应以较高质量的检索过程为前提，才能够保证临床证据的有效性，并对1995～2005年EBSCO数据库MEDLINE全文中含有Meta-analysis的论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调查的93篇论文中，仅有8篇足够详细地报道了检索策略(包括数据库名称、年限与所有使用过的检索词)及其效果[124]。胡虹等认为，文献型数据库是科学证据的重要来源，在文献型数据库可供挖掘的指标包括主题、作者、引用情况、出版年、国家或地区、基金资助等，并提出循证信息资源采集步骤：首先，必须根据本机构的性质、任务与服务对象有针对性地确定资源采集的范围和重点；其次，选择适当的数据库进行指标的挖掘，得到量化的科学证据；最后，结合用户需求和兴趣，做出采集决策[125]。 5.3 EBLIP与LIS实践的结合 在我国，EBLIP首先进入图书馆服务领域。孙鲜英、冉晓娟对循证实践在高校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提出应依据循证医学的原理，高等院校医学图书馆可以开展检索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服务[126]。张蕙等将循证理念融入高校馆藏图书评估实践中，明确提出高校图书馆馆藏图书评估的循证实践实施步骤，并提出应用国外EBLIP领域中的证据评估量表进行高校图书馆馆藏证据评估的建议[127]。于良芝与于斌斌认为阅读推广研究领域与循证图书馆事业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她们首先识别了阅读推广研究领域涉及的主要要素，包括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推广材料、读者及其行为、阅读推广效果，随后通过经典研究案例(如英国的“阅读起步走”研究、Maynard的诗歌可推广性研究等)分别对每一要素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如何为实践活动提供研究证据进行分析，审视阅读推广研究的证据性与实践价值，“向图书馆实践者展示阅读推广研究的实践价值，同时向图书馆学研究者展示‘证据性’研究结果需要经历的研究过程，进而向双方展示按EBL原则沟通阅读推广研究和实践的可能性”[21]。 随后，科技情报领域也有学者提出引入循证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冷伏海与王建芳在探索科技创新演化规律中发现，数字科研环境的发展使得综合多方面的数据形成科研决策的证据，进而支撑面向需求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了引入循证决策方法进行科技情报分析的可行性，包括循证决策分析方法的适用性、作为证据的分析数据对象的选择、证据选择标准的建立、分析方法的构建等[128]。张克菊与韩毅在梳理循证实践理念发展与应用的基础上，总结出循证决策的EPS(证据、专业人员、特定用户)模式、基本要素(证据、专业人员、特定用户、环境)和实施步骤，并结合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挑战，重点讨论了循证理念对科技情报工作的适用性、科技情报循证决策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等[129]。 近期，有研究者将EBLIP与研究热点结合，根据EBLIP思想提出新的实践模式。顾骏将知识服务与循证理念融合，提出基于循证科学的知识服务模式——循证知识服务模式。他提出循证知识服务模式中包含咨询用户、证据、应答顾问3要素，并设计了循证知识服务模式实践步骤，包括协助用户构建恰当的问题、根据问题检索证据、严格评价检索到的证据、证据重组提炼与形成解决方案4步[130]。张耀坤等将循证政策方法引入到开放存取政策制定中，通过系统收集开放存取领域的相关证据，对其进行分级与分类，以此为依据，对是否制定开放存取政策、政策的自愿或强制性、开放存取的实现方式这3个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证据综合与展示，最终综合研究证据与我国情境，初步得出了制定我国开放存取政策的思路与框架[131]。作者在文章中详细报告了研究实施过程，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可以看出，EBLIP在国内外的发展路径十分一致：从发展历程上看，都是最先由从事循证医学实践的医学图书馆员受循证实践运动的影响，以此为契机，逐步将LIS理论与方法与循证实践相融合，最终形成了EBLIP；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也与国际一致，在EBLIP起步阶段以参与实践为主，较少关注对EBLIP作为方法本身的发展。这提示我国研究者，在当今，国外的EBLIP方法发展较为成熟，我国的研究确实可以直接引入与借用，然而国外的EBLIP方法是否能够顺利本土化是其中的关键，因此，我国也需要结合本国LIS发展情况，开发出适用于我国环境的EBLIP方法。 虽然EBLIP在国际上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在我国，它还多以“循证图书馆事业”这一名称出现。纳入“信息”不仅是在名称上更贴近LIS的研究视域，更是考虑到EBLIP需要更具包容性，同样要将信息实践视为循证实践的重要实施领域以改造信息科学领域的实践方式。此外，虽然国际上EBLIP已经成为公认的名称，然而信息实践在其中所占比重远不及图书馆实践。因此，我们认为，“信息实践”的开发与切实发展是我国EBLIP发展的重要方向。 6 总结与展望 循证实践方法的核心在于证据，对证据的需求意味着在信息与知识的检索和利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的LIS与其结合具有极大的正当性，这也就是EBLIP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正如Eldredge所言，EBLIP通过展示LIS职业如何严格评审证据、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决策、向用户传递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的价值，巩固了我们的专业地位，换言之，EBLIP为LIS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来向全社会展示我们的专业知识与价值[132]。 