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沿海论文,试论论文,东南论文,海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6-0116-06
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人类就根据其所生存的环境选择他们的生存方式，环境的变化足以引起生存方式的变化。本文即试图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海洋环境下传统产业渔业以及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探明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模式演迁间的关系。
一、明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
《博物志》说：“东南之人食水产……龟、鳖、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即瓯越、闽越乃至吴越民族都生活在海洋环境中。宋朝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也说，东南沿海有一群人“生于海上，居于舟船，岁潮往来，捕鱼为活”。沿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依然说到“以舟揖为宅，捕鱼为业”的生计谋求，江苏的太仓、上海的青龙镇都因为“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而远近闻名，浙江乍浦、澉浦因发达的海洋贸易而成为东南巨港，乍浦还发展起海洋盐业。蓝鼎元则在《福建全省总图说》中指出：“宇内东南诸省，皆滨海形势之雄，以闽为最。”[1]正因为福建依山临海，资源丰富，海岸线漫长曲折，沿海港湾众多，省内海域辽阔，水产种类繁多，海洋和滩涂面积巨大，顺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发展海洋渔业、海水养殖业和海上交通贸易业便有了广阔的空间。
譬如福建地貌的总特征是山多平地少，平地（包括沿海平原、盆地谷底相对平坦之地）只占全省总面积的5%，且分布于沿海，而农业主要是一种平地经营的行业，适于开辟耕地的就是零星分布着的沿海平原和河谷盆地。耕地的分布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分布，几乎80%的农业人口也只能密集于沿海的平原和盆地中，人地矛盾渐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身居沿海的人民自然会把开发利用海洋当作解决人地矛盾的途径。
既然海洋自然环境为人们开辟农业以外的生存途径提供了便利，明清时期海洋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成了驱动人们发展海洋产业的巨大动力。农民受利润的牵引，按照市场进行生产的倾向日益明显，经济作物在部分地区农业经济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时的《漳州府志》记载，这里的多种经营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俗种蔗，蔗可糖，利较田倍。又种桔，煮糖为饼，利数倍，人多营焉。烟草者，相思草也，甲于天下，货于吴于越广于楚汉，其利亦较田数倍。”[2]有的人干脆弃田离家，跻身于商品流通的大潮中。晒盐、煮盐绵延于沿海各盐场，“靠海吃海’成为当地人的生意经。
从国际环境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开始从大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变，海洋经济正向全球化扩展。资本主义国家为其原始积累也四处寻求财富，东南沿海正处于海外贸易要冲地带，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需要也有能力进行贸易，因而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已成自然之势。
除此之外，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明清政府对于沿海地区的政策，这是决定沿海人们开发利用海洋方式演迁的关键。可以说，海禁政策是明清政府海洋政策的基调。在明初，朱元璋旨在消除方国珍等残部，到明中叶主要是为了防倭寇。在清初，又是为了殄灭郑成功部。政治安全的考虑可以压倒一切。在其他时段，海禁的思想仍占据着上风。万历时沈德符就感慨说：“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为私占之地。如嘉靖间，闽浙遭倭祸，皆起于豪右之潜通岛夷，始不过贸易牟利耳，既而强夺其宝货，靳不与直，以故积愤称兵。”[3]沈德符认为豪右阶层不但不会在海禁政策中有丝毫损失，反而能利用海禁政策排斥贫弱小族，赚取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又如明政府在沿海设置卫所，却多呈点状分布，未形成完整的线带防线，因而在设置了卫所之处，海上贸易销声匿迹了，在没有设卫所或海防设置薄弱之处，海上贸易却又长了出来。
二、明清东南沿海经济开发模式演迁示例
在上说海洋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背景下，我们试图以传统产业——渔业和新兴产业——私人海上贸易业为例来看看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经济开发的历史。
渔业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传统产业，沿海仍有大量的渔村存在。只是它已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
就政府的海防来说，渔民处于海防斗争的最前线，与海防安全关系极为密切，与倭寇或海盗互助勾结的可能性也很大。政府基本禁止了渔民下海捕鱼。由于渔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就是下海捕鱼，一旦无法下海捕鱼，他们的生计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因渔禁令而造成的人口游离问题对社会治安也很不利，海氛不靖更是必然之事。因为沿海驻防官兵需要开支，政府曾把禁渔令限制在禁远洋采捕和禁私造船只下海采捕上，让近海渔民捕鱼合法化，向他们征收渔税或部分所得供给军需。因为“远”的概念不甚明确，有些官员便尽量缩小可采捕范围，使渔民渔业生产遭受打击。苛重的渔税往往让渔民不胜其负，再加上海外渔产品的进口冲击沿海渔业市场，海上私人贸易兴起也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沿海渔业的作业环境。所有这些都要求沿海渔民实施经济开发模式的转换。
