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移就隐喻的体验—文化双维度生成理据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维度论文,文化论文,理据考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传统修辞学中用“甲”、“乙”来表示两个印象连在一起时，作者把原属甲印象的性状移属于乙印象，这叫移就辞格[13：105]；学界有人指出移就分为“通感”、“移情”和“转类”[14：135-137]；倪宝元认为描写甲事物性状的词语移来描写乙事物性状就是移就辞格[19：243]；还有学者提出移就即是词语换位，用于甲事物或场合的词用于乙事物或场合。如大词小用、小词大用[25：307]；王苹认为移就辞格语法上的构成主要是定语加中心语，同时提出修饰意义的转移必须在一个封闭的语境空间，移就移用的词语的语言成分仅限于表性状的词语[23：87]。移就是意象化的变异修辞。它是发话主体思想情感、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是一种由审美对象所引起的复杂心理活动过程[17：14]。英语“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又曰“hypallage”，该词源自希腊语的“hypallassein”，表示内在或外在变化。《文学术语词典》将其界定为：“Also known as transferred epithet.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the epithet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appropriate noun to modify another to which it does not really belong（亦称作移就。它是将修饰语从本应修饰的名词处移用到实际上不相干的另一个名词上）”[4：85]。综上所述，移就辞格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历来为众多中西语言研究者所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移就辞格是一种纯粹描写性的语义偏离成分。
基于单一修辞学的移就辞格研究长期桎梏于界定、举隅和阐释修辞效果等浅层方面。刘大为[16：3]甚至指出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事实上停留在收集语言现象上，严格地说算不上真正的研究。束定芳[20：256]指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因为相关研究对语义和广义语境作为语言研究重心的回归（resemantization & recontextualization），更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本研究尝试在厘定汉语移就辞格的隐喻阈限及体征的基础上探索移就表象背后的深层认知生成机制。
2 移就的认知隐喻本质
移就把描述A事物的词语移用到B事物上，是词语搭配的变异形态。移就的语义偏离或超常搭配突破了语言的逻辑规则，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并增加美学效果；若依据经典句法学理论剖析移就的深层结构，修饰语及被修饰成分构成的名词短语（NP）或动词短语（VP）可视为内嵌套句。嵌套结构属于语句的复杂结构，但又不同于复合结构，它至少有一个主体句的管辖。这种受主体句管辖的句子，称作内嵌套[24：246]。移用现象可能仅出现于名词短语（NP）或仅出现于动词短语（VP）中，亦可能在二者中共现。
传统意义上的移就与认知视界中的隐喻具有同位素关系。Lakoff & Johnson[7：84]提出评判隐喻的两个标准：1）涉及的两个概念分属于不同认知活动域；2）只涉及部分特征的运演。据此标准可判定移就表述具有隐喻性本质：首先，移就涉及两个语义场，每个语域均具有特殊的图式结构，例如：
（1）高考临近，做父母的一定要上紧孩子的发条。