总结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EBLIP提出时间尚短，国内外发展均不成熟，存在诸多应用障碍，因此，我们认为EBLIP研究有待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1)自身定位明晰化，逐渐独立于循证医学 由于脱胎自循证医学，EBLIP在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循证医学痕迹。如Booth对EBLIP的定义便来自于循证医学，它保留了原先表达中几乎所有的内容与基本含义，仅仅将“患者”与“临床医生”分别替换为了“用户”与“图书馆员”。此外，一些EBLIP中的术语仍令非医学背景的图书馆员感到陌生(如队列研究)，EBLIP主流模型也与循证医学领域的模型相差不大，一些基于LIS特色所设计的模型尚未得到实践的检验。 EBLIP之所以必须逐步脱离循证医学，明晰自身定位，是因为二者天然具有的差异性。一个被经常引用的关于循证医学实践的陈述[8]暗示了证据来源与施用客体的普适性与可重复性，即当获得一项关于临床实践的活动的证据时，患者生理方面的一致使得证据可以在大部分具有类似病情的患者身上发挥作用。但是，LIS领域的实践活动与此不同，实践活动随时间、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Booth总结的EBLIP面临的具体阻碍与挑战之一)，难以保证同样的证据可以在不同时间与情境下均适用，因此EBLIP不能一味效仿循证医学。Booth建议最理想的证据的基础是以严密的研究设计为前提，系统地对原因、影响与施行方面进行研究，说明这一证据在其他环境下的适用性[133。这的确是一个克服时时变化情境的解决方案，但它仅能作为指导，更多具有操作性的方案仍有待提出。 Bayley与McKibbon尝试将循证实践的概念传播到医学领域之外，他们提出，要使循证实践立足于LIS领域，需要LIS实践者增加对可信的证据的依赖性，并将其充分利用以提升服务，同时他们也必须更加努力地提供证据来帮助同行。Bayley与McKibbon相信LIS实践者具有这个能力，尤其当他们获得组织与机构支持时，他们更能利用自身受过的教育与资源来完成上述工作[134]。 (2)增强可操作性 如针对上一问题Booth提出的建议一样，大部分EBLIP的措施与策略多以纲领的形式出现，缺乏操作性。这使得EBLIP的实践者长时间处于探索阶段，常常用自身的经历以案例的形式向其他实践者呈现EBLIP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然而，长期缺乏统一的、可操作的EBLIP流程、仅靠LIS实践者零散的经验总结难以对发展EBLIP理论与模型起到推进作用，更不利于EBLIP研究的积累、传承与发展。因此，EBLIP措施与策略的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加强。 (3)研究定量化、规范化 目前EBLIP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缺乏定量数据的支持与验证；此外，研究缺乏规范性，如研究设计不严谨、问卷设计存在漏洞、数据分析不深入等，成为阻碍EBLIP自身不断丰富与完善的一大障碍。 (4)研究主体需向情报(信息)学转移 虽然EBLIP在名称中明确提到信息实践，然而通过我们的文献回顾发现，当今从事EBLIP研究与应用的主体多为图书馆员，其应用的情境也多为图书馆。国内外的图书馆与情报(信息)工作均彼此独立，如我国的图书馆与科学技术情报所和国外的图书馆员与信息人员(informationist)，这也就意味着EBLIP中的“I”即信息实践在自身领域仍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所有的EBLIP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探索与发展。在国外EBLIP已经高度发展的当今，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国情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人员可以率先探索信息实践的模式与方法，引领EBLIP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图书情报事业面临诸多专业化问题，包括毕业生的职业背离与职业背弃危机、专业在职业中的话语权缺失、专业的频繁更名与摇摆在各类学科体系之间，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领域与实践领域的脱节所造成的。EBLIP以保证专业的观点能够成为决策活动中最为优先被采纳的证据为目的，它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系统性地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有效、可靠的证据以促进实践活动，强调弥合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对于推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希望我国LIS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对其加以关注，并为其不断发展与完善做出贡献。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到了Koufogiannakis博士的极大帮助，尤其在讨论EBLIP中信息实践开展情况时，Koufogiannakis博士指出，与我国图书馆与科技情报所相对应，美国有图书馆员与信息人员(informationist)两种职位，增加了我们对国外LIS实践工作的了解，也启发了我们提出EBLIP应向循证信息实践方向发展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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