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小布什论文,思想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小布什政府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D·哈斯曾写道：“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少为人关注。”（注：Richard N.Haass，"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i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S.Foreign Policy，U.S.Foreign Policy Agenda：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Vol.7，No.3（November 2002），p.6.）在小布什政府中，尤其是小布什的对外政策班子中，来自思想库的人员非常多，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证据不足的伊拉克战争，甚至被指为思想库的战争。（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证据不足问题，参见John B.Judis and Spencer Ackerman，"The First Casualty：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New Republic，June 19，2003，pp.1-14；see also Ramesh Ponnuru，"The Tempting of Conservatism，"National Review，December 22，2003，p.39.关于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思想库的战争的观点，参见Margo Kingston，"A think tank war：Why old Europe says no，"see http：//www.plim.org/ThinkTank.htm.）小布什由于缺乏外交知识和经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思想库提供外交政策建议，因而尽管思想库介入美国外交政策已达近百年之久，却从未发挥像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总体作用的简要回顾，考察思想库对小布什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并结合运用总统性格理论与政治时期理论对思想库对小布什外交政策影响进行解释，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对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注：《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日转载香港《明报》文章，认为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盲点，那就是缺乏对思想库的研究。其实，这并非是“盲点”，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并不太少。因而，顶多只能说是个弱点，研究不是非常充分。参见《评估美大选对华影响存在理论盲点》[N]，《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日。）为研究美国外交提供参考。
一、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历史与现实
思想库是独立的学术机构，目的在于研究并生产独立的、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它们构成了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联系的桥梁。在大学中，研究通常由神秘的、远离现实政策困境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争论所驱动。而政府官员们却往往疲于应付日复一日的政策需要，无暇进行全面的理论思考。这样，思想库的首要贡献便是帮助架起跨越这一思想世界与行动世界之间鸿沟的桥梁。（注：Richard N.Haass，"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i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S.Foreign Policy，U.S.Foreign Policy Agenda：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Vol.7，No.3（November 2002），p.5.）
思想库在美国的兴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并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变化基本同步。（注：关于思想库的发展历史，参见Donald E.Abelson，American Think-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MacMillan Press Ltd.，1996）；Donald E.Abelson，"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An Historical View，"i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S.Foreign Policy，pp.9-12；Diane Stone，Andrew Denham，Mark Garnett，Think Tank Across Na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M]，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页。）它们最早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进步时代”，是政府职业化、决策科学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如1916年建立的政府研究所——即布鲁金斯学会（1927）的前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思想库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很多得到政府直接资助，1948年建立的兰德公司就是典型。自20世纪70年代后，思想库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它们更为关注游说、旨在为政府或国会及时提供有力的建议，1973年建立的传统基金会、1977年成立的凯托研究所等都是显例。冷战结束后，思想库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思想库和公民社会项目”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今世界各地的思想库有4500个左右，其中约有2500个在美国。（注：See http：//www.fpri.org.）
