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937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至1937年，这是中共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10年，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有好几次还濒临了灭亡的境地。但也是这10年，党最终克服了各种困难，并以一种全新姿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战场。若从党建史的角度看，也同样经历着这一落一起的过程。这程度不同地反映在工厂、学校、农村等党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本文就试图对这一时期高校党的建设状况作一番探讨。
一
1927年国民党执掌政权后，随即严令清党。在广州，军警甚至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视为共党予以逮捕。① 国民党还惟恐此不足以遏制中共及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于是，一面严肃查封一批“异端”学校，如上海大学、大陆大学、华南大学等；一面又强力推行党化教育，以训练党员的办法来训练学生，力图实现学校教育的国民党化。此外，1930年12月6日， 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发了《整顿学风令》，“宣布一切罢课、集会皆为非法”。随后蒋介石签署的《告诫全国学生书》又宣称：“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②
政府的高压政策引发了青年学生的心理恐怖和意志消沉。“什么共产党、第三党、国家主义者、改组派，天天你反对我，我反对你，闹个不休，究竟谁是对的，谁能领导革命成功，谁又有这样的能力去辨别呢？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受环境的支配，在这样严重复杂的环境下，我又有什么力量呢？我是个弱者，我只有看看小说，谈谈恋爱，陪爱人作乐”③。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学生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虽然在八七会议后的两周内中共中央即通过了第六号通告——《今后学生运动方针决议案》，对新形势下学生运动的原则和方式以及学运中的组织形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仍然不能打破大革命失败后学生界的冷清局面。据中共巡视员从上海沪西区发来的报告，该区党部仅有的两个高校支部也难以为继。其中大夏大学“同志七人，仅一人工作，不发宣传品，最近决定澈底解决，下警告或开除”，“南洋医大——同志六人，对问题注意，但不能工作”④。在中共的发源地北京，虽保留了12个高校支部（如表一），但“因同志恐惧甚深，工作能力薄弱，甚少成绩”⑤。而对党发起的一些群众运动，“同志多是消极的，认为只是入了党，无办法才去”⑥。
（表一）
名称
人数 备注
北京大学支部
30 开展读书运动、复校运动。斗争中同志多畏惧，不敢提自己的口号。
法政大学支部
12 开展读书运动。支部能开会，平均无工作。学生会中K.M.T.（指国民党）占多数。
民国大学支部
2
朝阳大学支部
18 最近恢复者。
中国大学支部
7～8
师大支部
7～8
工大支部
2
艺专支部
3 甚消极。
平大支部
1
女师大支部 1
燕大支部
4～5
农大支部
7
资料来源：《顺直省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年12月□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但政治环境的恶化终究让青年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平静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后即刻在学生中掀起轩然大波。一时各地学生纷纷进发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示威。从组织上讲，这场学生运动并不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但分散在各地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些地方党组织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运动的勃兴也给中共在学生中建党提供了极大空间。但是，中共却没有抓住这一大好时机。
以北京市为例。据1931年12月的《北平市委组织工作报告》载，中共在北京学生中有9个支部共32个党员（如表二）。倘若把这一状况与1928年12月时的情境（如表一）作一对照，就更能说明问题：党影响的范围是扩大了，但党的组织自身却缩小了。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加剧。1932年1月，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德承（顾卓新）发现了这一问题：“从反日斗争开始到现在，党员每支部数量不但未有增加而且大大减少（从前城区有七个学校支部现在只剩二个），在质量方面也没有很大进步，但组织状况随斗争开展而缩减了，这是实际情形”。他要求“在支部会议上详细讨论组织工作，坚苦的给同志们解释斗争中发展组织之意义”⑦。然而当时中共领导层“左”的倾向已逐步渗入高校党的肌体。是年3月， 刘德承也被解除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表二）
名称人数 备注
民大支部5 此为北平（京）市模范支部。现领导读书会（20余人），民众学校（200余人），出版抗日周报、壁报。
师大支部2 支部有2人因取消派被开除，1人转入其他支部。现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会（约30人），反日周盟（25人），
（城区） 社会学系团（10余人）。
中大支部3 支部领导20余赤色群众，180—190名反旧学联学生。中山文化研究会、国际总量研究会出版的文学周
（城区） 刊、国际周刊，俱由支部和社团领导。
工大支部1 支部原3人，后1人被开除，1人脱离组织。现领导反帝同盟（6人），出九星x报和壁报。
艺术院支部 3 此为新建立党支部。
文化支部3 此也为学校支部。该支部2人参加文化党团，1人参加左联执委会。支部生活不健全。
韩国支部3 此也为学校支部。该支部2人参加反帝党团，1人参加反帝执委会。支部只讨论了政治总部问题，没有
（城区） 工作。
清华支部3 支部中有2人工作能力薄弱。1人接受取消派理论，但不敢向组织公开。现发展反帝盟员6人，编辑
（西郊） 《青年与社会》周刊。
燕京支部9 支部中1人要求脱离组织，1人与党有不同的政治路线，即将被停止支部生活。现领导国际总量研究
（西郊） 会和领导平民学校，组织每周3次的农村宣传队。近来正在发动校工工作。
资料来源：1931年12月5日的《北平市委组织工作报告（九月一日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1931年12月15日为文件的收到日期。