上例“发条”语域的典型事件图式包括“老式钟表”、“闹铃”、“设计风格”、“不走时”、“无动力”等；“面临高考的孩子”语域包括“压力大”、“精神紧张”、“沉着应考”、“学习效果不佳”、“懈怠”等。两域关联的实质是不同语义场的比照和对峙。不同语域间还存在用一个语域呈现另一个语域的关系。被说明的语域是靶域，阐明靶域的是源域。其次，移就并非简单地以源域概念代替靶域概念，而是有选择、有侧重地把源域映射到靶域上从而使靶域具有源域的某些属性。如例（1）中移就所实现的语义只是整个语义场的“冰山一角”，两个语义场的语义映射只涉及部分特征。
Croft & Cruse[3：92/329]提出动态识解论（dynamic construal approach），认为解喻者从感知到识解隐喻的过程可按起始、发展、终结分为隐喻衔接、局域激活、隐喻连贯三个阶段。首先，解喻者对语言表达进行解码并判定隐喻的存在：例（1）中“上紧发条”蕴含于“闹钟”概念域，是对“闹钟”的具体操作，与“孩子”概念域无直接关联，“上紧发条”与“孩子”为非常规搭配。其次，识解过程进入局域激活阶段。解喻者激活常规语义搭配并构建相关事件框架，高效地建立起内部关联：例（1）动词短语“上发条”的常规概念搭配应为“钟表”范畴。“孩子”没有发条装置，不能被家长“上发条”，却可能在高考重压下畏难不前，这时家长应做好孩子的疏导工作。这些信息是激活后的源域与靶域比照得出的结果。最后，隐喻识解进入全局连贯阶段，源域与靶域间产生类比关联，解喻者依据常识或语境调整、补充先前的识解：例（1）中的“上发条”概念映射到靶域上，“上发条”被解读为“做思想工作”。整句识解为“高考临近，做父母的一定要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
不难察辨，传统意义的移就并非单纯的语言现象，更表征着人类以某一语域经验表述另一语域的认知活动。移就表述将修饰A的修饰语挪移到修饰与其逻辑上并不匹配的B上，形成对立冲突，表面是一种怪诞搭配，在语用上却是和谐相融的。移就在冲突中达到一致，这是认知隐喻驱动的效果。
3 移就隐喻的疆域厘定
早在十余年前Cameron[2：15]就提醒学界，只关注名词隐喻会使隐喻研究误入歧途，因为这会低估并忽视其他句法形式中隐喻的不同识解机制。本文将移就中的显性描述视为移就活性因子，根据移就活性因子的不同，移就隐喻可以划分为形容词性、动词性、副词性和量词性等范畴。
3.1 形容词性移就
形容词性移就是指形容词与其所修饰的成分存在非常规搭配，由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NP）组构隐喻活性。形容词性移就可分为两类：由形容词激活源域概念的隐喻和由名词激活源域概念的隐喻。前者的生成规则是NPST→DETS，NT；后者的生成规则是NPTS→DETT，NS。
（2）无数奔流的山泉汇集成一条壮观的瀑布，多达四十多处，堪称瀑布之乡。
（3）楼市新政调控的靶心在一线城市。
例（2）中激活源域概念“人”的是形容词“奔流的”，因此属NPST→DETS，NT型。例（3）源域“箭靶”是由名词“靶心”激活的，形容词“调控的”是靶域概念，属NPTS→DETT，NS型。
（4）前途一片黯淡。
（5）伟人辞世，人民心情很沉重。
（6）中国公司派出一批技术骨干赴美学习，西天取经不容易。
汉语存在形容词谓语句移就隐喻。如例（4）、（5）中抽象概念“前途”与颜色形容词“黯淡”搭配，描摹心理状态的“心情”与表重量的形容词“沉重”搭配均有悖逻辑，属移就隐喻。例（4）中的名词“前途”是靶域，形容词“黯淡”激活源域“颜色”；例（5）名词“心情”是靶域，形容词“沉重”激活源域“重物”，均由形容词引发隐喻，例（4）、（5）的生成规则为S→NPTT，Vdes—S；例（6）名词短语“西天取经”属源域，形容词“不容易”仅充当谓词成分，无隐喻活性，此类由名词短语引发隐喻的形容词谓语句属S→NPss，Vdes—T型。
3.2 动词性移就
动词性移就可以分为不及物动词性移就和及物动词性移就。不及物动词性移就的动词与主语或补语构成非逻辑搭配；及物动词性移就的动词与主语、宾语、补语存在非逻辑搭配。总体而言，以动词为轴心的非常规组配扰乱了原有语义网络，激发出新的语义联想。
3.2.1不及物动词性移就
（7）上海新开楼盘价格强劲反弹。
（8）草根文化发展很快。
例（7）的主语“价格”属靶域概念，源域概念由动词“反弹”激活，生成规则为S→NPTT，Vi—S。例（8）的主语“草根文化”为源域，动词“发展”不具隐喻性，其生成规则为S→NPss，Vi—T。
3.2.2 及物动词性移就
及物动词性移就的动词与主语、宾语存在非逻辑搭配。
（9）性丑闻缠上了这位美国总统。
（10）这对军旅夫妻走完了传奇人生。
例（9）、（10）的动词“缠上”、“走”激活源域“网”、“旅程”，而主语“性丑闻”、“夫妻”及宾语“美国总统”、“人生”均无隐喻活性。两例的生成规则为S→NPTT，Vt—S，NPTT。
