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派论文,曲折论文,方针论文,时期论文,双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56年4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1961 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1955年遭批判、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丁玲、陈企霞首当其冲。1957年7月25日， 中国作协召开了批判丁、陈的大会，8月7日《人民日报》予以报道，把丁、陈对1955年问题的申诉斥为“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的向党实行攻击”。接着，又揭发批判冯雪峰。8 月26日《人民日报》以“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题予以报道，指责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的同路人”。此后，丁、陈反党集团变成丁、冯、陈反党集团。此后，又扩大成为“七人反党集团”，成员增加了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随着运动的发展，除这七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外，被指责为这个集团的近6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党纪处分。由此一例可见这场运动是怎样严重地被扩大化了。
在当时，这场错误的斗争被说成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注：《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战线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1957年9月1日。）对“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写真实”，强调“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主张，都不加分析地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一批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和电影被指责为“大毒草”受到挞伐。一批老作家、评论家及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文艺创作的自由度受到严重限制，文艺队伍受到不应有的摧残。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大批著名学者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其中，集中批判的最主要的对象是费孝通、钱端升。除了政治上批判他们是“章罗反党集团”的干将外，学术上批判费孝通“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学”、“买办社会学”，批判他的“新人口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论”；批判钱端升是“法学界右派主脑”，他和楼邦彦、王铁汉结成“反党集团”，“鼓吹法治”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还“企图以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对“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虽然毛泽东也指出“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注：《1957年7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8页。）但相对说来，学术观点的自由程度、 百家争鸣的状况比社会科学领域要好。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出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谈而不斗”；对于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概“不排不斗”。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搞技术革命，非常需要科技人员发挥积极性。《指示》精神很明确：对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随便定右派，对有成就的科学家要“保护过关”。尽管如此，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形势下，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如钱伟长、曾昭抡等人也难免厄运。因为1957年6月6日他们和华罗庚、童第周、千家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提出“保护科学家”就是要“科学研究的自由”，“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注：《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自然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由此开展起来，到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就有11人被定为“右派分子”。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又联系到历史上作品和观点的是非。首先是在毛泽东提议下，《文艺报》1958年第2 期以“再批判”为总题出特辑、加按语重新刊载了15年前在延安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奇文共欣赏， 毒草成肥料》题目下予以介绍。这个专辑的总题“再批判”是毛泽东定的，《文艺报》的编者按语也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并加写的。
“再批判”引起连锁反应。在文艺界，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成为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战线的中心任务。一批老作家、在创作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思想比较活跃的文艺评论家，再一次受到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在学术界，打成右派的哲学家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观点也受到严厉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更是一个突出的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事件。
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给予高度评价。1958年2月， 他修改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固然被取消了发言权，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接着进行的以拔“白旗”插“红旗”为主要内容的“交心”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都噤若寒蝉，无从“鸣”和“放”了。
“大跃进”运动中“双百”方针被扭曲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会议作出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论断又被写进5 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经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时关于学术文化问题加写了一大段话，对“双百”方针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目的是“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认为整风反右采用“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并说，“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25页。）这些话，显然与反右派斗争以前对“双百”方针的阐述有很大不同，强调的是“锄毒草”，指导思想是“左”的，失去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初衷，可以说是对“双百”方针的一种扭曲。
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随着以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文化科技领域也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这种“大跃进”和经济建设一样，违背客观规律，“双百”方针在实践中也被扭曲、变性，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推动文化科技事业迅速、 健康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是从1958年2 月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争取文艺事业上也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开始的。3月3—5日，首都戏剧、 音乐界联合召开创作座谈会，文化部领导在会上提出“创作大跃进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国作协书记处也于3月8日匆忙开会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立即予以报道，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多写、快写，“放文艺卫星”。《文艺报》第6期发表了《扬帆鼓浪， 力争上游》的综合报道，鼓动作家订出“高指标”的创作计划，“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首都美术工作者提出1958年要创作20351件新作品的高指标。 各地作协分会随之纷纷召开“跃进”会议，制订“跃进创作规划”，形成了全国文艺界竞相大跃进的形势。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社论，非常乐观地估计当时的形势是“随着生产大跃进，出现了文化艺术方面的大跃进。”进一步提出：“必须反对少慢差费、右倾保守、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的文化建设路线”。许多文艺工作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这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对当时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大跃进”中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新民歌最初是在1957年冬季大规模兴修水利中产生的。组织起来向自然进军的实践，激发了劳动人民的诗情，涌现出不少优美动人的诗歌。毛泽东重视和提倡人民群众的民歌创作。1958年3 月成都会议要求各地要大力搜集民歌，开展采风运动。4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几次谈到民歌。 他认为新诗的出路是“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2页。）周扬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作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发言经过修改在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运动一下就掀起来了。截止1958年9月，全国正式出版的民歌专集有800多种。1959年出版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应该承认，当时的确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新民歌。但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民歌创作成为一种“运动”，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就势必走上形式主义、浮夸虚假的歧途。到这时，就很少有情感真挚、自然天成的作品了，新民歌也就丧失了原来的生机。
