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文化效应和民间空间（一）——“北戴河对话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戴河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效应论文,民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者 杜书瀛 何西来 刘心武 邵燕祥 钱竞 白烨
主持者 何西来
时间 1995年7月15日
地点 北戴河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认同市场经济的历史选择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我们来集中探讨一下当前的人文状况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有关系的民间文化空间的出现等重要问题。书瀛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精神效应问题有较深的思考，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是不是请他先谈。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现在有些人一讲到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就归罪于市场经济，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也太不公平。我们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关注我国社会中出现的新变化，科学地分析新变化中的各种现象。
钱竞（以下简称“钱”）：对于市场经济，经济界就有不同的理论，社会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
杜：是这样。对于目前出现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很不一样。有人痛惜，似乎失去了什么；有人怅惘疑虑，不知道它将会带来什么；有人咒骂，如同打破了他的美梦；有人沉默不语、漠然处之，或者没有感受到外界的变化，或者感受到变化而不知其中意味，或者体会到其中意味又觉得无所谓；还有人欢欣，如鱼得水，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和施展才能的环境、条件和机会。
白烨（以下简称“白”）：王朔就属于最后这一种。他很认同改革现实，认同市场经济的现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找到了生存的新方式。
杜：理论家们也有不同的态度。支持与反对，赞同与否定，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他们经过考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何：也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对意见，这在文学界好像不乏其人。
杜：市场经济就是在不同的人们的痛惜、怅惘、疑虑、沉默、漠然、欢欣、赞同、反对……之中到来了，不管你个人态度如何，喜欢它还是厌恶它、赞成它还是反对它。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种客观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当然，完善市场经济，还需要经过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邵燕祥（以下简称“邵”）：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杜：我认为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钱：你这“历史选择”是否包含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意思？
杜：也不完全如此。因为参与选择的是历史中活动着的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向和态度。这种意向和态度虽不是完全随意的，却也并非绝对、必然，而是常常带有某种随机性、偶然性，而且还会随着各种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钱：可能有一种测不准的随机过程，而这随机性又与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份额有关，并呈现出某种网络状态。
杜：历史的选择表面看来似乎无关个人情感和意志，历史似乎冷酷无情。但是，实际上选择又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人的历史又是人自己来创造的。这样，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发展，又绝不能与人无关，当然包括绝不能与人的情感、意识、意志无关，这里所说的与人有关，与人的情感、意识、意志有关，当然包括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但更重要的，是与群体的人有关，与千百万人的历史实践有关，与千百万人的情感、意识、意志有关。
钱：如果离开了人来谈历史，那么历史就会变得非常神秘，不可理解。
杜：一点不错。历史并不神秘。恩格斯说过，历史是按照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合力的方向运行的。每个人的选择方向，每个人的意愿、意志，每个人的行动，都被吸收到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当中。历史就是这样被创造的。人们就是这样进行历史选择的。任何个人，即使是天才的、伟大的个人，也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任何个人的选择，即使是天才的、伟大的个人的选择，也必须服从群体的历史选择。当然，这些天才的、伟大的人物可能投给历史合力的那份力量强一点，作用大一点，但最终不能改变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方向。
白：这其间存在着一个群体意愿与个人意愿，特别是处于决策地位的个人意愿的关系问题。
杜：在选择的过程中，有强烈的民意倾向而没有决策人的选择，常常不能反映出民意倾向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体现出发展过程中群体参与的力量。两种或多种力量的碰撞、结合，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方向”。
何：“合力方向”是恩格斯在讲历史必然性的时候使用的。你实际上讲的是“必然”，但又为什么没有用“必然”这个概念？
杜：“合力方向”是一种“历史选择”，而“历史选择”并不等同于“历史必然”。因为前已说过，选择是由人进行的，而历史上出现某一个人物，并不是必然的。出现你何西来，出现你刘心武，出现你邵燕祥，是带偶然性的。你们每个人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带偶然性的，并非必然的结果。你或你们，在历史活动中或这样或那样选择，也带有某种偶然性、随机性，并不都是绝对的和必然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
