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模式论文,产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05-0057-10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速率加快，经济融合程度加深，产业关联效应加大，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分工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发达国家依据动态比较优势占据着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在全球资源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技术进步快速的今天，中国现行产业体系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和弊端已经日益显现，我们迫切需要进行产业体系的转型。
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研究构建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现代产业体系及其科学发展模式，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实现从“快字优先”到“好字优先”，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分析框架，探索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市场一体化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作用，研究三者协同对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分工格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产业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下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前途，有“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两种观点。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50)认为国际经济体系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少数发达国家处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广大的后发国家处在外围地带，核心和外围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外围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普雷维什的“核心—外围”概念，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弗兰克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A.G.Frank，1967)。在依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家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
然而，20世纪的发展经验表明，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反而是一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竞争力有了迅速的提升。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Fernando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1979)。为了获取全球性的资源优势和实现全球竞争战略，发达国家将价值链上的低端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集中精力发展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这导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与外包，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仅满足于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对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有力的挑战(Amsden，2001)。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依附性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但由于其采用进口核心部件与技术，通过加工贸易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最终仍有可能沦为“世界组装车间”，无法有效地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地位(Frobel et al.,1980；Cramer，1999)。中国过去通过充分发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使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贸易大国和“世界工厂”，但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转变增长模式的压力。例如，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广度虽然可观，但深度严重不足，即大部分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Steinfeld，2004)。吴敬琏(2005)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完全脱离工业化国家早期的一般模式，在产业层面表现为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环境和资源关系的恶化、服务业发展受限制等弊端。金碚(2006)认为以低价格资源投入为前提的血拼式竞争是中国产业成长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全球性资源价格高企和环境外部性成本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不具有可持续性。
当发展中国家通过“依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层次需要产业结构升级时，发达国家可能会由支持转为“抑制”。如无得当应对举措，有可能落入持续滞后的“后发陷阱”(Gerchenkon，1979)，主要表现为受制或依赖于外部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以其核心技术与品牌为基础迅速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系统整合者”(System Integrators)，对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活动进行较大力度的整合与协调，从而继续维持其在价值链的顶端位置(Hobday et al.,2005)。Nolan et al.(2008)认为全球价值链从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瀑流效应”(Cascade Effect)，这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形成了阻碍。发达国家强势主导下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往往会迫使后发国家变更思路，调整部署，甚至被迫放弃自身的优势产业基础、打破既有的产业体系，违背经济成长阶段规律地去迎合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整合，成为发达国家低要素成本的加工生产基地（邱英汉，2004），引入的转移产业同时往往与原有产业结构体系脱节，而且优质资源分流导致传统产业升级更加困难。中国正在努力由“依附发展”模式向“自主发展”模式转变，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自主发展不是“独立发展”，更不是“孤立发展”，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科学的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早期由欧美学者开创的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研究，通常都以单个国家产业体系为分析单位，对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进间的关联、互动特征多予以忽略，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现有经济学理论以产业升级时国民经济中每个企业对于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存在何处没有共识为暗含前提，林毅夫(2007)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并伴随此现象出现产能过剩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目前各个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就出现了明显的“潮涌”现象。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新兴产业由于存在模仿的后发优势，趋同更为严重。这说明，研究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既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也有实践上的迫切性。
二、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
产业是具有生产运营或工艺技术或产出产品或服务等共同特征的企业的集合，分类标准不同，产业的具体内涵就不同。产业体系则是在某一分类标准下所有产业及其它们之间的联系。必须区分现行的产业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现行的产业体系是指当前一国产业的结构及其运行的状态。现代产业体系的现代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所以现代产业体系是指具有当代领先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又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产业体系既有本国先天的要素禀赋带来的路径依赖，也有后天要素禀赋升级和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
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贸易，而专业化分工决定相同生产部门的不同产品之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所决定，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由不同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所决定(Helpman and Krugman，1985)。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国家之间存在要素禀赋差别时，如果国家之间存在完全的专业化分工，那么这种完全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就完全地被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
