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简化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任的社会功能是信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因为信任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活动，要认识信任的社会功能，首先要认识它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功能。只有在发挥心理功能的前提下，信任才能够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信任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发挥着什么功能？简化复杂的功能。这是我们的简要回答，也是本文的基本命题。在这一命题下，我们将逐一讨论：为什么生物在其进化过程中选择了简化复杂的战略？人类主要依赖的是哪些简化复杂的手段？信任是如何发挥其简化功能的？不信任与信任在简化复杂上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信任的简化功能与人类拥有的其它简化复杂的手段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声誉与记忆对信任的形成有什么帮助？
1.简化复杂的进化战略
要对人类的许多社会行为作出穷根问底的解释，往往会走到生物学的层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毕竟是生物界的一员，文化毕竟奠基于我们的生物属性之上。但是很多最终追溯到生物学的问题，并非都是生物学提出的，简化复杂就是最生动的一个例证。原因也是简单的。社会是矛盾和分歧的温床，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加的反思性受到社会中诸多矛盾的刺激，便提出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几乎一代经济学家都曾认为，“经济人”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通过最优化的方案，谋取最大的利润。直到赫伯特·西蒙以“有限理性”的理论对“最优化”提出挑战。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也没必要追求“最优”。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西蒙把目光投向生物学，他说：
生物有足够的本领进行“寻求满意”的适应，但他们并不“寻求最优”。（注：赫伯特·西蒙1956：“理性选择与环境结构”，引自《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0页。）
生物为进化抉择而对真实的世界进行简化，造成了简化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又可以为我们解释组织行为中的很多现象。（注：赫伯特·西蒙1955：“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引自《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24页。）
为什么生物学的教科书中不谈生物的“简化”战略？因为在那里简化是自明之理，是每个行动者默认的法则，没有离轨，没有例外，以至没有任何起码的刺激诱发生物学家提出简化的概念。
简化复杂，是生物，包括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其原因在于世界或曰环境过于复杂，且包含着未知和变幻；而人类的理性，以及其它物种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无论是环境中完备的信息（不包含未知）还是非完备信息（包含未知和变幻），都迫使人类以及其它物种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策略去应对它。
完备的信息要以严格的边界和小的场景为前提，且并非具备了这前提信息就一定完备。在现实中这前提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真正严格的边界和小的场景只存在于非现实的游戏中，比如棋弈。这些游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板，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与完备信息的关系。以国际象棋为例，对弈双方各十六个棋子，甲走一步乙走一步，直至结束，即分出胜负和三种结局。这是一个充分透明和信息完备的场景，在这里有没有最优的策略呢？孟子说：弈，小数也。现代博弈论大师冯·诺伊曼也认为，棋弈是微不足道的游戏。没有人会说棋弈比生活（即生命）、社会和世界更复杂。但冯·诺伊曼证明了在如此有限的棋弈中也绝没有最优选择：“如果国际象棋的理论（即完整的可能对策树图）真已全部为人所知，那么，这种游戏就没有什么值得玩的地方了。”（注：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竞赛论与经济行为》，科学出版社，1963,125页。）西蒙说：平均看来，一盘棋赛的任一给定状态，约有30种合乎规则的走法，每一次过招（双方各一步），有1000种可能性。一盘棋的平均总步数为40步左右，可能出现的棋谱会有10的120次方之多。（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51页。）即使抛开选择的时间约束，人们也不可能奢望在如此庞大的选择之树中寻找最优的方案。