“左”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只强调“斗争”而不注重“建设”。认为“学生支部中，有些同志的右倾倾向，更是执行党的中心任务的主要障碍”。因此，要“特别集中火力于右倾主要危险。以这一个斗争路线来实现策略上工作上的转变”⑧。于是只要有纪念日像“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节”等，党团都要发动游行、示威、飞天集会，且公开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合情理或不为一般群众所接受的斗争口号。同时“左”倾领导者又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搬入党内，对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故意把某同志派到叛徒特务很多，并和该同志认识的地方去工作。⑨ 这使得中共及其外围组织受到极大破坏（如表三）。至于组织发展，更是走上了两个极端：一面是制定面向工农的“冲锋”计划，实施发展团员的竞赛运动⑩，这使得一批特务混入了革命的队伍。在江苏（包括上海）甚至还取消了学校党支部，让学生党员直接参加街道工人的工作。(11) 另一方面则是一味强调下层路线，把学生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小学校(12)，这又使得一批高校学生游离于党外。据时任北平城西团委组织委员的王大钧回忆：当时担任西区团委书记和宣传部长的两位中大学生，因年龄较大而提出了入党要求，可组织上不但不予考虑，反而骂他们“不安心工作”，有“小资产阶级虚荣心”，并当场宣布断绝两人的组织关系。(13)
（表三）
名称经常工作 成立日期及其变迁 被捕会员人数
北大反帝支部 组织粉笔队，办学校壁报、工人小 一九二九年十月成立。成立时四十 “二七”被捕二人，“三一八”一人，“四
报，发动洋车夫斗争。余人，现十五六人。 二○”五十二人，“八一”十二人。
师大反帝支部 组织粉笔队，参加飞行集会，办学 一九二九年十月成立。成立时三十 “二七”被捕四人，“四二○”三人，
校壁报，鼓动洋车夫罢工。余人，现五人。 “七一六”□人，“八一”五人。
燕大反帝支部 发展组织，发动农民斗争，鼓动洋 一九三○年四月成立。成立时五“八一”被捕一人。
车夫斗争，参加反基督教斗争。人，现十□人。
宏达反帝支部 发展组织，办学校壁报，发动女工 一九三○年三月成立。成立时七“四二○”被捕二人，“八一”一人。
斗争。 人，现四人。
清华反帝支部 发展组织，出周刊，参加反学校斗 一九三○年四月成立。成立时十余 “四二○”被捕3人。
争、反基督教斗争，发动农民。人，现四人。
中法反帝支部 组织粉笔队，组织童子团。一九三○年五月成立。成立时六“八一”被捕一人。
人，现三人。
资料来源：《北平反帝大同盟初步进行工作的情况报告》（1930年9月7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共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
上述做法致使高校党组织的发展一时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在国民政府的打击下，全国各地的高校党支部几乎全部遭到过严重破坏。其中以高校党支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还因此多次陷入瘫痪状态。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高校党团员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进行艰苦斗争。1931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因支持或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导致分裂。其中北大多数党员就是为支持赵作霖等反对王明路线而被“切断”了组织关系，北大党支部也因此被迫解散。这个当时北京最大的支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没有被自己的敌人所打倒，却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被解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叹的悲剧和沉痛的教训。
二
中共在高校中的上述状况直到一二·九运动前后才有所转变。而促其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形势下学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二是中共对学生工作及时作出了政策调整。1935年5月至6月间，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政府先后与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至10月，侵略者又策动了华北“自治”，企图将其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一时平津危机，华北震荡。爱国学生更是忧心如焚，但又不知何去何从。恰值中共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传入北京，所以很快就在学生当中得到回应。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也秘密地展开了活动。于是在12月9日，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终于爆发。这就是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为巩固运动的成果，1936年春受党中央指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根据中共新政策的精神，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开始对所辖区的高校党建进行了总体规划。
一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左”的错误倾向。自1936年4月起，刘少奇在《火线》、《自由评论》等刊物上，陆续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所谓具体领导》、《怎样做群众工作》以及《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等文章，从理论上对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系统批驳，并指明了克服这一错误倾向的方法和途径。这些文章有的是一般性的讨论“左”的问题，有的则直接指向党在学生中的“左”的做法，这对高校党建都具有很大指导意义。(14) 因为“左”的倾向不清除，高校党组织就无法摆脱破坏了重建、重建了再被破坏的恶性循环。