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两类贸易，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贸易（或产业间贸易），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或产业内贸易）。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规模经济是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由于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初级的资源禀赋，进入门槛低，初级产品接近于完全竞争，没有产品的定价权；发达国家依赖高级的资源禀赋，进入门槛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结构一般是垄断竞争或者寡头垄断。这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价格存在“剪刀差”，贸易的比较利益更多地被发达国家占有。随着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发展中国家最终会掉入“后发优势陷阱”（洪银兴，1997）。另外，在这种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得略为快一些”（刘易斯：增长引擎的减慢）。
不过，初级的要素禀赋并不必然决定该国的竞争优势，因为要素是动态的，因而可以被升级。迈克尔·波特(Porter，1990)把生产要素分为基本要素(Basic Factors)和高级要素(Advanced Factors)两类。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债务资本等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包括现代化电信网络、高科技人才、高精尖技术等需要通过长期投资和后天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既然基本要素禀赋的劣势可以通过战略和技术发明予以改变，产业分工格局就不是完全被动的。
由于市场容量的扩大，产品j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社会福利因此扩大。
可以看出在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情况下，贸易产生的社会福利分配情况不同，在存在产业间贸易剪刀差的情况下，贸易利益分配更多倾向于规模经济显著的国家，并且要素禀赋的价格差异越大，低水平要素禀赋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越少。在水平分工条件下，两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更多品种的产品生产、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升社会福利；小国尤其可以通过开放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减少本国市场狭小的劣势。
图1 全球分工格局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如图1所示，中国现行产业体系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格局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正在承受着普莱维什所说的外围国家的成长烦恼——有规模扩大、无收益增长的情况。②因此，亟需改变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目标模式就是变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为水平分工，即由外生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规模经济主导下的产业内分工。这个过程包括两个环节：一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实现禀赋的升级，这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关键；二是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形成竞争优势。最终，建立一个体系开放、结构合理、布局优化，具有内生创新动力，不断动态演化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
三、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发展路径
在全球价值链(GVC)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主导企业，一方面通过工序的分解将低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生产，降低成本，同时，通过专利池、战略隔绝、品牌强化和零售市场并购等多种手段来提高设计、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进入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后陷入“悲惨增长”的根源（卓越，张珉，2008）。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必将上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的挑战，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又会遭遇发达国家的“阻击”。如果我们无法跨越这些挑战，我国的发展就会陷入比较优势的“断档”期，引发经济衰退（张其仔，2008）。现行产业体系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如图2所示，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使得原来的正向增强的反馈环无法进行下去，中国必须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转型。
图2 现行产业体系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3 现代产业体系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现代产业体系基于内生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功能升级，占据价值链的高端，获得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能力，实现收益的增长，收益的增加促进了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新比较优势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依据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如图3所示。
由现行产业体系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关键是形成新比较优势。杨小凯等(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加速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但是，一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与该国产品的空间结构(Product Space)有关，一国产品空间的初始结构对该国产品的结构有着重要影响，会影响该国的发展路径(Hidalgo et al.,2007)。新比较优势源于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比较优势，但是它也受到该国初始结构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为了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专业化必须选择一定的方向。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需要由垂直分工生产产品i转型为进行水平分工生产产品j，但是产品生产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生产不同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存在差异，产品差异越大，技术的距离越远。本文在Ricardo Hausmann et al.(2007)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上文的两阶段模型，分析产业升级的决策过程。
从生产垂直分工产品i转型为生产水平分工产品j，结合公式(5)、(7)和(8)，收益的变化为：
产业升级的最大化收益为：
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依赖于产业升级的决策，这与该国产业发展的初始位置有关，但是更与产品j的市场规模有关。根据公式(20)可以发现，如果产品j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则企业可以有更大的技术跃进，这意味着向现代产业转型的技术空间更多是由市场空间决定的。Humphrey and Schmitz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跨产业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Humohrev and Schmitz，2000)。随着技术距离的扩大，知识差异越来越大，升级的难度越来越高，需要的投资越来越大，对于市场规模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
因此，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必须遵循科学的发展路径，必须在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取得协调，才可能实现由现行产业体系到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化，具体如图4所示。这三个方面包括：
(1)升级要素禀赋，改变比较优势的基础。转型升级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此，如何建立一个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体系，同时又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实现知识的积累，提升要素禀赋等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之一。
图4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价值链的“治理权”。在开放格局下，中国很多产业没有价值链的治理权。国外的跨国公司充当了“系统的整合者”，甚至通过价值链的区域分割和等级制安排，限制发展中国家沿价值链的学习和产业升级。因此，如何通过知识积累和能力培育，获得更多产业升级的“话语权”是转型的关键之二。
