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模式选择的经济逻辑与应用分析_长株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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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09)09-0047-10

一、城市经济学对城市的诞生、发展和模式选择所起的作用

(一)现代城市经济学迟于工业化城市的兴起

资本主义萌芽起源于1760年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但是直到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才对城市土地、住宅、交通、工业布局、财政、规划的研究逐渐问世,所有以现代城市为对象并成为一门与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领域比工业革命晚了近两个世纪,以至于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我们的城市化仍然在“补课”,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城市经济、模式的选择、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关系的复杂性。

追根索源,我们认为1965年威尔伯·汤普逊(Welbur Thompson)的《城市经济学导言》(A Preface to Urban Ecdbdmics)问世才标志着现代城市经济学的问世。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才对城市经济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现在我们归纳为10大类,分别是:

(1)福利计划、劳动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2)福利、卫生与教育

(3)消费者经济学

(4)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土地、住宅建筑经济学、城市运输经济学)

(5)区域经济学

主要研究者包括: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他们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贡献卓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成功预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之前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Phelps)。

(二)从实际出发,中国城市经济研究获得的成果

我们的城市化研究和模式选择主要是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解放推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因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践,归纳起来有:

1、中心城市理论。城市体系、共同市场、经济网络、生产力合理布局、产业布局、经济区域组织等(马野等著《中心城市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在“贸易格局与经济活动区位”方面的贡献)。除此之外,专业化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区域工业化——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发展占有主导的城市理论思想。长株潭城市群的模式选择在客观上与“克鲁格曼中心”刚好是吻合的,认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支持必不可少,并应重视区域间产业发展的互动。我们把这种“互动”解释为“转移和流失”同时并存,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地区转移来的是产业,欠发达地区流失的是资本和人才。

2、城市基础设施有偿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城市基础设施是为物质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基本条件的公共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水平高低,决定着这个城市承载能力的大小和竞争优势。

说它有偿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直接参与到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之中,例如城市供水、供热、供气都是工厂企业的生产条件之一,是原材料和动力的来源,与其他生产条件一起共同地生产产品,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大小、规模和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效益。

说它的公共性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则更为广泛,城市道路、桥梁、车站、码头、减租住房,以及排水防灾设施,每时每刻都在为全社会服务、为生产服务,并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

城市绿化、生态、人居环境卫生体现出城市基础设施的环境效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3、基础设施的性质和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与管理,投资、收费、折旧。在城市管理中,对于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城市基础设施,能提供有形新产品及对生产与流通领域提供专项服务,能明确向受益者计算、收取费用的,在经营中应引入市场机制,遵循价值法则,实行商品化经营和有偿使用。例如自来水、煤气、热力、电力、邮政、通信、特殊道路桥梁、停车场、污水排放和处理、工业垃圾处理,这些部门应与其他产业一样,要做到有偿使用,企业通过出售和服务收回投资扣除经营成本并取得盈利,从而能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

4、财政补偿机制的设计。对于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础设施,是面向整个国家和城市社会服务,无法向具体受益者计量收取费用,而且在经营中一般是入不敷出、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雨水排放、城市道路桥梁、街道清扫、公共绿化等设施以及国防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这类基础设施产品或服务在经济理论中属于纯公共物品范畴。因此由政府财政负担,城市税收征收正是筹集解决的方法之一(马洪波,吴庆玲,2008)。

5、城市土地批租的理论与方法。国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城市土地使用权价格的计算方法诞生。我国“土地批租”禁区的突破应该归功于复旦资深教授张薰华①1984年的一篇论文,并且从深圳开始试水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此前也没有效仿的榜样。当年的远大空调从郴州搬至长沙遭受到长沙无私人企业土地转让的尴尬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的新型城市化大规模的成就——浦东新区和天津新区模式——围海造地。长株潭一体化城市群的实践都基于中国城市土地的制度“开禁”。

上述成果是中国城市化模型选择的前提和制度保障,是30年改革开放最大成就之一。

(三)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相形见绌

城市作为独立的、高效的经济运行实体,有力地推进着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城市能够非常有效地将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人力、组织、文化、技术等资源聚合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配置,已达到最优化的运行方式,使城市的运行处于一种良性发展。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仅依靠产业的推动,城市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现代西方城市的功能不是其生产水平有多高,而是要有能力组织起社会生产、劳工分工、城市管理。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城市更像是一个组织者、管理者、指挥者。城市规模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规模过小则不具备足够的聚合力,无法有力地吸引各种资源,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所以我们提倡的“苏南模式”失去了发展价值。西方城市的发展已经表明,城市的规模越大,其运行效益越高。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大都市圈。因此,任何不在城市圈、城市群的城市都将难以发展。