及物动词性移就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动词及动词的宾语与主语均不匹配，动词及其所带宾语均为源域概念，生成规则为S→NPTT，Vt—S，NPss。
（11）“发现”号踏上了回家的路。
（12）朝鲜向国际社会撒了一回野。
如例（11）中的“踏上”、“回家的路”、例（12）中的“撒了”、“野”均属源域概念。
3.3 副词性移就
倘若移就表述的副词蕴有隐喻活性，副词所修饰的动词往往也具有隐喻活性，副词与动词构成的动词短语共同激活源域概念。
（13）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用过的一把名琴就安然地坐在我的琴房。
如例（13）的副词“安然地”与动词“坐”激活源域概念“人”，整个动词短语存在隐喻活性，生成规则为S→NPTT，VPSS，ADVS。
3.4量词性移就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日益发达和精神生活的逐渐丰富，涌现出越来越多与抽象名词搭配的量词。通过观察发现，量词计量功能减弱，将物质量化已不再是此类量词的主要功能，此类量词的重要功能在于表达形、态、情、色彩等修辞效果[26：99-106]。量词性移就的量词与名词属非常规搭配，量词激活源域概念，使整个名词短语具有隐喻活性，迁移范式为QPST→DETS，NT。
（14）美国博士几个子儿一枚？（老舍《牺牲》）
如例（14）中“一枚”激活“硬币”、“勋章”等多种源域概念，生成规则为S→QPST，VPTT。
移就依靠形容词、动词、副词和量词引发隐喻，形容词或量词构成的名词短语（NP）及动词、副词构成的动词短语（VP）均可作深层的内嵌套句法剖析，移就的隐喻性已从词汇层面延展至句法层面。内嵌套结构往往不具备完整的施事、事件行为、受事等要素，名词短语（NP）和动词短语（VP）难以覆盖整体语义网络，不具系统性和连贯性，换言之，移就源域框架不完整，源域全貌被隐没。
（15）工作压力再大，也别用健康下注。
例（15）“健康”表示身体状况，“下注”为“棋牌游戏”中“压筹码”的行为，从“身体状况”到“棋牌游戏”间的跨域映射构成移就隐喻。动词短语“下注”激活“棋牌游戏”概念，属动词性移就，源域实体被动词短语隐没。
移就隐喻的形容词、动词、副词、量词仅扮演抛砖引玉的角色，释喻者还需依据常识或更丰富的语境向导建立源域内部关联，才能洞悉源域真面目。
4 汉语移就隐喻孳乳的新经验主义根源
Lakoff & Johnson[8：10]以“新经验主义”为界标，把认知科学划分为两个时代。第一代认知科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继承了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的大部分观点，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严格坚守客观主义和二元论阵地，把人的推理能力与感知动能割裂开来，认为推理具有自制能力和非隐喻性。1980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隐喻无所不在”的世界，还反思了隐喻与思维的关系，为后续研究铺平了道路[7：84-154]。在1987年出版的《女人、火和危险事物》中，Lakoff[6：206]列述了西方客观主义传统哲学的若干弊病，提出了非客观主义哲学理论，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Lakoff的观点非常明确：身体是一切精神之基础，因此“人类概念系统是人类经验的产品，而这些经验来自于身体”。1999年Lakoff与Johnson再度联袂，全面阐述了新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并正式提出了“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的理念。Lakoff & Johnson[8：4]认为：理性并非如传统哲学认为的那样是非体验的（disembodied），而是源自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经验的本性。
