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十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1-0053-13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1] 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以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为主)的观点，不包括有关著作中涉及“大跃进”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跃进”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述评，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大跃进”的提出；“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大跃进”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大跃进”运动中的教训与启示。[2] 1995年以来对“大跃进”研究的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这几个方面，而且对这些经常探讨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深化。
(一)关于“跃进”或“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及演变
张志辉指出，一般认为，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以“跃进”代替“冒进”的开始。他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指出，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出现“跃进”一词，比11月13日早近5个月。[3] 李丹慧对张志辉的考证进行了补充，主要说明了当时由于“反冒进”而反复检讨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信中表达了不敢居大禹之功，表明自己报告中的“跃进”一词，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倡导的精神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4] 齐霁在研究综述中，对两人以上的观点进行了总结。[2] 李庆刚对各种“跃进”词汇进行了考证，认为“大跃进”口号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这一社论中提出的。[5] 鲁振祥考察了“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的过程，认为有三篇文章与此密切相关：一是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二是1957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三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考察了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的嬗变以及“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一词的关系，考察了“调整”代替“大跃进”的过程以及直至1979年才发生的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6]
(二)关于“大跃进”发动的原因
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的探讨，是“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向前探讨了促使“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因素：第一，中国当时的经济模式是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内外部压力越大。“大跃进”的发生与此有关。第二，为了走自己的路。“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动”，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实验。第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创造一整套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的现状。这些矛盾给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第四，造“因利制权”之势。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世界局势相对平稳，毛泽东有“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同这个时期内外环境特点以及我们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7] 曾红路[8]、黄爱军[9]、杭国芳[10]、王令金[11]、李成贵[12]、虞文清等人[13] 与李向前的观点基本相同。王玉贵指出，对于1956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如此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4] 王军正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及中国“赶超”战略，毛泽东“左”的错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观点的错误理解及宣传，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15] 李知明指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二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三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系，五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16] 王萌硕指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所存在的急于求成、狂热个人崇拜的特殊社会心态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使发动这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压力。[17] 何云峰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对革命经验的采借有关：以群众运动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分配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在领导体制方面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18] 朱地也指出，“大跃进”的发动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渊源。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大跃进”运动又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19] 尹书博从政治体制层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与持续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的错误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法制很不完备，以政代法，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20] 李若建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他认为，不应该把个人或某个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21] 杨乃良通过分析，也认为个人和基层单位在“大跃进”发生过程中都担当了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责任。[22] 李若建还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体制等经济体制都对“大跃进”发生有影响。[23] 此外，李若建还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的狂热行为，认为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4] 吴海红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5] 齐卫平、王军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都是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是一对并列的错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26]
对于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国际因素，学者们讨论的很多。
