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生[1]2005年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王玉生, 林冠[2]2006年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中认为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追寻社会经济变迁背后的文化动因,要解读中国韦伯式命题就必须解读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在近代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其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弱相关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系统工程更需要相应的经济伦理为之提供思想启蒙、精神动因、价值合理性支撑以及定向定位机制。
王玉生[3]2004年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内在地包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需要我们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又需要发掘民族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建设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因此,考察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并解读其与近代经济伦理和现代经济伦理的关系,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本文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伦理文化建设的现实,从宏观整体入手考察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以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 本文由概述、分论和总评叁部分构成。“概述”分析了它的历史动因、历程、机制、格局和形式,认为它是外激和内生相结合的客观历史进程,分为酝酿发生期、高潮期和转向期;在酝酿发生期它由政治统治利益变化所主导,在高潮期和转向期它由意识形态变化所主导;它的演变格局参差不齐,存在着缺失,但总体上呈现出“正-反-合”的思想演变轨迹,并以延续、断裂和扬弃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 “分论”包括传统义利观、本末观、贫富观和奢俭观的近代演变:德性主义经济伦理原则在近代演变中遭到抨击和批判,(民族)功利主义经济伦理原则兴起并得以确立,谋求个人正当权益的营利观逐渐突显并得到强化;“抑末”、“贱商”的价值取向受到普遍否定;财富封建等级分配和占有的价值合理性已被排除;“黜奢崇俭”受到猛烈攻击,虽然“奢”不可能作为一种美德树立起来,但等级消费伦理的“黜奢”也失去了意义,消费合理或有益的观点得以形成。 “总评”认为,首先,它是为接纳和移植新经济因素——近代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生产服务的,并为之提供了工具和伦理两个层面的价值合理性支撑。其次,它的转向和蜕变,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形势的要求而具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伦理文化意蕴,并构成了通向现代的重要伦理文化环节,为社会主义构建起坚实的价值合理性
王玉生[4]2007年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从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谈起》文中提出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追寻社会经济变迁背后的文化动因,其方法论意义基于在极为特定的条件下存在决定于意识;这凸显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相关性。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在近代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化衍变,对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价值支撑和思想启蒙作用,在经济价值原则、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奠定了中国从封建小农经济向近现代工商经济转型的伦理基础。
郑双阳[5]2012年在《严复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严复的经济思想既有西学渊源又有国学根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和近代中、西思想文化发展与融合所结出的硕果。严复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和“天演哲学”、自由经济理论、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严复的经济伦理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基于人类社会是在自由竞争中不断进步的观点,严复发展出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促进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所倡扬的新式的义利观、自由观、本末观、贫富观、奢俭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严复倡导近代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主张应用基于感觉经验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分析和论证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引下,严复针对近代中国赋税问题、国债问题、关税问题、货币体制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见解、形成独特的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相对于经济伦理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严复关于价值论、工资论、地租论等经济论题的观点和见解前人已有较多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严复在这些论题上的观点既有独特之处又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本文认为对于严复经济思想中的不足在学理上可以加以探讨,但却无需对其进行以今度古式的批判,因为它们并未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人们无法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吸取相应的经验和教训。相反,人们如果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严复经济思想对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上去进行探索和发现,可以得到更多有益的启迪。因此,研究严复经济思想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其具有积极意义和启示作用的部分加以深入理解,形成关于解决当今社会经济问题的清晰思路。本文肯定严复经济思想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第一,它所包含的深刻启蒙意义唤醒了近代国人,坚定了寻找中国出路的近代先进分子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信念并且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第二,它所深含着的爱国主义热情触发了近代国人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激情,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叁,严复所倡导的近代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和据此展开的经济论题研究为近代从事经济研究的中国学者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对修正和改进中国传统主观臆断式的治学风格起了一定作用。
颜程龙[6]2014年在《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是在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之间,而现代是指五四运动以后,因此,根据社会发展来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是指资本活动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本文就我国经济理论思想的传统、近代和现代进行分析,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的重点内容进行阐述,提出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的主要途径,以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有更全面的了解,为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兴起提供可参考依据。