海禁时期，近海捕捞是渔民生存的主要方式。这是在海禁政策下被动地选择自我生存的途径，却也只是糊口而已。人们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便冒险向远洋展足。据台湾学者曹永和先生研究，大陆沿海渔民到台湾进行捕捞的形成期是在明代，高潮期在明末清初。“一六七三年前后，自金门、厦门、烈屿等地，每年约有渔船三百到四百艘来至台湾，来台的渔人约一万人左右。”[4]这种远洋捕捞由于风险较大，往往需组成集体行动。渔民巨大的集体力量不但令官方无法阻止，即使要阻止也难于实行。此外，由于海禁强制性地缩小了渔业的生产空间，使渔业的生产资源减少，在这种环境下，既想得到更多的生产资源又不想违抗政府的禁令，渔民发展了滩涂养殖业。如福建泉州陈埭是“以海为田”的渔村，“在明末清初，该村用于养蛏的海荡多达二千余亩”[5]。可见，即使生存的条件再怎样艰难，求生的欲望始终还是会令人类寻找到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途径。正是渔民的艰辛摸索为近代渔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大部分渔民仍从事与渔业有关的行业外，另有一部分渔民则纷纷步向新的行业。在新的选择中，下海经商是一种基本的选择。海禁让渔民生存面临压力，“捕钓渔利少资糊口”[6]，福建崇武人民在渔汛期驾船出海捕鱼，淡季时改渔船为商船，载货往台湾贸易。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也刺激了一批胆大渔民参与。再加上渔船可在近海捕捞，即它首先拥有可下海的特权，这就使海商纷纷把眼光放在渔船上，寻求让渔船载货贸易的方法，作为船主的渔民自然地会成为其合伙人或者自己贸易。这实际上是利用了政府政策上的漏洞进行的又一生存选择。
此外，海盗和政府官兵也成为渔民适应海洋环境变迁的两种选择。“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7]渔民对海上环境最为熟悉，也最便于转化为海盗。值得一提的是与转化为海盗相反，也有一部分渔民转化为官兵，形成以毒攻毒的局面。本来海禁政策部分是针对渔民的，在这政策的压力下渔民倒是归顺于它并成为其忠实拥护者，反过来对付同由渔民转化而成的海盗。
对于相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来适应。明清时期的海洋环境让东南沿海渔民改变了其固有的一些东西，也让他们在这种环境面前为自我生存、自我满足而创造了多种的选择。适应的过程中有妥协，又有反抗，这其中包含着艰辛，也包含着创造。
如果说，渔民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产生了多元化的转变，那么私人海上贸易则是反抗政府政策的直接行动。
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原本具有合法性的私人海上贸易被朝廷视为非法。但沿海人民并没有因政府禁令而驻足，他们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环境，或者利用上层官僚对“海禁”和“通商”的不同选择带来的时禁时通的机会，或者利用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带来的漏洞继续赚取自己的利益，甚或公然采取反对政府的暴力行动。即使适应得艰辛，却有不少人加入，政府的禁令在沿海人们的反抗中终于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
明中叶以后，各阶层投身于违法的海上贸易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风气。在上海，“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舢舻相接，帆樯比栉”。“第今东南隐患，又不但此，顷抚臣奏言；闽地斥卤荛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九也。”[8]明人郑晓说：明中叶东南地区的“相率入海”者的身份，有凶徒、逃犯、被罢免的官吏、僧侣、失业者、不得志的书生等，因意愿不能得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向导）”[9]。这些人中，不仅有一般贫民百姓、流氓棍徒等失意之八，更有许多富家地主、巨姓大族，他们禁不起海上贸易中高额利润的诱惑，纷纷投资于这一新兴行业。顾炎武曾说：“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10]“明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11]可见，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已充分渗透到各个阶层。在这些阶层中，官僚阶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政策经常在他们那里被执行得百种千样。士绅阶层不仅作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参加者，更作为其庇护者，私人海上贸易由此取得了一条便利发展的渠道。