从总体上说，文学艺术的“大跃进”，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浮夸造作，不是发展而是破坏了文艺生产力。
科学事业“大跃进”也在1958年2、3月间提出。3月12日，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提出：当前生产大跃进，要求科学大跃进。科学工作者都积极响应。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于2 月中旬已经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对科学工作“大跃进”进行部署。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提出以“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八句话作为促进科学“大跃进”的口号。有些科学工作者列举事实，论证科学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完全可以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实现“大跃进”。并说，关键问题是在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思想跃进。因此，他们表示，要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有的还订出跃进规划，争取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科学界从领导到科学工作者的雄心壮志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味追求时间、速度，不考虑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必将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总之，在“大跃进”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扭曲了；“大跃进”带来的文化科学轰轰烈烈的“喜人形势”，不过是一种畸形发展。
短暂的转机
“大跃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快被发现。1958年11月毛泽东召集郑州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大跃进”有所降温。文化部由林默涵、许立群传达了郑州会议精神。林默涵传达中重点谈了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当时毛泽东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建议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10页。）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作假，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传达后，周扬、林默涵让文艺处整理“大跃进”中文艺方面“左”的材料。（注：据黎之：《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的年代（上）》，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
不久，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165 期刊载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员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反映该组党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必须还击，所有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统战工作妨碍大跃进；“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是模糊阶级界线，编教材只能用党团员，等等。这个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立即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服务”，还要求同时发给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党委、总支阅读讨论。（注：信写于1958年12月22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54页。）这一指示，说明毛泽东对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不满意，抓住这个典型材料及时教育党政干部要端正方向，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1958年12月28日晚，周恩来召集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这些部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指示：文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会议一直开到29日清晨。（注：据黎之：《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的年代（上）》，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12月30日，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文化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对在10月郑州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作了修正。1959年1月25日，文化部党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1958年的工作做了检查。认为存在的主要缺点错误是：不适当地强调了文化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不让路、妨碍生产，“为文化而文化”的问题；对群众文化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违反群众自愿和群众需要的原则，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结争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够；重普及，忽视提高；重数量，忽视质量以及劳逸安排不当等等。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召开座谈会，同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述了10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根据和分析；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等等。（注：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讲话充满了辩证法， 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
这时正值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在这时涌现出来，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学术界由郭沫若文章《替曹操翻案》的发表和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的演出，围绕关于曹操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报刊上开展了讨论。“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转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事与愿违，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转机。在高层领导中，对纠正“左”的错误，对贯彻“双百”方针，态度是不一致的。周恩来5 月发表重要讲话后，柯庆施就不让在上海传达，北京也有领导干部挑毛病。7、8月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又接踵而至，“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就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遭到挫折了。
“双百”方针在调整中得到复苏
60年代初，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农业、工业、商业等制定了调整的政策和工作条例。与此同时，教育、科学、文艺的调整也提上日程，积极进行。正是在调整中，“双百”方针得到了复苏。
1960年冬，中共中央首先从农村开始转变政策。此举立即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上海、北京的科学家在座谈会上批评了几年来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烈呼吁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类似《农村工作十二条》的文件。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十分重视这个意见。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到一些研究所进行典型调查；另一方面，对美、苏、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进行搜集研究。1961年6月20日， 聂荣臻即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科学十四条（草案）》和《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1年1月11 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注意划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线。各种学术意见，允许广泛发表，自由讨论、自由争论。对文艺工作，中宣部领导文化部、剧协等单位于1月17 日共同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对中国京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了典型调查，1—3月中宣部又连续召开话剧、戏曲、美术、电影、报刊等五个小型调查会听取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宣部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并于6月中旬召开一系列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讨论。6月19日，周恩来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民主作风，批评了几年来束缚思想的一种做法：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25页。）