何：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一方面，必然性不能绝对化。我们过去动辄讲必然，把非必然性的东西也讲成必然，因此形成了对必然性的崇拜，一切皆必然，这是绝对错误的。另一方面，把一切都看成偶然，把偶然绝对化，也不行。偶然与必然，这是一对对立的范畴。我不赞成把一切都看作是随机的、偶然的、无规律的。倘若如此，人也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东西。人是可以掌握某种规律的。因此，人才可能有一定的设想、预计，才可以说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已成。中国人讲“势”，当“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里边已包含着规律性。否则，人在世界上就会陷入完全无所作为的境地。
白：而且世界会变成神秘的不可知的东西。
杜：当然，偶然与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并不是绝对地否定必然性的存在。但是，因为人作为有意识的历史活动主体，他在进行历史选择时，并不像地球绕着太阳转动那样具有自然的必然性，他带有很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赞成过去常讲的那种绝对的历史必然性和决定论。但他又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因素、契机、力量所促成而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选择，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的，这里边又包含着某种必然性。这里很难把偶然与必然绝对地划分开来，说这是绝对的偶然，那是绝对的必然。它们两个是相互联系着的。“历史的选择”这个提法本身，不同于过去的决定论。因此，讲“历史的选择”，既不指过去所说从哪个社会向哪个社会过渡，也不指沿着某种规律方向演变。选择，是在几种可能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刘：可能，就包含着不一定的性质。
杜：的确如此，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是在几种可能中选择一种可能。如果只有一种可能性，就不存在选择的问题。
计划经济就是“权力经济”
何：1949年以后，我们也可以选择市场经济，当时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表现出活力，但是为什么又没有选择？
杜：这就是个人在其中起作用，这就有点偶然性，不是必然的决定论。个人，特别是有权威有权力的个人对历史选择会发生更大更有力的作用。
刘：书瀛的“历史选择”论，意思是说，不是有一个上帝、一个神来营造人间的事情，这是一；另一个意思是说，各种历史力量相互作用，各种人，伟大的，普通的，经过激荡，加减乘除，最后出现的结果，即“合力方向”。所以他使用“历史的选择”这概念，表明不是上帝、不是超人的力量来左右历史，而是人自己。这个意思我同意。
杜：对，人通过“历史的选择”，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选择过程包括对旧体制旧模式的否定，也包含着对新体制新模式的建设和对新发展的约定。人类历史就是不断选择的历史，人类就是在不断选择、反复选择中一步一步前进的。有人说，人类历史是争自由的历史，这话不错。
何：毛泽东就把大约100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 概括为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杜：但那“自由”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选择的自由，即自由的选择。当我们面对着多种可能性需要选择的时候，自由的问题就出现。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人们要行使自己所能有的自由权力和自由能力。
何：自由也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它也是有限的。不仅每个个人的选择自由有限，而且群体性的选择自由也有限。这里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由王国”的“自由”，并不完全等同。
杜：自由选择被历史制约着，被人们自己发展的程度制约着，被时代制约着，被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约着。因此，自由选择是艰难的，历史本身是艰难发展的。中国经历了5000年艰难选择的历史。在周代选择了分封制，到秦始皇，选择了由皇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其后一两千年，流汗流血打仗杀人，常常是从选择一个皇帝到选择另一个皇帝。
刘：我们的确不断地进行历史性的选择。问题是，比如，在汉唐时期我们的历史选择没有新的参照系。只有在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机制，才有可能做出新选择。
钱：没有另一个参照系，就难以提出新的历史选择。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就是因为只有皇权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另一个参照体系，直到清末之际才使中国人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必须改变现状，不能再走老路，要向西方学习，要走列强之路，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具有这种清醒的认识，时间也就百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具有选择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毫无可能！但是，真正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前途能够做出选择的，并不多。包括现在，许多国家，许多民族，在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例如卢旺达、索马里……
邵：毛泽东说过，中国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道路。但是到了50年代的情况是，如果不顺从斯大林的意图，斯大林就把他当作铁托对待。对毛泽东来说，当时的中国也只能选择苏联模式。
刘：且不说由美国来封锁中国，斯大林就会像对南斯拉夫那样来封锁中国。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果然苏联就对中国实行了经济上的封锁。
杜：可以说，建国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国内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有限的自由，制约着选择的自由，所以自由的选择也是艰难的。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也是一种选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选择。我以为，在一个国家进行历史性选择的过程中，不仅仅包括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的选择，也包括哲学精神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
