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网络范式与中国产业组织目标模式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组织网络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网络化的特征。市场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化，国际市场范围大大拓宽，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强，国际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战略联盟、网络性组织不断出现。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企业间的竞合现象已越来越受理论界的重视。本文从产业组织的网络结构出发，研究了产业组织中企业分工与合作的范式，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组织理想的目标模式。
一、产业组织范式演进
产业组织范式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和行为规范的基本看法。[1]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自马歇尔之后，主要研究产业组织中垄断与竞争的范式，而忽略了分工与合作的范式。事实上，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以制针厂为例深入分析了企业内劳动分工导致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毫无疑问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但以后，由于缺乏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2](P2) 经济学的研究基本沿着竞争展开，将企业间的合作等同于垄断或市场合谋，将其作为低效率行为而加以批判。直到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起来，人们才开始探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效率问题。科斯（Coase）提出了企业——市场的两分法范式。以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突破了科斯的两分法，开始探讨企业之间的合作行为，从交易成本节约的角度，尝试分析企业与市场间的混合体组织。理查德森（Richarson）较早的认识到现实产业中相关企业间的合作网络，认为这种两分法——企业和市场，指挥和自发性的协调——忽视了企业间合作的事实。计划协调并非在个体企业间的边缘停止，而通过企业间的合作在两企业之内产生影响。 佩夫和劳瓦（Pfeffer & Nowak）批评科斯和威廉姆森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认为企业对各种各样资源的控制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购并或内部成长，但由于成本太高、法律限制、灵活性降低、激励弱化等诸多原因，内部化不必要或不可能，企业间复杂的协调安排成为可能。拉尔森（Larsson）把威廉姆森的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结合起来，建议用市场、组织间协调（网络）和企业的三级制度框架代替传统的市场与企业的两级制度框架，并基于“看不见的手”（斯密）和“看得见的手”（钱德勒）的隐喻，他形象地称企业间的协调为“握手”。[3]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的发展从本质上讲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细化的结果。新的国际分工的演变格局是一种由“产业内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代替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演变的格局。从产业层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也是产业全球化的过程。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编织的国际产业协作网络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产业和企业必须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加入到这一网络中，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和企业进行合作，分享协作效益。从产品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企业在产品生产上的专业化和全球范围内分工的实现。正如彼得·狄斯曾描述的：在经济和产业全球化时代，商品商标所注明的产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产品最终装配的地点，对由许多个别零件组装起来的产品，你既可以说它是那个地方的产品，也可以说它不是那个地方的产品。因为他们已经是全球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的组合。[1] 全球化的特征使人们必须以新的范式研究产业组织中企业之间的微妙关系。产业组织的网络范式正是适应这一背景而产生的。产业组织研究的网络范式指的是产业体系中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所形成的网络关系。[4]
二、产业组织网络范式研究
（一）网络范式研究的基本模式
在产业组织网络范式的研究中，首先对企业作了异质性的假设，在新古典的厂商理论中，企业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们完全是同质的，具体表现为效率的同质、技术与信息的同质以及规模与范围的同质。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则用企业的异质性替代了企业同质性的假设。如以贝恩（Bain）为代表的哈佛学派认为，企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企业规模的差异；以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 企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效率的差异；而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则认为，企业的异质性表现为交易成本与组织协调成本的差异。在产业组织网络范式中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企业在网络结构中层次与地位的差异构成了企业主要的异质性差异。[4]
在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对网络范式的研究可以借助于SCP范式进行分析。 产业组织研究的网络范式可以界定为产业体系中的企业为达到一定的绩效标准而形成一定网络结构的行为过程，即产业中的企业以劳动分工、资源与活动的互补为基础，通过一定关系的交易过程、适应过程形成彼此间相互作用的网络组织结构，这一结构构成了网络内企业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氛围，从而对它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引导与制约作用。同时，网络中企业行为模式的结果构成了产业绩效的某个截面状态，这种状态又会对主体的行为以及网络结构的演化产生作用。[4] 其基本模式可以借助于下图：
附图
网络范式中网络结构是由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构成，其目的是分析企业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与角色对其行为方式以及最终对其竞争优势的影响。网络范式中企业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交易对象与交易方式的选择、交易关系的维护、管理与提升以及自身在网络中层次与地位的提升，其目的是在网络中占据优势地位，以便更好的整合外部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从而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网络组织的绩效更多的是反应集群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企业个体以及整体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表现为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二）网络范式竞争效应分析
在产业组织的网络范式中，竞争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