在陆上，乡族作为一个集体起着对同乡人的保护作用。在海上，散商们也会根据实力大小、资金多少形成一个集体来共同对付遇到的难题。明中叶，闽南改变以往被动、消极地从事经济活动的受朝贡贸易支配的态度，以自由商人的姿态积极进行贸易，并组成集体谋求生存。抑或由有钱人出资，雇佣贫民进行海外贸易。一只商船，依附的商贩数以百计，“皆为四方萍聚雾散之徒”。这些商贩或小民一方面要受船主压迫，一方面又要依赖于船主。船主以其豪富势家的特殊地位可以给予散商、小民从事贸易活动以帮助和庇护，而船主也可以依靠散商、小民的海贸活动而免去海上风险，又可获利。船上雇佣技术分工尤为详细：“每条海船除船主之外，手下有财副一人，作为船主的副手，又有总管一人，统理船中的事务，代船主传呼，负责战斗用器的称直库，上樯桅了望观察的叫阿班”……[12]船上安排详尽，且有武器，也有负责了望的，可见众商已安排了怎样对付官兵追击或海上被抢的方法，以求自保。除自身采取武装自卫外，船主还尽量依仗豪富大族的庇护来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明代《筹海图编》中就说：漳泉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大多依仗着著姓宦族在背后的支持。当外国商船停泊在近郊时，就张挂着这些人的旗号与之交易，任何人都无奈其何。若将这些异物奇货运往其他地区，甚至有借用其关文，役使官吏差夫护送出境直达京城的情况”[13]。可见散商们组成集体，一方面倘若船主已役使了官吏，形成集体也可对付除官吏外的压力，而他们与船主之间的微妙关系则在他们共同对付外力时体现出来。为了共同的利益，险恶的海上环境、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不同阶层的人们形成合力，共同应付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除去险恶的海洋自然环境不说，如果单说当时的社会环境，要使自己便利地获取利润，一条有效的途径是贿赂。在权力与金钱交易中，沿海商民纷纷冲破政府禁令，利用自己买来的机会进行着求利行为。商民能获此机会，与政府下属官员对金钱的贪欲有关。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提到官商之间受贿与纳贿的心态：“自纪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一伙豪右奸民倚借势官，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阎省福州及苏杭买卖文引，载货物出外海……禁愈急而豪右出没愈神，法愈严而衙役卖放更饱，且恐此辈营生无路，东奔西窜如李旦、黄明佐之俦？仍走夷乡，代为画策，更可虑也。”[14]纳贿者为谋求高额利润而纳贿，受贿者也觉得可息事宁人，为自己受贿寻到了借口。但无论如何，纳贿和受贿都得承担巨大的风险，因而并非每个商民都乐于纳贿。一些商民为了把这笔钱省下，宁可冒险采取其他方式。再者，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自身形成一股海上势力可以成为长远的保护自我之策，于是，海上武装集团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海商集团的形成多随倭乱而起，而明代中晚期的所谓倭乱多为闽浙沿海商民所致，政府在这种时候更是施行严厉的海禁，且把海商置于政府的对立面。这种给予海商的定位使得海商被逼到官府的对立面上，所以，海商的“亦商亦盗”的特征便显示出来。如福建沿海出现的海商集团就不少，如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但发展最为壮大的应属郑艺龙海商集团，该集团也最典型地体现了海商是如何利用集团力量去适应当时的海洋环境的。要发展大规模的海贸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组成集团是一个较为冒险却又最能形成自卫能力的方式，集团力量发展得好，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官府，使官府束手无策，从而大大方方地行商。当时还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郑氏集团也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郑氏集团才得以吞并其他海商集团，抵制荷兰殖民者势力的侵入，从而完全占有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此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15]。郑氏集团成为东南一隅堪与官兵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凡欲出海经商者，向郑氏纳钱就可乘行，这又进一步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力量。明末官府在福建沿海再次实行海禁，加上多年荒年的影响，郑芝龙从广东载口粮安抚百姓，百姓归之若流水，郑芝龙的势力更加发展壮大。
组成集体、贿赂官府、形成武装集团这三种适应方式并非孤立，它们之间也常常相互交叉。如集体海商也常会贿赂官府，甚至海商集团也是如此。集体海商的组成方式也与武装集团式海商相似，分工详细。集体海商、贿赂官府的主体一般是散商，而武装集团式海商则是将散商固定于集团内，有纪律约束，对其集团有权利也有义务，不像前两者既可自由组合又可单独行动。面对相同的海洋环境，沿海人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过从总的趋势看来，形成一种集体力量来适应当时的环境是主要趋势，毕竟在当时的海洋环境中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
三、结语
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上的逆转确实给沿海人民造成不小的压力，这种内向、紧缩的海禁政策被用来对付来自内外的问题，只是使得中华帝国的脆弱暴露殆尽。东南沿海民间力量抓住其中的薄弱环节，利用各自的方式展开适应海洋环境的活动，并从而发挥各自才干，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海洋经营活动方式。渔业与私人海上贸易固然不是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适应海洋环境的全部活动内容，但是，作为传统行业的渔业已在适应当时环境中或向近代渔业迈进，或走向了别的行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作为新兴行业的私人海上贸易则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冲破海禁政策的禁锢，实现着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积极谋求在不利的海洋环境下的经济开拓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官府海禁政策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为近代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积极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收稿日期］2001-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