思想库大多处于媒介视野之外，受到的关注远少于影响美国政策的其他渠道，如利益集团，政党，政府各部等等。但思想库对政治与政策倡导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知识分子真正决定了美国的政策日程”。（注：Martin Anderson，Revolution（San Diego，CA：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88），p.8.）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思想库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主要发挥了五个方面的影响。（注：本段论述主要依据Haass，"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一文。）
首先，它们最大的影响在于提供“新思想”以改变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世界的想象及其反应方式。独创的洞察能改变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影响优先次序的排列，为行动提供路线图，动员政治与官僚的联盟，形成持久的制度设计。特定的历史时刻成为新思想进入政策舞台的特别机会。二战爆发后，对外关系委员会展开了大量研究项目，最后为国务院递交了682份备忘录，覆盖了从德国占领到联合国创建等领域。总统选举与更替也是设置未来外交政策议程的理想时机。其典型是1980年里根政府采用了传统基金会的《领袖的职责：一个保守派政府的政策管理》作为治理蓝本。
第二，思想库为政府和国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专家来源，这也是美国政治独特的“旋转门”效应的体现。每一次总统更替都带来成百上千个中、高层行政部门的人事变动，许多思想库的研究人员随即尾随总统进入政府。1976年，杰米·卡特在他的政府中任命了大量来自布鲁金斯、外交委员会的人员。罗纳德·里根在他的两届任期内，从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等调用了150个人。在为即将上任的政府提供专家之外，思想库还为卸任的官员提供职务，基辛格、奥尔布莱特等卸任后都到不同的思想库任职。
第三，思想库还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场所，以建立对政策选择的共享理解——如果不是共识的话。非党派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是这方面的老手，每年在纽约、华盛顿以及其他主要城市召开几百次会议。对美国官员来说，主要思想库的会议提供了宣布新的动议、解释现行政策、发出试验倡议等的非党派场所。对外国的政要来说，在访问时到重要的思想库作政策宣讲或参观，是接近对美国外交政策最有影响的部门的大好机会。
第四，思想库还发挥着教育美国公民的功能，使它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思想库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在1999年，阿斯平研究所发起了一场全球相互依赖的动议，“通过十年努力，以更好地告知、更有效地动员公众支持美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国际行为方式。”（注：See http：//www.aspeninstitute.org/programt1.asp？=7082bid=0.）
最后，思想库通过为冲突的各方发起敏感的对话、提供第三方调解渠道，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如，作为国会纲领的一部分，美国和平研究所长期以来都在促进非正式的“第二管道”谈判，并训练美国官员调停争端；而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也长期充当中美台三方会谈的第二管道。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开始崛起，对思想库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上，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与其他保守主义观点相同：冷战是一场善恶之争，是反对一个进攻性或扩张主义的敌人，美国必须迎击由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邪恶帝国”；软弱意味着西方的死亡与被征服。（注：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54-57，113-115.）新保守主义兴起的标志是两个很大程度上成员重叠的组织。一个是处于政府内部的中央情报局所组建的一个委员会，又称B队，负责指导独立的对CIA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评估。另一个在政府外部，由曾在五届政府中任过职的民主党鹰派保罗·尼采与林登·约翰逊时期的副国务卿欧根尼·罗斯托一起组成的“当前危机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PD），它为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注：Ibid.，pp.111-14.）
冷战结束并未使新保守主义瓦解；相反，冷战遗留下的“单极”格局，被新保守主义者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目标：通过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并强化使用意志，从而阻止挑战者的出现，并通过“仁慈的霸权”统治全球。（注：其最明显的体现是近年来一直甚嚣尘上的“单极稳定论”，参见Ethan B.Kapstein and Micheal Mastanduno 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克林顿的当选使新保守主义者实现其梦想的过程被打断，但这并未使其改弦易辙，相反为他们把自身思想以及思想的表达渠道系统化创造了机会。在思想系统化方面，批评是新保守主义凝聚力的重大来源：克林顿未能维持美国的战斗力与武器技术，也未坦白地拥抱和追求美国霸权；他的领导使美国人想重新退回孤立主义，等等。（注：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eds.，in Present Dangers（San Francisco，CA：Encounter Books，2000），"An Overview，"p.12.）在思想表达渠道系统化方面，新保守主义者强化或新建立了一批思想库；在那里，他们可以保持联系，宣传他们的思想，促进他们的友谊，批评他们的敌人，提供他们的替代政策，建立网络性的联系，并且积聚他们的资源以寻求重新夺回权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97年威廉·克里斯托利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提供的场所建立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该思想库旨在为后冷战时期的一个进攻性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计划。
