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凤格[1]2000年在《康熙时期黄淮水灾及其救治措施》文中认为黄、淮河在清代初年经常泛滥成灾，康熙时期的治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论文对康熙时期治黄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康熙时黄、淮河为患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①康熙初年出现的特大暴雨天气所致。②黄河流域纬度差异大，冬去春来时造成的凌汛导致水灾。③黄淮流经地区地势高低、宽狭不同所致。人为因素有：①历史上，为了便于集权统治所开凿的运河，联通五大河流域。到康熙时，黄、淮、运汇于一处，交相上涨，互为隐患。②康熙初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造成黄淮大堤溃坏。三藩之乱，外敌入侵转移了清统治者的注意力，无暇顾及，使黄淮为害严重。③康熙在治理黄淮的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决口。④邻近河岸人民对堤岸的破坏以及看守河工人员失职使獾狸钻穴所致的溃堤。⑤当时人们对气象规律把握不科学，对天气情况的变化疏于防范所致。由以上分析可知：康熙时期黄淮水灾的产生很大程度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 第二部分：康熙时黄淮水灾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表现为五个方面：①黄淮堤坝被毁坏。黄淮水灾发生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冲溃堤坝。②受灾的州县和房屋。对康熙时期总的损害州县统计。③人口的迁移和死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④农业经济的破坏：农作物收成的减少对国家财赋收入的影响；水灾对十质的破坏，引起十地的贫瘠和盐碱化。⑤对交通运输命脉——漕河的破坏。黄淮并涨，挟带泥沙，以致漕河河底垫高，无法行船，阻碍了南北必要的物质交流。 第三部分：以康熙为首的清政府，对黄淮水灾进行了救助措施。主要分为两种：①蠲免。②赈济。其中灾蠲从蠲免分数、项目、内容和在此过程中出现腐败现象的防范来论述。灾赈从所需钱粮的来源渠道：截留漕粮、动用常平仓谷和地方库银、个人捐助钱粮。赈济配套措施：地方仓粮的积贮和卫所乡镇设立社仓来分析。从整个康熙朝灾蠲和灾赈比较来看，灾蠲次数多于灾赈。康熙中后期，灾蠲、灾赈数量和次数都加大。 第四部分：康熙时治洪的研究，是论文的中心内容。首先，康熙帝在其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体现在：调拔钱粮；选拔、任用优秀河工官员并严加考核；六次南巡，亲临河工，体恤人民疾苦；其次，官僚大臣起着组织、指挥的作用。通过康熙时期三位著名河臣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率领修筑河工的重点和成功之处的比较得出，靳辅为康熙朝治河第一人。第三，劳动人民在治理和修筑河工中发挥着主力作用，河工治理的策略规划也是向熟悉河工的人民请教而制定的。河工的修筑、运料、开挖以及河下治理后的防守都由广大劳动人民完成。所以在黄淮水灾的治理过程中，劳动人民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五部分：对康熙时期治理黄淮水灾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论文的又一主要内容。其中经验是①以康熙为首的统治者体恤民情，关怀民生，知人善任，是治河取得成功的前提。②治河大臣们热悉河工事务，亲自参加河工的修筑和治理，河工的治理是在他们的组织和指挥才得以完成的。③河工的治理，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力作用，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另外教训是①康熙帝偏听偏信，一定程度地影响黄淮治理。②整个治河工程中未能适用先进科技。③治河大臣之间的主观、武断，以及互相倾轧，致使河工的治理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④河患的根本问题是黄淮合流，而对黄淮的治理又顾及到统治者利益，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治理水灾。 作者在前人研究清代水灾的基础上，进行纵向比较得出：康熙时期黄淮水灾尤其严重。另外对整个康熙统治时期横向比较，黄淮水灾频发的规律是前期多，后期少。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在清代统治者中首重治理黄淮水灾。从康熙十六年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修筑和治理。这在当时 是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康熙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举措，对J引p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文章采用比较法，以史带论地系统阐述了康熙时期的黄淮水灾及其救助、治理措施。其中着重分析 其治理措施。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史实，力求有所创新。在分析康熙时期的黄淮水灾成因时，切 实地反映出人为活动因素的具体影响；黄淮水灾的危害的一章中，根据僧运在中国南北物质交流中的重 要作用，实际地分析了对谱河的破坏；对黄淮水灾的救治的论述，从宏观方面看各阶层人物的不同作 用，尤其凸现了劳动人民对生产生活改造的伟大力量和智慧。 前人对黄淮治理的历史研究己经很多，但把整个康熙时期的治理进行详细研究的却不多，作者对此 项专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总结历史上对黄淮水灾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黄淮的治理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毕竟今天治理黄淮是历史上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张崇旺[2]2004年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灾害是指自然力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蝗、潮、瘟疫、地震、大风、冰雹、雪灾和低温霜冻等。本文以灾害为切入点，试图对明清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互动过程作一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以冀对丰富历史研究内容以及今天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大有裨益。 