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满铁的侵华阴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阴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此，日本与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曾联合发布了一个所谓“中立”布告，称“现值中国政府与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注：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随后，日本政府对其在华利益的执行机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的行为也做出规范：“帝国政府为对全局保持公正态度起见，凡欲经由南满铁路运送军队及军需物质等项，对官、革双方一概谢绝。”（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23页。）那么， 满铁是怎样履行这一承诺的呢？我们翻开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就不难看出满铁在辛亥革命时期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满铁做为日本政府“经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的中枢机构，为了实现掠夺，它从1906年设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进行了“诸如改筑铁路，扩建港口，修筑工厂，开采煤矿，举办电力、煤气工业，进行农牧业改良试验以及地质调查，工业试验，投资办厂等各种开发活动。”（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2页。）辛亥革命的爆发，触动了满铁的神经。武昌起义消息传开后，奉天、营口、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市场动荡，有鉴于此，1912年1月12日， 拓殖局第二部长江木翼致函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清国事变，贵社营业及其它设施及将来关系各项十分至急。希速报告。”（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2726卷。）于是，满铁的调查研究机构马上以最快速度从贸易输出输入、煤炭产值、铁路运输等诸多方面入手，做了极为详细的比较调查：
输出入货物比较总表
输出入 输出
输入
月份10月～12月10月～12月
1910年 14130.2吨 11572.4吨
1911年 2520.8吨
10539.3吨
1912年 5386.4吨
15338.2吨
大连及营口驿发运货物数量调查表
驿名大连
营口
品名
月份10月 11月 12月10月 11月 12月
年度
砂糖(吨) 1910年
176311
703 792
1225 3114
1911年
220 67
372 560
1210 1890
麦粉(吨) 1910年
107135
196 47 14
35
1911年
230227
754 128
310
107
煤矿产值比较调查表
月份 10月11月12月
1910年 6417吨 7115吨 6516吨
1911年 2000吨 1000吨 1750吨
上述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2726卷。
从上述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爆发后，满铁输入货物明显增加，1912年比1910年增加近3765.8吨；发送麦粉大连港1911年比1910年同期增加773吨，营口港增加449吨。这就不难说明，这期间满铁经营的铁路大量向交战双方倾销军需物品，以从中谋取暴利，发战争不义之财。同时也可看出，因时局动荡，工厂倒闭，市场混乱，致使输出货物较同期锐减。1910年输出货物为14130.2吨， 至 1911 年同期降至2520.8吨。特别是满铁煤矿产值此间急剧下降，“产值仅是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尽管如此，满铁的二重性（既是一个殖民侵略机构，又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使满铁以扩大侵略权益为最高原则，必要时可以不计盈亏，以其经济利益服从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或军事要求。因此，当日本政府将辛亥革命视其为扩大侵略权益的绝好机会、日本军界明目张胆地提出要“趁火打劫”（注：升味准之辅等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756页。）时，满铁做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本部的势力”，他们口称“中立”，实则积极参与干涉，策划阴谋，其触手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方面。
1.广泛收集情报
谈到满铁早期情报工作，就不能不谈陆军省少佐佐藤安之助。满铁成立后，为使铁路适于战时军事运输的要求，密切满铁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日本陆军省特派佐藤安之助少佐到满铁任嘱托。由于佐藤安之助“精通清国情况，不仅北京官话出色，并有英语及其他外国语言的素养”（注：鹤见右辅著《后藤新平》，第2卷。）， 深为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赏识，任命他为调查役，担任满铁奉天公所长。同时，佐藤作为陆军的高级特务，利用其作为满铁公所长的身份经常周旋于中国军政要员之间，侦探中国军事情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佐藤更是一马当先，他所掌握的情报内容甚至比革命党和清政府更为全面。如1911年佐藤为满铁撰写了《赵尔巽其人》的调查报告，他对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从小到日常起居、为人品质，大到政治倾向、外交、实业、军事、吏治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查。为满铁在辛亥革命中策划阴谋，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决策的素材。
