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社会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生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4)06-0059-10 一、文献与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和收入迅速增长，文化生活也相应丰富起来。在巨大的市场、国家政策的鼓励，以及科技进步的综合作用下，文化消费处于多元化和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之后，新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模式正在形成之中。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战争和文革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曾经处于一种单一的状态，各个阶层的文化看起来几乎没有区分，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个阶层和身份群体日常消费方式的差距日益扩大，开始出现各自的特征，走向文化分层。 国外关注阶级阶层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沿袭布尔迪厄的研究进路，从文化和消费的视角对社会阶层分化进行探索，已有丰富的成果。社会学的地位标志派的多位学者都认为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和消费风格由社会阶层的地位等级排列决定。从布尔迪厄、福塞尔到甘斯，他们对西方社会各个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都做出了具体的描述和讨论[1-3]。其中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比较具有代表性，以“文化资本”①、“惯习”和“场域”共同构筑了这一富有影响力的文化社会学体系。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层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现实世界中的内在结构是一整套强制性因素，以持久的方式影响资本的类型和分布。社会个体的阶级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消费惯习，无论消费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遵循规范，是为了区别于他人还是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4]。而阶级品味的差别，不是因为高雅文化比低俗文化“更好”(更文明、更深刻、更精妙等)，而是因为品味的等级差异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它们帮助再现其所划定的阶级分界。即行动者的地位获得，除了与经济因素有关之外，还与文化等其他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文化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受到所属阶级、阶层以及家庭等多重因素的制约[1]467-484。欧美学者展开的一系列理论和经验表明，消费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也是消费者进行意义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则认为阶级等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消费领域已经消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主要受个体选择和市场力量的驱动，从而日趋自由化、多元化和个人主义[6]。面对“传统的”和“非传统的”两个派别[7]的研究分歧，本研究尝试探究，像中国这样处在多重变迁的社会，面对市场转型、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否取决于阶级、性别、年龄、收入、地域关系等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在文化消费领域，在控制了“物质性”地位的经济支出因素之外，文化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影响。 国内近年涌现出大量的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是对文化消费现象兴起的现实回应。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推算出文化消费的增长态势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展示了文化消费需求的高速提升与发展方式和格局的转变[8]。消费经济领域的研究着重指出文化消费对于拉动我国的消费增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我国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文化消费规模总量偏少、文化消费结构不均衡、文化消费服务体系不健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环境有待改善[9]。社会学领域的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城乡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消费差异，其主要表现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消费层次等方面，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素质差异、消费观念和地区社会文化氛围的差异[10]。针对大学生群体，有数据模型显示出由个人特征如专业和年级导致的群体内部差异，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文化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11]；且有经验研究对比了城乡大学生在消费费用、内容、影响因素以及价值取向上的差异[12]。总体来讲，关于大学生的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其中实证研究的理论归纳程度较浅，非实证研究中的说教意味较浓[13]。大多数文章都对大学生消费中存在误区和消极面向进行批评，旨在呼吁净化消费环境、加强高校教育。如有诸多研究指出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结构不合理，重娱乐而轻学习；消费心理不成熟，攀比、西化、跟风、炫耀的倾向性较严重，应强化对学生文化消费的健康引导[14]。除了说教式的论述，对问题的原因分析也较为简化，较少进行详细而系统的阐释。 从更大的范畴上看，国内有关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中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是对文化消费的具体的、定量的分析和调查，没有将研究放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之中，从深处挖掘文化消费的含义[15]。此外，针对各种群体，文化消费的研究也只是局限在本身的解剖，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层级体系中。