新经验主义强调心智的体验性。人类的心智和认知始于范畴化，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然而范畴、概念并非外部现实客观、镜像的反映，而是体验感知化的、带有主观色彩的。1999年9月3日，Lakoff在回答《锋锐》（Edge）杂志记者Johann Brockman的提问时说：“基本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的结构源于完型感觉（gestalt perception）、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动觉图式（motor schemas），因此身体与动觉系统（sensor-motor system）决定了我们的认知体系”[1：4]，即概念结构源于感知动觉经验和引发感知动觉经验的神经结构。人类日常体验形成高度程式化的关系（如意象图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隐喻等认知策略构建其他范畴和概念（包括抽象概念），形成包罗万象的范畴系统和概念系统。Ungerer & Schmid[12：278]指出：“语言中词语所表达的意义及其使用，取决于人们对周围真实世界的感知和范畴化。”通过词汇化，范畴和概念被固定于语言中，因此语言也继承了范畴和概念系统中的体验性基因。
新经验主义认为一切抽象概念均可由具体概念构建，人体本身是抽象事物概念化的素材资源库。考古发现生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在绘画中用人体代表动物、植物。可见，早期人类一方面把自己变成世界，以人的躯体喻示万物；另一方面，天体万物变成了躯体器官的隐喻符号。人通过隐喻把世界据为己有并把自己变成世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08-1961）[18：135-138]曾提出概念和判断是知觉主体通过己身进行概念化和图式化的结果，人是通过身体的图式向物体、他人、世界开放并占有和分享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对事物的经验进行组织的过程，即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的过程。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和范畴化就是给客观事物定位，需要引入人们最熟悉、最易理解的事物作为参照点以建立坐标，而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人体自身。“抽象事物是人”这一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基于身体经验，是对抽象概念的直接体悟。人类身体结构本身就可充当描述抽象事物的素材，各种抽象概念也可以具有人的器官。汉语以身体部位表示抽象事物的隐喻比比皆是，社会、经济、军事等抽象概念均具有人体器官和生理机能，如“社会是人”（社会可以有头、心脏、脊梁）等。人类都有头、眼、手、脚、血液、皮肤等组织构造，所以汉语中以身体为基础构建的概念体系俯拾即是。
（16）资本家吸干了工人的血汗。
（17）我国自行研发的战斗机组将成为我国空军的肱骨之师。
（18）旧瓶旧酒旧招数，跛脚政府究可哀。（《东方日报》2011年2月24日）
（19）价值、创新和社会责任是保险业的核心问题。
例（16）—（19）是以身体构造为源域映射抽象事物的移就隐喻表述：例（16）的主语“资本家”与动词短语“吸干血汗”的非逻辑搭配均属动词性移就，以体液“血”和“汗”喻指抽象概念“劳动创造的价值”；例（17）属形容词性移就，以具体概念“肌肉”喻指抽象概念“军力”；例（18）属形容词性移就，以“跛脚”喻指“政府”，影射政府执政能力低下。例（19）属形容词性移就，把人体的主要器官“心”作为源域，与靶域“问题”构成隐喻映射（见表1）。
5 汉语移就隐喻派生的文化理据
回顾认知语言学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虽然社会文化因素并非研究主线，但也不乏璀璨星光，诸多学者强调运用多种方法收集并深度分析语言数据，提倡把文化契合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以揭示文化模型的本质，探索语言的跨文化差异。Lakoff & Johnson[7：22]提出“一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和这一文化中的最基本概念与隐喻结构相一致”，“我们的价值观并非独立的，必须塑就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系统相一致的体系”。Lakoff & K
