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激励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46(2000)05-0001-12
原有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已使我国当前的国企改革遇到了极大阻力，同时它也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注：按照联合国规定，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据推测，我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00年将分别占总人口的10.71%和7.96%，这标志着我国已成为老年型国家。）所带来的长期问题。我国的养老制度改革试点已进行了十多年，理论界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当理论和实际表明了原有的养老金制度的严重弊端后，传统的政策经济学派的描述性分析已日渐式微（见文献[5]），而新古典学派的框架和博弈论的方法则取而代之。本文则旨在用此新的框架方法，尝试建立新的理论模型，通过“思想实验”（显然它比现实的社会实验的成本要小的多），从效率角度，分析制度转轨的必要及其主要经济影响。
一、养老保险制度简介
近代社会保险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保险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后，西方各国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其中包括了养老保险。一般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分为现收现付制（又称随收随支制）和基金制。
1.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ystem，简称“PAYG）
在现收现付制下，政府向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征税，用所得税款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当前的中老年人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承担成本的年轻人只占少数或尚未出生，同时由于决策者为了获得眼前的政治支持，故此代际博弈的结果即是现收现付制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若假设T为老年人的人均退休金收入，τ为工资税率，f为体制内抚养率（注：定义为：从某一养老金计划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同时期向该计划缴费的职工人数之比。）的倒数，w为职工的平均工资，则有：
T=fτW
dT df
dτ dW
──── =───+────+─────
Tdt
fdtτdt Wdt
可见，现收现付制下的人均退休金增长率等于抚养率倒数、工资税率和人均工资的三者增长率之和。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即f不断下降），加上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趋势缓，所以各国为了维持整个养老金体系的运传，只能是提高养老保险税率、减少对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或提高退休年龄，但显然，这些措施可实施的幅度有限，因而整个社会保险计划已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另外，退休金与工作时缴纳的社会保险税额无关，高税率就会降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减少就业，促使人们提前退休。各国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以上缺点（注：另外，从政治哲学高度的批判分析，可参见[3]。），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能否找到一种更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替代它。
2.基金制(funded system)
在基金制下，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里拥有私人帐户，他必须把一部分工资及由此所得利息都存在该帐户里。个人对帐户里的款项具有产权，但不一定能够自主选择投资方式。视基金管理者的不同，基金制又可分为中央公积基制和私营退休金制，新加坡和智利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
由于中央公积金的管理者是政府，没有市场竞争压力，所以，一般地，私营退休基金的收益率明显地高于公营基金（见表一）。
一般地，只要强制储蓄率不超过自愿储蓄率，基金制就不会影响社会总体储蓄水平；否则公积金储蓄就会挤出私人投资，造成社会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例如，80年代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雇主雇员总税率高达5%（注：诚如李光耀指出，这相当大程度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在此意义上，公积金实是政府的“人质”。），大大高于原意储蓄率和社会最优水平，从而带来很多问题，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到1993年，公积金税率已降至40%，其中只有4个百分点为特别帐户作养老之用（注：另外30个百分点可用于供楼和投资，6个百分点可用于保健储蓄。）。
表1 公营／私营养老基金实际收益率比较
公／私营公 营私 营
国家 新加坡印度埃及 土耳其荷兰 英国美国智利
时期1980-9080-9081-89 84-8880-9080-9180-9280-93
实际收益率 3%0.3%-11.7%-23.8%6.7% 8% 8.8% 12.3%
资料来源：世行(1994.95)，转引自[4]