刘：其实，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是对发展途径的选择，而且是在权衡各种因素各种矛盾以后的选择。我们不能说计划经济没有一点好处和成就。否则，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能够使过去的沙皇俄国成为能与希特勒德国相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力量吗？问题在于，我们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一边倒的倾向十分严重。把计划经济卡通化、荒谬化，这就产生了不好的结果。
邵：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就是这样。作为特殊时期，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治理大国的方法，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尽管计划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建设曾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它长期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时，却越来越显示出其内在的弊端。厉以宁曾做过生动、通俗的分析，指出计划经济的症结。他说，我们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一切都搞配额。开计划会议时，争指标抢配额。为了多争到一些，就弄虚做假。老实人先是吃哑巴亏，以后也学得尖滑起来。争吵不休，就找长官批条子。谁官大，谁的条子就管用。所以，计划经济就是“权力经济”。“权力经济”能不乱吗？乱上项目，乱投资，乱决策，不乱才怪。我看，这是从根子上讲出了计划经济的问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其原因，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不可调整的弊端，不利于经济发展。
刘：正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及一批明智之士做出了选择的决策，使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管做出决策时老百姓表面上并不参加选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诞生出一个中产阶层，形成了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继续选择时，这一支力量是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加进来的。市场经济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农民想单干、想搞自留地，但就是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力。这是被历史具体的条件决定的。
邵：它表明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顺应了民意。当年毛主席有多么高的威望，说话有多么大的权威呀，但是从事实上看，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还不是失败了？问题就在于，大家都要吃饭，最后还是要改过来。
白：应当说是历史选择了市场经济，虽然它主要表现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抉择，但背后依托的是社会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是符合时势走向和人心所向，就很难理解它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和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
市场经济带来了什么？
杜：我想，市场经济给我们中国的现实既带来了好东西，又带来了坏东西。既带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繁荣，又带来了珠江岸边黄昏时刻出没的妓女。市场经济一方面并不那么坏，至少不像有的人说得那么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不像有的人说得那么好，似乎市场经济体制一确立，古老的中国立刻就“旧貌换新颜”——这是幻想。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对目前的中国有效。从直观现象上说，短短十数年，它把彩电、冰箱、洗衣机、录相机、程控电话等等，送给了千家万户；它使许多城市奇迹般地矗立起高楼大厦、居民住宅、立交桥；它使深圳这样一个几千人的小镇变成现代化繁荣城市，它给沿海地区带来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特区，它给上海带来了浦东新区……
白：任何一个新的事物的出现，都可能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东西，但总有哪个多，哪个少的区别。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总和起来看，是利大于弊，因而理当肯定。最近有的学者在讲代价意识，有些意见很不错。付出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进步，这样的结果已经很有效益了。
刘：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配置来看，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的人，可以说相当少，当然也有。如果对比一下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特权，恐怕当时一点好处都没有沾上的就相当多了。
何：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了特权。比如一些官员的腐败，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就与特权有关。从这个角度看，腐败并不是市场经济必然会有的弊端，倒更多是旧体制的流毒。
钱：社会发展的变化，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震撼着每一位社会成员。这是比获得物质利益分配更为深入的一种变化。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从群体到个人，都体现出新的精神追求。
杜：我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极大地冲击了旧体制中所形成的（特别是在极左路线下所形成的）一系列阻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陈腐观念和价值规范。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或者强化了过去我们社会中没有或比较淡薄的精神因素，包括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白：无论就正面效应而言，还是就负面效应而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思想意识的变化，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西方文艺复兴来看，从法兰西大革命来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社会的大变革离不开思想精神领域对旧观念旧传统的批判，也离不开输入新精神、新风尚。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旧观念的冲撞与嬗变，已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整体素质较前大有增强，而这更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心理的空间。