如果有人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棋弈比生活复杂，那一定是受到棋弈的这一特征的迷惑：它在短短的一局棋的时间中浓缩了几十个回合的博弈——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游戏，从而使其单位时间中潜在的选择更多，使其选择之树显得很大。实际上，现实生活和世界要比棋弈复杂的多。第一，现实生活中的变量和选择未必比棋弈少，只不过因其历时更长久，可能不那么浓缩。第二，其包含的因素具有更大的“异质性”，与之相比，棋弈中的不同因子（比如车与马）竟近乎于“同质性”的东西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现实生活在时空上是开放的，没有固定和封闭的界线，因而其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的，甚至模糊的，充满了未知、变幻和风险。（注：郑也夫1995：《代价论》，三联书店。第十七章。）
生存环境中的信息是复杂、庞大、不完备的，生存中充满了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生存中的很多时刻是不能等待的，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中即使等待，事物的上述性质依然如故。因而我们的行动或选择就根本意义而言，注定是建立在主观和偏见基础上的某种简化。换言之，我们需要不止一种简化复杂的战略帮助我们在各种环境和场合中生存。
语言是一种简化复杂的工具。语言远远不能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和亿万众生的诸种感受一一对应。每个人所说的轻重是不同的。不仅真实重量不同，甚至因为每个人承受力和意志力的不同，它表达的生理指标也是不同的。疼与疼是不同的，但我们如果不借助这一宽泛的词汇又该怎样表达生理上颇为不同的诸种痛感呢？一句俗话“百红千绿万种灰”说明了语言在大刀阔斧地简化人类对色彩的印象。岂止语言，几乎一切符号系统都在完成着简化的功能。离开了具备简化功能的符号，主体间将无法交流。
金钱是一种简化复杂的工具。从本质上说，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比如一袋粮食与一幅绘画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人类强烈的交换欲望，要求商品间保持一种比值，哪怕是波动的，并靠着一种媒介便利交换的进行。究竟是社会平均劳动量，还是稀缺程度决定了价格，是大可争议的问题。但它不过是理论家过后的议论，毋庸置疑的是金钱已率先在其中完成了简化复杂的作用。
语言、金钱、权力、权威、标签、声誉、考核、分数，乃至人为造就的诸多阈限，都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世界之复杂是物种无法完全了解的。人类凭借着建立一种与世界相对应的简化的系统，去适应生存的环境。其手段是靠着意义来简化复杂。很少有人能背诵百位以上的圆周率，多数人却能轻松地背诵千字文。因为前者是混沌，后者中存在着意义。靠着意义，人类完成了简化；靠着简化，人类在复杂和未知中生存。
2.信任的简化功能
生命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中。时间的本质特征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的特征以及生存的战略选择。时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持续性和变化性。变化，即使不是时间本身的属性，也是被其持续性所决定了，即变化是持续存在的万事万物的基本特征。
每个人都处在时间的维度中。他置身在今天，在当下。他的背后是过去，过去经遗忘的筛选，留在他的记忆中。他的前面是未来，任凭怎样展望，仍然扑朔迷离。世界是复杂的，未来是多变的，未来的世界复杂而多变。这种复杂和多变使人类不堪负重。但是他必须以他的选择和行动闯进未来。他不可以放弃选择和行动，从而避免风险吗？从表面的意义看，那意味着放弃机会和收益，那是与遭遇风险正相反的另一种损失；从深层的意义看，那几乎就是放弃生存。那么，他该怎样面对未来呢？
他必须借助现在，现在是他不可避免的置身之地。他必须剪除未来以符合现在，即简化复杂性。（注：Niklas Lumann 1979:Trust and Power.John Weley & Sons Chichester,NweYork.13.）
未来的复杂与变幻，造成了对现在的确定性的需求的增长。这种在心理上增加确定性，即信心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就是信任。
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注：Trust and Power.93.）
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不可以靠科学技术手段控制未来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吗？如果这种控制是充分可靠的，信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惜这种充分控制永远也不会达到，即难以驾御的复杂和风险将永远存在。（注：参阅Trust and Power.Chapter 2.）
信任，或曰简化机制，有其内在的凭借吗？是的。这种凭借也处在时间维度之中，那就是过去。过去是确定和不变的，现在是有限和迟疑的，将来是复杂和未知的。现在靠着与过去的联手，超越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疑惑。
过去不包括任何其它可能性，复杂性一开始就简化了。历史是简化复杂的最重要的方法。（注：Trust and Power.21-22.）