而我国社会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改革和转型中，文化等级体系初现端倪，在变动和不确定性中，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待各阶层稳定，文化等级也逐渐分明有序。波德里亚指出消费过程的两个面向，一是作为一种交流体系，二是作为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将不同意义的顺序排列于密码中，作为法定的价值排列于社会等级中[16]。在国内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以往学者们更多关注阶级阶层的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文化建构、价值观建构其实不可忽视，阶层结构的定型化也有赖于消费领域的区分[17]。目前实证调查的概况是通过测量消费水平、满意度等指标来比较消费结构中的社会差异和影响因素，往往停留在消费现象的断面分析，缺乏对于作用机制的深入分析，无法很好地解释阶层分化背后的文化转型。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们希望对于文化消费和文化资本的研究，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分层现状的整体把握，有助于对社会分层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本文借鉴“文化资本”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性的样本对中国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三个问题：1)探查大学生群体内部的差异，2)检验出身环境和家庭阶层背景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3)尝试解释文化资本积累背后的逻辑。 二、研究的方法与假设 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生生活、就业及价值观调查”2013年的数据，以12所高校的大学生为样本。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考虑到高校等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选定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从中分层随机抽样，共获得了7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本文着重关注大学生的文化消费②，考察群体内部在消费选择和文化偏好上是否发生了分化，进而尝试从出身环境和家庭阶层背景两个维度来讨论影响文化偏好的因素。基本假设有以下三项：假设一、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由于个体特征、区域特征而出现分化。假设二、出身环境对文化偏好具有影响作用：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出身环境，对全球化文化的接纳程度越高，也越容易表现出西方文化偏好；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对外来文化接纳程度低于居住在城市的学生；城市户口的学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程度高于农村户口。假设三、文化偏好受到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表现出西方文化偏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全球化文化的接纳程度也越高。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当今世界多样性的文明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为年轻一代提供了非常宽阔的选择空间。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消费，大学生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从看电视剧和听音乐这两种最主要的校园文化生活形式来说，大学生看美剧、韩剧、日剧、英剧，也看国产剧、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电视剧；他们听音乐的风格类型涵盖大陆当红流行音乐、主旋律歌曲、欧美流行音乐、港台地区流行音乐、大陆原创歌曲、西方古典音乐、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歌、日韩流行音乐等等。从手机的消费来看，大学生喜欢欧美品牌、日韩品牌，也认可国产品牌、台湾地区品牌。多元文化共存的图景表现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行趋势正在透过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真切地融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培育出一种“全球化的口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群体内部开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 (一)大学生群体内部差异 1.学校等级与影视作品偏好。在影视和音乐方面，根据所在学校等级的不同，学生对中西文化的喜好呈现出差别。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西方音乐和影视作品，而高职院校的学生更喜欢看国产剧和香港剧，这说明重点大学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明显高于高职院校。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所在高校级别的下降(重点-普通-高职)，大学生对国产影视的偏好在增加，而对欧美影视作品的喜爱程度在下降。就国产剧而言，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学生的喜爱程度接近，但和高职院校学生差距很大，高职院校学生中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39.8%)比重点大学学生中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22.6%)高出17.2个百分点；而以美剧为例，偏好格局则完全颠倒了过来：重点大学学生中最喜爱美剧的比例(46%)是高职院校学生中最喜爱美剧比例(22.3%)的两倍多。换言之，大学生对影视作品偏好的“本土化”(国产剧和港剧)口味随着学校等级的下降而呈阶梯形上升，其“西方化”(美剧和英剧)口味则呈阶梯形下降。
从简化影视剧类型的图1可以更直观地看出，随着学校等级的提高，最喜爱国产剧、港剧和韩剧的学生比例都逐渐下降，而最喜爱美剧的比例则明显升高。