二、思想库对小布什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中的总体作用进行回顾之后，下面将根据哈斯的研究，分析思想库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思想提供上，小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主要部分都有着思想库、尤其是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影子。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基本上可认为是PNAC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杰作，而“邪恶轴心”一词则主要来自同时在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与AEI任职的前白宫撰稿人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注：Joshua Brustein，"Think Tanks，"March 29，2003，see http：//www.gothamgazette.com/article/issueoftheweek/20030329/200/332.）在2000年总统选举前，PNAC出版了一份76页的报告：《重建美国国防：新世界的战略，力量与资源》，它完全重现了切尼—沃尔福威茨1992年的国防战略报告，认为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四年防务报告“软弱”与“短视”。这份报告现在成为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战略。（注："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Strategy，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eptember 2000，p.2.此报告可以PNAC网站上获取，see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在这一报告的讨论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于1998年联名向克林顿写了一封公开信，催促政府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注："The 1998 letter to Clinton，"see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中，有至少10人现在布什政府中任职，他们是副总统迪克·切尼，切尼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全球安全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彼得·罗德曼，负责军控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里根时期的常务国防部长、现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珀尔，PNAC总裁、小布什的顾问威廉·克里斯托，阿富汗—伊拉克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当然，参与者中从来没有小布什——在2000年早期，新保守主义者中意的候选人是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不过，一旦年轻的布什成为提名人后，这些人就纷纷聚集到他周围，其中很多人在其政府中谋到了职位。
小布什核政策的原型主要是公共政策全国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NIPP）于2001年元月的一份报告“美国核力量与军备控制的原则与要求”。该报告与布什的“核态势报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都倡导发展新一代“可用”的低端核武器，扩大美国核“打击名单”，增加核武器可用的想定场合，等等。这一报告的三名撰稿人都在小布什政府供职，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罗伯特·约瑟夫（Robert Joseph）和国防部长特别助理斯蒂芬·坎本恩（Stephen Cambone），而NIPP主任凯思·潘恩（Keith Payne）则被任命为五角大楼威慑概念顾问组组长。（注：William Hartung and Michelle Ciarrocca，"The Military-Industrial-Think Tank Complex：Corporate Think Tanks and the Doctrine of Aggressive Militarism，"Multinational Monitor Magazine，Jan/Feb 2003.）
此外，小布什还采用了另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建议，于2004年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游说采纳这一政策的思想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CSP）。CSP自夸在小布什政府中有不少于22个前顾问委员会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合作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前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费斯——现国防部副部长，五角大楼审计员多夫·扎克海姆（Dov Zakheim），防务政策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珀尔，以及它们长期的朋友和财政支持者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注：William Hartung and Michelle Ciarrocca，"The Military-Industrial-Think Tank Complex：Corporate Think Tanks and the Doctrine of Aggressive Militarism，"Multinational Monitor Magazine，Jan/Feb 2003.）
在对中国政策上，小布什政策主要采取了以PNAC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建议。PNAC整体及其研究人员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美国反华势力中最具代表性，他们坚决主张美国政府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和“模糊战略”，明确美国在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时保卫台湾的态度。1999年8月20日，PNAC与传统基金会共同发表了对小布什政府影响巨大的《保卫台湾声明》。该声明指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与道德上的“模糊战略”的时代已经过去，克林顿政府迫使台湾放弃自己的主权，接受中国所理解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是危险的、违背美国的利益与原则的；美国应当明确其保卫台湾的决心与努力，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如果台湾人民不愿与中国统一，美国应当确保台湾的民主。（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tatement on the Defense of Taiwan，"August 20，1999，See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chinaaug2099.htm.）