《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对我国建国以来城市化发展历程与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通过中国非农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发布城市化率,较为详实地分析了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填补了我国城市化研究体系中的一个空白。

我国在解放初期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率较低,1949年城市化率只有17.43%,到1952年城市化率反而下降到了14.42%;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5.82%提至2006年的32.53%。湖南被认为是42%。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城市化率在30%以下为初期发展阶段,30%~70%为中期加速阶段;70%以上为后期成熟发展阶段。按照这一标准,中国目前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在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较量,而是我们如何认识现代城市化进程,归纳起来有:

(1)由于城市经济学年轻,以及我们对城市经济研究的滞后必然带来的基本理论体系的不完整性。

(2)由于学者理论素养差异带来的基本理论观点的不规范性和旷日持久的无谓争论(如城市化——城镇化,中心区域的“大城市化”,工业、交通和沿海三角洲的“都市圈城市群”,以及“就地城市化”),始终认识不清,因此“虚虚实实”地乱造概念,而非实际能推动城市发展。

(3)由于“城市现代化”、城市经营、城市竞争力方面受到政府错误的“政绩观”的影响,中国城市规划(被讥笑为“鬼话”)、道路(被讥笑为“开肠破肚”)和建筑不知有多少次“可以从来”,进行反复的“重复建设”。

(4)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城市经济理论联系实际的不适应性,错误的区域经济定位和功能划分,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不符或不完善(如城市发展方针、金融政策、户籍改革政策、产业政策、征地政策、房地产政策,“三农”政策)带来的“忽左忽右”和“忽快忽慢”,使得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联系的协调机制遭到破坏,或者说“割断”,同时使得城市经营和管理成本上升和不确定性。

(5)宏观、微观经济学家的超强度影响与越俎代庖。例如国家发展缺乏城市化指标的确定——“先试验后立法”(中国城市化不落后等——《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城市发展研究》2003年第3期);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旁门左道”、“似是而非”理论乘虚而入,作秀炒作,喧宾夺主现象非常严重,例如现在中央电视台(CCTV)反复播送的所谓“魅力城市”,“这城市那城市”的牵强附会的宣传广告。从经济学来说,城市化率的高低并非衡量城市经济的唯一指标。

二、中外城市经济学结构体系比较、模式和应用

(一)现代大城市发展趋势导致苏南模式的“破产”

费孝通(1986年)认为:“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小城镇,采用了离土不离乡的形式。是指部分劳动力与土地脱离了关系,转向非农产业,而户口、家庭等仍在乡村。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小城镇论”强调了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起点是以发展小城市、小城镇为主,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是以乡镇工业的发展为前提,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从农民自办工业形式中起步的。费孝通的这些思想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成名之作《江村经济》。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现在我们利用下面模型来观察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各个阶段所反映的社会趋势。

长株潭3+5城市群早期的现象不断出现,不稳定的中期现象提早到来。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武汉1+8、长株潭3+5和成瑜等若干大都市城市群的兴起,在我们看来是对以往延续的“小城镇”模式的“破产”。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农民最终的城市化、产业支撑、失地农民保障、户籍制度、土地流转、行政区划、资本汇集问题长期困扰着所谓的“小城镇化”发展,事实上小城镇根本无法发展,之所以有苏南模式——小城镇发展,是因为,我国解放初期、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的生产力低、资本稀缺、户籍限制,但工业发展客观上又必须“聚集”,因此,造就了“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化。

我国区域城市化的几种典型模式

话说回来,“苏南模式”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架。“温州模式”就是以个体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型企业,从经济气候来说,“计划经济”的笼子还在管着各个方面,“苏南模式”的乡办工业、村办工业不时遇到种种实际阻挠。江苏和浙江的乡镇,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人们心中贫穷落后的印象。就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发出感慨:“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我国约70%的人口在农村,当时“苏南模式”不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费孝通没有错,只是现在中国空前发展,小城镇已经无法满足大工业区聚集、协作、全球化和社会福利现代化的保障。