2.亲自参与策划
满铁在收集有关情报的同时，还居心叵测地派遣满铁社员直接参与革命党人的机密活动。1911年11月10日拓植局总裁元田致电满铁总裁：“已在革命党人王国柱身边安插一满铁社员做随从，并予活动经费。”（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3071卷。）王国柱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法库门副将。其父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王国柱受其父影响，思想较为开明，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发动所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并联络一些日本朋友为其购买军火。一直试图操纵和离间革命党人以从中渔利的满铁，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便投其所好，借此将耳目安插进革命党内部。据考证，这位满铁社员名曰谷村正友，他起草的有关革命党人报告及与满铁总裁往来电文约几十份，均为满铁机秘文件。从满铁参与革命党活动，为其提供经费，到满铁当时意图；从革命党人活动行踪、计划安排，到兵力布置、举事时间，在满铁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其用心之良苦，昭然若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在奉天发展变化的复杂情况。
3.提供军火贷款
辛亥革命爆发后，满铁禀承日本政府旨意，采取双管齐下的两面政策，斡旋于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它一方面将破旧的武器卖给清政府，另一方面又卖给革命党人，以从中火上浇油，大发战争不义之财。如战争之初，满铁一面以朝鲜总督、军阀头目寺内政毅为首，由后藤新平牵线，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直接出面，向革命党人王国柱“借钱十余万两并接济军火炸弹。”（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56页。）同时，借赵尔巽急需资金购买武器而向满铁“贷款300 万两”（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2863卷。）之机，提出以沈阳故宫珍宝做为抵押担保条件。为此，1911年11月19日至20日，拓植局总裁元田、清野理事纷纷致电满铁总裁，围绕这一掠夺阴谋反复磋商，最后终于迫使清政府就范，即以沈阳故宫所藏宝物，提供日本皇室做为抵押。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满铁趁火打劫对我国珍贵文物的一次野蛮掠夺的罪恶阴谋。
4.提供活动场所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使东北各地革命党人精神大振，斗志倍增。革命党人张榕、商震、柏文蔚、宁武等数百人，分途聚会于奉天省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以“同学社”为名设置秘密革命机关，共谋响应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常出入满铁附属地得到了满铁默许。为此，张作霖面见驻奉日本总领事落合称：“现有革命党徒猥集于铁路附属地内进行种种策划，暗中是否有日本人加以庇护？”（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72页。）对此， 1912年2月1日，落合致电内田外务大臣称：“近日来附属地内搜查革命党情况，事无巨细，均为总督所侦悉，总督咄咄要求我方严加取缔。”（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 233页。）“前日夜间，又有一队革命党携带机枪、手枪及炸弹等，由大连到达本地，当即进入革命党办事机构。”（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33页。）那么， 满铁何以如此为革命党人大开方便之门呢？内田外务大臣在复落合电中一语破的：如果革命党势力日益壮大，即使满洲秩序一时发生紊乱，亦未尝不可能因此而造成我们对满洲政策得以向前推进一步之契机。”（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 235页。）由此可见，满铁默许革命党利用清政府权力无法达到之附属地做为活动的策源地，是其侵华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5.提供军事运输
辛亥革命前夕，满铁的一个重要侵华步骤，即是借日军出兵朝鲜，于1911年10月迫不急待地建成鸭绿江铁桥，把朝鲜从釜山到新义州的铁路同在中国境内的安奉铁路连接起来，完成了侵略中国的运军路线。1911年11月1日安奉线全线开通，此时武昌起义的枪声， 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因此，满铁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载一遇”的机会，一方面，做出“以公正态度拒绝向官军和革命军之任何一方提供与军事行动有关之一切运输便宜。”（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117页。）另一方面， 又为交战双方提供运输便利。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曾直接出面，向革命党人允诺，“由南满铁路发给全线免票”（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56页。）。赵尔巽在致曹汝霖电中也称：“当地革命党人，大多数潜伏日本国铁道附属地内，忙于搬运、储藏大量军火，闻日本国已发给免费运输凭证。”（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11页。）同时，满铁也用火车运送清兵。为此，1912年2月7日， 蓝天蔚致电赵尔巽，抗议其“用南满火车运马队步兵于盖平、岫崖（岩）一带。”（注：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 372页。）并指出：“日本既守中立，自不应违例满清运兵”（注：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372页。）。 满铁如此言行不一，其别有用心也是显而易见的。