熟悉与过去有着不解之缘。但熟悉是一个时空结合的概念，它还靠一个狭小的、人的认知力所能及的领地来保证，领地则需要界线。熟悉本身不是信任。熟悉是生存中的一个事实，熟悉构成了一种主客体相融合的生存状况。熟悉不是行动。信任是行动，并且只针对那些环境中可被选择的方面，它是对风险问题的解答。但熟悉是信任的最初的前提。熟悉与不熟悉，不仅是每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原初时代——的第一个区分。（注：参阅Niklas Lumann 1988:"Famillarity,confidence,trust: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in Eiego Bambetta(eds)1988: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Balia Blackwell Ltd.和Trust and Power.Ch.3.）它的微妙之处在于，正象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连接性，只要有必要的交通和技术手段就可打通）一样，熟悉与不熟悉的界线是延展而非固定的。如卢曼所说：
这（熟悉与不熟悉——笔者注）界线是可以跨越的，否则就不是界线。我们可以生活在熟悉的世界中，因为我们通过使用符号，将不熟悉的介绍到熟悉的当中。我们以熟悉的方式了解不熟悉的。（注：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95.）
信任是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这样作绝没有足够的根据。用齐美尔的话说，信任产生于知识与无知的结合。信任通过在心理上夸大过去的信息，完成了一种超越，由此去定义未来，去推动选择和行动。
信任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注：Trust and Power.33.）
靠着简化复杂，信任打开了行动的可能性，没有信任这行动是不可能和无吸引力的。只有在行动之后，可能的成果才能实现，必须先行动。信任为时间问题架了桥，它为成果作了预付。（注：Trust and Power.25.）
3.不信任的功能
通常看来，不信任是信任的对立面，但在承担简化功能的意义上，不信任并非信任的反面，而是其功能等价物。俗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刚好说明了不信任与信任之异曲同工，两种方式都使我们免除了继续搜索信息的重负和犹豫不决对工作与时机的贻误。尽管在实践中，不信任可能是无奈之举，但在心理上，不信任并非消极，是更为决断的简化。（注：参阅Trust and Power.Chapter 10.）
不信任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在与信任相反相成，完成简化功能；还体现在相辅相成，甚至促进信任方面，比如对考试的监督，对工作的检查——严格监督下的考试和严格检查过的工作才更可信。卢曼说：
有时不信任与信任是锁定在一起的。作为整体系统中的信任极大地依赖于信任在关键点上被剪除，以不信任代替。相反只有在被信任的系统中不信任才能制度化和限定，使之不会成为人格的，互动的，不会扩展为冲突。（注：Trust and Power.25.）
说到根本，信任不是一元性的简化机制，而是二元性阈限中的一项。面对复杂的社会与自然，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二元阈限，比如“好—坏”、“对—错”、“真—伪”。阈限削平门坎内部的差别，强化门坎内外的差别，因而其本身就是一种简化机制。二元阈限有一个特征就是二必择一，其两个方向上的彼此转化大致平衡。信任与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与多数二元阈限不同，即二者并不平衡。信任要比不信任更节省精力，更有利于选择后对环境的适应和开发，因此人们更愿意选择信任。这也是轻信比疑心更流行的原因，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费神。信任与不信任在彼此转化上也不平衡。从不信任转向信任，大大难以从信任转向不信任，这是强烈的心理因素所使然的。就社会系统的需要来说，情形大致也是这样。系统既需要信任，也需要不信任，但同时它还需要一种机制防止不信任占据上风，防止它在互动中愈演愈烈，成为系统的破坏力量。（注：参阅Trust and Power.Chapter 10 & 12.）
4.信任与其它简化机制的关系
如前所述，人类在其社会中发展出多种简化机制，语言、金钱、权力、权威、法律、决策、标签、声誉、标准、考核、资历，等等。这些简化机制大多是平行和共生的，它们分别完成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应付自然与社会中的复杂性的简化战略，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作为一种简化复杂机制的信任，与其它简化复杂机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大致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其它简化机制对信任的帮助。第二，信任对其它简化机制的帮助。第三，有些简化机制，与信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几乎构成信任机制中的一部分。
政治权威的存在有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当然不同的权威形式将对社会信任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甚至有些权威会抑制社会信任，但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因丧失了社会秩序几乎一定不利于信任的生长。霍布斯说，自然的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建立国家是维持和平与合作的唯一途径。霍布斯问题研究专家威尔(F.D.Weil)说，霍布斯认为“信任这一人造的结构对于弥合暴力与理性在建立社会秩序时留下的裂缝是必要的。”（注：转引自Barbra A.Misztal 1996: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6.）由此推论，霍布斯认为，国家建立是社会信任存在的前提，虽然后者对于社会秩序也有积极功能。