这份声明中的建议除了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其他的大多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比如，小布什在上台仅三个月便发表“不惜一切协防台湾”的讲话，又比如小布什的“清晰战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看一下在这份声明的后面所附的签名就能理解。在总共23个签名中，小布什政府中有7人，他们是：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博尔顿，珀尔，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刘易斯·利比，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埃利奥特·亚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注：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Statement on the Defense of Taiwan，"August 20，1999，See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chinaaug2099.htm.）
除提供思想之外，思想库还为小布政府输送了大量人才。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其政府中充斥着主要来自保守主义思想库的研究人员。2003年2月26日，小布什在AEI发表对外政策演讲时说，AEI是“我们国家一些最好思想家”的家园，他们“做的工作如此之棒以致本政府也从这里借用了20个人”。（注："President George W.Bush Speaks at AEI's Annual Dinner"，see http：//www.aei.org/news/newsID.16197/news-detail.asp.）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库研究人员以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首。尽管切尼1992年后主要从事商业，但也在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中任职：他是AEI在90年代后期的一名理事，并且也在全国公共利益法律中心（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NLCPI）的董事会供职。（注：应当指出，切尼的夫人琳尼·切尼（Lynne Cheney）是个主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她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职，现在是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原来的全国校友论坛（National Alumni Forum），由布拉德利和奥林基金会捐资成立的）的主席，其任务是组织校友与受托人利用其捐赠资本强迫大学改变它们的“有问题”的教学与实践。“9·11”后，该组织通过其网站批评他们认为不够爱国、不够支持战争的教授，见Patrick Healy，"On Campus：Conservatives Denounce Dissent，"Boston Globe，Nov.13，2001.林尼·切尼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一名高级研究员。）拉姆斯菲尔德在90年代也主要从事商业，但同时也于1987年在宗教保守主义的洛克福德研究所（Rockford Institute）担任理事，在80年代末成为新保守主义的当代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理事会主席。追随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来到小布什政府的不仅有珀尔、亚伯拉姆斯和沃尔福威茨，还有几十名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者，如亚伯拉姆·舒尔斯基，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等等。
除开那些来自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官员外，第一任期内，小布什政府中来自思想库的高官还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胡佛研究所）、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统经济事务顾问劳伦斯·林赛（美国企业研究所）、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布鲁金斯学会）、助理国防部长彼得·罗德曼（尼克松中心）、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太平洋论坛）、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传统基金会）、副总统国际事务顾问史蒂芬·耶茨（传统基金会）、劳工部长赵小兰（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高级主任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兰德公司），等等。此外，小布什还任命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皮普斯（Daniel Pipes）到美国和平研究所——政府与国会的重要沟通渠道——任职。
在前两个重要作用之外，思想库在为政府提供论坛、教育大众、协调政策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PNAC的《旗帜周刊》，尽管只有5.5万美元的流通资金，但由于与小布什政府决策者们的亲近关系，它充当着“共和党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声音”的角色，并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刊物创办人威廉·克里斯托自夸说，“迪克·切尼每周一都要派人来取30本杂志。”（注：David Carr，"White House Listens When Weekly speaks，"New York Times.March 11.2003.）而传统基金会自2003年台湾宣布将实施“公投”以来充当美国对华、对台政策宣讲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三、思想库对小布什政府影响力的理论解读
目前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利用两个著名的总统理论——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的总统理论和史蒂芬·斯考罗尼克（Stephen Skowronek）的“政治时期”（political time）理论——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在巴伯的总统性格理论中有四种类型的总统，他们的性格可能使他们对思想库专家采取不同的态度。（注：以下关于四种类型的总统的论述，主要依据詹姆斯·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作风及表现”，[美]彼得·沃尔主编：《美国政府内幕——人物与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250页。）活跃—积极型总统自信、高度灵活，可以推断，尽管活跃—积极型总统会任用并向思想库专家咨询，但他不可能为特定的思想库专家或派别所控制、或过度依赖他们。活跃—消极型总统出于深远的、长期的不安全感而行动，权势对于这种行动来说是对受损的自尊的补偿。他们可能对那些威胁到其脆弱的核心问题的任何议题都持僵硬态度并毫不妥协，如果专家们能为总统对其敌人的斗争提供合法性说明，则总统将与他们共享其烦恼与绝望。