宋银桂指出，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共有一种抢速度的紧迫感，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迷信后，中苏之间的龃龉使加速发展的意识被强化，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27] 程重阳指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与抓时间搞建设，“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这三方面是导致“大跃进”发生的国际因素。[28] 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如果没有从50年代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会使中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也不会使中国党内“左”倾思想加速发展，导致“大跃进”的发生。[29] 李安增、赵付科[30]、李晓勇[31] 等人和以上的综合观点基本相同。刘建国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是影响和推动“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因素。[32] 陈冬生研究了中苏关系的演变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包括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33]
对以上学者们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成果，高其荣进行了综述，将“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观点，即：“国际环境压力”论、“摆脱苏联模式”说、“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不足”论、“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论、“国际赶超热潮影响”论，“国民心态推动”说、“存在社会基础”说等。[34]
(三)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总体评价
李锐指出，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35] 李付安指出，“大跃进”运动因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造成这场悲剧根源的因素在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方面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36] 针对有人片面肯定“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就，郭德宏指出，对于“大跃进”期间取得的成就，当然不能否定。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远比成就大得多。“大跃进”除了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以外，还造成三个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人文环境造成严重破坏。[37] 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不同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仍是一场生产建设运动；它虽是领导者轻率发动的，但还不是错误发动的，更没有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党在前进中犯的错误，是探索中的问题；再次，“大跃进”运动看起来也不应全盘否定，应该看到有失有得，只不过失大大超过了得，得不偿失罢了。[13]
对于“大跃进”的总体评价，涉及怎样认识“大跃进”运动本身和“大跃进”时期的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时期不能等同，应该将两者加以区别，“大跃进”时期取得的成绩不是“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38] 陈卫华指出，两者是不同的，当把“大跃进”运动本身与作为时间概念的“大跃进”时期分开时，就会发现虽然这场运动是错误的，但在这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39]
关于“大跃进”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董志凯指出，“大跃进”运动对我国工业建设作用基本上是负效应。它阻碍了工业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进程。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大跃进”运动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成绩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38] 陈卫华指出，“大跃进”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同时，“大跃进”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个认识的获得与“大跃进”中对现代化的探索分不开；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由于当时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资金、设备、投资，也由于党进行了几次纠“左”努力，仍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反面经验。[39] 杨大利指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把人们从农业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础。[40]
有的学者还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鲍素萍指出，“大跃进”的教训是：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培养一批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经济建设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的原则。[41] 刘际钢、林桂平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发展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要力戒急躁情绪，虚心学习和研究国内外经济建设中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能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当作教条，照搬套用到经济建设中去；必须从自身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9] 虞文清指出，“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教训是：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尊重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必须继承而不能丢弃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必须正视错误而不能回避矛盾。[13] 李付安总结的主要经验有：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不能拘泥于旧有的经验、做法和模式搞建设；解放思想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42]
(四)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及相关问题
很多学者对“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损失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成瑞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有关材料研究后，估算我国1958～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蒋正华教授经过研究，估算1958～1963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李成瑞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200万(2158万)，科尔、蒋正华两人采取的方法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的科学性更高一些。[43] 李若建根据有关计算，推算在困难时期中国损失的人口在3000万以上。[44] 丁抒在有关文章中，认为死亡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45] 造成人口死亡，粮食不足是一个关键因素。林毅夫、杨涛以经济计量方法对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均粮食产出(代表食物供应量)和农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决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性因素是中国饥荒的主要原因。[46] 李若建对“大跃进”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情况进行了研究。通过数据分析，他指出，虽然饥荒与粮食短缺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粮食的使用与分配。[47]