80年代以后，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现收现付制的固有问题，一些原来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国家转向了各种形式的私营养老基金制。例如，智利在80年代以前也是现收现付制。70年代时，智利的社会保障赤字高达GNP的25%，而现收现付制隐含的总债务更是高达NGP的80%！显然，这种体系是非改不可了。智利政府在1980年颁布法令，建立了私营退休基金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转，事实已经证明智利式的私营退休基金制是一个比较好的养老保障体系。总的说来，该体系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私营基金的效率远远高于中央公积金；二是退休基金利用资金的规模经济向普遍民众提供了原来无法得到的投资机会；三是基金帐户外部性较小，对劳动供给的扭曲小。
在转轨过程中，智利用发行国债和出售国有企业等方法逐步成功地偿付了现收现付制留下来的巨额债务，维持了社会稳定。到90年代中期，受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的鼓舞，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一时间成了世界的热门话题。现在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养老基金私有化的浪潮（见[13]。）
二、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及其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统收统支下的、以企业为单位的现收现付制。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所以在当时是比较有效的。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于老龄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但这一原则设想的落实却还并不如人意。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很多问题。首先，目前的社会保险模式只是名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度，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实是“空帐”；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其次，现在社会保险制度一般只覆盖国有部门，在当前养老保险缴费率高且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和担心参加这个制度会减弱竞争力，使得非国有部门不愿意参加，拒绝缴费的现象不断增多。而覆盖率太低使保险制度没有规模效益，不能分担风险，也不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再次，各地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范围、税率差别太大，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不公平。还有，因为地方政府为了把资源留在境内，或其他技术上的原因使个人的养老金权利不能够自由地在各地区之间转移，影响了劳动力向更有效率的地方流动。
三、模型
（一）一个微观博弈模型：现收现付制下的激励不相容
下面考察在国企改革背景下，国企在现收现付制下的行为。设国企的内在生产能力为θ，其为企业的私有信息，我们也将其作为企业的类型。国家不知θ的具体值，只知θ在(0,+∞)上服从某一特定概率分布。国家根据企业上报的类型x＞0来重新确定国企的规模（注：由Meryson显示原理，我们只考虑直接显示机制。），主要是企业职工人数N。在尽量解决职工就业、减少下岗的政治压力下，政策规则N满足：dN/dx＞0，即企业上报的内在生产能力越高，就应安置越多的职工就业。我们定义：如果国企很难减少国家规定的职工人数，则称政策N是有效的。在现收现付制下，设政府设定的养老保险金的政策规则为：t(N(x))=S(x)，即有N个职工的企业至少应支付数额为t的养老金。企业产出为：θf(N)，其中f(.)为可微的单调递增的严格凹函数。我们定义
为企业最小规模，如果f(N)≥0当只当N≥。企业的利润为：π=θf(N)-wN-t(N)-M，其中W、M分别为已知的固定工资率和固定生产成本。
国企的问题为最大化人均利润U=π/N（对此假设的实证转见[15],p.35）；国家的问题为能做到激励相容：制定的政策规则(N,S)，可使国企如实报告他的类型，即x=θ。
故问题如下：
所以激励相容的充要条件（注：即实现激励相容的所谓CS[+](CS[-]条件。参见[10]。）为：
在已有政策规则下，dN/dθ＞0，所以实现激励相容的充要条件就简化为：
f(N)≥f(N)/N(*)
即要求国企的边际产出大于平均产出。
由f的函数性质易知，存在一阀值N[,0]，当N＞（＜）N[,0]时，有df/dN＜（＞）f/N。请参见示意图。
而在中国的现收现付制下，企业承担养老保险支出的制度使就业者难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流动，国家给企业规定的人数具有极大的向下刚性（即人数只能增加而很难减少），这就意味着政策N是有效的。
而据常见的生产函数假设有
那么(*)式将总是不成立的。即使
由于政府面临的就业压力和现收现付制下政策N的有效性，一般地，总有国企就业人数N[*]＞N[,0]。这就意味着(*)式将不可能成立。这大致与现实是相符的，即现在国企再增加一个职工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往往小于企业原有的平均产出（注：另外，不难证明此时政府的唯一次优政策是根据概率分布与所有的国企签定一个相同的固定合同，而与企业的类型无关。但由于养老金数额的刚性，这将导致低生产能力的企业无力交纳养老金。而一旦政府默认此行为，好企业也将拒交。）。
（二）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注：显然养老是一个长期动态问题，只从微观静态上考察是不够的。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我们都将死去。”在这里和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许一样的不适用。诚如1993年诺奖得主福格尔(Fogel)在其得奖讲演中所指出的：“需要认识长期动力学的作用没有比医疗、养老金政策及发展政策之类迫切的现实问题更有关系的了。”）：两种养老制度的比较
下面，我们将以交叠世代和Ramsey增长模式（注：另见[2]中用交叠世代模式对社会养老保险和资本积累关系的分析。而纯粹用交叠世代模型来分析此时的增长的困难不在于要假定每期资本是完全折旧的，而是所得策略函数极复杂而很难分析（如k[,t+1]=g[,t+1]k[,t]a[,]而g[,t+1]又是k[,t+1]的非线形函数）。）为基准，来比较两种养老制度在长期的差别。