二是加紧在高校中恢复和发展党的支部。当时北方局以平津两市的高校作为建设重点。1936年5月，北方局指派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领导东区、西区、南区、北区、西郊等5个区委的建党工作。区委下设高校支部，并以高校为中心发展中共党员。(15) 其中东城区委设有北京大学、中法大学、铁路学院等党支部，西城区委设有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等党支部，南城区委设有师范大学、法商学院等党支部，西郊区委设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农业大学等党支部，北城区委设有东北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等党支部。(16) 至抗战前，北京党员人数比一二·九运动前增长了近10倍，其中大学生党员有200人左右。(17) 在天津，自1934年11月市委被破坏至1935年12月，这1年多的时间内并无市委组织。1936年6月，北方局纠正了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结论，并任命李铁夫为市委书记，领导工人区委、学生区委和塘沽区委的建党工作。其中学生区委也是以高校为中心开展工作。至抗战前，已先后在南开大学、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等校发展一批党员，并在3校建立了党的支部。
三是健全党对学生工作的领导体制。一方面，撤销了共青团，代之以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在“左”的影响下，团组织机械地模仿党的组织形式，完全采用秘密的工作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第二党倾向。1936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撤销北平共青团组织，团员的组织关系转交所属的各基层党支部，经逐个讨论研究后转为中共党员。这一做法随即得到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肯定：“共产主义青年团即行取消”(18)，“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实际上就是这类性质的组织”(19)。另一方面，为具体指导学生工作，党还单独成立了学生委员会。1936年8月， 中共中央批示北方局：“应该在省委下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学校各支部的工作与学联的工作。”(20) 另据张谨斋的《关于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称，当时北平学委的领导机制如下：学委下辖“大中学的学干会及学联与民先党团，还直接出席几个比较大的（最大支部人数40～60）中心支部。大学干事会由3个同志负责，分别出席9个比较小的大学支部干事会，再由干事会出席小组”(21)。
四是转变高校支部的工作方式。为在学生中建立持久的影响力，中共要求各支部“注意于学校内力量的巩固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应使学生懂得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22)。这一时期，党通过各校校刊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在广大学生中开展“读书与救国”的大讨论，并指示在校党员、民先队员应通过学习上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团结大家。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还提出了做个好学生的口号。同时，各校纷纷组织各种学术性的社团，开展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关的学术活动。如北京各高校学生组织的北平求知学会，会员就达上千人，下设20多个分会，并出版《求知月刊》；北师大还成立了科学战争研究会，自己动手做防毒面具，研究国防化学。在这时期，各校学生自治会和学生救国会还关注了学生的生活问题。如清华学生会派杨学诚等创办了清寒食堂，让贫苦学生花钱少却能吃得好。之后，其他学校也办了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上述做法使得中共在高校中的状况大为改观。如1936年11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全体同学能够团结师生合作，大体上很能圆满进行。”(23) 但就全国范围而言，此时高校党建还处于复兴的初始阶段，且发展很不均衡。据1937年10月的《上海党关于学生与青年工作的报告》说：“党在学校中的基础是薄弱得可怜，在今年6月前整个大学生中只8个同志，中学生中1 个同志也没有，女校也是如此，那时所依靠推动工作的，只是些秘密的救国会会员，可是也不多，每校最多不过10余人，而且还偏于暨南、同济、大同、大夏各校。……在学生方面有把握可以动员的仅只200人至300人的样子。”(24) 另外， 即使在北京，一些高校的支部生活也很不健全。上文提及张谨斋的《报告》就曾指明了其中的问题：“①在政治方面，宗派观点至今仍残存，对目前政治形势模糊，苦闷，在我［出］席的时候，不愿谈工作，只问国共谈判消息。②支部会可以经常开，唯小组会，则有些支部开不起，有时说些临时的理由。③同志间一般的讲口变，弄得一塌糊涂。④横的关系太多，不注意秘密工作原则（如随便发生横的关系，谈组织问题，丢文件等）。”(25)
但北方局领导下的平津两市，毕竟打破了中共在高校党建中的徘徊局面，这对其他省市的高校党建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正像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明的：“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26) 而更为重要的是，北方局还能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27) 此时平津高校就如中共创建时一样，再次担起了开拓者的重任。如北师大学生曹国智、陈泽云等利用暑假返湘的机会，在长沙建立了民先队。东北大学学生刘金声、刘鹏等还专程前往西安，帮助当地成立民先组织。此外，清华的黄超显在中山大学，北大的韩天石在四川大学，南开的朱家瑜在南京大学，也都发起或参与了所在校的党组织建设。这些工作均为结束内战、团结抗日，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