全文以灾害的生成与人类的应对为主线，分置七章。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灾害的发生是自然这一外营力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过程，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江淮地区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是造成该地区多灾的重要自然地理因子。而南宋以来的黄河夺淮又扰乱了江淮地区的水系，从而增加了自然因子的孕灾机率。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江淮地区人地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农业过度垦殖，废湖涸塘为田，伐林拓地垦荒，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这样又加大了成灾的强度和频度。南宋以降，屡遭灾害袭击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至明清时期仍然处在“不发展”的农耕社会阶段，这种农耕社会环境虽然不是导致灾害发生的原因，但这种经济形态无疑加大了灾害的破坏力和破坏程度。而频繁的灾害和灾度的放大，反过来又大大降低它自身处理和化解灾害以迅速恢复生产的的能力。 第二章分灾种概述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灾情。水灾为江淮诸灾种之首，主要有雨水之灾、山洪之灾、江河湖漫溢决口之灾、坍江之灾四种类型。旱灾是仅次于水灾的灾种。从时间分布上看，江淮地区水旱灾害多集中于春夏秋三季。从空间分布上看，旱灾发生的机率由江淮南部向北部逐渐加大，其中江淮丘陵地区旱灾比较严重。沿淮、沿江一带多堤防溃决之灾，江淮西部和中东部山地多山洪之灾，里下河地区多坝水之灾，长江三角洲北岸平原多坍江之灾。蝗灾和旱灾相关性很强，一般都是旱蝗相继。除了沿江洲地和湖区、江淮平原、滨海平原低洼之地是蝗虫的适生地以外，江淮的蝗灾多是飞蝗所为。江淮的潮灾有风暴潮、海水漫溢、涵水倒灌、江潮诸形式，以风暴潮、江潮成灾最重。瘟疫、地震、大风、冰雹、雪灾和低温霜冻虽然不是江淮地区的主要灾种，但灾害降临时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第三章从生产力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论述了灾害对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强烈冲击。灾害往往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从而使得灾地人口大量的缺失，对生产力产生极大的破坏。灾荒频仍还是江淮部分地区逃荒习俗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文摘要灾害还使灾地耕地严重缺损，耕作制度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灾害还导致江淮地区社会矛盾激化，水利构讼纷纷，饥民抢米风潮不断，盗贼因灾而勃兴，江淮地域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不安状态。 第四、五、六、七章从应灾的角度以灾前、灾中、灾后为线索，分别论述了江淮地区民众的水利治灾、仓储备荒、抗灾救灾、攘饵减灾。第四章论述了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建设。江淮地区河道整治主要是兴建江河堤防以防洪和开浚河道以减水涨。江淮东部河道整治是重中之重，但由于治黄、治淮、治运以服从保护运道和祖陵安全为目的，水利减灾实效大打折扣。江淮农田水利治灾成效显著，不但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多种水利形式，还兴修和维护了一批重大的农田防洪灌溉工程。其中好田水利形式获得了大发展，取得了明显的减灾效益。 第五章论述了江淮地区的常平仓和义仓、社仓。江淮的备荒仓储建设尽管因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战乱破坏等因素而导致兴废不常，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防灾救荒作用的。第六章论述了官民在灾中和灾后的抗灾救灾工作。官府虽然仍然是江淮地区仓储建设、抗灾救灾的主导力量，但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的防灾备荒、抗灾救灾作用也不可忽视，它是对官府仓储备荒、抗灾救灾工作不足的一个有力补充。不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江淮地区仓储备荒、抗灾救灾工作中的官民格局也存在着地区差异。江淮南部和西部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民间社会力量发展得比较充分，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力量成为当地防灾救灾的一支生力军。而江淮北部和东部滨海地区则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防灾救灾的作用微乎其微。从中我们可以深切透视明清以来江淮逃荒习俗、江北人下江南谋生业这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第七章从人文减灾角度分别论述了江淮地区的雨旱信仰、水利信仰、虫疫灾害信仰。攘灾信仰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迷信，实际上它是人们面对频繁灾害在精神层面作出的一种应对，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江淮雨早信仰、水利信仰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官民的普遍信奉，说明了江淮地区水早灾害的频繁和严重。与其它地区相比较，蝗虫、瘟疫信仰也体现出了地域性特点。尽管江淮人们信奉的蝗神有多种，但主要还是信奉传说在江淮驱蝗有功的刘铸，而非刘宰或者刘承忠。崇奉的瘟神也主要是都天大帝，其原型就是唐代保障江淮有功的张巡。因其死得惨烈，死后由厉鬼而演变为瘟神，所以在祭祀时间、祭祀仪式等方面与其它地区的瘟神崇拜相较都有很大的不同