艾克斯罗德反霍布斯之道而行之，认为合作可以在没有集权的条件下产生。（注：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页。）但他并没有否认政府对社会秩序，进而对合作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是，信任造就秩序还是秩序造就信任。我们认为二者互动，而信任不是造就秩序的唯一因素，因此它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乃至帮助。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建立离不开信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并且越是现代形式的合法性基础，越与公民的选择相关，越符合信任的狭义定义。而对一个先知，高贵血统，每人一票，两（党）中择一的信任，恰恰是不同的简化结构。为什么其它方式，比如禅让，最终没有流行，除了其它原因，还在于那不是一种简化的合法结构。推崇一个超凡个人或一支高贵的血统的机制最简单，也最强烈，内容上“没有其他选择”与结构的“不容置疑”在不言之中相互强化。不能因为它有时借助暴力就认为那不是一种信任机制。所以暴力只导致权力易手，该机制最终不是被暴力而是被渐渐崛起的平等观念腐蚀掉的。“一个人”与“一支血脉”的机制被“每个人”（一人一票）取代太自然了，舍此还有什么简化机制呢？但每个人只是新机制的一方面，其另一方面是被选举人。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的选举没有限制为两党、两人，但确实是两党制的选举比多党运转得更好。很可能是人类适合简化的性格在其中悄悄发生作用。
信任与法律是分离而独立运行的两大系统。以至于，信任与隶属于法律系统的信任保证不是一回事。但信任与法律仍然相互作用。信任要感谢法律对风险的限定。信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奖惩，虽然奖惩的方式不囿于法律。奖惩可以是名声的传播，也可以是物质的得失；可以是互惠关系的中止，也可以是秘密社会中对背信的残酷的报复。法律对很多背信行为增加了一重约束。除了法律的物质惩罚外，法律的判决对一个人的名声也有重要影响，而名声与信任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仰仗于信任。说到根本，法律不是依赖于其条款，而是依赖于人们对法理的信服、敬畏和遵从。
信任不需要金钱的帮助。货币系统却需要信任的帮助。货币的出现就意味着信任——信任贵金属的价值，信任别人也肯接受；货币的流通更依赖于信任——信任它不贬值。这种信任不靠权威的保证，它是在不断使用的判断中形成、加强或丧失的。金融有了信任，不坚挺也是坚不可摧的。金融一旦失去信任，便兵败如山倒。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对信任的信任”的机制，即从众的简化机制。每个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他人，或大家的信任的基础上的。当大家是由这样的个人组成之时，大家是虚幻和莫测的。而个人又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金融系统太庞大和复杂了，他们只好求助某种简化手段。很难说从众一定不好，没有从众的心理机制，人类的很多事物是不能运转的。但每个逻辑系统都有它的界限和盲点。从众机制与金融系统的界限和盲点都在世纪末空前清晰地呈现出来。
信任与学术资历也有着互动关系。信任学术资历，就是对科学、教育和其共同体的信任。说到根本，信任与科学的互动，是行动简化机制和认知简化机制之间的互动。信任科学曾经是最不容置疑的事情。但现代人的反思性已指向了科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成就是以自身愈演愈细的分工化和碎片化换来的，不这样非但没有宏观上的收获还将丧失微观上的进展。另一方面，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从来都存在着几派观点，争执不下。等待科学结论的众生，是每每有不知所措之虞。
其实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简化功能不过是以简化的系统来置换复杂的世界，置换的完成当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这问题未必是因简化而产生的。但简化机制既然成为生存的战略，曾经存在于复杂世界中的问题便可能浓缩在各种简化机制之中。
我们就要说到声誉了。声誉与上述机制有很大的不同。信任与很多简化机制相互借助，其前提正在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系统。而声誉几乎就是信任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声誉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透视信任的某些本质特征。
5.声誉的功能
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的过去的记录。因此识别与记忆的能力成为这一机制的生理支点。信任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动物，原因之一是动物没有那样卓越的识别力和记忆力。盖支温德(N.Geschwind)通过“面孔失认症”的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小部分组织，专门负责识别面孔。（注：同上书，78页。）这一生理组织之所以得到进化，在于这一功能太重要了。缺乏这一功能的类人猿很可能已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但是仅凭这一生理上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熟悉的小圈子中，我们未必亲自和其中的每个人打过交道，我们凭什么去判断可否信任他呢？我们还会碰到生人、不熟悉的机构、制度，我们又凭借什么判断信任与否呢？为了给信任我到参照，我们需要在识别和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媒介，它就是声誉。