此外，李若建就“大跃进”时期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流动人口的构成、流动的成因以及流动人口的安置与归宿等情况进行了研究。[48] 同时，他还对“大跃进”时期的人口迁移类型及遗留的问题进行了研究，[49] 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家庭、婚姻与生育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规律。[50]
(五)关于与“大跃进”相关的“三年自然灾害”问题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有的学者却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金辉在分析有关数据后指出，1959～1961年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国气候可以说是天公作美。他指出，“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法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51] 丁抒赞同金辉的观点。[45] 王维洛指出，“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是宣传与强制性思想教育的结果。他根据有关数据，认为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52]
对于这种说法，有的学者也运用有关数据进行了反驳。陈东林指出，应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53] 陈东林还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从农村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4] 中国气象局的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对我国1959～1961年期间的气候特点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总结，认为这三年期间的天气气候条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严重年份。[55]
(六)关于领导人与“大跃进”关系的研究
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赵士刚指出，应当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经济建设的“冒进”结果区别开来。国际历史环境的压力、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加群众运动能创造更高生产力与毛泽东“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等能解释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愿望的成因，但不能说明“冒进”的成因。[56] 王玉贵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严厉批评与“大跃进”运动发动之间的因果关系。[14] 陈晋指出，“大跃进”以后，对经济工作不像在军事上那样自信的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57] 陈立旭分别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概述了毛泽东纠“大跃进”之“左”的努力。[58] 王建华的研究指出，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有认识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也有奋力纠“左”的重大举措，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成果。[59] 任萍就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进行了研究。[60] 张德鹏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心态。[60] 唐踔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进行了分析评价。[62] 王贵安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政策进行了研究。[63] 张德鹏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采用的发展生产力的错误方法进行了研究。[64] 王也扬较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分析了这种思想的现实、历史及哲学来源。[65] 王明生对“大跃进”前后毛泽东的分配思想进行了研究。[66]
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有关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李晓红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为例，对“大跃进”中刘少奇的求是精神作了总体分析并指出了其原因。[67] 曾成贵指出，刘少奇当时是极力主张搞跃进的。但在纠“左”期间，刘少奇主张采取朝前看的态度，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是一致的。[68] 黄岭峻也指出，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69] 杜本礼就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反思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70]
此外，乔培华对“大跃进”中有着极大影响的“信阳事件”作了概述，指出了周恩来对这一事件的关心与检讨。[71] 蒋永青对陈云在“大跃进”后恢复农业和减轻国民经济损失的努力作了研究。[72] 马冀就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模式的反思进行了研究。[73] 尚柯记述了“大跃进”期间李锐给毛泽东写的三封信的内容及其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74] 萧岛泉的文章反映了杨献珍在“大跃进”中的言行和品格。[75] 郜忠武的文章，反映了赵树理在“大跃进”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和大搞公共食堂的做法。[76]
(七)对地方及各行业“大跃进”情况的研究
朱培民对新疆的“大跃进”运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并分析新疆的“大跃进”运动错误和损失较少的原因。[77] 张业赏对山东“大跃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取得的成绩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78] 石尚斌对贵州“大跃进”的发动、过程及造成的结果与经验教训做了概述。[79] 孙保定对“大跃进”期间河南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做了研究。[80] 尹书博阐述了“大跃进”时期主观主义在河南泛滥的历史教训。[81] 郭圣莉、高民政研究了“大跃进”中上海居委会组织“大办经济”的功能及其主要活动。[82] 高华、黄骏简要分析了1960年“持续跃进”中城市人民公社兴起的背景、内容以及若干特征。[83] 周飞舟对与“大跃进”有关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部分省份对灾荒作出的反应和救助一方面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大量返销救荒，也显然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够及时，同时现行的购销体制内含高昂的执行成本，大大降低了对灾荒的救助效率，使得本来就已经太晚的救荒变得收效甚微。[84]
对省以下地方“大跃进”有关情况的研究，有的学者挖掘得较细。如：张胜林对当时河南省信阳县鸡公山水稻浮夸情况进行了调查；[85] 陈兴荣对四川省安县“大跃进”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86] 梁志远就安徽亳县农业大放“卫星”情况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教训；[87] 左颖嶷考察了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炼钢铁”运动的有关情况。[88]
另外，学者们也对各行业领域的“大跃进”情况进行了研究。罗平汉对科学界的浮夸情况进行了概述。[89]“大跃进”运动中，统计工作的浮夸为运动火上加油。赵胜忠和孔德超的文章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90] 李荫培考察了北京市统计局工作在“大跃进”中受到挫折的情况。[91] 辛建领记述了济南一中在当时大搞“体育大跃进”的情况。[92]
(八)关于“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研究