姜荣升[3]2015年在《康雍乾时期水灾防治技术及其体系化研究》文中认为清朝处在气候相对寒冷的小冰期中,这一时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从气候总体特征来看,清朝是一个相对湿润的朝代,历史文献中的洪涝事件记载丰富,现有研究也表明洪涝事件的发生频率比干旱事件高。社会环境对灾害后果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类似气候背景下的相似灾害,会因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灾害影响和社会应对。清朝前期国力强盛,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一时期实施了许多水灾应对措施和防治技术。在康雍乾时期,面对频繁发生的水灾,从帝王到历任治水大臣都十分重视河流的治理。康熙帝与乾隆帝更是亲临现场督查,并且提出水灾治理指导性意见,参与治水方针的制定。这段时期内也涌现出一批治水能臣,如朱之锡、靳辅等,他们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加以亲身考察实践,制定了一系列水灾防治的技术方法,并加以应用。在机构上,工部设立了专门的常规性水利部门——都水司,专职管理河流相关工作,给水灾防治提供有力的保障。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一套适用于当时水灾的防治体系,大大降低了水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危害。本文首先分析了康雍乾时期的气候背景以及水灾概况,通过前人研究成果、史料记载、具体案例来分析这一时期气候背景和水灾发生概况,以此为水灾治理技术研究背景。其次,分析这一时期政府对水灾治理的制度和政策,主要通过对帝王水利亲察、专门治水大臣以及政府治水部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再次,总结康雍乾时期的水灾防治记录,整理历史资料基础上,并结合前人研究,对该时期主要的水灾防治技术进行分类整理,主要包括：治水与攻沙技术、堤防技术、分流与筑堤技术、调整河槽技术和畅通河口技术。剖析各项技术类型下的具体技术手段,对各类技术的主体功能进行定位。然后,从技术体系的视角重新分析康雍乾时期的水灾防治技术,构建水灾预防体系、水灾治理体系、水灾防治综合技术体系,探讨了各类技术的集成模块、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功能目的整合。最后,以清口水利枢纽为案例,研究这段时期水灾防治体系的实际应用,分析具体水灾防治技术在清口水患解决中的具体功能,并对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集成作用进行分析,探讨清口水灾预防和治理技术体系的应用策略。本文研究了康雍乾时期的水灾防治技术。与明代的水灾治理技术对比,可以发现康雍乾时期的水灾防治技术中有很多是沿用于明代的治水技术及理论。这一时期在执政者高度重视下,具体水利技术有一定的创新,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如潘季驯提出的主张束水反对分流的思想在靳辅的发展下变为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实际情况,进行束水或者分流。在乾隆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水灾防治技术体系,将治沙、护堤、防洪技术有机结合,为应对水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该时期的水灾防治技术,吸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先进的思想观念、技术手段进行继承和创新,将为现今的水灾治理政策和相关水利技术提供借鉴历史经验,趋利避害,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崔宇[4]2010年在《明清淮河水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淮河是我国第七大河流,它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区,流经河南、安徽、江苏,最后入海。明清时期淮河水灾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既严重的影响了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本文主要从淮河水灾和生态环境的关系角度来研究水灾对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揭示明清时期淮河水灾长期延续和生态持续恶化的真相,也为现今淮河水灾治理提供全面、客观的历史借鉴。文章首先论述了淮河流域的自然形势和黄河夺淮以前的淮河流域概况,进而分析了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和黄河夺淮后的淮河流域的变迁。其次,论文按时间序列论述了明清淮河水灾的状况。在明朝初期,黄河夺淮使得黄河的水在淮河流域到处泛滥,黄河的泥沙淤塞了淮河的干流和许多支流,淮河的水系被打乱,淮河下游的河床越淤越高,形成了“地上河”;在明代中后期,淮河水患更加严重,仅明万历年间淮河每年都发大水。并阐述了水灾的类型如内涝型,决溢泛滥型和坝水型的角度描述了淮河水灾的状况。并论述了明清时期水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灾情时间长,灾情重,多灾并发。第四章重点讨论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分析了水灾对流域土壤、植被的影响。淮河流域原来土地肥沃,而由于黄河泛滥造成这一流域的土壤沙漠化和盐碱化非常严重。其中沙漠化主要分布在开封、兰考和中牟一带,而盐碱化集中在苏北一带。同时由于水灾造成了大量的灾民,他们为了生存不断地乱砍滥伐,使得淮河流域的植被破坏严重,在短短的两百年期间植被面积减少了一倍还要多,从而使水灾更易发生。第五章通过对射阳湖、洪泽湖和骆马湖演变的分析,剖析了水灾对境内湖泊的影响。射阳湖由于接收了大量的泥沙,从而造成湖盆不断增高,湖面不断缩小,最后成为几个彼此相连的小型湖泊,到现在射阳湖已经演变成沼泽平原。明代中后期,随着淮河河床的不断淤高,淮水入海更加困难,湖内蓄水量持续增加,同时黄淮四处决溢,而潘季驯等人为了“蓄清刷黄”和“保漕抑淮”,造成洪泽湖水位全面抬高,最终形成了洪泽湖。骆马湖成湖于明代,后由于黄河泛滥,洪水在此积蓄,致使湖面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大湖。第六章分析了淮河水灾对苏北沿海滩涂的影响。苏北海岸线在黄河夺淮前的3000年内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然而从1128年黄河历史改道,黄河入淮使新的黄河口不断向外延伸。淮河所挟的巨量泥沙入海造成苏北海岸剧烈变迁,海岸线迅速向海推移。河口延伸又变相的拉长了淮河下游河道,造成汛期洪水下泄缓慢,加剧了中下游地区的水灾发生,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陆地。最后,研究认为,明清两代的淮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极大变故,这种变迁是伴随着黄河夺淮的自然因素作用,在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引发的肆意涸湖为田、开山垦荒等,以及当时的多种政治经济因素交相互织的综合结果。