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几点思考——以四川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西部地区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生物多样性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通常来说包含三个层次，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所认识。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基础之上，并与其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本文将以四川为例，从贫困、民族以及社会参与等几个方面谈谈本人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一、贫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贫困问题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实施的严格意义上的大规模扶贫计划也始于西部地区，尔后的扶贫政策也越来越向西部地区倾斜。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西部地区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从10897.5万减少到了1370万，下降了90.3％；贫困发生率从41.92％下降到4.8％，减少了37.12个百分点；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的贫困深度得到极大的缓解[1]。
虽然西部地区在农村扶贫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贫困问题仍然还是制约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四川省为例，全省现有国家扶贫重点县36个，占全国扶贫重点县总数的6.08％，重点贫困村1万个，占全国扶贫重点村总数的6.8％。四川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分布极广，地域几乎涵盖全省，贫困人口分布上的分散性，要求扶贫工作在制度上要提高针对性，将扶贫行动瞄准真正的贫困户。
总体来说，国家重点扶贫县的分布基本代表了贫困人口分布的区位特征。总体来说，贫困县的分布与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富集程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然区域来看，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的贫困层面依然很大[2]。如，四川省36个国家重点扶贫县主要分布在凉山州（11个）、甘孜州（5个）、阿坝州（3个）、广元市（3个）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贫困地区大都位于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原区，这些地区地形地貌复杂，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在开展扶贫项目时，要根据当地生态环境特点，重点开展生态治理项目，保证扶贫成果的稳定性。在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周边，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的更为严格的利用限制，贫困程度较一般地区更加严重。
从贫困人口的诸多特征来看，通常贫困人口或者贫困家庭相对于富裕人口或家庭在物质资产、资金资产、人力资产及社会资产等方面远远处于落后状态，也难于在短时期内提高这些资产的水平，为了保持其生计的可持续性，贫困人口只能更多地通过增加自然资产的方式来保持其生计的可持续性，即，贫困人口更加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程度高。如在保护区周边，虽然有严格的对野生动植物的管理措施，仍然有许多社区居民进入保护区挖药、偷猎。贫困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交织的这种特点，客观上要求我们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达到保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贫困人口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依赖，生物多样性为他们提供了燃料、食物和其他东西，贫困人口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有动力参与到各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中。因此，在扶贫项目中，应该考虑如何通过保护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提高贫困人口生计的可持续性。贫困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很难通过自身的行为达到，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化形式，在扶贫活动中，不能仅仅重视物质建设，还要把社区组织发展和社区能力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二、民族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普遍较落后，发展中还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依存度高，产业结构单一；三是财政自给率低；四是基础设施条件仍较差；五是“三农”问题突出，农牧民持续增收困难；六是生态环境仍然脆弱，个别地区日趋恶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使得民族地区有着较强的经济发展需求，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巨大。
西部民族地区区位特殊，地位十分重要，对全国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有重大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地处长江、黄河和各大支流地带，既是长江、黄河和各大支流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也是全国、以及各省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地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仅对实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而且对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及确保长江流域生态平衡和三峡库区的安全都十分重要。例如，从环境特征来看，四川民族地区中的干热河谷地带、干旱河谷地带属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一旦破坏，就极其难以恢复。
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大多生长生活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在长期的与大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各个少数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对民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积极的作用。例如，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从远古时代，藏族先民就与其它古老民族一样，对于那些与生活、生产活动关系密切的自然物，都视为有生命、有意志的生灵，都是神明的化身。藏族先民为了能够趋福避祸，凭着自己的幻想和假设，用祈求的办法讨得神灵的欢心，以获得其佑助和保护，从而形成宗教文化中对自然的崇拜。藏族宗教对自然的崇拜，对山、水、动物、植物的崇拜，在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的良好原始状态就是力证[3]。
除了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一些地方本土品种如青稞、燕麦、牦牛等得到保护，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虽然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丧失。受主流发展观念的影响，民族地区追求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剧增。例如：一些优质野生中药材由于受到市场的追捧，其经济价值逐渐走高，造成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毁灭性采掘，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同时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减少了生物多样性。民族地区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较为适宜人口数量稳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很多传统生产方式也是少数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过程中世代传承下来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如一些民族传统的刀耕火种。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社会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凸现。国家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逐渐从单纯注重发展的理念向可持续发展发展观转变，并且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中逐步深入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逐渐加深，环境保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区域环境的改善，很多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也成为一个重要共识。中国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众多国际民间组织逐渐在中国开展工作，政府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日趋加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制度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就客观上要求提高环境保护的社会参与程度[4]。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活动已经逐渐融入到全球经济活动中。经济的全球化和环境影响的全球化，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西部地区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市场，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全球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如果不改变资源开发型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话，经济全球化将对西部地区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将引发全球关注和压力。因此，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应该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把环境保护工作提高到全球化合作的高度，为此，就需要提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提高社会参与程度。
目前，西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还是政府起着主体作用，其中涉及的最主要的部门有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这两个部门通过组织实施各种生态工程、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等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农业部门、畜牧部门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部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典型的行政模式，同时在管理上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相对缺乏，造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相对分散。在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工作中，要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平台，提高部门合作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社会参与的主体除了政府机构以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和本土民间组织、高校青年学生中的环保志愿者、企业、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
由于西部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吸引了众多的国际民间组织开展工作。这些民间组织在开展环境保护时方式多样，兼顾保护与发展，鼓励社区参与，注重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在这些组织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保护国际（C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国际环保组织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区群众的合作，提高了相关机构人员的能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平。为了更好地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参与程度，国际民间在工作中也注重提高合作伙伴的能力，促进本土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是从宏观政策来看，西部乃至全国在推动本土NGO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政策障碍，诸如机构注册、税收优惠、资金筹集、财政支持等方面的问题，对本土民间组织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约束。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企业的最重要目标是盈利，但是盈利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多种因素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商誉。随着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整体也得到了提高。四川作为西部经济发展中心，吸引了很多世界500强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一方面为了提升其国际形象，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愿意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业务发展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例如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开发就为许多能源企业所关心。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仅仅依赖于企业的自觉行为，政府要积极提供相关生物多样性信息，并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得到激励，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同步提高，对资源的压力也必然相应增加，要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就要求人们在消费行为模式上更注重自身消费行为对生态的压力，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社会参与上，一方面，由于政府长期主导环境保护，实际上忽视了社会参与，压制了公众自主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在很多时候，公众是难以参与环境保护过程的，即使是参与，往往也是被动卷入。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制约，目前有限的公众参与并不能对环境保护发挥实际的影响力，这样也就打击了一些人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有鉴于此，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遭遇挑战，政府自身也觉得促进公众参与对于环境保护有着积极作用，以及越来越多的公众确实有着一定的参与和支持环境保护的意愿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能力建设，创造和扩大公众参与机会，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成为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为此，今后在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教育，传播和普及环境知识；有必要积极鼓励和培育民间环保组织，给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各种方便；有必要真正转变观念，为公众参与提供信息平台和参与平台，让公众参与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预期的公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的局面出现。
收稿日期：200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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