根据农业部统计,直到2006年,全国乡镇企业对于GDP的贡献仍有30%。乡镇企业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继续作出贡献。如今大城市全球化、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已经取得历史上的“小城镇化”模式,这种趋势不论有多少人肯定小城镇的功劳,还是得出小城镇的优势都无法取得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

(二)大城市全球化——长株潭的模式选择

1、经济全球化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产业的全球性迁移,经济中心的全球性调控。促使全球性统一的城市体系的形成,构造任何一个想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必须与另外一个基本相等的城市相匹配,长株潭毫无选择地必须具备这种竞争力以此获得中部率先崛起的竞争力。湖南没有特大型城市,不仅无法在中国获得“赶超”发展,而且也无法将本省的“三点一线”连接起来,带动起来,这些因素决定了长株潭城市群的命运。

2、新兴工业化对接城市圈。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快速工业化与其全球化过程相互推动,大都市周边的新型工业区(开发区)、新居住区迅速崛起,城市以其工业加入“一球装配线”。发达国家城市中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标志着新兴工业化国家需要对接西方主要工业和城市圈。

3、城市产业被跨国公司控制现象。全球城市体系中跨国集团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产业、就业岗位和产品市场。因此我们看到了两大类“全球城”(Global City)②形成,第一类是促进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高度集聚点,金融和服务业的重要节点,产品技术创新基地和工业产品输入市场;第二类则以工业化为主导,利用工业产品占领全球各地市场,例如大坂,纽约和伦敦。但工业化城市积累到一定的全球化基础后,抓住机遇向“全球城A型“转变,成为了许多城市发展的模式,相反,大多数城市在全化后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将处于被“全球城”控制的地位,这样的城市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在选择发展模式方面国际上有一些归纳,在全面世界级城市(Well rounded global cities)方面:

(1)卓越贡献(Very large contribution)。例如伦敦(London)、纽约(New York City)。

(2)较小贡献(偏文化)(Smaller contribution and with cultural bias)。有洛杉矶(Los Angeles)、巴黎(Paris)、旧金山(San Francisco)。

(3)初期全球城市(Incipient global cities)。有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波士顿(Boston)、芝加哥(Chicago)、马德里(Madrid)、米兰(Milan)、莫斯科(Moscow)、多伦多(Toronto)。

(4)在全球利基城市(Global niche cities)方面有:①经济类:香港(Hong Kong)、新加坡(Singapore)、东京(Tokyo);②政治和社会类:布鲁塞尔(Brnssels)、日内瓦(Genev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D.C.)。

(三)城市功能定位模式

必须承认,寻找长株潭3+5城市群的定位是相当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城市主导产业的走势;二是城市的风格和特点是经过比较漫长的一段时期公众和社会寻找到的“自我定位”。

因此,城市功能定位是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性问题。城市是一种经济组织,城市之间也需要职能的分工和专业化。城市分工产生了不同城市的城市功能,确立了不同的城市定位。著名学者哈里斯(C.D.Harris)曾把美国的988个城市分为8种类型,即大学城、观光和休闲城市、批发城市、制造业城市、运输城市、零售城市、矿城和杂业城市。原苏联学者B·C·霍列夫按照经济职能的分类标准,将城市分为工业中心、交通中心、多职能城市、地区组织中心、疗养中心、其他等6种类型。日本学者小笠原义胜按照城市的主导功能,将城市分为商业城市、矿业城市、工业城市、交通运输城市、水产业城市、公务自由城市和其他产业城市等7类③。(见表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关于现代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从城市CBD走向乡村和郊区的趋势,我们成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出现在英国,造成逆城市化产生的原因是:(1)市区过度拥挤,环境恶化,用地紧张;(2)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3)乡村和小城镇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城市郊区化经历三个步骤:(1)郊区形成新的居住区,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把经济适用房修建在郊区;(2)现代大型零售业外迁;(3)新兴企业和布满城区周边的工业园区修建于郊区和城乡结合部。

郊区化实质上是城市功能向郊区的延伸,原有城市的居住、商业流通、工业生产等功能都有一部分转移到郊区,郊区成为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中心~郊区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心与次中心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大都市的复合结构。我们由此可以预测,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在大都市区的基础上建立大都市带。