图1 影视偏好的学校等级差异 学生们对音乐类型的偏好格局与影视作品非常相似。高职院校学生对本土色彩较浓的音乐作品的喜爱程度明显高于重点大学学生，如主旋律歌曲(选择比例分别为31.44%和24.24%)、中国民歌(16.95%和11.12%)、中国民族音乐(19.06%和14.50%)、中国当红流行音乐(42.93%和38.90%)。相反地，对于西方音乐的几个主要类型，选择欧美民谣的重点大学学生有15.66%，而高职学生只有5.28%，欧美摇滚乐的比例为15.50%和9.50%，欧美流行音乐的比例为35.89%和20.41%，西方古典音乐为19.51%和9.15%。可以说，高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程度远远低于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学生(表2)。 就日韩文化而言，它们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日剧和日韩流行音乐在普通大学学生中最有影响力，其次为重点大学学生，而韩剧在高职院校学生中最有影响力，其次为普通大学学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需要后续的调查进一步分析。 2.个人因素与影视作品偏好。从个人因素的层面来看，对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外语水平等变量的分析显示出不同类型个体在文化偏好上的差异。
(1)“政治面貌”产生的差别。如表3所示，在具有正式党员身份的大学生中，最喜爱美剧的比例为44.1%，高于具有预备党员身份大学生中的相应比例(39%)，更高于非党员身份(团员和群众)大学生中的相应比例(36.4%)；而正式党员身份大学生中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25.1%)则略低于非党员身份大学生中的相应比例(27.7%)。 (2)“学生干部身份”产生的差别。从最主要的两种影视作品地区类型(美剧和国产剧)来看，学生干部和非学生干部的偏好上存在差别，前者更喜爱西方影视作品(美剧和英剧)，后者更喜爱本土影视作品(国产剧)和日剧；而且担任过的干部身份越多，对西方影视作品的喜爱程度也越高(表4)。
从欣赏音乐类型的分化来看，学生干部身份在主旋律歌曲、中国民歌上的差别并不大，但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国当红流行音乐、港台流行音乐、西方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欧美流行音乐)上呈现随干部身份提高而偏好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在欣赏欧美流行音乐上的差别最大，最高比例(43.3%)与最低比例(29.2%)相差14.1个百分点，相当于平均比例(32%)的44%(表5)。
(3)学习成绩产生的差别。经过初步分析，个人学习成绩与影视作品的相关性不够明显，但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选择美剧的比例略高。不同学习成绩学生的影视作品偏好分化不如其他个人性因素(党员、干部)那么显著，这很可能与本次调查对成绩采取自我评价所导致样本的分布偏差有关(即大多数人评价为“一般”和“较好”，负面评价的较少)，不能有效地代表总体的客观分布情况。从另一方面说，高考所形成的学校等级差别本身就代表了“学业成绩”和“人力资本”的状况，从总体来看，重点大学学生代表学习成绩更好，而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水平依次下降(表6)。
(4)外语水平产生的差别。大学生外语水平与影视作品地区偏好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外语水平越低，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越高(例如，外语水平很不好的大学生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为38.7%，而外语水平很好的大学生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只有12.6%，这两端的差别很大)；反之，外语水平越高，对西方影视作品的喜爱程度也就越高。这可以解释为，外语水平好并不一定是能够欣赏西方影视作品的必要条件(因为有翻译字幕或配音)，但却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观看意愿和兴趣以及观看效果(接收信息、注重文化作品的原味)；反过来，更喜爱看美剧/英剧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他们的外语(英语)水平(表7)。
(二)出身环境影响因素 处于青春期阶段、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大学生，其文化消费的态度和行为必然受到其成年之前成长环境的重要影响。城乡大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两个指标来测量，一是入学时的户口类型(农业/非农业)，二是入学时家庭所在地的类型(乡村-城市序列)。 1.户口类型与影视偏好。整体而言，西方文化通过影视作品的载体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程度明显超过本土文化。最喜爱美剧的大学生比例为37.85%，超过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27.16%)十个百分点。但入学时为农业户口的大学生在影视文化的消费上明显更为本土化(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为34.24%，接近非农户口最喜爱国产剧比例的两倍)，而非农户口大学生的影视文化消费更为西方化(美剧、英剧)和国际化(除上之外，还包括日韩剧)，最喜爱美剧的非农户口大学生比例为41.13%(表8)。
2.家庭居住地类型与影视偏好。总体来看，家庭居住地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大学生的影视偏好越倾向于西方和外来文化(包括日韩)。具体而言，居住在农村的大学生中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最高(35.3%)，是居住在城市大学生(另外一端)最喜爱国产剧比例(16.7%)的两倍还多。反过来，居住在城市的大学生最喜爱美剧的比例也是最高的(42.1%)，比农村大学生的相应比例(34.3%)高出7.8%，但两者的差距没有国产剧那么大，这反过来说明来自城乡地区的大学生都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显著影响。 另外，其他次要类型的影视作品对来自不同地区学生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受到香港/台湾影视影响最明显的是来自乡镇地区的学生，最喜爱日剧的是来自城市的学生，而最喜爱韩剧的学生是来自县城(县级市)的学生。这里城市指县级以上城市(表9)。 简化影视作品类型之后的图2显示得更为清晰，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大学生(入学前)居住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喜爱国产剧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最喜爱美剧的比例则逐渐升高。 3.家庭居住地与音乐类型偏好。通过合并处理的“中国大陆音乐”(合并三项)和“西方欧美音乐”(合并五项)的类型简化，可以得到与影视偏好的城乡差异相类似的图形(图3)，同样也反映出中西类别的音乐偏好随城市化水平所产生的高低变化趋势③。
图2 国产剧和美剧偏好的城乡差异
图3 中西方音乐偏好的城乡差异 从农村、乡镇、县城到城市，表示随着大学生成长环境的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和文化开放程度的提高且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显然，考上大学时家庭居住地的类型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偏好和文化实践。 (三)家庭阶层背景因素 1.父母文化程度与文化偏好。随着父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大学生对国产剧(及港剧)的偏好程度在依次下降，而对美剧的喜爱程度则不断上升。母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观看影视偏好的影响也是类似的情况，从图4的曲线升降趋势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分化。