考察这一时期中共的高校党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虽然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都刺激了中国的学生运动，但两个事变后中共在高校却存在完全不同的建设状况。这显然是由当时中共执行的政治路线所直接决定。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由城市转入乡村开展土地革命，这一转变自然使高校失去了此前在整个中共党建中的显要位置。“左”倾主义者固然强调以城市为中心，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却不在高校。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城市的职工运动，轻视城市的学生运动。比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甚至包括党的六大在讨论群众运动的各《决议案》时，均已不再设有《学生运动决议案》的内容。共青团中央甚至批评说：“认为学生还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如四川），学生在现在还是革命中一支有力的军队（如顺直），这种意见显然是一种右倾的观念。”(28)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组织在高校中的发展。只是到了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状况才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当然，这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伴随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乡村的转移，中共越来越意识到党的阶级基础有被农民化的严重危险。所以在六大以后，中共就一再强调向产业工人进军，并把发展工人入党作为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到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的人数反而下降到7％。(29) 根据1931年3月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党员约12万，其中产业工人却不过2000人。(30) 即便在一些中心城市，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化”的任务也无法实现。根据1928年和1931年的两份统计材料，当时北京学生党员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如表四、表五）。这必然要引起党内唯成分论者的极大恐慌。然而党的生存状况又决定了它无力排斥农民入党。于是在城市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采取关门政策就是很自然的事。所谓“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期的候补”的说法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31) 何况大革命后中共党内就一直充斥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认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包办”，这种组织成分是党内机会主义的“策源地”(32)。但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在唯成分论的思想框架内终究难以解决。直到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中共才作出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规定中还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33)，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这也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共的高校党建得以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四）
成份知识分子（高校师生） 市政工人 路矿工人 手工业者 农民 统计
数 城东区48 5
255
量 城西区47～50 4 8 263
通州区
30
30
统计
95～98 9 8 4146～149
资料来源：《顺直省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年12月□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注：当时中共北平市委常委3人，均为知识分子。所以北平时有中共党员149～152人。
（表五）
成份工 农 贫民 洋车夫 学生 教员 商人 士兵 统计
数 城区3
261131
量 东郊 13 2
2221
西郊12
特支 9
3 12
统计9
16
23
283376
资料来源：1931年12月15日的《北平市委组织工作报告（九月一日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1931年12月15日为文件的收到日期。
上述原因虽然决定了这一时期高校党建的总体状况，但中共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如何将它的政治路线贯之于各时各地党建的各个领域，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此时的高校党建而言，有两个因素值得思考：一是高校学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中共的组织体制内，学生党员一般承担着革命宣传者的角色。党的新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学生之口传达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高校党支部中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尤为重要。然而在“左”的政策下，“下层同志的主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34)。比如，此时党内“机械的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此倾向不出于工人同志而是反出于学生同志”(35)，就是一个例证。另外，作为宣传者，学生党员的政治素质也会直接影响党的社会形象。西安事变后，北京左派学生主张杀蒋，右派学生要求伐张。于是，“各校时时有学生团体的对立（如学生会与学生救国会对立）彼此相互破坏，互相倾轧，甚而互相殴打”(36)，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中间人士的反感。此后围绕“北方青年”这一话题，左中右三派在《国闻周报》、《学生与国家》、《解放周刊》等刊物上还展开了多场辩论，可见其社影响之大。
二是高校党组织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一般说来，高校是中共发起社会动员的重要基地。然而在白色恐怖下，大部分人不敢上街散发传单，有的学校支部负责人甚至提出辞去职务或退党，还有团员则认为散发传单便是党有意要牺牲他们的生命，也有提出被捕后的安全保障问题。(37) 但党不仅不认真考虑这些思想动向，反而一概指其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反映。1932年10月18日，一巡视员在两次巡视北大后向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中，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认为北大支部所以不能积极振作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原因，一般同志对工作的消极怠工，对工作不坚决，没有斗争精神自然是明显的错误，然而最基本的错误，乃在北大支部在政治上完全脱离了党的观点和路线而成了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走上了取消派的途径。”(38)