“逆城市化”和“郊区化”,使原有的大城市在地理上得到了延伸。城市居民、城市产业、城市生活方式向城市周围扩展,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区位辐射作用更加明显,大城市在现代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西方城市中像纽约、洛杉矶、巴黎这些超级城市,连同它周围的卫星城,形成城市聚集区和城市带,城市地域出现连片发展的趋势。

(四)寻找长株潭3+5城市产业和模式定位

城市化发展的差异不仅表现出贫富关系,而且说明发展历程的快慢。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9.2%。其中,发达国家为74.9%,欠发达国家为45.8%,中国为40.5%,最不发达国家为27.7%。2000~2015年期间:全世界的大城市人口比重将从37.4%上升到40.4%。发达国家从35.9%上升到37.6%,发展中国家从37.9%上升到41.4%。

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城市要想避免被边缘化,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就需要一个响亮的城市定位,并制定出竞争性的发展战略。比如,纽约定位为“世界城市”,布鲁塞尔定位为“欧洲之都”,迪拜定位为“中东的运动之城”,牛津定位为“大学城”,大阪定位为“体育乐园”,班家罗尔定位为“亚洲硅谷”,杭州定位为“世界休闲之都”(张登国,2008)。

长株潭无法获得类似于北京、华盛顿和日内瓦那样的政治和社会城市地位,无法获得类似于伦敦这样的“卓越贡献”城市评价,那么,寻找自己的优势产业定位是必不可少的。城市产业定位是根据强势产业、可持续产业、有远大发展前景的产业来进行定位的一种模式。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城市都是采用产业定位的模式,比如德国的汉诺威——展览名城,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城,意大利的米兰——服装名城,美国的好莱坞——国际影城,湖北十堰——汽车之城,大庆——石油城,鄂尔多斯——羊绒城,这些城市都以自己鲜明的产业特色在世界城市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但长株潭至今没有找到适合的、公认的定位,所以说长株潭发展模式并不十分清晰。以往许多学者讨论建立长株潭“增长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在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的中部地区,增长极在区域内扩散是困难的。事实上,湖南的14个市州的GDP彼此相当接近,各自都有经济特色,难以说谁带动谁?

目光向外,长株潭3+5城市群应该朝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区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城市和城市区域之间的竞争。大都市区域应当成为向外对接全球经济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国家经济发展极核。

三、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特点与理论价值

城市经济。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由产业、土地和人口三大主体构成。仅仅产业的生产过程就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产设备的引进、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需要与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因此每一次产业经济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对外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对外联系特别是大型的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会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1)城市不同于企业:城市是企业的集合,同时是“企业外”(非经济)实体的集合,还是“企业+企业外”实体的“外部效益”的集合。但是1+1>2是系统功能的基本知识。因此,城市比企业复杂千百倍。

(2)企业是经济实体,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城市是经济社会实体,追求的主要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因而企业主要是搞好微观领域的经营管理,而在城市主要是搞好微观管理经营之外,还必须提供社会服务。

城市不同于国家。城市是国民经济的地域支点,是国家连接企业的中间环节,是动态的非平衡态耗散结构体系,它的均衡或平衡存在于城市与城市外部的更大系统之中。

(1)城市经济运行的调控缺乏国家的权力和手段(如货币发行、利率、税率、汇率的制定与调整等)。

(2)城市内部的均衡或平衡,除了价值形态、实物形态外,还有不可或缺的空间形态。但至今很缺乏该领域的研究。

所以,不能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完全解释城市经济问题;实际上,城市现在是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盲区!

下面表格旨在说明经济层次不同决定管理主体、职能、目标与手段不同。

注解:图表中*中国政府的提法;*2《中国城市管理新论》提法;*3法国职能管理创始人、管理学家法约尔的提法。

(一)城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问题

1、经营城市口号的出台。我们研究城市经济发展,不能用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来代替城市经济理论指导城市发展。现在许多地方政府认为城市经营、城市形象工程、城市营销、城市竞争就是照搬企业经营、企业形象工程、产品营销、企业竞争的思想和方法。

2、城市GDP观点。城市经济理论能够补充微观、宏观经济理论之不足,例如:GDP指标,如果我们制定现代城市化的指标,就能有力地保障城市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杜绝和减少城市发展不适应工业化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有“城市观点”才能有东北的持久协调发展,继续从“产业观点”带出来的是争投资,上项目的重复建设观点,长株潭城市群不可能再走东北的老路。

