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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术史与知名学府的重要作用
乔治忠
什么是学术？这是应当明确认识的问题。且按下以往的解说不作追述，立足于当代社会来观察，学术乃是以追求认识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对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讨的机制，学术是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思辨与解答事物的形式、内容、性质、意义、发展趋向以及事物间的深层联系，它有着摆脱利益制约的趋势和不苟同于众的相对独立性品格，并且在社会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运作系统，而逐步扩大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所占份额。
学术的根本精神是摈弃盲从、迷信和狭隘短视的趋利欲念，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因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粹部分，学术活动具有最稳固和最能获得公认的正义性质。人类的所有重要行为的是非、得失以及人们的价值观，或早或迟都将在后来学术研究中审视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人类社会活动之学术性研究是一场最终的审判。
学术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持续性，学术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对此予以清理和评析，是学术史研究的任务。因此，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应是学术在以往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成果以及与其他有关历史状况组成的连续性轨迹，为了研讨的方便，现在所谓的“学术史”一般不再包含科技史，而只针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不言而喻，真实的学术史所显示的是人类社会文化最具备理性构成部分的发展历程，同时批判曾经有过的伪学术和反学术。当今的学术活动，其实是正在谱写着当代的学术史。
知名学府在当代学术史中肩负着重中之重的关鍵角色，在现代化社会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知名学府集中了众多学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不断地进行着各门学科的学术研究，或集体合作、或个人探索，其中包括学术史的研讨。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构成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部分。学府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研究机构和个人，但从学术队伍的规模来看，知名学府占最大比例，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史范围之内，知名学府更是学术发展的主力。
第二，大学学府承担着教育和培养莘莘学子的重任，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业而走上工作岗位。学术研究队伍的后继有人，学术精神的传承不断，学术史之所以成为学术持续发展的历史，主要依靠知名学府的教学功能。
第三，知名学府在全国或者在某一地区，发挥着学术文化的辐射作用，促进理性精神的弘扬，带动全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这是关乎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值得做一些讨论。
知名学府的学术文化辐射作用，是大学与校外社会以及各大学之间的一种互动，它通过多种途径的交流、合作、宣传、竞争等方式予以实现。第一流的重点大学的影响力较大，这基于学术队伍与学术成就的雄厚，更得自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其文化辐射作用可以笼罩全国。但是这样的大学毕竟数量较少，并且集中于几个大城市，有些地区难以通过交流、合作而感受到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这样，各地区的大学院校在当地的学术文化影响就不能低估，推动各地学府发挥各有特色的学术建设，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且社会得到的回报也将长远而深厚。应当通过这种互动，使全国的学术文化布局更为均衡合理。所有学府在学术上都可能作出突出贡献，从而知名于世界。过度地强调大学之间的区别，而不具体地考察不同大学内相同专业、同行学者的实际状态，一概因学校的不同给予不同的看待，是一种偏见。位于岳阳市的湖南理工学院在当地长期辐射出学术文化的光芒，多次得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的表彰报道，校办学术刊物《云梦学刊》更以“当代学术史研究”为重点话题，开展与全国各个著名大学的交流与合作，创立了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项新机制，这本身也会在学术史上形成一个亮点。
知名学府的历史责任
夏康达
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是共生体。知名学府当指高水平大学，与全国所有的大学一起，其教师与研究人员无疑是学术发展（尤其是文科）的主力队伍，在读的学生则是未来学术发展的生力军。所以一个国家当下与未来学术发展的水平与高等教育的状况密切相关。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判断。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建国以来，尤其近30年，学术的发展与高教事业的兴旺关系密切。这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当代学术固然发展很快，但与我们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不相称的，尤其在质量上。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
高等学校与学术发展最紧密的联系点是人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的问题就是钱学森生前提出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学术研究不是搞人海战术所能奏效的，关键在于领军人物，也即杰出人才。知名学府靠什么支持学术发展？是人才，识才、育才、用才。而我们的知名学府是不是在这些方面尽到了责任？
所以，今天的论坛必然要涉及教育与学术两个领域，而这两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都一言难尽。
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降人才是“天公”的事，选人才是人间的事。我国实现了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现在面对的是教育理念问题。应试教育至今困扰着基础教育。许多人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其最大的好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基本上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平等不是最终目的。如果不考虑人的差异，不考虑因材施教（从选才到育才），教育的效果就会事倍功半。高考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虽然事关全国民众，不可轻举妄动，但也不能无限推移。北京大学去年曾经让若干中学校长推荐保送生，实际上各校为了不惹麻烦，推荐的还是高分生，完全多此一举。今年没有听到这样的推举行动。我认为，这是北大将矛盾下放，把难题推给中学校长了。只要自己没有私心，又确有眼光，就大胆地选拔几个真正有才的偏科生。当年钱钟书数学考15分，吴晗数学得0分，但因为国文、英文出人头地而被清华破格录取，以后终成大师。为什么现在只停留于赞赏、感慨而不能付诸实践，是没有胆量还是没有眼力？