本时期环境变迁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了湖泊或淤塞或扩大,河流改道频繁,地表径流紊乱不堪,森林毁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而且给淮河两岸人民带来惨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且在某些程度上,淮河水灾对流域社会的影响要比对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现今淮河流域的开发和发展中当以史为鉴,密切关注生态问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武明军[5]2015年在《明清开封城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封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自战国时期直到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整体上是趋于上升的,并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出现了长达160余年的盛世景况。金元以降,随着战乱不断,朝代更替以及黄河水灾等因素的影响,开封城市的优势不断丧失,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失去其国都的地位。明代开封城市,在历经宋金、金元等多次兵燹之后,破败不堪,然由于开封曾为数朝国都,“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思想,加上便利的陆路交通,开封城市得到朱元璋的重视,并成为明初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措施,使得开封城市能够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此后,开封虽未能再次成为明代的国都,但仍然是全国的重要城市之一。周藩作为藩王被朱元璋分封于开封,与整个明代相始终,对开封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明代后期,随着河患的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的打击以及洪水的决城,对开封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开封城市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开封城市是在一片废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并再次趋于繁荣。道光二十一年水灾,开封再遭灭顶之灾,此后虽有恢复,然其衰落趋势已经不可挽回。清代开封城市,在全国的地位也是急剧下降,并没有能够走上近代化转型之路。总体而言,明清时期开封城市的发展是逐渐放缓,并日趋落后。经济上,明代开封经济繁荣,是继北宋之后又一个发展高峰,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性城市。周王府对开封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代开封经济有所恢复,尤其是朱仙镇的兴起,成为清代开封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开封出现了商人群体和商帮,尤其是山陕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开封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然总体上,清代开封经济呈衰落趋势,在全国的地位更加落后,呈现边缘化的态势。文化教育上,明清两代开封的文化均有一定的发展,仍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清代末期,开封地区出现了新式教育的萌芽,这是开封城市向近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然由于开封有着深厚的宋学渊源,且深处内陆,相对封闭,故和东南地区相比,这种转变是相对缓慢的。总体而言,开封之教育文化是随着其经济的不断衰落而衰落的。宗教信仰上,开封人民信仰广泛,形成了以神祇崇拜、先贤信仰、名宦信仰、水神信仰构成的信仰体系,城市内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宫观、祠庙等建筑,同时也出现了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并且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多宗教共存的局面,这是明清开封城市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和当时的开封城市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概而言之,明清时期是开封城市继北宋发展至顶峰之后的缓慢恢复发展时期。以区域论之,开封城市在河南地区仍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明清频繁的水灾以及战争等因素,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在不断丧失的,其省城地位也有所动摇,出现了数次迁城之争。以全国形势论之,明代开封城市仍是全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清代以来,其地位进一步下降。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封相对封闭,未能迅速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开封城市的地位更是区域边缘化。和东南的古都城市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卢勇[6]2008年在《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水患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也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文主要从生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去揭示造成明清时期淮河水患频发的深层原因,以及水患对当地生态和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展现生态、社会与水患之间交错互动的恶性三角关系,从而架构起一个三者之间互动影响的完整研究体系,以揭示明清时期淮河水患长期延续和生态、社会持续恶化的真相,也为现今淮河水患治理提供全面、客观的历史借鉴。论文主体共分为六个部分。文章首先论述了淮河流域的自然形势和历史变迁,展示了明清淮河流域水患发生的背景。接着以时间先后为序,对明清两代淮域水患的发生情况、影响进行了简要历史回顾并区分种类,即雨涝、河湖决溢、坝水之灾和潮灾。