图4 影视作品偏好与母亲文化程度交互(简化) 类似地，我们发现，在大学生最喜爱的音乐类型与母亲的文化程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表10)。
随着调查对象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大学生对本土色彩较浓的音乐形式(中国民歌、中国民族音乐)和主旋律音乐的喜爱程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同时对于西方音乐(欧美民谣、欧美摇滚乐、西洋歌剧、欧美流行音乐)和小众化音乐(爵士乐、电子乐、说唱乐——也来源于西方)的喜爱程度则全都是在不断上升。相比较而言，大学生受母亲文化程度影响而在西方音乐和小众音乐上的偏好分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2.家庭经济状况与文化偏好。从表11的数据可以看到，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大学生选择影视作品的国际化倾向越强。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中有40.5%为美剧爱好者，而这部分只有15.1%的人选择国产剧，同时，喜爱日韩剧的比例也随着家庭经济地位升高而上扬。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大学生的消费偏好越倾向于西方和外来文化。从图5的国产剧和美剧的选择差异，及从图6的中西类别的音乐偏好的对比，都显示了随收入水平所产生的高低变化趋势。即家境的好坏对大学生的文化偏好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图5 影视作品偏好与家庭收入水平交互(简化)
图6 音乐类型偏好与家庭收入水平交互(简化) 上述发现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本土文化偏好和西洋文化偏好的差别背后是城乡身份和家庭背景等传承性差别。第二，本研究对于出身环境和家庭阶层地位因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布尔迪厄等传统派学者对阶层文化与社会结构因素相关性的认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调查数据呈现了当前中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分化状况，试图探讨大学生文化资本的差异是如何在学校等级、个人素质、出身环境以及家庭阶层背景等多个层面的因素之上形成。在对基本假设的检验之上，本文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高等教育的分化与文化消费的分化存在对应关系 学生所在的学校等级不同，对影视和音乐作品的选择表现出对中西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别。重点大学学生比普通大学、高职院校的学生更多地受到西方和域外文化的影响，而高职院校学生更喜爱本土文化，呈现出“西洋文化偏好”的阶梯式下降和“本土文化偏好”的阶梯式上升的变化趋势。 (二)出身环境和家庭阶层背景差异参与塑造文化资本 分析结果显示了出身环境对文化偏好具有影响作用：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出身环境，对全球化文化的接纳程度越高，也越容易表现出西洋文化偏好；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对外来文化接纳程度低于居住在城市的学生；城市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程度高于农村学生。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是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部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及其带来的经济、文化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农村地区始终是相对落后和闭塞的地区。城乡消费差别不仅体现在吃穿用度等物质消费方面，文化教育领域的差异更是明显。从入学时的户口类型(农业/非农业)以及家庭所在地的类型(乡村-城市序列)这两个指标的测量结果分析，出身的城乡环境对个体的影响非常显著。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仍然受到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 同时，文化偏好受到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表现出西方文化偏好；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对全球化文化的接纳程度也越高。这一发现说明家庭阶层背景的优势对子女的文化资本产生了积极作用。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都是重要的中介变量。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能够提供文化、智力资源和物质保障。家庭是文化资本最早、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对文化的偏好通过家庭社会化过程在两代间加以传递和内化[18]。这也正是布尔迪厄所阐述的“文化资本”所具有的隐蔽性和传承性，以及对阶层再生产的作用机制。 在教育分层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已强调了家庭阶层背景和社会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效用[19-20]。在文化消费的研究中，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代际流动和社会分层的作用也应该受到关注。在大学校园这一场域中，大学生拥有相似的身份和相近的生活方式，而群体内部出现迥然有别的文化偏好，消费需求和行为选择不仅仅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天赋(就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我们的数据验证了成年之前成长环境、出生文化和生活境遇的重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城市和大学这两个现代文明的“熔炉”并未能够有效拉平大学生之间的先赋性差别，出身和家庭的差别仍然从文化资本的作用中给大学生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可能持久地发挥效用。 (三)优势文化能力与优势地位群体显示出同构 从个人因素的层面来看，重点大学学生、拥有党员政治身份的学生、学生干部、外语水平好的学生中，西洋文化偏好的倾向性更强。从出身和家庭背景来看，来自城市和家境较好的学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程度更高。在大学里，党员身份、学生干部都显著地成为优秀人才的标准之一，在社会地位获得上拥有优势；拥有丰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也无疑具备先发优势。