1.“同质化竞争”变为“异质化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立足于企业之间的产品同质性建立起以价格竞争作为主线的市场理论。根据伯兰德（Bertrand）价格竞争模型，竞争的均衡价格接近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边际成本价格，这种竞争的结果源自于企业间共同利益的缺失而使合作的动机不大。在网络范式中，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自己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形成独特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竞争优势，从而使相互之间的异质化竞争态势日益明显，这种竞争为企业间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变为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传统竞争范式中，竞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网络范式中，竞争已演绎为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只有确保整体价值链在竞争中胜出，作为此价值链成员的单个企业才能获得价值和收益。企业间的竞争被价值链间的竞争代替。企业垄断上升为价值链的垄断。在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中，企业首先面临的是“入围的竞争”，[5] 任何企业，必须融入某一产业链中才能生存发展， 然而只有某一专业领域排名第一的企业才有资格入围。其他企业均遭淘汰，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一竞争规则要求企业具备超常的综合实力和规模优势。其次，企业面临着“替代者的竞争”。网络范式中价值链之间的成员并不能排除市场上竞争关系的企业。在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中，核心企业针对市场的快速变化通过调用、整合价值链上所有资源的优势来快速响应市场。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企业资源优势的整合，以灵活、快捷的“柔性”响应用户与市场的个性化要求。价值链联盟中的企业无论出于核心和非核心地位都面临着被联盟外的企业所替代的威胁，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3.企业强化自身能力竞争优势转化为抢占价值链上制高点的竞争优势
传统经济中，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的能力、资源范围、管理水平、市场开拓等。而在网络范式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或称关键环节。战略环节是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并能够为企业带来较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是价值链上的制高点，抓住了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也就抓住了整条价值链。因此，企业可以集中力量控制其战略环节，而把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非战略环节分离出去。同时，企业还要积极应对价值链上的价值重心的不断转移和变化，使自己始终处在高价值的关键环节中，保持竞争优势。
三、中国产业组织目标模式的理性选择
根据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组织网络范式的要求，我国产业组织的目标模式应该形成一种网络型的组织结构，其网络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大中小企业之间应形成一种网络型的协作型生产体系；二是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方面形成多种形式的协作关系。[6] 要适应国际竞争，形成网络型的组织形式，必须适时对我国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结构进行重塑，对产业组织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首先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大型企业集团才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我国产业组织政策应侧重于支持企业间的兼并、联合、重组、鼓励企业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的垄断性竞争。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垄断过度，而是规模过小的问题。当然，就目前而言，我国大企业的成长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异常严峻的。正如彼得·诺兰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建立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的过程中，正好跟上了世界商业史上（可能包括工业革命在内）最具革命性的时期。几乎在所有行业都有一批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全球生产公司，他们为数不多，异常集中，主宰了世界市场，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优势。他甚至认为“这不是一个创建民族优秀企业和联合大企业的时代”。[7] 但是，从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而言，中国目前必须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否则，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环节中，只能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并且很可能被国际上处于外围的企业所代替。
（二）鼓励国内大中小企业形成完整的合作型生产网络
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生产最终产品的大型核心企业将作为网络的“龙头”企业居于支配地位，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则为大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营销产品。各类企业之间在竞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一方面是居于市场主体的大企业在市场份额、产品质量、价格、交货方式以及服务等方面展开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处于外围的、与之有协作关系大量的中小企业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在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地位而展开的竞争。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在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等方面形成强大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小企业的“小而专”和大企业的“大而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呈现一种正反馈作用效应。[6]
（三）参与价值链整合，抢占价值链制高点
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一种产业内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的格局。这时，一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不同的环节，将得到不同的附加价值和回报率。处于这一链条高端或战略性环节的企业，将获得比较高的产业附加价值和回报率，而处于价值链末端或普通环节的企业，将获得较低的附加价值和回报率。如电脑生产，INTEL公司、微软公司卖的是技术、标准，利润率都甚高，所获利润占整个产业利润的60％以上，处于分工中端的，如日本、中国台湾，则负责生产电子产品的某些关键部件，至少也能赚20％左右的利润，而到了处于分工末端的大陆地区，则主要负责组装、加工，所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劳务工资报酬。[6] 所以，我国企业必须利用跨国公司价值链整合的机会，参与价值链的整合。尽快从按比较优势参与整合的阶段转化为按竞争优势参与价值链的整合。同时我国企业必须尽快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便尽可能的抢占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这就要求企业培育特定的品牌、技术和服务以及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使其能够实现和强化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四）与跨国公司形成多种形式的生产协作和技术创新联盟
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为全球先进技术代表，全球先进管理代表，全球先进机制代表和全球先进理念代表。现在世界的科技创新有90％被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所以与跨国公司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技术合作对我国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培育至关重要。近年来，跨国公司调整了其全球化经营战略，开始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构建其跨国投资经营体系，以直接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和兼并、收购东道国当地同行业竞争者等方式，将部分研发活动从本国转移到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同时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等形式，开展跨国间的技术研发合作。这为中国企业加入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契机。当前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一方面加强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其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积极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抢占市场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