列举了明万历二十一年水患和清雍正八年水患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总结论述了本时期淮河水灾时间长、频次高、地域广、灾情重和多灾并发的特点。其次,论文从生态变迁视角考察水患成因及其影响。明清时期,黄淮合流,淮河水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泥沙淤塞河床致汛期泄水不畅所致。因此,本章着重探寻明清时期黄河中游和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情况,从植被破坏、湖泊消亡两个大的方面分析生态变迁给淮域带来的严重后果,对本时期淮河流域的气候变迁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并从理论的角度揭示了森林和湖泊之于淮河的重要作用。本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淮河水患,但频发的水患也反过来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湖泊变迁(尤其是洪泽湖的横空出世、射阳湖的消亡)、河流改道和土壤的沙化、盐碱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种植制度的嬗变中。淮河所挟的巨量泥沙入海,还造成苏北海岸剧烈变迁,海岸线迅速向海推移,河口延伸又变相的拉长了淮河下游河道,造成汛期洪水下泄缓慢,加剧了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发生。再次,论文从社会视角考察了水患的成因及其影响。社会因素也是本时期淮河水患频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章着重研究明清时期人口压力下毁林开荒、围湖垦田对水患的影响;以及豪强刁民强占河滩地、以邻为壑擅自启闭水闸和漕运因素造成水灾灾情的复杂化和严重化。此外,本时期防止明祖陵被淹、治水中盲目崇古的社会思潮以及战争破坏等政治因素对淮河水灾的发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们的综合叠加、交错作用造成了淮河水患的频繁发生。水患的社会影响首先在物质层面,第一,水患导致了淮河流域人口的缺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灾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二是因水灾而起的瘟疫、劳役等引起的间接人口缺失,损失巨大,触目惊心。第二,水患在农业生产领域还导致耕地淹废,土质恶化,这些又最终导致了耕作制度的嬗变,由高产的稻作农业变为一年一熟的低产旱作生产方式。水灾的频繁发生还冲决河道,淤塞河床导致当地兴盛的水运交通走向衰落。其次,在社会意识层面,水患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淮域居民从唐宋时期的安土重迁、乐观向上的积极性格变成为安贫保守、逃荒喜迁、尚武好斗的消极民风。以上这些社会承载力的下降又放大和加剧了水患灾情。第四部分论述明清治淮思想与实践。明清时期淮河治理关乎国计民生,广受关注,治淮思想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本章着重研究探寻了明清两代的重要治淮思想和实践,尤其对潘季驯和靳辅、陈潢等治水大家的“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本时期影响重大的分水治淮说,以及丁显、张謇等人的“导淮说”等等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功过得失并探究它们对今日治淮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从社会设置的角度分析了明清两代政府在水灾防治方面的努力和局限性。第七章从防灾减灾的角度探究了明清时期淮域水患防治的灾前预防和灾后的救济与赈灾,本时期,两代政府和民间组织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救济赈灾手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明显。第八章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的淮河河防管理体系及人员设置、权限与内部关系以及运作模式。在此基础上,两章对社会设置中的流弊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揭露,认为明清淮河水灾的频发不惟天灾,亦是人祸。最后,论文总结全文,首先从宏观的角度透析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之间交错互动的三角关系,它们环环相扣、彼此相因,致使水患长期延续,流毒至今。基于此,本章分析了当代淮河水患频发的原因所在,并从历史视野提出了加强工程治理、架构和谐人河关系以及施行“河湖分离”策略等三点合理化治淮方略,以期古为今用,为今日淮河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闫娜轲[7]2013年在《清代河南灾荒及其社会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河南地处我国南、北方交界,地形复杂,气候、水文等具有明显的过渡带性质。再加上地处黄河中下游,农业开垦历史久远,人们过度垦殖等一系列不当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长期累积,易导致各种灾害的频发,连带行政区划因灾而时有调整。有关清代河南常见灾害的研究,较偏重水、旱灾害,从全局上关照诸种灾害不够,且对灾害间的伴生性多集中于旱蝗相伴。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河南水、早、蝗、疫、霜、风、雹、地震等的发生频次、时空分布、灾害类型、重大灾害概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指出清代河南水灾多遭遇邻省客水之灾；大型旱灾横跨晋、直、陕、鲁等数省频次较高；比起旱蝗相伴,蝗灾与水旱交织具有更高的伴生性；疫灾与水灾、旱灾、霜灾间具有较强的继发性,但水灾之后的疫灾来势较为迅猛,旱灾之后的疫灾较为持久,霜灾常常导致严重的牛瘟。仓储、水利建设是地方灾害防治的两大方面。清代河南地区的仓储研究,有涉及怀庆府仓储、漕运等,鲜有全局性的论述。是以,笔者对常平仓、预备仓、漕仓、蓟仓、社仓、义仓等官方民间仓种的设立数量、分布密度、运作效率等进行了整体上的考证分析。认为豫西各州县规模庞大的漕仓建设,是出于政府就近救济华北各省的战略性考虑,也是清代河南官仓建设的重要特征。黄河决溢、迁徙之灾,在顺治年间、嘉庆以后,成为清代河南黄河水患的两大高发期,蠲缓钱粮、招民复业、广开沟渠、调节田界纠纷为清代河南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灾措施。清代荒政制度集历代荒政之大成,在报灾、勘灾日期规定,勘灾、救灾人员选派方面更趋合理化,蠲免、截漕的频次、数额超越历代。乾隆时期灾赈的有效性与国家财政充裕、强调督抚亲历亲为、严密防范胥吏舞弊有紧密联系。