6.与日本陆军相互策应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日本陆军与满铁始终是其手中的两张王牌。二者遥相呼应，策划阴谋，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有“上乘”表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陆军曾对事态发展做过这样描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在《对中国之我见》一文提出：“此次内乱如稍有真实进展，至少可以希望分立为满汉两族的两个国家，即在国际礼仪上及我对清政策上，表面当然援助叛徒，使其日益强大，而视适当时期，居中调停，使其分立为两国。”（注：升味准之辅等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756页。）日本陆军这种险恶用心，可以说与满铁不谋而合。1911年10月27日谷村在给满铁报告中明确指出：日军应以保护居留民为掩护，出兵东北。筹备成立日人军人后援会，以便随时配合日本陆军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为更密切与日本陆军的联系，满铁利用谷村来大连之际，将其和佐藤的联络移交三原陆军大佐。1911年11月8日小池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中称：“三原陆军大佐刻下正在此地，曾由革命党人王国柱处（关于王国柱之行动已另有函报）探知，革命党为震撼北京朝廷，拟于日内举事，希望日本采取旁观态度等等。该大佐已通过关东都督府向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另电详报。”（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116页。 ）这样，在辛亥革命中，满铁利用日本陆军派驻满铁的佐藤少佐、三原大佐及时与日本陆军相互勾通情报，在满铁和日本陆军之间无疑编织了一张无形的侵略之网，架起了一座蓄意侵华之桥。
上述种种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满铁在辛亥革命中可谓机关算尽，其最终阴谋就是策划制造混乱，以策应日本陆军侵吞东北。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发展，满铁与日本陆军这一侵华阴谋并没有变成政府行为。究其原因，笔者想从以下二方面进行探讨。一、内在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政府的扶植下，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经过三次侵略战争，将日本带入帝国主义阶段。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部门的话，那么，在日俄战争之后，由于垄断了朝鲜和我国东北的市场，疯狂推行对外军备扩张和经济掠夺政策，钢铁、造船、电力等重工业部门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是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却是沉重的负担。由于战争，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损耗极大，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弥补损耗，向广大人民加紧搜刮，用增加税收等手段来偿还战时举借的亿万债款，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国内政局不稳。加之客观环境所限，它还不具备与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抗衡的实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其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在辛亥革命中，日本政府只能有所收敛，即所谓“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适当时机”还未到来，暂时满足于“维持现状”（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55页。）。二、外在因素。日俄战争后，国际舞台上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更加尖锐。在日俄战争时支持日本的英美两国对日本企图独霸“满蒙”权益表示不满，英商在牛庄的营业受到日本的阻挠，为此英国提过抗议。美国资本更想打进我国东北，如哈里曼计划收买南满铁路。此计划流产后，1909年11月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英国建议，要使“满洲铁路中立化”。在国际形势这样变化的过程中，日本不得已与不久以前的敌国沙俄于1910年7月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 相约维持“满洲”现状与有关铁路的权益。可见，辛亥革命爆发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表现在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为着各自的利益都打着小算盘。如日本政府最初支持清政府，但它欲维持清廷于长江以北的计划却遭到英国的反对。日本政府起初反对袁世凯上台，英美却认为可以用袁做它们的代理人。凡此种种，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受到抑制，不得已调整对华方针，和英美等国采取同一步调。但在此后的岁月里，日本军国主义一刻也没有停止其兼并东北的野心。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到皇姑屯炸车事件；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一步步走上了霸占东北、进而独吞中国的侵华道路，而满铁始终走在这条侵略道路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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