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河南小说创作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新时期论文,特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河南省是我国有着九千万人口的大省，也是中华古老文化的发源地。在我国文学史上河南的作家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迎来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原大地由于自己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地处八面来风的要冲，河南作家的创作，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以创作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而著名的李準，新时期之初即推出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以新的视角和史诗的规模，反映八年抗战中农民的坎坷历史命运与求生存的不屈不挠精神，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张一弓更迅速成为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新星，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一系列的名作，轰动了文坛，使广大读者被他那气魄雄浑的极有思想和艺术力度的描写所震撼。当时还在河南的叶文玲以短篇小说《心香》称誉，而后乔典运的《满票》、田中禾的《五月》、张宇的《活鬼》等作品都名噪一时。近些年除老作家南丁也有新作《尾巴》，段荃法推出《天棚趣话录》这样的短篇系列外，更涌现了许多新人新作，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先后推出了集群性的成果，像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不仅情节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见出深厚的功力；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田中禾的《匪首》、李偕的《金屋》等多位作家的长篇也都各有风格和特色。郑彦英的中篇集《西风》在西北风情的背景下描写出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中篇相当成功地塑造了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典型，都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从我读到的作品中，我感到新时期河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下的特色：
第一，他们多是描写农村和农民的能手。在我国新时期文学题材不断扩大和拓展，走向空前多样化的十多年来，河南的创作也大体这样，但河南的大多数作家似乎仍然怀着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厚感情，把自己的主要笔墨献给变革中的农村。他们在历史的纵深中去观照农民，既为农民在新时代的拓展高唱颂歌，也为农民艰难的过去和面临的新的处境满怀忧思。我在读李準的《黄河东流去》时就为他对于农民的热爱、对于形形色色的农民的熟悉、对于农民的历史作用的深刻感受所倾倒；后来读到河南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自己的这一种认识。确实，河南的作家多非常热爱农民，或许这与他们来自农村，乃至今天仍然生活在农村有密切的关系。读乔典运、田中禾、张宇的作品，我有这样的感觉；读李佩甫的《豌豆偷树》和《无边无际的早晨》，我更有这样的感觉。李佩甫笔下所写的文英老师和农村孩子王小丢，还有那位吃百家奶长大的县长李治国和善良、拙朴的老村长三叔，都血肉丰满，有棱有角，可谓笔酣墨饱，字里行间渗透了作家对人物的深切关爱。河南作家不仅热爱农民，而且深入农民的生活，不仅熟悉过去的农民，而且熟悉今天的农民，这尤为不易。写农民，可以说是河南作家的优长传统。当然，其他省份的作家也有写农民写得很好的。但从整体上看，这方面河南作家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第二，河南作家在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方面，应该说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发展中，艺术方法的多样化也是这时期的重要特征。80年代以来，我国有许多作家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坛上不仅出现了现代主义小说，而且出现了像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这样不同程度地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而河南的大多作家却似乎偏爱现实主义，他们不但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使现实主义走向一定的开放，从而也使现实主义获得发展。像李準、张一弓、乔典运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很深厚的现实主义功力，即如像张宇、郑彦英、李佩甫这样比较年轻一些的作家，他们的笔触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是现实主义的。在把握人物的深度上，他们不独从社会关系的层面写人，而且从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层面写人；他们还适度吸收非现实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像张宇的《疼痛与抚摸》、杨东明的《五号警戒区》等小说，都使得现实的描写更加空灵，而笔下人物的性格、心理却更见复杂、丰满和真实。李佩甫，在《红蚊子》这样的小说里却运用了超现实的笔法，使作品类似荒诞小说，而实际又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城市生活的某些人物的心态。我赞成艺术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这样做肯定会促进我国文学创作风格的“百花齐放”。但我以为，文学如果要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子，真正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意义，那么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就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会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始终处于创作主流地位的原因。所以，河南作家的现实主义选择，我以为是相当明智的。
第三，河南作家的语言富于乡土的色彩，生动活泼，但又各有创造性，很注意艺术个性。李準的《黄河东流去》的语言优美而简洁；张一弓的语言则有如油 画，笔力雄健而富于力度。乔典运的质朴笔墨给读者很深的印象。田中禾笔端流淌不尽的诗意，张宇的语言从《活鬼》到《疼痛与抚摸》有明显的发展，虽然都十分流畅，而后者描述中夹议论的笔墨却赋予整个小说的叙述语言以哲理的韵味。而李佩甫、杨东明这样近年活跃的小说家，他们有着农民语言的泥土底色，而在不同作品中由于具体题材的差异，采用了不同人称的叙述视角与语调，从而呈现出多种笔墨的艺术效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文学的艺术成就取决于它运用语言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文贵创新”这一条艺术规律差不多人人都懂。但真正创新成功的人并不很多。新时期我国文学风貌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自然包括文学语言的变化。可是，我们远不能说凡属锐意创新的作家都为读者所接受。有些作品的语言是创新了，却或晦涩难懂，或佶屈聱牙，不堪卒读。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语言才有新鲜感，才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但如果因陌生化而至于让读者不能领会，感染力等于零，那么，这样的语言创新岂不与文学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吗？我读到的河南作家的作品似乎没有这样的现象。这使他们的小说不限于只在文学小圈子里流传，而有可能走向广大的读者。虽然他们的语言也并不乏创新。我觉得，河南作家在小说语言创新方面的选择，也是值得人们加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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