vecses[9：195-221]以英语“anger”为例，探索了认知模型背后的文化理据；Quinn[11：56-93]阐释了隐喻中的文化根基；Palmer（1996）的专著《文化语言学理论探索》将认知语言学和人类学进行整合，力求探索一种新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以解决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问题。Palmer[10：66]指出，词汇与图式（schema）紧密相联，词语的使用反映了图式结构，而图式结构直接指向文化操作（culturalpractice）、制度（institution）、信仰（beliefs）和价值观（values）。Kvecses[5：283-292]在对隐喻变异的文化和认知动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身体体验、认知、社会文化是构建隐喻的三大动力体系，三者相互促进、彼此牵制。
情感隐喻是通过一系列概念隐喻得以理解的，规约普通话语者和创造话语者的是同样的概念隐喻群，话语者用以谈论情感的修辞性语言表达式衍生于人所共有的概念系统[21：48]。从极端类属层次（extremely generic level）总览，汉英爱情隐喻表述具有相似的概念隐喻，如“爱情是植物”（LOVE IS PLANT）、“爱情是食物”（LOVE IS FOOD）、“爱情是商品”（LOVE IS PRODUCT）等。每个民族在遵从体验哲学的探索路径的基础上将本民族对现实的识解和感悟投射回语言表面上[22：170]。在文化模型的耳濡目染下，语言使用者思维中的图式总纲（generic schema）填充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认知的框架是文化，文化的传承靠认知，隐喻的产生、使用和消亡是文化影响认知的结果[15：121]。认知根植于文化，语言使用者建立了与各自文化模型相融的隐喻优选方案，折射在语言上就形成了带有民族特异性和规约性的隐喻表述。汉英“爱情”移就隐喻的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爱情观念、审美心理、图腾崇拜等，已跳脱了修辞格的苑囿，是戴着文化标签的认知方式，受文化模型的框限，同时也复制、传递着文化模型。
（20）驿骑传双果，君王宠念深。宁知辞帝里，无复合欢心。（冯梦龙《醒世恒言》）
（21）红豆恨，归谁促。青鸾梦，惊难续。想多情犹记，碧笺新曲。（王千秋《满江红》）
（22）（侯方域和李香君）并蒂初结风雨倾，因忠成罪天地昏。（孔尚任《桃花扇》）
（23）男人若是交了桃花运，麻烦就跟着来了。
例（20）—（23）是以植物为源域的爱情隐喻，均属移就表述。释喻者必须倚仗比拟、联想，体察词语内部合乎逻辑的深层语义关系（见表2）。例（20）的“苦情”属形容词性移就，“苦情”是人类情感，与动词“开花”存在逻辑冲突，属动词性移就；例（21）的“红豆”是植物概念，所修饰的名词“恨”在此句语境下可解读为恋人间的“离愁别恨”，二者搭配属形容词性移就；例（22）被省略的主语“侯方域和李香君”为具体人物，与之搭配的“结并蒂”是植物的花器双生现象，此例属动词性移就。
例（20）—（23）分别用“合欢”、“红豆”、“并蒂莲”、“桃花”作源域。合欢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其花如丝，昼开夜闭，其叶片片相对，别名是“爱情树”。合欢清香扑鼻，具有宁神作用，主治郁结胸闷、失眠、健忘、眼疾、神经衰弱等症。坠入爱河的人精神恍惚，茶饭不思，操汉语者用其喻示苦情；红豆原产自中国，花纹美丽、质地坚硬。“红豆”又称“相思子”，“红豆树”又称“相思树”，古代文学中常用红豆象征相思；“并蒂莲”是并排生长在同一茎上的两朵荷花，荷花是中国的代表性植物。并蒂莲从吐蕊到凋谢都相依相伴，因此以之喻指终身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中国民间追捧的命理文化中，“桃花”亦称“咸池”，是仙女沐浴之所，喻指美貌、风流、情色等。自然生态影响文化生态，只有规约的、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植物范畴才能成为“爱情”隐喻的喻源。
6 结语
传统意义的移就辞格与认知语言学视野中的隐喻具有同位素关系，可以将两者等齐划一地予以考究。移就隐喻的体验—文化双重特质和认知语言学的总体发展趋势均要求研究者把移就置于体验—文化的双维坐标下通盘考量，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