现行的高考制度确实积重难返，不是轻易改得好的，但知名学府已多少有了一点自主权，能否充分利用这一点权力，冒一点风险，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应该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起点，是对国家学术与科学事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贡献。
高考只是选才，现在缺乏杰出人才，只说明此前若干年在这方面的欠缺，问题肯定存存。现在加以改进，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到效果。
目前知名学府的学术成果不尽如人意，恐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近来议论纷纷的“非行政化”，不应该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这也不容易），而是要改变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新时期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致辞，要求行政领导部门不要对文艺“横加干涉”，这个精神对教育领导部门，应该也是适用的。何况作为高校的领导，即使做不到教育家办教育，至少要尽量按教育规律办事。“去行政化”与学术发展有关的，是在科研资源的分配上，首先不能让有权力者近水楼台，抢先掠去一大份。以权力分配科研资源，对真正的学术发展弊端极大。此外在评学术职称等方面，权力因素的权重过大，使一般学者的积极性颇受挫伤。
从学术生态来说，现在的评估体系也有不少问题。文科成果的量化评估标准，要求学者必须在若干时间内在所谓“核心刊物”发表几篇文章，显然助长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而某些高端学者（甚至校级领导）被揭抄袭的丑闻时有所闻，而较有权力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公开处理，乃至不了了之。这样的现象非唯知名学府，一般大学情况或许更严重。我想，知名学府理应带头整肃，率先垂范。
我不在知名学府，应该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知名学府对当代学术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心知肚明。今天讨论这个论题，我们对我国当代学术发展寄予厚望，知名学府理当承担历史重任。
知名学府要带头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
彭国华
刚才几位教授的发言，在肯定当代学术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包含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眼光，这对当代学术的健康发展是更为可贵的。本人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受过几年教育，后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与一些知名学府和知名学者有过一些联系，对当代学术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多少有些了解，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促进当代学术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倡导一种求真务实的学风，而知名学府与知名学者在这方面无疑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示范和导向作用。所谓求真务实的学风，在我看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培养求真务实的学风，要求我们打好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这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求学者较好地掌握阅读经典原著和撰写论文所需要的语言。这一点对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学者尤其重要。没有扎实的古文字功底，不熟练掌握英语、法语、德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仅从白话本、汉译本等第二手资料入手求做学问，虽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但要成为学术大家就不大可能。这方面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很注重的。二是要求学者有比较高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特别应注重逻辑性和说自己的话。我经常编辑一些学者的文章，感到有的学者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很强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文章逻辑混乱，语言表达率性而为、缺乏规范性；或者充满了欧式的语言结构与笨拙的术语译名，不但使圈外人如堕云里雾中，就是圈内人也常常看不懂。著书为文不讲逻辑性，不会用自己的话来表明观点，这样的学者就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
其次，培养求真务实的学风，要求我们在进行学术选题和论文写作时要具体、实在。我国的一些学者写论文时喜欢很大、很宏观的题目，写书时喜欢构建体系。这里面有一些论文和著作确实需要如此着手，但也有很多论文和著作是大而不当的“水货”。这种贪大求全、华而不实的学风，是当代学术健康发展的一大公害。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曾经说过：“哲学要善于将大钞票换成小零钱。”我国思想理论界也有一句名言：“一具体就深刻。”作为一流的学者，当然应有宏大的视野、宽广的胸怀。但正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进行选题和写作时切口还是要小一些、具体一些、实在一些。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再次，培养求真务实的学风，要求我们切实把探求真知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很注重价值取向问题。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为了自己求得真知、提高修为；“为人”，就是趋时媚俗、沽名钓誉。显然，我们今天应该倡导的是“为己之学”。反观目前许多高校，课题引导的治学方式普遍存在。通过做课题来做学问，好的一面是更有现实针对性、更能经世致用。但一些学者申报的课题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兴趣等并不符合，而是为了求得课题经费，或者是为了评奖、评职称等一些外在的因素，这就与“为己”学术旨趣背道而驰了。
学术的品格和内驱力
黄颂杰
高等学校肩负学术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包括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以及各种学术成果的不断产生。一所高校能不能推动学术发展就看它能否聚集起人才，形成群体，能不能持续地涌现具有创造性的成果。人才与成果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有人才必定会有成果，有成果必须要有人才。事实上，高校的任务，或者说高校向社会提供的产品主要也就是这两方面，即各种人才和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创造、发明、理论、学说。研究成果是要由人做出来的，因此说到底，最为重要的还是人才的培养，包括教师和学生。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有没有发展前景，关键就看她是否能培养和网罗到各色人才，能不能将各路人才组织、安排、协调、管理得井然有序，让各种人才各显神通，施展自己的才能，源源不断地产出各种科研成果，推动学术进步，转而促进社会发展。