对旧观念的冲击
杜：市场经济体制冲击的旧观念和价值规范之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曾经不分时代、不分场合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建国以前展开两个阶级的斗争，建国以后仍然不断地“斗争”。三反五反斗“老虎”，1955年斗胡风，1957年斗“右派”，1959年斗右倾机会主义，“文革”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阶级敌人”越斗越多。只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才真正地有效地消解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情结。在市场竞争中讲究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而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商品不会因为贴上阶级标签而决定质量高低和利润多少。
白：市场经济动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群众基础。
钱：1957年我初中毕业，我们班主任被打成“右派”，那时还不知“右派”是怎么回事，但很奇怪，也有点不知所措，最终还是疏远了他。
刘：大家对“右派”可能同情，但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同“右派”打交道、关系密切是很危险的。
白：其实，像这种状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相当普遍。每个人的头脑里无意中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杜：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也大讲政治挂帅。政治统帅一切，涵盖一切，压倒一切。一切，当然包括经济在内，都必须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奴仆。而市场经济与政治挂帅原则是矛盾的。政治口号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光靠政治热情提高不了劳动生产率。想叫工人加班，给加班费比做政治思想动员来得有效。因此，市场经济冲击着“政治挂帅”原则，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
刘：不如干脆说市场经济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
杜：过去经济为政治服务，现在以及未来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钱：今天，政治家出访常带着企业家代表团，以开拓国际间的贸易，过去极少如此。
白：还有一个例子：今年美日贸易争吵时，美方寸步不让，而且总统直接出面干预，迫使日本做出让步。
钱：胡雪岩以他一辈子的经验总结说，洋人经商，就是政府撑腰。他们拿着枪炮，开着军舰，替商人鸣锣开道。现在全球范围经济问题政治化，或者政治问题经济化——政治服从经济。
杜：还有市场经济对官本位的猛烈冲击。我国历来讲官本位，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官就是政治权威，官有多大政治权威也就有多大，因此，权威就意味着“真理”。官——权威——“真理”，在中国三位一体。
杜：是这样。也应看到，权威是政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在中国最能坏事的就是长官意志。天大的事，长官说了算。整个国家是皇帝，类皇帝，无冕之皇说了算。生杀予夺大权操纵在他们手里，即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甚至最后还不忘记谢恩叩首。在各地方，是父母官（小土皇帝）说了算。学术研究单位、教育单位也是按长官的意志办，连评职称也是长官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但是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认钱不认官。虽然现行社会里官本位现象依然存在，但市场经济仍然是对“官本位”观念的一个沉重打击，从而也极大地冲击了与官本位相联系的等级观念。
刘：有时候，政治权威作用也很重要。新加坡仍然保持政治权威体制，经济也发达，权威形象也没有消解。看来还是需要发挥政治权威的良性作用，才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重要的倒是要消解等级观念。
杜：等级观念是从封建时代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我国， 1949年以后，曾经想取消等级的限制，不把官叫官，叫做“公仆”，官与民都穿同样式的衣服。但真正名副其实的公仆究竟有多少呢？等级依然存在，官位依然成为权威和利益的标志。“计划”一来，就要有人发号施令。大计划由大官来“说”，小计划由小官来“说”，大官管小官，小计划服从大计划，从高到低形成了一个体系。在我国，级别很重要，名与利不可分。干部从大到小划分出24个级别，职务从上到下层层有别。住房、工资、汽车配备（如果够坐车的级别），文件阅读，外出旅行待遇，等等，都视级别和职务而定。连出家人也有级别，有所谓的“科级和尚”、“处级和尚”、“司局级和尚”。
刘：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把做官看得很重要。但是，他们有价值成就感，还总想要获得权力的认可，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其实，全社会一般也从这方面来看知识分子，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作为。即使你不在行政管理机构，也要有相当于什么级别的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力地消解了等级观念。现在社会上还残留着级别意识，但在如今现实中人们更看重的是你实际得到了什么。
杜：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为规范无视等级和级别制度。譬如过去进中南海，进人民大会堂，上天安门城楼，都要有级别，不够级别的人要严格挡在门外。实行市场经济，讲求经济效益，不管等级。所以以往视之为神圣和神秘的地方，也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人们花上10元20元钱就可以进去参观。
刘：这个例子很好，很能说明问题。去那些地方，花钱买票就行。
白：哪怕是刚释放的劳改犯，花10元20元钱也能上天安门。