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查、讨论和工作条例的制订、修改，对有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科学、文艺、教育战线调整的主要问题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执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实际体现。而知识分子政策的首要问题，是要端正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对于新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过了很大的反复。1956年1 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接着，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又提出发展科学、文化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实际上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社会力量。而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更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被列入了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行列。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到1961年秋制订各种工作条例时开始有所改变。9 月颁布的《工业七十条》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教育、文艺条例制订过程中，对这些领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对红与专关系的论断和“双百”方针的重申中也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依靠。明确地恢复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是在1962年春天。
为贯彻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讨论贯彻工作条例，1962 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 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同时举行。专程前来赴会的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58、361页。）这次讲话，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陈毅3月5日和6日先后在科学会议和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一鞠躬。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注：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8页；《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周恩来在3月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又郑重说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页。）这是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明确地重新肯定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时，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红与专的问题。“又红又专”，是党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同时也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和贯彻出现了偏差。首先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过分强调“红”而轻视“专”；而衡量“红”的标准又简单地以参加政治活动的多少和表现如何来判断；还以此把知识分子划分为“红专”与“白专”两类，给许多积极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戴上“白专”的帽子，批判他们走“白专道路”。这些做法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和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白专道路”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页。）6月20日，聂荣臻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不能对红与专问题作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对不同情况的人，红的要求应不同。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要有爱国心并愿意同我们合作，也就应该团结和使用他们；而对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则必须严格要求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由此，《请示报告》认为“白专”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政治排队，是过分强调“红”的表现，是与又红又专的要求相违背的。8月10日，陈毅对北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他说：“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我们不能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这些讲话、报告正确地解决了红专问题。几个工作条例对红与专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说明。
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恢复和贯彻，随着又红又专关系的正确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逐步得到复苏。
讨论、制订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条例是“双百”方针复苏的开始，周恩来1961年6月19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双百”方针开始复苏的一个标志。周恩来在这个长篇讲话中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对纠正几年来“左”的错误，对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的条例都具有指导意义。
对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请示报告》中确定了三条原则：一、由党来领导，不能由某一学派实行垄断；二、做到四个互相：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三、做到三个尊重：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7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1年7 月中央决定试行的《科学十四条》，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专列一条，明确规定，“研究机构应该成为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并且提出了七点意见，要求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标签；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之间的自由辩论。1961年9 月中央决定讨论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也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开始起草、1962年4 月中央批转的《文艺八条》则把“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列为第一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在文艺批评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制订和贯彻执行，再次启发和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得被反右派和反右倾扼杀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又逐步打开了。
在科学技术方面，十二年科技规划加紧实施，“两弹一星”的试制从1961年正式开始，大庆油田也在1962年建设成功。
文学艺术方面的变化更为显著。1961年创作和评论就已重新开始活跃。1962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 对积极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和鼓励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关于戏剧冲突和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对几个受过批判的话剧作了新的、肯定的评价，给受到错误处理的作者平了反。文艺界、知识界都感到“双百”方针又回来了。1962年5月23日， 《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周年而发表的社论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题，提出了“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的新论点。8 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提出，文艺创作要打破简单化、教条主义和机械论，要向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反面，还要写中间人物。自1961年3 月《文艺报》发表专论《题材问题》，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以后，报刊上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相当热烈，不同意见也展开了争鸣。与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也开始繁荣起来。历史剧创作形成建国后第一个高潮，散文形式有所发展，电影创作进一步活跃起来，小说、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美术，也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
但是，这次复苏带来的繁荣为时很短。1962年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又接连作出两个批示， 指责文艺工作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联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被更为严厉的批判、斗争所取代，但由于经济工作继续执行调整方针，对科技领域的影响还不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双百”方针的贯彻就完全中断了。
总的看来，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2年前后的调整，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是异乎寻常的曲折和复杂。作为发展科技文化的具体方针的“双百”方针，其命运也随之起落。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认识到，“双百”方针的曲折与复苏，是同党的指导方针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起落相伴而行的。当党的指导方针比较正确，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候，“双百”方针贯彻执行得就比较好，文化科技事业便繁荣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形势的好转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反之，则“双百”方针受到挫折，甚至完全不能贯彻，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就受到阻碍和损害。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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