由乾隆时对商人捐银数十万两白银助赈的不屑、果断拒绝,到嘉庆以后加重商税、咸丰以后加收厘金等等,凸显了清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衰竭,及商业、商人力量在国家灾荒救济中所处地位的不断上升。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大旱灾,旱灾、水灾、霜灾、动乱交相发生,灾况深重。笔者所见已有研究有三,分别为：有关灾情上报、灾后蠲免等档案史料的整理论文,嘉道间灾荒日炽论著中对该次灾情的简要例举,养廉银灾赈与清代救济格局的变化论文,后者主要概述了该次灾害中的旱灾、水灾,分析了赈资来源的一小部分——养廉银用于灾赈的动机、救助方面及宏观影响。笔者对《抚豫恤灾录》及相关档案史料所载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统计,对该次灾害中河南各州县歉收分数、成灾州县数量、成灾程度、灾情演变;养廉银捐赈次数、范围、额度、分发方式及份额；国家蠲免、截漕赈济力度；各地民间捐输中士绅、盐商、当商、布经、妇女等不同社会群体捐输额度及捐资种类；通省八十余州县所设粥厂数量、位置、粥赈规模、管理特征,做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进而论证嘉庆以后,随着国家财政的衰败,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官捐廉、民间捐输的倚重,官督绅办成为地方赈务处理的重要特征。光绪初年(1875-1879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是清代河南发生的特大型旱灾,也是当前清代河南灾害史研究的一大聚焦点,但仍存有许多盲点：官赈总额度,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奏报遵旨开单报销河南赈案支放银钱粮数折》所载灾赈数据,对该次灾赈中官方赈济总额度、地方赈济银米筹措渠道及数量做了较为确切的统计分析；灾后重建是以往“丁戊奇荒”研究中最为忽略的部分,通过对上谕档、灾赈档案、仓储征信录的发掘利用,可以得知灾后地方政府采取了扩建仓厥、补买仓粮、修浚河渠等重要举措；通过对《齐豫晋直捐赈征信录》的系统梳理,分析了义赈活动中江南各批捐款的使用情况、义赈活动在河南灾区确切起止月份、义绅所建祥符南关同善栖留所施赈情况、义绅与灾区官绅的连结合作。灾害往往带给人们田园尽毁、家破人亡的惨剧。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势要之家走向衰落,商贾歇业、市镇繁荣不再,经济发展变得迟缓,对人性人伦产生极大冲击,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神灵信仰。而神灵信仰对人们正确灾异观的树立、防灾实践的开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
徐士友[8]2014年在《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淮河中游频繁发生的水、旱、蝗、瘟疫、大风、冰雹、低温霜冻等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中以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危害最大。本文通过对水、旱、蝗灾的研究,深刻分析了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考察了清代淮河中游的仓储备荒情况及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救灾的措施,探讨了清代淮河中游积极减灾的措施——堤防建设和水利治灾工程,剖析了水、旱、蝗灾对淮河中游社会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清代淮河中游的地形、气候及水系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可以看出淮河中游的地形和气候在清代与历史时期相比较变化不大,只是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后,在淮河中游北面留下了一条废黄河。淮河中游的水系在清代与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一是清代淮河中游出现了湖泊群,其中以洪泽湖为最；是淮河的北岸支流汝水、颍水、涡河变迁较大,其中以汝水为最。清代淮河中游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期相比较,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大；随着商业的发展,清代在淮河流域诞生了一批重镇,包括周家口、正阳关、朱仙镇等；随着“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落实,区域内人口大量增加,有的州县甚至增加了数倍,出现了人地关系失衡的局面,为了增加食物供给,番薯和玉米得以引进和大面积推广,开始伐林垦荒、侵占陂塘为田。其中的许多因素正是造成水、旱、蝗灾频发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三大灾害的概况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基本情况、时空分布特点及重大灾情等研究,认为水、旱、蝗灾的发生十分频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三大灾害给区域内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灾难。灾害发生的原因虽然自然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特别是黄河长期夺淮把大量泥沙淤积在淮北平原上,致使许多河道被淤成平陆,破坏了原有的水系,水流不畅,水、旱、蝗灾频发。第三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各府州县的仓储备荒情况及抗灾救灾措施。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建置是有效的,尤其是康乾盛世时期仓储的粮食充足,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些仓储设施即使到了晚清时期仍然得到不断的建置与修缮,其中有些仓储的粮食甚至到民国时期还在发挥着救灾作用。对于抗灾救灾而言,无论官方救灾,还是民间救灾,都积极踊跃且成效显著,特别是民间救灾方式灵活,灾害降临初期,在官方未能及时救助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淮河中游的堤防建设与水利治灾工程。堤防建设包括淮河的干、支流堤防及区域内黄河南岸堤防；水利治灾工程主要包括重要河段的河道疏浚及部分河道的开挖,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干、支流堤防多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建起了堤防,一些城镇还建起了护城堤防；对于支流的疏浚能够抓住关键河道进行疏浚,以保持水流的顺利下泄,减轻灾害。