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发展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体育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体育经济学研究已经进行了10多年，但大多没有体育经济的历史分析，体育历史研究虽然已有80多年历史，但很少有体育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当前，吸收古今中外体育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实现体育产业化的时代需求。对中国近代客观存在的大量体育经济活动、现象和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1 对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发展进行历史阶段划分的依据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上，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在领域方面则基本认为应该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几大性质不同的经济成分〔1〕。另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根本矛盾。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与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应作为分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一般规律和历史事实看，作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经济，近代体育经济活动主要从为国家文教事业、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以轻工业为主的民族工商业中体现出来，这使得其进程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另外，伴随着近代体育的发展，近代各项体育经济活动的结构和体系经历了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始终贯穿近代体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划分阶段的历史和逻辑依据。
2 中国近代体育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2.1 1840—1914：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在封建经济和帝国主义经济的夹缝中艰难成长的时期，体育经济开始孕育。
鸦片战争及此后的多次侵略战争造成的影响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不断分解。在19世纪60年代末，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动也开始汇入中国经济的大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逐步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中国作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而中国政府则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体育娱乐的要求推动了租界体育经济的兴起，并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经济模式。1848年，上海租界已经出现了室内保龄球和室内墙手球运动，以后陆续出现了棒球、高尔夫球、帆船等多种西方运动项目及相应的各种体育器材和组织。还有一个专门的股份制体育基金会，称为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又称万国体育会，是1860年由4名外侨集股成立的。 基金会以运动场的租金和借款的利息作为收入，1902年的收入为2500银元，资产估计达82010两银子〔2〕。在单项体育组织中，1850年由5 名外侨组织的上海跑马总会的经营较好，从会员每人10元的会费、赛马会门票、赛马博彩抽成、发行彩票中得到相当丰富的收入，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高投入、高收益的特点，这与租界较好地承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拥有大量特权密切相关。
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强烈的文化侵略目的，这些地方的体育经济活动并不活跃。大多数体育器材是从国外运来的，体育设施是这些单位投资兴建的，费用都从侵略国家的侵华文化事业经费中支出。如武昌博学书院于1898年开辟了两个足球场，汉口青年会设有体育部，建造篮球房和健身房等体育设施，对学生和会员进行体育锻炼一般不收费〔3〕。
封建统治者出于军事目的修建演武厅和练兵场，商会出于贸易目的修建劝业场，归国留学生创立体育学校和社团，建造体育场所，从国外购买体育器材的举动也是这一阶段初具雏形的体育经济活动。前两者后来成为开展室外体育活动的基础，后者则直接推动了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1904年10月13日，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号称“二万人之运动会”，参赛者均为军人。在宣统初年，湖北荆州、沙市也曾举行过类似的军人运动会，有自行车、拳击等西方运动项目，推动了体育场地和器材的发展〔4〕。 上海租界的虹口娱乐场则是在万国商团1895 年建成的靶场的基础上于1909年修建的〔5〕。 这些场所的建造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开展。