学术应该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独特的品格。譬如：求真求是，不依附权势；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而不崇尚财富，不迷恋金钱。学术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决不能弄虚作假；学术是真真切切的工作，容不得忽悠欺骗。学术是坚韧有力的，不媚上，也不欺下凌弱。学术崇尚真实性、客观性、神圣性。学术将独立、自由看作自身发展的前提。学术当然不能脱离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学术不应该过度地受意识形态约束，否则是不会有好的发展的。
学术的品格也应是我们学者的品质，人格。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者，必须爱国爱人民。作为一个学者，他也应该仗义执言，不应盲目地去推崇某种势力，否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高等学校要真正担当起学术发展的重任，就要弄清学术应具有怎样的品格，学者应具备什么样的人格。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我们学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优越得多的物质条件（各种各样的科研基金是突出的表现），也为学术发展创造了比以往宽松自由得多的环境氛围以及无数个良好的机遇。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无论是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来讲，都提出了无数的问题要我们去研究思考。但是，功利主义的泛滥，严重地腐蚀了学术的神圣性，给学术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学术的进步发展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学术不可能隔绝于社会，但学者应当力戒急功近利、浮躁盲目的心态，不应趋时尚，赶潮流。学术的发展要有组织有管理，但不可过度的行政化，规章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否合理恰当对于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高等学校在这方面大有改进的必要。
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个内在动力就是我们学者的使命感、责任感。一个真心诚意从学术事业的人，必须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学术史上，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还能出那么多的大学者和大的学术成果。从事学术事业的学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这是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内驱力。高等学校能不能为学术事业作出贡献，最为关键的就看他能不能造就并不断壮大这样的学者群体。
知名学府对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余三定
综观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现当代（特别是当代）与古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越来越离不开高等学府、特别是知名学府的推动作用。知名学府对当代学术发展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我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知名学府为当代学术发展贡献了很多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我们来看“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情况排名（教育部直属高校）”（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3期封二），其中，“获国家级、部级奖励前十”依次为：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其并列）、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与其并列）、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大学与其并列）、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与其并列）；“出版人文社科著作前十”依次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发表人文社科论文前十”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人文社科在研项目前十”依次为：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了知名学府在学术成果的贡献方面占了绝对优势。
其二，知名学府造就和培养了很多重量级的当代知名学者。可以说，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主要是依托于知名学府。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时难于进行数量统计，但我们可以很容易举出有力的典型例证。比如，2009年7月11日晨相继辞世的、世所公认的两位当代学术大师（或称学术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前者长期在知名学府北京大学任教，后者也曾较长时间在北京大学任教（即使后来离开北京大学了也很长时间和北京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其三，在治学方法、学风建设上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下述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并讲课的主要是知名学府的老师，如杨晦（北京大学）、蒋孔阳（复旦大学）、楼栖（中山大学）、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等等。文革结束以后，正是冯友兰（北京大学）等一大批知名学府的知名学者积极反思文革，才推动了学术界尽快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学风。今天，在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寄希望于知名学府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健康的学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四，知名学府对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知名学府的学者作为知识分了中特别重要的群体，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操守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和辐射作用。上世纪50年代（准确地说是1957年前后），马寅初（北京大学）自觉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独立思考，不畏权势，提出“新人口论”，这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文革结束不久，由南京大学教师较早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新时期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些年来，由陈平原（北京大学）先后提出来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为全职教授而自豪”等观念在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