1.劳动力就业的差别效应。
设社会生产函数为F(K,N)=AK[a]N[1-a]，其中K为资本存量，N为就业人数。则反劳动需求曲线D为：工资W=(1-a)AK[a]N[-a]；而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S具有完全的弹性。充分就业时的人数为N[,0]，w[,0]为均衡工资。人均生产函数为f(k[,t])=F(K[,t]N[,t])/N[,0t]。
在基金制下，由于所有缴费最终全部转移到雇员身上，没有劳动激励扭曲，故不会有就业的减少。这时f(k[,t])=AK[a,t]，其中k[,t]=K[,t]/N[,ot]，为人均资本存量。均衡时，利率r[,F]=f[',k]。
在现收现付制下，征收τ的工资税率后（注：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同时为了简化，我们只考虑向雇员征税的情况，而不考虑雇员雇主的税款分担计划。），劳动供给曲线S移到S[']，就业人数N=N[,0](1-τ)[1/a]＜N[,0]。这时f(k[,t])=AK[a,t](1-τ)[(1-a)/a]。均衡时，利率r[,p]=r[,F](1-τ)[(1-a)/a]＜r[,F]。
2.平均消费增长与消费水平的差别效应
我们假设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具有不变相对避险系数θ的瞬时效用函数：
（注：现在，社会养老保险金与家庭直接储蓄的替代率尚不明确。但考虑到中国非常高的储蓄率，认为完全替代是合理的。参见[11]。这时个人最优与社会计划最优是一致的。）
其中SV[,t]为t期人均自愿储蓄余额，SS[,t-1]为(t-1)期人均强制储蓄余额，而W[,t]τ[,f]则是新增强制储蓄部分（在0-T[,1]期不可动用，但在我们的假设下，只是完全挤出了未征税前的部分储蓄），三者共同构成了k[,t]；初始财富S[,0]给定，SS[,-1]=0；n为人口自然增长率；τ[,f]为基金制下的工资税率；w为工资；r为利率。(2)式右边的前三项为t期个人储蓄（等于个人投资），后两项为基金投资。合并后，可看到它就等价于经济增长的基本动态议程：dk[,t]/dt=f(k[,t])-nk[,t]-c[,t]；(3)式是一个生命周期形式的约束（参见[16]，e[-(r-n)t]为社会贴现因子（这里r为退休时的基金投资平均回报，是一常数）；(4)式则表明了存在完全借贷市场时，在基金制下不存道德风险（注：如果存在完全的借贷市场，那么即使在基金制下也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即个人（尤其是低收入者）知道年老时若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养老，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他就会在工作时借债以获得相对其收入而言较高的消费，退休时用养老基金偿还债务，而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的条件，即个人不能动用养老金为工作时期的消费融资。同时此式和我们的假设决定了τ[,f]的上限。
而在现收现付制下，预算约束为：
其中S[,t]为t期人均储蓄余额，有S[,t]=k[,t]；τ[,p]为现收现付制下的工资税率；β为工资替代率（注：定义为：养老金价值相当于某基期的某职工工资（扣除向养老金体制缴费后的净值）的比例，诸如退休前一年或前两年，或一生工作时期的平均工资。但这里，我们认为老年人也应分享工资的增长。），其是外生的。若f为T[,1]-T斯的体制内抚养率，则有：β=fτ[,p]，因f是外生的，故现收现付制下的工资税率τ[,p]也外生。
求解以上问题时，可先由(0-T[,1])和(T[,1]-T)两期的两个价值函数之间的权衡得出最优的个人自己所准备的养老金SV[,T1](S[,T1])（好象先解一个交叠世代模型，事实上只需存在即可），然后对两期再分别独立求解。
结果在两种制度下，最优消费增长速率的形式始终都为：
dC[,t]
r-(n+h)
───── =───────(8)
C[,t]dt θ
但由前面的讨论知，r的值在两种制度下是大不相同的。
由此我们可作出两种制度下的二维动态经济系统的向量场图：
图中，E为长期均衡点；k[,g]、k[*]分别为黄金率和修正黄金率下的长期最优人均资本存量。下标f和p分别代表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
由此可推出以下几条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差别：
1)劳动占收入的份额（即劳动－产出弹性）或工资税率越高，现收现付制下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就越低；而工资税率对基金制下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则没有影响。一般地（k[,t]相差一个数量级以内），这两个因素越大，基金制下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的较现收现付制下的就越高。
同时两种养老制度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可能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农村），个人抚育子女的主要目的是养儿防老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可能会降低生育率（注：注意到Ramsey增长模型的最优增长率的形式（keynes-Ramsey规则）与(7)式是相同的，故我们认为这是政府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干预的重要理由。而强制的必要则在于其能较好地分散个人风险的同时，可以更好地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但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Friedman(1999)对基金制下强制税率的质疑，仍是值得人深思的。）。在中国，如果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足够宽（比如把非公有制的职工，甚至流动的“民工”和几亿农民也包括进来），则有可能会削弱个人养儿防老的动机，从而降低人口增长率。另外，在现收现付制下，个人怕统筹吃亏，怕平调自己的钱用到别人身上；而在基金制下，个人确定地拥有养老帐户中的款项，未来的不确定性低于现收现付制，故基金制下会有更低的人口增长率。
正如Lucas(1988)所证明，长期内经济增长率的轻微差别也将会导致长期产出的极大差别。这就是基金制较现收现付制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的差别效应。