(3)通过区域一体化，构建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的市场基础。目前中国区域间产业同构的现象导致了资源分散和市场分割，难以形成对产业升级的有利环境。区域一体化通过要素流动和市场的统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源支持和市场支持，这以区域间产业分工的科学性为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新的产业分工格局，而现实情况并非如库兹涅茨的“需求结构适应”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所预言的那样，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实现自然的产业升级。一方面，贸易利益存在“中心”和“外围”国家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在全球布局价值链，掌握了价值链的治理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存在极大的阻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原因，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需要研究如何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化。本文通过一个两国两阶段国际分工模型，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模式和科学发展路径进行探讨，对于澄清当前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误区、实现科学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
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目的是改变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具体包括：
(1)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格局的方式，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下，贸易利益分配更多倾向于发达国家，低水平要素禀赋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较少。在水平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可以实现更多品种的产品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社会福利。这就需要中国由根据外生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规模经济主导下的产业内分工，由垂直分工主导的格局转变为水平分工主导。
(2)培育新比较优势，实现国际分工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提升。建立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就是由发展中国家依托外生比较优势（低级的资源禀赋）确定产业国际分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到逐步培养内生比较优势（干中学、知识的积累），最终形成竞争优势（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高级资源禀赋）的过程。通过知识积累，实现禀赋的升级，形成新比较优势，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
(3)获取主导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权。在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情况下，国际分工由产品分工转变为零部件分工或工序分工。中国需要在培育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由低附加值价值环节向高附加值价值环节的升级，争取主导产业的价值链治理权。
2.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
(1)保持产业体系的开放性，促进产业升级。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条件下，实现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市场空间对产业升级的技术空间有着决定作用。通过开放可以扩大市场空间，容纳更多的产品多样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由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转化。中国企业也需要通过开放的市场环境，利用价值网络学习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同时，国内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垂直分工，向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外包或转移部分环节，提升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转型，必须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依托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2)通过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区域一体化通过要素流动和市场的统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资源支持和市场支持，这以区域产业分工的科学性为基础。国内目前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形成的“潮涌”现象，将会造成市场的分散，大幅度减小创新的市场空间，从而缩短产业升级决策的技术距离。我国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分割，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同构也导致了实现产业升级所需的稀缺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分散，不利于禀赋的升级。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使得“潮涌”现象更为严重，反而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阻碍。消除市场分割，实现市场的一体化，避免产业布局的“同构”，对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通过自主创新与自主品牌建设，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和治理。创新必须有一定的战略方向，才能实现知识的积累，促进价值链的升级、推动比较优势的演化。然后，通过主导产业的创新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果，带动整个产业体系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3.中国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注意的问题
(1)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最优距离。企业技术跳跃的距离与企业的初始位置有关，也与新产品的市场空间有关。技术距离越大，新旧知识的差异越大，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同时，市场规模越大，企业也就有更大的动力进行创新投资，实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型。
(2)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关键。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实现价值链升级所需要的技术跳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形成“雁阵”格局，即由部分具有升级条件的主导企业和产业发挥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其他企业或产业与之配套或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作用，由市场来选择“头雁”。由于企业能力的限制，或者是市场空间的约束，要求企业都沿着OEM-ODM-OBM的路径进行功能升级是不现实的，并且会导致资源和市场的分散，不利于一个国家整体上的产业升级。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技术创新路径。例如，不具有功能升级条件的企业或产业，可以通过提升规模经济水平、提高进入壁垒、增加讨价还价能力来改变市场地位。
(3)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在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实现协同。一是只有实现禀赋升级、建立新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实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转变；二是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必须能够实现主导产业价值链的升级，获得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三是只有实现市场的一体化，才能为上述升级提供最大的创新跃进空间。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对于中国有着非常紧迫的需要，但是由于缺少系统的分析，很多政策并不能有效促进产业体系的升级转型。本文尝试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科学发展路径，对于充分认识和发挥市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实现政策协调，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启示。当然，对于具体产业的升级路线和升级策略，需要结合该产业的国际分工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9-03-31
注释：
①相比而言中心国家的主导产业一般处于规模经济更显著的生产环节和产品价格弹性更高的市场区间，此处用规模报酬不变函数和规模报酬递增函数刻画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分工与交换的基本特点，并非中心国家不存在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外围国家不存在规模经济行业。
②中心国家通过普遍提高资本家和工人收入的方式获取技术进步的好处，产品价格几乎不变（如果收入提高的幅度大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产品价格还会上涨）；外围则是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式获取技术进步的好处，收入几乎不变。即使外围国家提高收入，也会由于低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而使产品价格趋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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