20世纪初，一些留学生回国时带来了国外的体育器材和运动方法。他们以创办体育学校、社团等形式成为近代体育的重要传播者。1908年，几名绅商及留日归国学生王季鲁、徐傅霖、徐一冰创建我国近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私人学校——中国体操学校，获两江总督批准， 每月补助100银元。后来还募集了赵竹均等17人317.5元捐款〔6〕。正因为经营收入低下，不少私人体育学校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教学和竞赛活动价值的逐步确认，有关的经营管理开始出现。如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举行的一次6 所学校联合运动竞赛收取了门票〔7〕，1909 年中国体操学校出版了《体育界》杂志，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文明书局（1902年创立）于《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前后发行多种教科书，其中有《体操》一书， 中国图书公司在1909年出版了不少体育教科书，且销量不少。
不难看出，我国早期的体育经济经历了从引进西方体育用品和建造体育场馆的经验等到自行经营体育用品、建造体育场馆、经营体育娱乐场所的过程。但中国体育经济在此时并未成为独立行业，即使在一些城市的综合和文具商店中，体育用品销售也是极不起眼的，这与当时近代体育的社会化程度较低有密切关系。自己制造体育用品更是鲜见，只有极少数私营手工业如皮革工因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造成体育用品缺乏时生产或加工过少数体育用品，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很差。如今天上海的“中华体育用品联合商店”的前身陈林记起初是一家鞋匠铺，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给租界洋人修补体育用具，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于1910年成立了专门的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厂。近代最早的体育用品生产厂家——上海协兴运动器具公司也是在1910年之前几年成立的〔8 〕。
必须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中国，具有头等意义的是商业，而不是工业”〔9〕。 “甲午战争前外商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金融业部门”〔10〕。这种状况也使得体育经济和近代体育一样成为中国人被动引进和接受的事物，以经销为本的商业而不是以生产为本的工业支配了早期的体育经济。这是这一阶段体育经济不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我国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初期的一般特点。
2.2 1914—1927：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经济压迫，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体育经济进一步发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由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颁布了不少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再加上这段时间国内各政权也忙于争权夺利，对国内经济的束缚减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五四运动”以后国内的“收回利权”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体育经济也随之摆脱了完全依附于其它行业的局面。
学校体育、社会体育都由于体育经济问题的逐步受到重视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1915年第4 届全国教育会议三个重要提案“推广体育计划案”、“请速办全国联合运动会及各省区运动会案”、“改进学校体育案”都显示了教育界对体育场地、器材和经费问题的重视〔11〕。
随着社会文化和民族工业的双向发展，随着体育课在学校教育中地位的提高，体育作为社会文教和公用事业的一部分得到了经济支持，并且开始具备了基本的体育经营管理观念。商务印书馆为了满足学校体育教学的需要出版了体育教科书，还设立了体育用品部，销售给各学校，边远学校还有来邮购的〔12〕，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体育场所建造及其经营也受到重视，1917年3月30日， 上海县西门公共体育场建成，1926年建成上海江湾跑马场高尔夫球场。创办体育学校也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追求，1925年，余子玉与秦醒世献出自己积蓄及嫁妆费创办东南女子体育学校，该校学生为校舍搬迁的建设费用还进行舞蹈公演〔13〕。
当然，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体育经济活动受到局限。如1918年由留日、留美学生集资建立的上海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23年吴志青创办的上海体育师范学校、同年成立的精武体育会体育师范学校，皆维持不超过两年〔14〕。即使开辟了体育课的学校，体育运动器材也严重不足，“有的学校发动学生自制毛线球来拍来踢”〔15〕。
少数经济条件好、热爱体育的商人出于自身娱乐需要或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也开始投资体育。1923年，上海地产商程贻泽创设三育体育会，该会于次年建造体育场，设有一片足球场、3片硬地网球场和1个墙手球场。1927年，程贻泽在三育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优游体育会，兴建体育场，设有4片草地网球和单墙手球场， 以后陆续添设了篮球房及游泳池〔16〕。