被动—积极型总统没有太大的自尊心，倾向于以让步、顺从来取悦身边意志坚强的建议者，因而思想库专家很可能能使总统赞同他们的思想。而被动—消极型总统，当遭受压力时，“倾向于寻求表现上的连续性，寻求有规律地追求的行为体系与行为习惯。”这些本分的执行者期望把事情办正确，但他们自己缺乏强有力的信仰可能使他们落入思想库专家的控制之中。
而史蒂芬·斯考罗尼克创立的“政治时期”理论认为，不管总统个人性格如何，每个总统都处于一个以不断变化为特征的政治环境中。因此，任何总统都必须面对历史遗留的各种问题。根据政府及其主导议事日程（脆弱或稳固）和总统对此的态度（反对或赞同）两个标准，斯考罗尼克将总统分为四类——重建时期的总统（reconstructor）、纠偏时期的总统（articulator）、先决时期的总统（preemptor）、及分裂时期的总统（disjunctive），如下表。（注：Stephen Skowronek，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Leadership from John Adams to Bill Clinton（Cambridge，MA：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尽管这种分类方法并未清楚地提到思想库的作用，但似乎可以推导出，在任何时间都被迫切需要的思想库专家将在四种不同的总统中发现不同的接受方式。
斯考罗尼克划分的四种总统
主导议事日程
稳固 脆弱
总统对主导议事赞同纠偏时期的总统分裂时期的总统
日程的态度反对先决时期的总统重建时期的总统
先决时期的总统面临的是难以改变的主导议事日程，因而他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机会大受限制，思想库也难有大的机会发挥影响。在社会遭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即分裂或重构时期，如果总统对主导议事日程持赞同态度，他往往更关心组建自己的势力、避免出现反对联盟，因此思想库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总统对主导议事日程持反对态度，那么就需要重新设立一套议事日程，因而重建时期的总统最可能器重思想库，里根就是典型。而纠偏时期的总统往往在重建时期的总统之后上台，其任务是完成所有重建时期的总统未完成的、仍遗留在议事日程上的主要政策调整，其对思想库的需要受政治时期的影响不大，因而需要同时参照总统性格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对思想库的使用。
根据这一界定，事实上小布什也象他父亲那样，是一个纠偏时期的总统。尽管他继克林顿之后上台，但自里根时期就已占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议事日程并未因克林顿执政而削弱，事实上反而变得更强了。（注：参见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要从理论上就思想库对小布什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很大程度上需要对小布什的性格进行认真的考察。
根据一般的看法，小布什是一个生来各种资源就唾手可得的政客、一个总能使家人在餐桌上开怀大笑的孩子、一个酗酒的兄弟会成员、一个哈佛商学院平淡无奇的学生、一个失败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和一个破产的石油商；作为总统，他代表一个极端派别，并从相当于他父辈的迪克·切尼和他的“大脑”卡尔·罗夫（Karl Rove）那里得到指导。（注：参见[美]詹姆斯·摩尔、韦内·斯拉特：《谁让布什像个总统？》[M]，王小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据此，小布什似乎是一个被动—消极型总统，但他的爱好社交、喜欢制造玩笑以及喜欢政治的特征又暗示他是个被动—积极型而非被动—消极型总统。
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这一特征并不正确。小布什积极地寻求担任总统，而不是顺从地接受别人的规划。作为总统，他显然牢牢地控制了政策决策，并强化了人们对他的忠诚。在知道第二架飞机撞到了世贸中心时，小布什便“下定决心……将进行战争”。（注：[美]鲍勃·伍德沃德：《布什的战争》[M]，上海美国研究所、上海市美国学会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6页。）而在“9·11”之后，副总统切尼建议小布什参考一个特别团体提供的一些政策选择，但小布什说“不，我要行动，开始会议。”在一系列特定事件中，布什都控制着助手们，而非相反。（注：伍德沃德的观点为布米勒所支持，Elisabeth Bumiller，"A Nation at War：The President，No Matter Where，Keeps Battlefield Close By，"The New York Times，March 30，2003，Sunday，B：1.）而且，小布什的精力同他父亲一样充沛，而老布什被巴伯界定为活跃—积极型总统。小布什以与他父亲同样的方式打高尔夫，而且打得很好。小布什的权力之路也并不被动，尽管有多次失败经历，但他仍坚强地克服了早年的缺点，如脾气暴躁、酗酒等。（注：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41.）
综上所述，布什可能更应被描述为一个巴伯分类里的活跃—消极型总统。作为一个活跃—消极型总统，他可能拥抱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因为它们为追求战争提供了正当性理由，这种追求是布什，如同其他的活跃—消极型总统一样，在感情上拥抱的、作为与邪恶敌人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敌人可能是过去的德国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是现在的恐怖主义。正因为如此，小布什在2001年早些时候就将一个相对大的、网络化的思想库专家纳入他的政府。这些思想库专家迅速抓住“9·11”所展示的机会推出一个充满野心的、意识形态驱使的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奇。
随着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后有八名较为温和的内阁成员辞职，取而代之的都是新保守主义者、或至少立场更为强硬者。因此可以认为，新保守主义已然迅速地重新回到了政策决策中心，帮助小布什继续完成被克林顿政府所中断的纠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布什在2000年的小胜，“9·11”恐怖主义袭击、以及2004年小布什再次当选都为小布什提供了重新集结党内各种力量的机会。由于新保守主义思想库拥有与小布什相同的意识形态，能够为小布什的各种对外行为提供合法性说明，使思想库影响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机会大为增加。因此可以说，思想库、尤其是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对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将会有更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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