2)现收现付制下的工资税不仅挤出了部分储蓄，也挤出了部分消费。由修正黄金率可知，基金制下的稳态资本存量k[*,p]=f['-1](h+n)大于现收现付制下的k[*,f]=f['-1]｛(h+n)/(1-τ)[1-a/a]｝。
3)基金制下每期消费水平都高于现收现付制，而且差距随时间不断扩大。我们称之为平均消费水平的差别效应。
3.税率扭曲的差别效应。
为了便于计算，下面我们考虑离散情况。为了比较，假设在两种制度下，代表性消费者所得退休金（T[,1]时的贴现值）一样，即有：
其中W[,0]为开始工作的实际工资；g[,1]、g[,2]分别为现收现付制下和基金制下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T[,1]、T[,2]和T分别为代表性职工开始工作的年龄、退休年龄和期望寿命。
则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税率比为：
如果f不是非常大（即人口结构不是非常年轻型的），即使g[,1]=g[,2]，一般地，由于时期结构不同，仍在上式＞1。如果工资增长率的差别越大、f越小或退休年龄越高，则税率比越大，即税率扭曲的差别效应越大。所以在基金制下，即使存在劳动扭曲，也比现收现付制下的要小的多。而高的社会保险税率会降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减少就业，促使人们提前退休，从而扭曲人们的劳动供给。劳动供给的减少将意味着效率的降低和财富的损失。
4.消费的综合差别效应
在现收现付制下，此代表性消费者一生总收入的贴现值为（T[,1]时的价值）：
那么易见，当替代率β=fτ[,p]给定时，f越小，则τ[,p]越大。即使g[,1]=g[,2]，由于可支配收入的时期结构不同，我们也有NPV[,2]＞NPV[,1]，即个人在基金制下将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实现最优时，预算约束都将是紧的，故更高的收入贴现值将意味着更高的消费水平。
四、转轨收益与成本的估算比较（注：转轨成本无非是将现收现付下的隐性债务显形化而已。所以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说，转轨成本并不是转轨本身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它只是对原有债务的重新确认。同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下面主要是提供一种非常简便的大致估算方法而不是估算数字本身（但数量级可能是有意义的）。一个复杂的精算模型结果见世界银行，1997。）
1.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增长的预期寿命、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和家庭普遍地更加注重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而非数量，都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人的进程。
我国人口在1982年完成了从年青型向成年型的转变；到2000年，将成为老年型国家；到2025年，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将分别占总人口的20%和13%；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达到高峰，前两个比例将分别上升到25%和20%。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也一直不断上升。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队伍绝对规模将开始下降。到2050年，估计65岁及65岁以上的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将从1995年的1:10上升到1:3（见[7]）。这样，我们假设在未来数十年内，缴费的职工人数和同时期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之比f为4。
另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60岁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34.9岁。由于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反向作用以及其它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在未来数十年内，职工平均年龄大致为35岁。
2.一些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
从1990年到1994年，中国实际工资每年增长6.4%（见[7]）。在中期，由于大规模的投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仍可提高。故我们假设，如果原养老体制还可维持的话，那么在原体制下，今后实际工资的年增长率仍为6.4%。
据邹至庄估计，中国工业资本的边际产出为17%（转引自[7]）。而1998年深沪股市的平均每股净收益率为19%。另外，现在民间借贷一般常见2分息（注：相当于年利率24%，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课题组资料（尚未出版）。而且要注意，这还不是通货紧缩背景下的名义数字。）。对照现在的官方利率，可见由于中国事实上的金融遏制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轻国企负担），使得资本价格被严重扭曲了。如果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利率能够市场化，使其结构趋于合理，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利率所蕴含的风险贴水以及长期中资本报醉率的边际递减，即使假设未来实际的长期资本实际回报率r=12%（注：当前民政部规定的个人帐户存款的贷出名义利率即为12%；Feldstein(1998)的估计也为此数字。），也仍将是很保守的估计。
3.估算
(1)长期产出增长差别的估计
世行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率的估计见表2:
表1 中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