翁有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思想、人民公社思想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了探析。[93] 宋连科分析了“大跃进”思潮产生的条件。[94] 万俊人从道德的角度对“大跃进”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没有科学理性的约束、缺乏健全社会体制规范或制度控制、没有健全的公民美德的支持和基础，社会总体化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文化道德行为就会失控，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盲动。这是“大跃进”时代经济冒进的社会心理原因。[95] 王章维、郭学旺探讨了“大跃进”中的国人心态。这种心态主要有：忽视客观规律，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违反科学原则，狂热的权威崇拜的社会心态；缺乏理智思考，巨大的社会遵从和行为依附心态。[96] 罗重一从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赶超”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思想四个方面，分析了“大跃进”发动之初时的思想环境。[97] 王光银指出，“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着“急于求成”、“攀比竞赛”、“‘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等五种特殊的群众社会心理。这些群众社会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8] 谢永川指出，“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急于求成、自负、崇上、盲目攀比、从众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大跃进”时期社会心理的形成。[99] 崔广陵论述了三种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大跃进”运动之间的关系：一是强烈狂热的赶超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盲目提出和制定不具现实可能性的赶超战略；二是主观精神决定一切的唯意志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以为凡是只要想为的就能达到目的，从而导致不顾客观条件的空想与盲干；三是普遍的过高欲求期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辅助之下，那些“左”倾冒进决策才得以顺利地贯彻与推行。[100]
(九)对“大跃进”时期社会群体及事件的研究
任何运动都是由人参与其中的。对于“大跃进”中群众的热情与干劲，李成贵给予了赞扬。他指出，人民群众在“大跃进”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12] 对于“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孙运菊指出，运动是对严谨、科学的规章制度的一次大冲击，是对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一次大破坏，是实行平均主义的结果；同时，“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自身积极性的迸发，也是对我们党威望的一次检验。[101] 发动群众运动，当时的基层干部发挥了巨大作用，李若建对“大跃进”中基层干部的行为进行了分析。[102] 对于“大跃进”这样激烈而又带来严重后果的运动，却没有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李若建指出，“大跃进”时期并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在大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社会控制的严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政策调整比较有效；找到一批人来承当责任、平息民愤等等。[103]
“大跃进”中，运动和事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李锐回顾了“信阳事件”并指出了其教训。[104] 对于“大跃进”中的公共食堂问题，孙闻浪指出，对公共食堂，领导人经历了从热情称赞到冷静对待再到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105] 李若建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106] 李若建还对“大跃进”时期城镇化高潮与衰退情况进行了研究。[107]
(十)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的研究
黄根兰分析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108] 戴清亮也指出，浮夸风是“大跃进”中的首祸，浮夸风根源源于“左”倾指导思想。[109] 刘明钢论述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危害，指出浮夸风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大饥荒，致使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110] 高其荣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指出“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有不自觉浮夸和自觉浮夸两种表现形式，“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浮夸程度惊人、牵涉人员多、危害性大等特点。[111] 梁宝渭介绍了广西的三大浮夸个案，对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13亩的中稻田亩产达到13万斤的情况、对忻城煤炭“卫星”上天(日产煤炭110.36万吨)及鹿寨钢铁“卫星”(一天生产钢铁20.7万吨，一天完成中央分配给广西全年生产20万吨的任务)的情况作了介绍。[112]
“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形成，与当时的新闻报道失实互为促进，关系很大。唐秀平对“大跃进”中新闻报道失实情况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其原因。[113]
(十一)“大跃进”与决策民主化
“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形成与决策没有做到民主化有很大关系。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赖亦明指出，“大跃进”决策总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严重偏离。首先是实现目标的方案抉择错误，全党接受了“大跃进”方案；其次，作为目标的重要内容的时间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一再缩短；再次是实现目标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工业方面，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任务按当时的能力是不能达到的。[114] 程自功指出，“大跃进”的失误，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机制失灵所造成的。“大跃进”期间，正是由于中央计划的信息壅塞和决策盲目，而导致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资源配置决策的严重失误，导致了大刮“共产风”的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严重失误。[115] 戈宁、戴黍指出，从科学决策的观点看，“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从科学决策的前提看，“大跃进”决策目标的确立，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基础上的。从科学决策的保障看，“大跃进”是在反右扩大化和多次批判反冒进的背景下发生的，民主遭到严重损害，慑于政治压力，下级机关提供信息和反馈时报喜不报忧。从科学决策的原则看，“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决策目标，盲目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了重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116] 谢春涛指出，决策缺乏民主程序，是“大跃进”运动付出惨重代价的最沉痛的教训。[117]