杜：在市场经济下，精神万能的神话也开始成为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放高产卫星的年代，吹牛皮不脸红，而且还十分光荣。我们浪漫地认为，靠精神可以炼出钢铁，可以超英赶美，可以24小时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碰得头破血流。灾难性的现实逼得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但是，精神万能的观念真正根除了吗？没有。这两年不是还有地方搞“浮夸”、“虚报”吗？不是还有人以为只靠政治思想工作、靠提高人的精神就可以使生产增加使社会发展吗？市场经济不讲精神万能，不承认精神万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有人描述现在社会中新型的人际关系时说，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纯粹地呼唤道德想让社会进步，只是一种幻想。
白：王朔就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
六点正面的文化效应
何：市场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不止于对旧观念的冲击这一点吧？
杜：市场经济直接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有价值的精神因素，它们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因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现代化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心态。
刘：是否还包括“博爱”？
钱：不包括。因为市场经济讲竞争，要“争”。
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博爱”这些词，经常无缘无故地或有缘有故地被否定，好像它们天生地属于资产阶级，天然地带有“反动”性质。一谈起这几个词，人们往往心有余悸，心有预悸。市场经济的建立，推动着人们解放思想，解开捆绑人们精神和思想的绳索。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精神空间，应该更自由地研究问题发表意见，更自由地讨论辩论交流；应该平等地对话商榷，充分地民主化；应该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能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
白：在全社会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空间，对于一个封建专制影响很深的国家来说，非常有意义。光讲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并不能保障这一空间的现实存在。
杜：其二，市场经济带来了开放的精神。自由竞争，就必须开放，必须打破各种封闭，必须打开县门省门国门。把外面的空气放进来，把里边的空气放出去，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人的眼界不一样了，人的精神境界也不一样了。开放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着人的精神面貌。
钱：过去搞闭关锁国，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最终不能抵抗住列强的入侵。现在为了发展自己，封闭没有出路，只有开放才能搞活，才能发展。
杜：其三，伴随市场经济，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元格局和学术上的多元精神。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多元并存的局面，与一元化相对立。思想与学术的多元化局面，是文化繁荣的象征。钱宾四先生做过这样的比喻，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犹如大堂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的文化，则如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白：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杜：其四，市场经济带来了创新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创新，崇尚创新，人的创造力和创造才能获得空前的解放和最大限度的释放。市场竞争中鼓励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鼓励不断有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新思维，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中国几千年来处于一种“稳态结构”，精神世界多守旧求稳，缺少创新，因此，针对中国的具体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创新精神，显得十分可贵。
何：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意味着要清除过去陈腐的陋习。老子讲，“不为天下先”。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我们有很多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发明创造中，却都浪费在人和人的争斗里。尤其是对于那些提出新思想的人，就越加不宽容。李贽的命运就是一例。
杜：其五，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个体主动精神。一般地说，市场经济更加高扬人的个体主动精神，便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市场竞争逼得你争先恐后。面对市场，你必须时时意识到你是参加竞争的一个个体，你必须调动起你身上的每一分力量，发挥你所有的聪明才智，主动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你必须勤奋、进取，主动去寻找机会，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环境，不允许你被动地等和靠。等什么呢？靠什么呢？如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你从生下来直到老死，都被预先“计划”好了，你可以等别人为你安排，可以靠别人替你思想，你可以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没人为你“计划”，你没得等也没得靠，你只有靠自己。这时候，你会更清醒地意识到你个人的价值，也更清醒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便你实实在在地主动地去实现你的自我价值。
白：这一点可以和创新精神互为因果。当精神壁垒束缚个体的主动精神时，就谈不上创新。所以，要发展，首先需要精神观念的更新。
杜：其六，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狭义地讲，搞市场经济，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不能离开科学，不能离开最新发展的科学成果，因此鼓励科学本身的发展。广义而论，搞市场经济需要务实精神，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何：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把科学作为一面旗帜张扬，传播科学，追求理性和科学精神。（未完待续）
199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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