这明确展现了优势人群和西洋文化偏好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促进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多样化文化的接收和吸纳正在对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理论和批评话语[21-22]，指出了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性，其强势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影响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产品对大学生群体的强大吸引力(相对于本土文化和日韩文化等)。因此开放式的文化吸纳和西洋文化偏好成为一种多文化能力，而且是具有优势的文化资本，有助于海外求学和外企就职这些较好的出路。跨国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止于专业技能，拥有西方文化体验的知识精英更能胜任工作中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布尔迪厄指出，每一个社会场域的正统文化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和分类标准[1]397-405。也就是说，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内所处的位置，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取决于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高低，以及这些知识和素养与正统文化的吻合程度。全球化境遇下，多文化能力和开放式的文化吸纳成为一种文化分类标准，对西方文化的消费和体验成为文化资本的一种积累，并且可能与其他类型的资本(人力资本④、社会资本⑤)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 在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定型化过程中，当某种分类被广泛接受，就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基础，文化层级体系的建立是社会分化的生成过程之一。在资源的竞争和分配中，社会分化的界限被建立起来，相似群体形成的共同取向，会使群体内聚，并排除他者，将人们置于不同的类别之中。比如优势地位人群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偏好，有可能形成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特征，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社会资本的竞争优势。来自农村和家境贫寒的学生希望通过高考和高等教育提升自己、重建社会身份，即在教育领域实现向上流动；虽然制度身份、户籍性质转换了，但依附其后的各种社会待遇和长久以来接受的出身文化，很可能使他们无法在消费领域获得全新的身份重建，从而强化了其次等的文化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阶层出身已经开始作用于社会成员的文化偏好和消费选择上，文化消费是社会分化和阶层条件的体现。正如布尔迪厄的论述，社会区隔产生于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行为的系统区分和获取消费品[1]169-183。王宁进一步指出，消费习惯是人的社会阶层条件和地域生活方式的内化，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会化过程在主观性结构中的反映，一旦形成，会维持较长时间[5]41。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生活和大学校园、数字化和全球化，看似赋予人们无限自由的选择空间，但这种表面的公共性之下隐藏着资源的不均分布和生活境遇的巨大差别。 无论从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都只是初始性的，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们的研究只是重点讨论了中国大学生文化偏好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消费实践对于文化资本和地位获得的有限建构作用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而大学生就业、成家之后的经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即便如此，在当下提出并研究文化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现实关怀，也验证了阶层文化研究中结构性因素和文化资本作用机制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迈入消费社会，消费对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正在逐渐增大。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我们将在跟踪调查研究中获得更丰富和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资料，继续探索。 ①“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它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如何发挥作用的功能性概念。 ②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消费概念限定于狭义的范围，主要指对影视、音乐等文艺娱乐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在大学生的文化实践中，具体包括：观看影视作品、欣赏流行音乐、观看明星演唱会、欣赏古典音乐会、练习乐器/声乐、观赏戏剧、观看喜剧/相声现场演出、参观博物馆/画廊、KTV唱歌、观看酒吧现场演出、参加音乐节、学习文化艺术知识、参与文艺演出和比赛、自己创作作品(包括歌曲、DV、图画、戏剧、语言文学)等。此次调查的题项即依此而设。 ③题目为测量最喜欢的音乐类型，选项为：1.主旋律歌曲；2.中国民歌；3.中国民族音乐；4.欧美民谣；5.欧美摇滚乐；6.爵士乐；7.电子乐；8.说唱乐；9.西洋歌剧；10.西方古典音乐；11.欧美流行音乐；12.中国当红流行音乐；13.大陆原创型歌手作品；14.大陆地下民谣与摇滚；15.台湾流行音乐；16.香港流行音乐；17.日韩流行音乐；18.其他。由于音乐类型的选项多而细，故将其进行简化处理，增加新变量：“中国大陆音乐”=主旋律歌曲+中国民歌+中国民族音乐，同样地，对西方音乐类型进行简化处理：“西方欧美音乐”=欧美民谣+欧美摇滚乐+西洋歌剧+西方古典音乐+欧美流行音乐。 ④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致的地方，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多地注重对人力资本的选拔和培养，而文化消费的实践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本积累的另一种具体形式。 ⑤迪麦哲(Paul DiMaggio)将文化资本看作是影响个人社会网络资本积聚的因素之一，认为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他的研究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其意义在于能起到阶级识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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