(二)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城市的发展是空间地域不断集中的过程。我们研究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以“威廉姆森假说”和“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这种理论的实践效应,我们提出了长株潭3+5城市群作为湖南中部崛起的依托。

图1 城市扩展的过程(以伦敦为例)

凭借产业的空间集聚,首先在沿海城市,会充分利用有限的基础性的交通、通信、企业管理优势和人才资源形成聚集,这种空间集聚将加强信息外溢、技术外溢和知识积累的增长。因此,我们不断强调长沙在中部的上述优势就不奇怪了。

但是,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其他中小城市规模也不断发展,中心城市的集中程度逐渐下降,湖南的其他13个市州都在向长沙市学习,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对城市“集中模式”进行考察时,就注意到国家城市集中度将随着从低收入水平增长过程首先急速上升,然后在中低收入水平趋于稳定,大约是从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达到峰顶,然后下降。假如我们按照这种城市趋同假说,长株潭不仅现是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会带来经济的繁荣,而且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株潭3+5城市群更符合这样的规律。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但是,这一论断并不科学,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过低,不能承担过高的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成本,越是中心大城市收入和开支差距就越大。

(三)长株潭3+5城市群提出的合理性

1、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城市的发展本身是“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集中的能量大于扩散的能量;在后期,扩散的能量大于集中的能量。这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集中过程导致城市的出现,城市集中度上升;扩散过程表现为大量小城镇的兴起,城市集中度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小城镇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城市集中程度呈倒“U”型的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典型的城市化道路比较起来是一种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发展的严重滞后,进而导致城市集中度偏低。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8个百分点,比日本低26个百分点。总体看来,我国的城市集中度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引用这一数据的原因在于进一步说明是我国国民的收入和财富增长过于缓慢,与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暴增”形成鲜明对照,而不是我们以僵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反复列举城市化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比率,反复论证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滞后。据测算未来“转移”3亿农民,假设一个农民平均5万元投入,城市化的投资将高达150000亿元。这表明,我国的城市化不能简单地采取将农民迁到城市的作法,必须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图2 城市区域的形成过程

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城市密集地区做研究时,提出了“城市带”(megaloplis,译作特大城市或巨型城市),他认为城市带应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

2、城市集中度的区域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从而导致各区域之间的城市集中度水平并不划一。

亨德森认为,城市首位比指数拥有足够的信息反映城市集中度的大小。因此,采用城市首位比指数作为衡量城市集中度的指标。

如表3所示,我国的城市集中度呈现出东低西高的态势。东部地区的城市集中度普遍偏低,平均水平仅为0.139;中部地区为0.166;而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普遍偏高,平均水平为0.324,是东部地区的两倍多。由于城市集中的程度受社会发展、经济水平、自然条件、历史路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单一。

四、城市化、区域选择与产业布局关系

城市化加速发展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在未来20年,我国至少要建1000万人的城市20座,或者100万人的城市200多座。但是城市区位决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选址与企业在城市的布局没有受到关注,我们以美国东北部城市带和世界其他城市带的形成为例予以说明。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纽约、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城市。这里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长期以来,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40%,人口占65%,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内陆地区城市带中,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它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其中底特律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城。因此,内陆并非不能形成巨型城市带。

日本东京横滨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主要指日本东海岸太平洋沿岸城市带,从东京湾的鹿岛开始经千叶、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大阪、神户和长崎,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占日本总面积的26.5%,人口近7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61%,全日本11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10个在该大都市圈内。在东京都市圈内,又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东京作为三大城市圈之首,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聚集体之一。

产业调整与升级。20世纪70年代,英美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城市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重点在于产业布局的不断调整,协调整个城市的各种产业布局和人文关系,这些产业布局是以企业为典型代表体现出来的。例如,加拿大的城市规划主要是配合城市和社区发展经济。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商业、工业、城市规划的工作部门共同参与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的相容性与相背性(见表4)。

达婷认为,我国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协调发展主要是通过规划布局调整实现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城空间和产业布局进行调整和改造,二是扩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和产业布局空间。在城市规划与产业规划协调发展方面,深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城市增长极和社会分工

传统上,城市是指一定规模及密度的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地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术语,城市是系统存在,是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