声誉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浓缩的历史。好的名声是人们对某人昔日光荣的记忆，恶名则是人们让其过去的劣迹一直追踪他。声誉简化了“过去”，成为过去与信任之间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仍然是“过去—信任”的心理机制。
为了应付复杂，人们把辨认性强加给包围着他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与物。这种识别性必然是简化的，声誉正是这种识别性中的一种。那么由谁来为环境强加上识别性呢？一般而言，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是社会。很少有纯属个人的记忆。个人的记忆总是受到社会的影响，被社会，被社会记忆所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就是众人的印象，“声誉—信任”的机制就是从众的心理机制。固然，在具体个案中我们应该努力对某种声誉作独立的判断，但这无改其“从众机制”的总体特征。
记忆—声誉—信任，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记忆是信任机制的支点。而除此，记忆还在人类的其它行为中发挥着作用。记忆使人比动物更深刻地打上时间的烙印。动物只是时间中的匆匆过客。而人格几乎就是人对他的过去的记忆。洛克说：
我是我记得我属于的那种东西。（注：转引自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139.）
民族性与民族传统又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有筛选的记忆。波兰人为什么不肯忘记卡廷森林？犹太人为什么牢记奥斯维辛？记忆及其象征帮助被压迫者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高压下找到自己的坐标，抵抗被同化和吞并。忘记过去和历史，将失去人格和民族的认同；但是永远被记忆笼罩又极可能走上复仇的不归之路。哪里是中庸之途呢？威廉·詹姆斯说：
遗忘和记忆是同样重要的功能。（靠着遗忘）一切回忆起来的时间都已被缩短，而缩短是由略去其中大量事实而产生的。（注：转引自布尔斯廷：《发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7页。）
记忆凭借它天然带有的机制指引着我们。如果把记忆机制比喻成一枚硬币，记忆—硬币的正面，永远也离不开其背面—遗忘。遗忘以其神秘的功能，极其自然地放弃了生存中日渐贬值的东西，保留了那些仍然珍贵的事情。记忆与遗忘，堪称是简化复杂的最神秘的黑箱。由它来支撑另一个简化机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事者建立或期待声誉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有二。其一为功利上的动机。劳伦兹说，好的名声帮助一个经济人减少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足，促进有效的契约关系。（注：E.H.Lorenz 1988:"Neither friends nor strangers"in 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be relations.198-202.）布劳则说：“社区中的好名声是一种很高的信用，可以帮助一个人得到其它人得不到的利益。”（注：P.Blau 1964: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 Sons Inc.NewYork.259.参阅中译本《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299页。）声誉是一种社会资本，对声誉持有者和他人都有帮助。缺乏合作有时不是因为坏声誉，而是因为缺少声誉。缺乏声誉比坏声誉更令人无奈。声誉通过填补信息不足，促进合作的愿望。其二是非功利的动机，声誉给人荣誉和心理的满足。声誉的社会功能正与这两种动机相对应。一方面，它减少了信息搜索的成本。另一方面，借着人们对名誉的追求，达到了对社会的控制。在传统社会中声誉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控制变得更为复杂，但声誉仍不失为一种手段。（注：参阅Trust in Modern Scocieties.120-156.）
声誉靠着什么方式来建立？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口碑，这是声誉的自然形成史。口碑当然最客观，但也只是相对而已。隐蔽的人为干扰会进入口碑形成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不待言。第二，广告。与口碑不同，广告是声誉持有者主动的、蓄意策划的产物。广告是富有心计的人们看到了自然史中产生出的这种功能，而人为刻意模仿的产物。商业广告还可视为资本与商品的与生俱来的侵略与扩展的属性。如布迪厄说，资本的展示是使资本成为资本的机制之一。口碑自下而上，广告自上而下。说广告与声誉不是一回事，只能被视为洁癖患者，因为当代的声誉已同广告（非仅指商业广告）有着太多的关联。第三，档案。同口碑一样，档案也是某种记忆。同口碑不一样，而同广告一样，档案不是自然史的结果，而是刻意人为的产物。同广告截然不同的是，档案即使不是秘而不宣，也是沉默无言。同口碑和广告都不同的是，档案不想广而告之，旨在让人们有迹可寻。在封闭的社会中，档案的效用狭窄，多数人的档案只供少数人查阅。在开放的社会中，多数档案不意味着权力，只意味着一种增加社会识别性的、与价值无涉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