当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党在校内领导学生运动有时也会陷入尴尬局面。其中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就是一个显例。据中共厦门区委1928年12月的《报告》：本月某晚，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门已关闭，“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大学生受了工人殴打，当然是怒发冲冠，于是次日煽动同学签名要求学生会提出叫学校当局开除工人，计签名的学生有百余人。我们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来”。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39)。这与此后的汽车票减价斗争也相类似：时厦大学生向汽车公司要求减价未遂，结果引发与汽车工人的“双方殴击，互相受伤。这一风潮，遂形扩大”(40)。这些都表明了工人与学生之间的一致斗争，仍需党的启发和引导。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高校党建与中共的政治路线之间尚有不小的距离。
注释：
① 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② 《教育杂志》第23卷第1号，第175～176页。
③ 洪易：《革命失败后的青年情绪》，原载《列宁青年》第1卷第12期，1929年4月1日出版。
④ 《巡视沪西工作报告（一）》（1929年10月26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市委文件），1927年3月—1934年11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
⑤ 《北平行委关于五月工作报告》（1930年4月2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
⑥ 《顺直省委平、津、唐三市联席会议记录》（1930年7月18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⑦ 《刘德承对于北平党的批评与建议》（1932年1月1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印。
⑧ 《江南省委通告第六号——加强校内活动，争取革命学生群众参加工农民主革命（苏维埃）运动》（1930年12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4月—12月》，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
⑨(1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 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441页。
⑩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册，第678页。
(11)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六册，第127页。
(12)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第642页。
(13) 王大钧：《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参加的一些革命活动》，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6期。
(14) 这在时任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李葆华、李雪峰、牛荫冠等的回忆中均有说明。李葆华、李雪峰、牛荫冠的回忆参见《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3期。
(16)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101页。
(17)(19)(20)(21)(22)(23)(24)(25)(36)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三册，第540、259、258、539、258、318～319、594～595、540、343页。
(18) 《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26)(27)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
(28)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七册，第25页。
(29)(30)(3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389、146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33)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3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35) 《新错误倾向之纠正》（1928年1月），《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928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37)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党史专题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38) 《王——支巡报告第一号——关于北大支部的情况》（1932年10月8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0月—12月》，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编印。
(39) 《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一辑）》（内部资料），第179～180页。
(40) 木天：《厦大学生汽车减价的斗争》，原载《烈火》第2卷第1期， 193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