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④(K.J.Button)将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划分为10个方面,即“增加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减少实际生产的费用;降低‘输入’本地区原料及延伸的费用;促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积累起职业安置制度;有才能的经营家和企业家集聚;金融等行业机构条件更优越;提供范围更广泛的设施如社交、教育;工商业者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经营管理;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改革。”城市在本质上是集聚经济,聚集经济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内部聚集经济,其形成原因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外部、产业内部的聚集经济,也被称为“区位经济”,主要是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性而形成;第三个层次是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理集中形成的聚集经济,也称“城市化经济”,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产业间的外部性。城市经济学强调城市中产业规模和空间分布的均衡点是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相同的时候。在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前这些优势会产生一种拉力效应,拉动产业向城市集聚。社会生产力带动社会分工,加速了城市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区域经济效应的提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他在1955年提出“增长极理论”,指出增长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并进,而是集中在一些增长点上。“增长极”自身产生“城市化趋向”。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⑤。

城市本身是具有空间结构的物质实体,而物质实体(企事业单位与基础设施)的密度与布局决定城市经济运行效率,决定城市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如下:

(1)基本范畴:空间价值、空间成本、空间效果;

(2)主要形式:聚集空间、结构空间、运行空间;

(3)主要内容:企业空间、居住空间、公共空间、物流空间、商流空间、信息空间;

(4)空间管理:空间竞争、空间营运、空间规划。

现在看,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空间经济学的指导。

(二)对城市通勤能力的判断

1、城市空间研究成为主流。如果我们把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与传统经济学比较就会得出两点启示:主要以价值关系来阐明的传统经济学,就其来源和本质而言,实际是一种“时间经济学”;把传统的“时间经济学”发展为“空间经济学”研究,让其同时存在并起互补作用是完全必要的,而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学科建设任务。

2、城市建设的三个平衡。在城市发展中,应注意三个平衡,即价值平衡、实物平衡和空间平衡。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只提前两个平衡,而城市经济学的诞生,向人们提出了第三个平衡的任务。

我们以长株潭城市群居住空间为例,住宅郊区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大,但郊区的就业岗位并没有呈现出相应的增长趋势,发展下去容易出现类似东京、北京和上海大量通勤需求无法满足而导致的交通拥挤现象。土地与交通和住宅的空间布局在长沙已经出现问题。我们再来比较北京的“6环交通”模式造成的空间问题。北京自1980年以来新建住宅主要集中在郊区,占总建设面积的69%以上,2001至2004年间更是增加到了72.1%;上海在2000至2005年间,内环线以内的常住人口增长率为-14.2%,而郊区常住人口增长率为26.17%,人口增长最快地区已由内外环之间转到了近郊。长株潭三个等边三角城市具有较好的空间,但我们的城市建设未能充分利用这样的空间,三市基本上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城市规模,继续在城中心限制范围内修建高楼和商业布局,长沙现在的交通堵塞状态是忽视空间布局的直接结果。

关于轨道交通的选择模式,日本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土地高密度使用的典型,更是一个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十分发达的城市。在机动车(不包括公交)比例方面,伦敦、纽约、巴黎等城市分别为25%、32%和28%,而东京只有11%。同时,东京共有35条线路、230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线,是世界大城市中线路最长的城市。根据来自计量计划研究所和东京都政府交通局的数据,东京通勤通学人群中每天以轨道交通方式出行的人次占到总人次的86%,而在早高峰时段,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1%。但是指望长株潭轻轨解决CBD的拥挤是不太可能的,从现在起就必须注重三市的土地、住宅交通与就业和产业的合理布局。

学者和城市管理专家可以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来达到均衡,城市理论在城市经济学中做以下新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城市土地的总量供应与城市经济发展需求;

城市级差地租变化与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城市公共用地需求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结构和布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功能分区与产业结构的结合关系,在于我们思考究竟怎么如何处理分布在城市中的工业开发区、居住区、CBD区和商业区。

所以我们说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经济学,城市不仅仅产业的布局、商业高度集中,长株潭急切地将城市中心住宅郊区化迁移需要慎重研究,至少不能太快,现在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只是加快这一部分的直接写照。城市经济研究主要点在于总是把效益的综合性作为主体。因为城市是经济实体、社会实体、物质实体的综合体,决定城市经济学要重视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