年份1985-1995 1995-2000 2001-2010 2011-2020 1995-2020
年平均增长率 9.80% 8.40% 6.90% 5.50% 6.60%
资料来源：[7]
据此，我们作略微保守一点的假设：在未来数十年内，在现收现付制下，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g[,1]=6.4%（这也与我们在前面估计的现收现付制下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同）。我们假设在基金制下的经济增长率为：g[,2]=6.4%+0.7%=7.1%（注：据Feldstein估计，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可使美国的经济的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转引自[6]）。则中国作为一个高成长的经济，可能比此更高一点，我们就估计为0.7%，相汉于原有估计增长率的1/10。）。则有：
可见，在25年内，两种制度的产出差别的现值约为1个GDP。故我们可认为这就是养老制度转轨给转轨期这代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额。正是由于认识到（或潜在认识到）这个巨大收益，目前对养老制度应转轨已较少有异议。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收现付制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转轨会给转轨期的各种人，尤其是在职职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转轨成本过高，那么转轨将是十分艰难以至不可行的。批评这种转轨的学者指出，转轨将意味着现在职工“双倍的付出”，但我们下面的估算将表明，即使不考虑巨大的产出差别，转轨对转轨期代表性的职工，即对职工整体而言也是有利的。但需提出的是，这是卡尔多而非帕累托意义上的改善。因为转轨对刚工作的年轻人是最有利的，而对即将退休的职工却有损害（因为他的积累不够），故政府进行再分配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这也是需政府于预养老市场的一个重要理由。
(2)转轨收益和成本的估计
我们考虑一个代表性的职工，他现在35岁，将于60岁时退休（注：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1996年女职工占总职工数的38.7%，那么此时代表性的职工退休年龄为：55×38.7%+60×(1-38.7%)=58岁，但考虑到以后退休年龄可能推迟到65岁，故这里代表性的退休职工退休年龄就取60岁。），期望寿命为70岁。他初始的年工资为5980元（注：此为1996年全国企事业机关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源同脚注21。）。替代率为60%。体制内抚养率为4。
那么，在现收现付制下，由公式(11)，得：
由此我们可得表3（注：1996年GPD为6.8万亿人民币。表中没有考虑规模收益，并假定了制度在转轨期仍是一个开放系统，故转轨成本的估计比终止假定（即假定现收现付制立即终止而不考虑新的债务）下的要高。在终止假定下，中国政府咨询机构的估计为3-4倍的GDP，世行的估计为40-50%的GDP。对比表三（第一行），我们认为前者高估了转轨成本。）
表3 转轨净收益的估计(f=4)
覆盖的缴费 同期领取养老 转轨收益转轨成本及 转轨净收益
人数(f×N) 金的人数(N)(GR=f×N×NR)占GOP的比重(GR-GC)
(单位:亿人) (单位:亿人)(GC=N×C,GC/GDP)
（单位：万亿人民币，1996年价格）
2.4 0.6 3.84 3.18,46.8% 0.66
4.0 1.0 6.45.3,78%1.1
6.0 1.5 9.68.0,117%
1.6
五、结论
从激励的角度看，由于现收现付制使国企很难排放冗员，这不仅使得劳动力资源不能在各单位间实现有效配置（众所周知，这将损失效率），而且还使得激励不相容。一般地，在这种制度安排和减少下岗的政策环境下，说谎将总是国企的最优选择；反之，若要实现激励相容，使国企改革顺利进行，则需让大量工人下岗。所以，若要避免此两难境地，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
从经济增长角来看，基金制比现收现付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费增长率、平均消费水平以及更低的税率扭曲。
养老制度转轨时期的在职职工的福利如何变化是转轨问题争论的核心之一。我们的数值计算表明，转轨对转轨时期的职工整体而言也是有利的（考虑到每个年龄段的职工福利变化的不同，转轨是卡尔多改善的）。而且转轨越早（f越大）、制度覆盖面越大，转轨净收益也将越大。
六、一些实际问题
上面只是从理论上，在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简略说明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转轨实在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首要的即是如何为转轨筹资（注：这方面有很多国际经验和建议方案可供借鉴（见[5]、[8]）。在CCER-NBER'99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讨会上，CCER的赵耀辉、世行的王燕、NBER的Kotliko基金制（和Sachs合作）针对中国的情况，也提出了各自的方案（见[1]）。）？其次，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国企的改革如何同步？再次，个人帐户是否只是“空帐”，养老基金是否真的能转化为有效投资？还有，如何建立竞争性的商业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是否可将一些好的国有集团上市的部分所得划入基金制以开始运转（见[9]）？另外，如何把社会保障延伸到乡镇企业和农业部门？此外，金融体系制、工资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法律监管、行政管理等配套措施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如何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
① 执笔：易纲、汤弦和王晖。感谢陈平和宋国青教授、韩廷春和龚六堂副教授以及吴任昊、夏春、白金辉和李刚等同学的有益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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