专门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也在抵制洋货运动中产生了。在全国性的抵制日货和收回利权运动背景下，1915年设立于清末、主要以生产乐器为主的保定布云工厂开始制造网球拍、标枪、铁饼、铜球等，随着业务的扩大，该厂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专门制造体育用品的工厂。次年。协和书院毕业生孙润生也开始在天津自制篮球、足球、排球和垒球等球具，因销路颇好，便于1920年正式开设“利生体育用品工厂”，产品种类逐年增加。继“利生”之后，天津还有华北、春合等体育用品工厂的设立。在上海，除华东运动器具公司、中华体育用品公司、大华公司、标准运动器具公司、自强体育用品社等经销外国所生产的体育用品的商店外，还出现了生产体育器材的协兴工厂。1917年成立的天津华北制革厂也接受体育用品业务。
国产体育用品销售随之开始出现。1914年，香港先施公司在上海招股港币60万元建起了上海第一家百货公司。该公司以“搜罗环球百货”为宗旨，同时设厂自己生产部分产品，其中便有体育用品。1922年，上海郭乐等商人集资60万元建立了上海第二大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辟有国产体育用品专柜。
总之，初具雏形的各种体育经济活动在这一阶段都出现了，但明显存在着个人投资多、政府拨款少，经济效益低下，各种体育经济活动之间互相联系不紧密等缺陷。这说明体育经济尚未形成体系和规模效应。
2.3 1927—1937：社会相对和平、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体育经济空前兴盛。
1927年建立了基本统一的政权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各项事业的控制和管理，对体育的重视和资金投入都明显超过北洋政府。同时，社会相对和平，社会经济状况好转，社会购买力有了提高。据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1936年比上年增长10.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收入也比以前略高。1937年全国银行存款总数比1931 年增加了近一倍〔17〕。这些因素都促使体育经济活动活跃起来。
国民党统治时期颁布了不少加强体育建设和管理的法规：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国民体育之振兴及其进行方法案”、“励行体育案”、“改进体育课程提高体育师资案”强调要重视兴建体育设施，“各县普设公共体育场案”和“请全国一致提倡体育案”提出普遍设立民众运动场的建议〔18〕。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体育场地的建造获得了空前的进展。1929年全国有体育场1139个，全年经费257264元，职员1515人，到1935年体育场达到2508个，全年经费469146元，职员1885人〔19〕。
对体育团体和学校体育的投入也有增加。1930年成立的山东省国术馆开始时全年经费5000元，与中央国术馆经费相当〔20〕。1929年成立的安徽省国术馆每月从省教育经费中获得800元，其余由馆筹措〔21 〕。1928年开办的安徽大学设有体育课，由于设备差，教师只得因陋就简地进行教学和课外指导。1934年，政府教育部对该校下达“训令”，增加体育经费，兴建足、篮、排、网球场〔22〕。
军队中体育活动的开展与军队指挥员的个人爱好密切相关。如1929年国民军第11师吉鸿昌部入驻宁夏，举办了包括田径、篮球、足球和网球项目的运动会〔23〕。其他如四川的杨森、西北的冯玉祥、湖南的何键、河南的商震、东北的张学良等都因自己的军队投资兴建过体育设施，购买或制造过体育器材，有的还支持当地社会和学校体育，推动了体育器材和设施的发展。
体育事业的政府投入虽然较以前多，但仍存在明显不足的状况，社会集资依然是体育经费的重要来源。1937 年湖北京山县修建了一个800平方米的公共体育场，是该县驻军团长募集的2000银元。武昌体育场（原省立公共体育场）维修除政府拨款一部分外，其余的经费也都是社会绅商、名流所赠。省立公共体育场全年的经费是4800元，由省教育厅直接下拨，其中含职工薪金3247.2元，事业费996元，办公费556.8元，经费相当紧张〔24〕。1931年出版的王复旦的《运动场建筑法》并未强求达到标准的体育场地规定，而是完全贯穿简单、将就的思想，力图符合中国的经济实际〔25〕，也表明这一阶段体育经费的紧张状况。
值得强调的是，国民党政府试图加强对体育的控制，将体育纳入政府的公共教育事业中，强调体育的福利性，但同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经费，这就造成了当时民间体育社团生存和私人办体育的艰难。1932年的《全国体育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中，要求私人办体育学校和运动竞赛的备案条件之一为“有确定经费而不以门票之收入为维持费者”〔26〕，国民党政府坚持这种所谓的业余原则，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间体育经济的发展。1923年，在安徽体育专门学校任教的教师谢佩三，变卖自家田地，在芜湖开办华中体育学校，后因得不到政府津贴和社会上的资助，自力难支，于次年停办〔27〕。更为严重的是，在“体育是福利”的观念指导下，作为政府教育机构的阜阳国术馆1930—1934年开办国术普通班时采取“凡自愿报名，均可来学，不收分文”的政策〔28〕。在当时政府经济实力不济的情况下，这种作法显然不稳定。
私人经营的体育娱乐业适应部分政府官员和经济条件优越阶层的需要又有发展。30年代，上海跑马总会每次赛马门票5元， 一场售数千张，加上各种彩票，每天收入数以10万计。据1920—1939年统计，香槟票、狗嬴票2种彩票的收入达14139万元，合计每年700多万元。 到抗战前夕，跑马总会尚积余2000多万元〔29〕。而且这一阶段一些大中城市的体育团体还进行了一些旨在赚钱、消遣和联络感情的运动竞赛〔30〕。这一时期的3届全运会都出现了观众拥挤不堪的场面，门票收入可观， 可见运动竞赛经营的群众基础不错。