(三)民间散点经济与公共网络经济的综合性

1、经济聚集效应。城市是具有“点”和“块”状特征,这一特征经济学称为“聚集效应”,城市化的经济之一是把民间和“小经济”的“网”状经济连接分散经济的公共经济的集合地,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城市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适时、均衡提供,保证城市整体经济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看到了公共经济是城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经济短缺,从认识上看是城市经济学短缺的结果,从体制上看是官员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2、产业集群代表城市竞争力。产业集群被定义为一个主导产业为主,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Porter,1998)。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其成员企业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等相关联企业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等。集群还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产业关联及其支撑企业和机构,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门与教育培训机构等往往在空间上集聚,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代表着城市核心竞争力。

谢方,徐志文,王礼力认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集群对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积极的重要影响,这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优势主要源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并伴随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方式,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产业集群价格竞争的基础。其次,产业集群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因为建立在共同产业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关系,能有效地维持老顾客,吸引新顾客。最后,产业集群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实现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等。正是集群这些内在和外在优势的存在,所以在世界经济地图上产业集群区域都显现出异乎寻常的竞争力。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综合性

城市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制高点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既要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生产关系的改善。因此,要研究城市产业及其科学技术的进步,要研究生产关系的改善和改革,因此,经济学家广泛参与了对城市企业、政府管理体制、市场化转型和改革开发的研究。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密切相关,这是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的必然反映。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学,不能讲成纯经济学、纯生产力经济学,要始终结合中国国情,重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五)城市经济学科与城市学科的关系与分类

为了印证土地与交通之间的循环反馈关系,我们可以以北京的轨道交通布局来说明。轨道交通的优势是它向郊区的延伸扩大了居民购房选择的区域半径,刺激了新住宅的建设,房产商们更是将规划的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作为卖点;反过来,大量的住宅郊区化也带来了大量的郊区交通需求,大容量的轨道交通设施需要不断跟进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的轨道交通历程虽然越建越长,但似乎总无法满足人们的通勤问题,问题在于交通里程的延伸不是完成带给人们便利而是延长了通勤里程。

据调查,北京周边像回龙观、望京、天通苑等人口在10万以上的居住区中,60%以上的居住人口在市中心就业,每天有30~50万人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形成了该区域周期性交通拥堵,花费在路上的时间需要1~3小时。

五、城市经济的理论模式探讨

我国60年的城市发展基本上是按“行政区经济”模式发展,因此,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因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规划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城市似乎是为了规划而非为了居住环境、产业和就业综合功能发展的城市。改革开放30年的城市模式的“转型”过程,属于区域经济的一种过渡形态。其主要特征是:

(1)行政区经济是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经济。

(2)行政区经济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具有高度重合性,例如人们无法分清楚北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哪儿。

(3)行政区经济具有边界特征和内在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我国行政区经济包括三个层面:省市区层次的经济区、地市层次的经济区和县市层次的经济区。

请注意AB区间的弹性,它可以是一个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

城市经济大陆的形成和浮升

显然长株潭无法再按传统的、逐步修编和扩张规划的模式发展,必须把三个城市,甚至3+5的都市圈模式思考。为此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研究以下问题以从中求解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经济结构

——城市经济环境

——城市经济效益

——城市经济区域

——城市经济管理

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文化。实际表明,城市经济研究属于新经济研究的范畴,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有待发展完善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学。

(一)城市经济研究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

1、城市经济的强大动力和绝对优势。城市经济是生产力的高地,技术创新高地,现代科学教育的集中地,知识经济的辐射区域,因此决定了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无限性”(如图)特征。

2、城市具有最高的社会效益。乡村变为城市,生产者改变了城市,企业制造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人和城市自身,造成新的社会进步力量、经济新观念,城市新模式和新的交往方式,甚至是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例如互联网语言)。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前景

我们之所以重新提到新经济,一是我们新型城市化不能按传统产业、土地和居住方式进行;二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强烈地参照西方都市模式扩张;三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受到跨国资本的深度影响,为跨国集团服务,因此在选择城市发展模式上不能忽视新经济时代这一特征。现在知识经济在主导着近30年的城市化发展,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尽快经济高速发展,GDP位列全球第3位,但新经济的成分不多,其结果是我们花了巨大的精力、能源消耗获得了传统经济的增长,从知识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有需要花费另外一个30年才能实现知识化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城市化的改造和升级,我们感到经济学家似乎无能为力。