赵璐[7]2005年在《晚清义利观研究》文中提出晚清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转型时期,出现多种义利观交替并存的现象。本文主要叙述分析晚清时期义利观的发展演变、自身特点及不同代表人物思想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关系;同时探讨晚清义利观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历史对伦理道德的影响;此外,就晚清义利观下的群己关系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也进行了专门探讨。 晚清义利观的发展演变,按时间顺序从纵向考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鸦片战争时期的义利观;洋务运动时期的义利观;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观;辛亥革命时期的义利观。从横向考察,晚清的义、利及义利观较之传统义利观都有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从事实的角度看,晚清思想家都主张义利统一,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晚清义利观依然存在重义和重利两种倾向,其义利观是在取得重义或重利的立场后而展开的。晚清义利观的发展趋势是由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向义利并重的近代观念发展。 晚清的“义”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义”的内容不断变化和拓展。晚清“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对旧“义”不断否定,和构建新“义”的历史过程,即从封建伦理道德向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转变的过程,表现出由德性原则到利益原则,由价值道德观到规则道德观,由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由重私德到重公德的特点。 晚清的“利”也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由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到重工、重商;由“讳言利”到“言商不讳利”;由黜奢崇俭到黜俭崇奢;由以农为本到“农工商皆本”。“利”的演变具有递进性,从重商到重工再到“农工商皆本”,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利”的层次看,不仅涉及个人之私利,而且涉及国家、民族之公利。 晚清义利观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向义利并重的近代观念发展,这是其特点之一;晚清义利观与救亡意识形影相随,紧密结合,包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这是其特点之二;此外,晚清义利观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晚清义利观下的群己关系,涉及利己与利他、独与群等重要方面,将西方的利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观念融合在一起,强调个人与社会相结合,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避免了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给西方合理利己主义打下了中国烙印,在文化上表现出中西二元价值取向。 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并未在晚清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未完全付诸于实践。然而,晚清义利观的发展演变符合历史的前进脉搏,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进步意义,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汪洁[8]2005年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伦理思想的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前沿。中国经济伦理思想是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它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观。 本文对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作了整体性把握，通过具体分析传统经济伦理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特点，阐述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具体从经济伦理精神、经济伦理规范等方面探讨了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嬗变和现代转型的基本内容，揭示出其实质就是要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伦理。在扬弃的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涉作有效的分析和论证，并用一种崭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话语加以诠释，以此提升现代经济活动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充分地肯定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基础上，深刻地把握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之外的第叁种调节力量的作用，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在结语中，笔者对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现代经济伦理的建构与定位也作出了一些思考。
李新鹏[9]2015年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学的科学化,经济学成为一门选择科学,同时也导致经济学脱离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偏离了斯密预想的方向。斯密首先构建了道德哲学体系,然后是法理学,最后在道德哲学体系和法理学的基础上着就了伟大的《国富论》。新制度经济学派跨域边沁、穆勒和庇古的理性传统,而回归斯密的经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派首先回答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本质属性问题,然后分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治理方式的演化,并对各种治理方式进行了伦理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和伦理并重的思想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现实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构成现实世界中的人是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物是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物,由此决定了我们在获取利益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障碍。二是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问题将使我们受到交易成本的约束,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各种治理方式,市场、组织、国家等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叁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组织、国家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都是有效率的,但历史上对市场的过度推崇而发展为相信自由市场、法律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对理性的盲目夸大而相信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宏伟的规划目标,对组织的传统偏见延续至今,其实组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四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伦理之争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市场能够反映所有价格和数量信息,反之则相信依靠政府的强大力量就能够削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能无限迷信市场的功能,政府也应从价格和数量的管制中摆脱出来,转而保障经济行为人的合约选择自由。五是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应强调适应性效率,关注经济演化的规则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制度转型关键在于权利开放,首先要实现对精英的法治,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权利开放是对国家的根本约束,而转型的核心就是权利的人际关系化向权利的非人际关系化转变。六是制度的伦理评价要遵循历史原则和非模式化原则,从历史原则看,发现即占有为权利的初始界定提供了伦理理由；从非模式化原则看,自由非强制的权利处置为利益的分配提供了伦理理由,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具有正义性。
郑双阳[10]2011年在《合理利己主义的申张:严复对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的贡献》文中指出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是中国经济伦理思想近代转型的时代背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倡扬利己合理、宣传争取个人利益正当是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对抗封建传统经济伦理的主要思想工具。合理利己主义道德正当性的崛起和确立,是近代经济伦理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严复深刻批判了封建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巧妙地利用西方功利主义原则、进化论原理和自然人性论,深刻地论证了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申张了合理利己主义。对合理利己主义的申张是严复对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的主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J]. 王玉生. 伦理学研究. 2005
[2]. 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J]. 王玉生, 林冠. 学术论坛. 2006
[3].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D]. 王玉生.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4]. 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从韦伯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谈起[C]. 王玉生.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论文汇编（一）. 2007
[5]. 严复经济思想研究[D]. 郑双阳.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6]. 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分析[J]. 颜程龙. 环球人文地理. 2014
[7]. 晚清义利观研究[D]. 赵璐. 西北大学. 2005
[8]. 中国经济伦理思想转型研究[D]. 汪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9].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李新鹏. 武汉大学. 2015
[10]. 合理利己主义的申张:严复对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的贡献[J]. 郑双阳.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