体育用品业随着体育实践的需要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体育用品的产销合一和不同体育用品经销的联营，不少中国体育用品远销到欧美和东南亚。特别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国产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起了促进作用。春合公司的体育用品销售成绩卓著，华北、华中、全国运动大会，历届采用该厂足、篮、排、垒球及一切田径赛用具；南洋新加坡、小吕宋、爪哇、槟城等各大体育会及英、美、意、德、俄、国际军联、商联各大体育会均采用该厂各项出品。该厂在“全国各省市及南洋群岛，新加坡，小吕宋，菲律宾，英国，美国，均有代理。”〔31〕利生工厂也扩大了体育用品制造的范围，设有制球部、制鞋部、制革部、木工部、营业部5个部， 突破了以往国产体育用品只有皮件行中所为的局面。1931年，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运动器具部曾在体育书籍上作广告〔32〕，也体现了体育用品销售的联合经营特点。它不仅沟通了全国乃至海外体育用品市场，也极大地推动了不同体育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体育图书经销的范围较广，体现了体育经济领域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如阮蔚村撰写的《排球训练法》于1931年10月由勤奋书局出版后，在上海市有第一公共体育场标准运动器具公司、华东运动器具公司、强华公司连长记网板号、启新书局文华发行所等经销点；在新加坡也有经销点——世界书局。除此以外，全国其它城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熟、江阴、镇江、南通、松江、安庆、长沙、重庆、厦门、天津、北平、广州、汉口、吉林、泰县、济南书店、中华书局及各埠各大书局都经销该书〔33〕。
综上所述，在1927—1937年间，由于政府过分突出体育的事业和福利性质，以及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体育经营主要成为民间和私人资本的行为，但是政府和体育界受英美影响坚持所谓的业余原则，对民间资本的支持不够，又制约了体育经营的发展。这说明当时对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
2.4 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经济遭受破坏， 体育经济步入低潮。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实行战时经济统制，以“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等口号进行经济总动员。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自身秩序，使民间资本出现严重萎缩，中产阶级日渐衰落。尽管这一阶段的民族资本得到了政府技术服务和资金等的支持，如政府对民营工商业贷款从1937年的14.71亿元增加到1939年的25.78亿元，但统制经济的日益加强，使民营工商业各行业同业公会成了国家行政机构中的附属部门，政府对民间资本的利用大于扶持〔34〕。
与此同时，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下，体育设施均遭破坏，体育用品奇缺，许多体育教师改习他业，学校体育活动低落，全国普遍实行战时体育，因陋就简充实体育设备，被迫迁移到穷乡僻壤的大学、中学及驻军，各就地形辟置小型运动场，并在课外和平时利用溪河山丘，开展游泳、攀登等简单的体育活动。
社会经济和体育背景直接影响到体育经济的发展。受战争影响较小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体育相对发展较快，体育建设和竞赛活动及学校体育都有一定程度的起色。
在战时政策的指导下， 体育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一定的支持。 从1939年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将教育文化事业预算内单列体育卫生事业费。同时，根据《国民体育法》的规定，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将国民体育实施的经费列入各级政府预算。1940年教育部颁布《各级学校体育设备最低限定标准》〔35〕，从1942年开始，各省市逐渐将体育经费单独列入政府预算〔36〕。如湖北武汉在沦陷之前，学校体育活动经费均由学生负担，每学期交纳5角至1元，自武汉沦陷后，学校体育经费改由教育经费中支出〔37〕。
总的看来，战时的体育经济主要是尽力维持原有的，尽量弥补被破坏的。除了政府为了适应战时体育的需要增加一些对体育的投入外，民间几乎无条件进行创造和更新。日本侵入以后，山东“体育运动基本停止”〔38〕，湖北“体育专家星散，体育机构随之瘫痪，体育活动无形停顿”〔39〕，上海沦陷区除租界外的体育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安徽省在近代有58个体育场，仅有一个金寨球场是在抗战期间所建〔40〕。中国体育经济显然步入了低潮。
2.5 1945—1949：国民党统治覆灭时期， 体育经济几乎破灭。
1945—1949年的5年间，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其趋势是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
这一阶段的体育建设和体育经营几乎湮没，只在少数地区有一些相关活动。1946年四川省丰都县胡朝聘在月台寺开办国术馆；1947年，涪陵县兴隆乡李恒刚自费举办篮球邀请赛，有18个乡应邀参加〔41 〕。 1947年上海奉贤成立奉青体育会〔42〕。1946年，上海成立家庭手工业作坊式的华联乒乓球厂，仅有几副模具，生产给儿童玩耍的彩色赛璐璐球。1948年成立吴竹记体育用品厂〔43〕。
正如国民党的覆亡无可挽回一样，这些零星的活动不可能根本改变和扭转这一阶段体育经济破灭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