对于淮河中游的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十分重视堰坝、陂塘和沟洫的治理,一些堰坝、陂塘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寿州的芍陂等。第五章主要探讨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灾害频仍,区域内出现了大量流民,并逐步形成了逃荒习俗;在饥饿面前,灾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大大地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为灾害频繁,造成大量人口、耕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为了减轻灾害,官民求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希望借助于龙王神和城隍神来驱旱止雨,因此,淮河中游的龙王庙和城隍庙建置十分普遍,并且得到了不断的修缮,这也体现了在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中,官民适应环境、抵御灾害、应对灾害的一种策略。可以看出清代淮河中游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水、早、蝗灾频发,为了应对灾害,区域内仓储备荒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仓储贮存了大量的粮食,并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减轻灾害,淮河中游的干、支流建起了堤防,影响水流下泄的河道得以不断疏浚；同时,加强堰坝、陂塘、沟洫的治理与管理,以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减少蝗灾发生的频率。清代淮河中游水、旱、蝗灾的频发,不仅增加了区域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捻军起义正是灾害频发的直接结果；而且加剧了区域内的社会贫困,迟滞了区域内农业生产的发展,滋生了龙王神、城隍神等禳弭信仰,可以说清代淮河中游水、早、蝗灾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汪志国[9]2006年在《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文中研究表明安徽素有“多灾省”之称，一方面，自然灾害种类多，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出现频繁。在各类自然灾害中，除了天文灾害、地质灾害中的火山爆发和海啸灾害以外，其余灾害在近代安徽都出现过，主要有干旱、洪涝、寒潮、连阴雨、暴雨、冰雹、龙卷风、干热风、台风、霜害、地震、病虫害等。历史上，安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近代以降，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而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不仅农业历史悠久，而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考察研究自然灾害重压下近代安徽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官府和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对建设安徽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中。其研究至少有4个方面的不足，即从时间上看，研究古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近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偏少；从空间上看，研究淮河流域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研究长江流域灾害史成果较少，而把安徽全境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安徽灾害史研究主要侧重于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而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研究方法来看，安徽灾害史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将两种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研究安徽灾害史的成果更不多见。因此，尽力填补这些研究之不足，正是本选题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本论文努力的学术目标。 本论文以1840年至1949年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研究法、归纳研究法等，同时，还借助于灾害学、生态环境学、灾害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灾害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广泛收集和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贯通，构建研究体系。在结构安排上，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近代自然灾害打击下乡村社会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性灾害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以文字叙述和图表表述相结合。本论文9章，大体可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母元红[10]2014年在《清代甘肃地震灾害和灾区治理》文中研究说明有史以来,甘肃便是一个多灾的地区,特别是清代的甘肃,水、旱、蝗、震、雹等,多种灾害发生次数多且繁。根据《中国灾害通史》的数据统计,清代旱灾共发生625次,甘肃发生了36次；水灾共1581次,甘肃发生了33次；地震共609次,甘肃发生了54次。甘肃的地震灾害比较严重,这54次中,文章选择了三次进行了研究：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初八子时甘肃天水8级地震、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二日寅时甘肃武都8级地震和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二十一日寅时甘肃通渭7.5级地震。