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出发考虑,知识经济的产生要晚于城市经济,它是城市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知识经济的理论可以视为是新的重大的历史分期学说,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的高级阶段实质是指一个崭新时代的经济,我们应该把知识经济系统理解为知识资源开发—知识生产—知识流通—知识消费的再生产系统,它的中心必须依托城市,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为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了驱动力和发展方向。

城市“硬”功能不够全面。城市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有相应的拓展和提高知识系统与知识经济系统的存在、发展和完善离不开城市经济系统的建设。城市既是物质资料生产、流通、消费的中心,是精神知识生产、流通、消费的中心。

原来关于中心城市的提法主要强调是“经济中心”,或者笼统提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中心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一般谈城市的中心功能都是讲城市的“硬”功能。如:制造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等,或者进一步具体化为钢铁生产基地、煤炭生产基地、港口城市、边贸城市等也远远不够了。在知识经济社会应该明白无误地提出“软”功能建设任务,例如,建设知识经济中心城市,数字化城市、低碳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这些城市主要是信息技术、科技创新、教育和智能建设为基础。假如长株潭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那么,我们应该:

(1)以信息中心城市和数码城市是知识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向导和先导;

(2)而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制高点和推进器;

(3)教育城市是以大学、科研院所、创新工业园区、知识型企业,以及相关知识产业建立起来的城市;

(4)智能城市则体现了数码技术、数字通讯、图书资料、医疗和远程教育等城市功能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判断长株潭城市群未来的城发展趋势、模式选择和定位,这令我们深感忧虑。

(三)对长株潭3+5城市发展的预期

1、中国城市化亟待解决的矛盾。我们往往讥笑西方的城市病,但对自己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我们的城市存在的问题并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1)宜居土地和水资源稀缺,人地矛盾尖锐

(2)候鸟式农民工迁移规模巨大,流向分布失调

(3)能源存量结构失衡,建筑能耗过快增长

(4)机动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城市蔓延趋势初显

(5)城市化推动力失调,污染排放失控

(6)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城市风貌类同

(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冲突增加

(8)城市区域化加速来临,城市间恶性竞争加剧

我们在选择城市发展模式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我们走紧凑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将给后代留有大量良田、生态资源和土地;如果走美国式的发展模式,必须增加更多的高速公路、汽车和石油消耗,甚至低效率的农业迫使不得不依赖进口食用油和粮食。

2、“低碳战略”应是城市发展目标。低碳城市建设表面上看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际结果是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人类生活等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低碳城市的工业产业布局应以低碳化为目标、以循环化为技术手段,规划新型的工业布局,实施企业和工业园区清洁生产,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最终实现低碳生产、可持续增长的生产模式。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逐步“脱钩”,平衡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的关系。

要实行可持续的城市低碳消费模式就必须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布局,生活方式直接影响能源消费。通过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发展绿色建筑、改变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低碳化转型,倡导人们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尽量减少使用消费能源多的产品。

3、构建生态安全体系网。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的直接起源于霍华德(Edward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田园城市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城市与自然平衡发展的生态魅力,英格兰莱奇沃思是由霍华德设计并于1903年建成的田园城市,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仍是值得居住的环境之一。

生态城市(Biocity)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生态城市因能保护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能源,实现资源消耗与再生的平衡而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目标。

在国际上,城市生态的研究热点大致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绿地景观单元的类型、空间配置及生态过程、城市化对绿地系统格局和过程的影响、绿地景观的多重评价、城市生态规划设计与景观社会经济的研究等。但首先取决于城市生态形容和规划设计为核心,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利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长株潭3+5城市绿化覆盖率应该保持50%左右,人均公共绿地将超过15平方米,具有成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现代化中部大都市、一个生态型的国际大都市的良好条件。

注释:

①张薰华,1984年所写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发表在《中国房地产》杂志上。1985年他又写了《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登在“供领导参阅”的《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上。“编者按”说:“级差地租的理论和实践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一个值得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②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级城市,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近年,基于全球化(即全球金融、电讯和交通)的扩张,全球城市渐渐为人熟悉。全球城市一词由沙森(Saskia Sassen)于1991年的作品中首创,与巨型城市(又称超级城市,megacity)相对。

③张登国,城市定位模式与方法的理性思考,山东省委党校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生。

④⑤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城市发展为例,http://www.build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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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模式选择的经济逻辑与应用分析_长株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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