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品格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王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的学术贡献、地位以及影响等，温儒敏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文以及《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很多文章，都有比较集中的讨论。但笔者认为仍然有值得申论的地方。本文即以这些成果为基础，把《史稿》置于学科发展史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品格，特别是探讨它何以具有超越性，它的学术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影响以及当代意义。
一
《史稿》的品格首先表现在它的“学术性”上。根据王瑶的有关自述和《史稿》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王瑶在写作《史稿》时，政治自觉意识是非常强的，并且是非常真诚的。《史稿》的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表明政治态度：“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①“绪论”部分共有七段“正面”引文，其中四段全部来自《新民主主义论》。“绪论”分“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部分，其实根本上就是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在这种解释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具有了浓厚的思想倾向性。
但这只是《史稿》的部分特征，问题一旦深入到具体的叙述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王瑶专业性的讲述中又显示出它的学术本相来。对于这一特色，温儒敏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王瑶用于指导或统领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化的，而在实施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写作中，王瑶有矛盾，有非学术的紧张。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尽可能调和化解矛盾，并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写作状态中探讨如何发挥文学史家的才华与史识”②。
其实，《史稿》的这种指导思想时代性、具体研究学术化的特点，早在《史稿》一出版就被学者注意到了。在《史稿》上册出版以后的一次专题座谈会上，批评或批判最多的就是《史稿》在思想和学术上“脱节”。比如有学者说：“他的这部书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简单说：第一，可以说是主从混淆，判别失当。三十年来文艺统一战线的斗争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本书每编每章总的叙说里，作者对此点是有认识的，可是一到具体论列作家作品的时候，这一要点就被抛开了。”另有学者说：“讲领导思想的时候，也讲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但是，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来。”也有学者说：“本书总论性质的部分，是有社会阶级的分析的（虽然不怎样深刻），但是在对待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时候，就很少运用阶级观点，甚至完全抛弃了这种观点。”③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学者，大多数和王瑶私交都比较好，有的就是同事，这些批评在当时还是比较客气的，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重新读这些“批评”，笔者感觉，这哪里是批评，分明是表扬，批评中所说的优点未必是优点，缺点也未必是缺点。“座谈会”对《史稿》在思想上的批评主要是认为王瑶对文学史缺乏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应该讲那些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家（及作品），比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李金发、王独清、张资平，甚至于闻一多、冰心，特别是不应该把他们和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同等对待；二是作品分析不应该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重。很多人都批评王瑶对文学作品缺乏阶级斗争性的批判，对作品的分析偏爱艺术形式。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专门写了一本书，题为《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稿〉批判》，所谓“批判”，其实就是思想批判，基本的结论也是王瑶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但事实证明，王瑶是正确的，包括在胡风问题上。1980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一步步地回复到了王瑶的思路上，《史稿》中很多东西比如模式、方法和具体观点等，后来都被发扬光大了，正是沿着《史稿》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后还会有新的发展，思想和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用和意义也许会有新的阐释，思想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至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史稿》的价值是现代文学界广泛认同的。今天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史稿》中最有价值、最有建设意义、对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性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地方。《史稿》之后，接受王瑶的“前车之鉴”，按照“正确的观念”写作，曾经产生了很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但这些著作在今天看来，除了“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以外，似乎再难有什么其他价值。
在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该从智慧的角度去理解王瑶，那样实际上是轻贱了《史稿》。对于1952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的“批评”，1955年甘惜分的“批判”和1958年的“拔白旗”“大批判”，王瑶实际上都是有反应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之后，王瑶写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甘惜分的文章发表之后，王瑶写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文； 1958年的“大批判”之时，王瑶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说，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王瑶也是很“紧张”的。但从这些回应性的“检讨”文章来看，他对这些“批评”和“批判”实际上是很不以为然的。对于所有的“批评”和“批判”，王瑶一概“笑纳”，对于“座谈会”上关于《史稿》上册的批评，王瑶的意见是：“对于各位所提的那些意见，根据我现在的认识和思考的结果，我以为都是正确的；我愿意表示接受，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这种结果来具体地体现出来。”④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改正“错误”，1953年出版的下册仍然充满了这些“错误”。对于甘惜分的批判，王瑶也是说“完全同意”，“在我所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这个问题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原则性的错误”⑤。对于1958年的“大批判”，王瑶更是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但仔细读这些检讨，笔者发现，这些自我否定和贬损其实都非常空洞、抽象，并没有实质性的内涵。王瑶一再表示自己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不够，文艺修养不够，这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是为拒绝修改找理由。王瑶实际上通过上述“策略”把各种“批评”和“批判”一股脑地“解构”掉了。
这反映了王瑶对于学术的坚守，这种坚守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现了他的学术道德、学术精神和人格品质。在“《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座谈会”上，“客观主义”被认为是《史稿》的重要错误之一，比如有学者指出：“作者处处都好似站在纯客观的立场说话，把进步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反革命的作家等量齐观。这种纯客观的立场，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⑥把“客观”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立场”，在当时具有强烈贬低的意味，但在今天看来，用“客观主义”来评价《史稿》，恰恰是一种褒扬。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⑦，而王瑶的《史稿》写作则可以说“客观主义”的胜利，即学风的胜利、学术精神的胜利、科学的胜利。正是严谨的学风以及坚守学术使《史稿》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二