这三次地震因为地震震级大、烈度大、伤亡人数惨重和波及范围广,成为甘肃清代历史上的三大地震。清代甘肃的这三次地震给甘肃社会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因此,本选题主要运用相关的史料记载,如一些历史书籍、一些甘肃的地方志、碑刻,还有一些当时人写的诗歌和读书笔记等,以清朝甘肃三次地震灾害和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朝甘肃三次地震灾害情况、造成的深远影响和震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救助情况和灾后治理的措施效率及制度进行全面有条理的研究和阐述,然后总结经验教训。以冀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甘肃地区地震灾害的救灾和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具体来说,本文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学术界对这三次地震的研究现状,当前学者们主要集中研究这几次大震的震中、震级、发震构造、地质结构、烈度分布、地震的灾害类型等,这一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然而对地震发生后当时政府是怎么样对灾民进行援助以及民间社会又是怎么样的表现却很少有人关注,即也就是社会应对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少,本文主要就是从这个切入点来进行探析研究的。通过对三次地震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清代甘肃的地震灾害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此外,以整个清朝(1644年—1911年)的时间段进行论述,研究区域主要是以现在甘肃的基本版图为范围。另外,还交代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三次地震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三次地震的具体情况,通过查阅史料,对三次地震的具体地震灾害情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有史料记载的地震地点和破坏区用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破坏区和破坏地点。另外,重点阐述了面对清朝甘肃三次毁灭性的地震,以清政府为首的各个阶层的灾害治理措施：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地方政府的灾后重建和民间社会的反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各个阶层救灾的局限性,中央政府距离远,当遇到重大而突发性的灾害时,他们会显得鞭长莫及；地方政府距离虽近,救灾相对方便,可是地方政府却把眼光放在了基础公共设施上面；民间的救灾很及时,但是救济财力有限,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总的来说,三方之间共同努力促进了救灾的顺利进行。第三部分通过对三次地震的基本情况详细分析后,发现三次地震呈现出三个特点：地震类型多样、建筑破坏异常严重和人口伤亡严重。另外,对清朝甘肃的三次地震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短期影响：造成人口伤亡惨重；建筑物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影响粮价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对地表水位产生深远影响。长期影响：致使地方瘟疫大面积横行；造成地方经济长期处于低靡状态；导致政府信誉下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等。第四部分是对以上面几个部分的归纳,通过描述清代三次地震震后的社会应对措施,进一步探讨当清朝政府面临毁灭性的地震灾害,清朝政府的应对效率如何?接下来就是从清朝的救灾制度和救灾效率两个方面对此予以详细地阐述。文章进行评价的时候主要是放在整个清朝的救荒体制背景下。最后是文章的结语。是对全文内容总结论述。从救灾主要参与者、灾区治理措施等方面阐述了清朝甘肃地震灾害的社会救灾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通过探讨清朝甘肃的三次震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救援措施,加强了对这三次地震治理措施的梳理和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清朝甘肃的这三次地震,从而使我们从中发现：由于救治制度的不健全、国家综合实力的衰弱,使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这样不仅降低了国家救灾的能力,而且可能造成地震灾情进一步恶化。
参考文献：
[1]. 康熙时期黄淮水灾及其救治措施[D]. 苏凤格.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明清时期自然灾害与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研究[D]. 张崇旺. 厦门大学. 2004
[3]. 康雍乾时期水灾防治技术及其体系化研究[D]. 姜荣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5
[4]. 明清淮河水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D]. 崔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5]. 明清开封城市研究[D]. 武明军. 河南大学. 2015
[6]. 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D]. 卢勇.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7]. 清代河南灾荒及其社会应对研究[D]. 闫娜轲. 南开大学. 2013
[8]. 清代淮河中游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D]. 徐士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D]. 汪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10]. 清代甘肃地震灾害和灾区治理[D]. 母元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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