(十二)“大跃进”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张涛指出，“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成功的，但这种模式之中存在“合理的内核”，即将发展建立在中国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上，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的资源，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毛泽东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最终决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中国的资金和物质资源，而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他认为，无论对“大跃进”式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如何评价，“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从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118] 朱耀武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又指出，“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在动力安排上，重视人力资本的价值，却偏颇地把政治运动作为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改革程序的设计上，无论从改革的经济环境的选择还是对改革路径的依赖，都内含着激情和理性的冲突。[119] 周树立指出，“大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力争高速度。[120]
对于“大跃进”与抗战时期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关系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朱地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的历史上大生产运动的再现。毛泽东希望通过发扬革命传统，以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发挥，来弥补当时资金、物资的匮乏。[19] 王也扬也同意这种看法：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想再现当年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他把过去的斗争经验当作了完成新的任务的制胜法宝。[65] 而黄义英认为，“大跃进”不是再现了大生产。不同之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说“大跃进”再现大生产，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还会令人对党的群众路线产生误解，认为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有时是好的、有时是不好的。“大跃进”自始至终都是背离党的群众路线的。[121] 王玉贵指出，“大跃进”与大生产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但两者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反对单纯从财政打主意，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有明显的相似与继承之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两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不尽相同，因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122]
(十三)对“大跃进”时期民歌及文学的研究
文艺作品来源于社会，反映社会现实。对于反映“大跃进”的新民歌和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赵金钟、严象品指出，“大跃进”新民歌的产生，弊大于利。[123] 赵金钟具体指出了“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新民歌运动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的而非艺术的；新民歌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虚假的、片面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新民歌在诗体形式上存在着单一化和排斥形式美的倾向；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违反艺术规律的口号给新诗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把“民歌体”定为一尊，破坏了诗坛的“生态平衡”，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124] 岳芃指出，“大跃进”诗歌无疑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但就整体而言是失败的，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25] 陈翔探讨了“大跃进”民歌兴起的原因及作用，指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大跃进”民歌。[126] 彭礼贤以《红旗歌谣》为主要研究参照，论述了“大跃进”民歌中的劳动主题、爱情主题、颂歌主题以及民歌从迷误到开始有所醒悟的轨迹。[127] 邢小群以郭沫若在“大跃进”中的《百花齐放》和《红旗歌谣》的创作与编辑为例指出，当时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精神的主导面，不是疏离当时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环境。这也是他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128] 刘涵华也对郭沫若与《百花齐放》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百花齐放》曲折地反映出了郭沫若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角色意识产生怀疑与动摇。[129] 张军云对郭志刚、董健等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论述“大跃进”时期文艺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教材囿于时代因素局限，一些观点失之偏颇。[130] 李新宇将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流变的坐标上进行考察，认为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一道彻底扫荡了残存的知识分子话语，并决定了此后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131] 赵俊贤对“大跃进”时期的文学进行了研究，认为“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文学的品性。[132]
(十四)对“大跃进”中教育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
在“大跃进”中，以“教育跃进”为表现形式，以突破苏联教育模式束缚，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达到培养更多工农知识分子为目标，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如何看待这一“革命”，有关学者进行了探讨。杨凤城对“文化大革命”前的1958年和1964年的两次“教育革命”情况进行了研究，比较了它们的异同与关联。[133] 张健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既要否定当时不正确的做法，又要肯定其取得了一定成绩。[134] 周玉良、方晓东[135]、邹时炎的观点[136] 与张健基本一致。对于“大跃进”时期颇有规模与声势的扫除文盲运动，李庆刚作了评述，总结了经验教训[137]。此外，李庆刚还考察了“大跃进”中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农业中学的曲折发展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138]。
谢春涛十年前写的研究综述中，指出了“大跃进”研究中的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思潮问题；“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问题；“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来源问题；“大跃进”期间的决策机制问题；“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以外其他领导人的作用问题等。[1] 综上所述，应该说，在十年中，学者们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研究的问题也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拓展，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研究中成果虽然数量较多而有深刻见解的少，深度不够，重复选题和重复论述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研究视角独特，但挖掘深度不够。这是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另外，对于作为运动的“大跃进”，学术界研究的较多；对于作为一个时期的“大跃进”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学术界已开始给予较多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将是今后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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