《史稿》的开创性是多方面的。它确立了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模式，这种模式在80年代以后一直为大多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所沿用，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可以说使这种模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著者在初版的“后记”中说：“我们广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力图能够显示本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相对稳定性与可接受性。”⑧在修订本“后记”中作者说：“本书的修订，主要是吸收1987年以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研究的新的心得。”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以后，影响巨大，一直被很多高校作为教材，也被很多“自编”教材模仿甚至于抄袭。唐弢曾经说：“我个人觉得，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吸收已有成果，介绍基本知识，反映学术界普遍达成的水平，这是一种写法。”⑩《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这种写法，再加上著者的素养和写作的严谨，所以它取得成功并获得广泛的认同。但实际上，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正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吸收前人和别人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客观主义”的表现之一，是没有立场和见解。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上，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学术方式提出了批评，如有学者说：“作者依靠史料的地方较多，表现自己看法的时候较少，书中大半是引用别人的意见，因此从整个文学史上，就显示不出一个一贯而有力的主流来。”更有学者指出：“无原则地、大量地引用别人的批评文字或作家自己的话。著者在这本书中，随处引用别人对于作家的批评或作家自己的叙述、评论。他或者以为这样可以比较客观，比较少犯错误。实际上，却正相反，由于这样的引用，不但使这部书在形体上显得臃肿，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失去了严明的立场和公正的判断。”(11)当然，现在看来，王瑶在引用材料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引用太长，有些材料完全可以用概述的方式来叙述而不必大段地直接抄录。但不管怎么说，充分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把文学的水平建立在过去的积累的基础上，这并没有错。
就大段地引用材料来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可以说更为突出，虽然为“论”，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引文，有的章节比如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的“B”问题，共13个页码，但引文就占了约12个页码(12)。这虽然过于偷懒，但不失为一种学术真诚并具有史料的价值，所以并没有遭致批评。比起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史稿》在引文问题上可以说处理得好多了。现在重读《史稿》，我们并不感到王瑶在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上有什么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感到这是非常规范的。今天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众多，作品浩如烟海，优秀的作品也数量庞大，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仅仅把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完都非常困难，更何谈对每一个作家和作品都进行认真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中国现代文学在过去的评论和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很多结论都是富于真知灼见的，对作家和作品的定位也非常准确到位，完全漠视这些学术成果，这是违反起码的学术规范的。充分吸收过去的学术成果，这既是对其他人学术研究的尊重，也是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学术基点上。《史稿》之所以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先进性”，在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与其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在一个较高的基础上有很大关系。不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只有那些学术不规范的人才这样做。不借鉴是不可能的，而借鉴了别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注明，今天已经明确地被定义为“学术不端”。
在体例上，《史稿》也具有开创性。按照文体来叙述文学史，这在今天已经非常通行，而这种体例的确立应该说也与《史稿》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它不是王瑶首创的，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是按照文体来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各论”就是按文体来讲述。但王瑶的《史稿》则把文体模式发扬光大，从而使其成为主流的模式。在 50年代，这种模式是有争议的，比如杨晦说：“在文学史里，把诗歌、小说、戏剧那样分章地处理，很是机械，因为文学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13)甘惜分说：“把每一时期的各种作品，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类排列起来。如果一个作家用了各种文学体裁写作，那么他就被陷于五马分尸的命运。”(14)应该说，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王瑶有他自己的理由，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他借讲朱自清表达了对文体线索的观点：“长期以来这种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来写的文学史的方法就为一些人所诟病；的确，事实上是有少数擅长多种文体的作家，例如郭沫若，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写过，而用这种按文体分类评述的方法自然会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不容易使读者得到完整的印象。但事情有利有弊，历史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当人们用文字来叙述历史过程时，只能选择那种最容易表现历史本来面目和作者观点的体例，很难要求一点毛病也没有。这正如旧小说中的‘话分两头’一样，其实两件事是同时发生，但作者只能分开叙述。”(15)这同样是有道理的。
其实，不只是文体划分存在这样的问题，几乎每一种分类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时期划分，同样也有利和弊。不分时期当然有问题，但分时期又有另外的问题。作家的创作也有变化，可以进行时段划分，但作家的时段划分，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期划分并不一定相吻合。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时间上就经常表现出某种错位性。同时，作家的创作具有整体性，因为时期划分的限制，把同一作家的创作放在不同的时期进行论述，就可能打破它的整体性。文学史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采取的是把重要作家分专章来讲，这一做法被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所采用，但这也只是部分地解决了问题。文学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理论上应都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如何选择。而《史稿》的很多选择都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开创时的“奠基”有很大的关系。奠基时的问题意识、问题范围、学术精神、学术规范等都会对这一学科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内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到现有的规模、成就以及影响，这应该说与学科最初的基调有很大的关系。王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下了一个很好的基调。
注释：
①《王瑶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②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③《〈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④《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⑤同上书，第280页。
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⑧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64页。
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65页。
⑩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编写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583页。
(11)《〈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12)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484页。
(13)《〈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14)甘惜分：《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文艺报》1955年第19号。
(15)《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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