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宇, 冯文勇, 步秀芹, 崔嫱, 郑庆荣[1]2015年在《近55年来滹沱河山区水资源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分析滹沱河山区自然地理背景和经济发展情况,可将其划分为3个水资源区:界河铺以上区域(Ⅰ区为成水用水环境)、界河铺至济胜桥之间区域(Ⅱ区为用水环境)、济胜桥以下至南庄区域(Ⅲ区为成水环境)。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文、气象数据,探讨了近55a以来滹沱河山区分区水资源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滹沱河山区地表水资源逐年减少,70年代是该区正负距平的转折时期、地下水主要表现在Ⅰ、Ⅱ区忻定盆地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04m,且超采区面积有所增大;滹沱河山区水资源的减少是由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的。1980—2010年气候变化、水保活动、水利活动影响约分别占整个径流减少量的38.6%,26.4%,35.0%,人类活动合计约占61.4%;由于气候变化使Ⅰ区、Ⅱ区、Ⅲ区水资源分别以平均每年0.88%,0.61%,0.41%(算术平均)的速度减少;人类活动使Ⅰ区、Ⅱ区、Ⅲ区水资源分别以平均每年1.31%,1.14%,0.71%的速度减少,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水资源变化影响程度具有相同明显的规律性:即从源头向下游影响程度逐渐减小;人类活动的2种方式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水保活动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Ⅲ区>Ⅰ区>Ⅱ区,水利活动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Ⅱ区>Ⅰ区>Ⅲ区。
崔炳玉[2]2004年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滹沱河区水资源变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人类面临叁大问题(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严重挑战，这叁大问题均与水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水资源短紧缺问题将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对于人口密集而且水资源先天条件并不优越的中国，问题显得格外严重，而对水资源问题认识不够和对水资源管理不当将使水资源问题进一步恶化。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水资源的减少，使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华北缺水城市(忻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论文的对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滹沱河区水资源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为进一步进行水资源变化趋势分析研究打基础。 通过对水文模型的比较和研究，从与气候模型相互配合的原则出发，考虑到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横向混合模型，并进行了验证。 经过分析比较，滹沱河区1980～2000年系列与1956～1979年系列的平均水资源相比，以每年2.59％的速度减少。其中，由于气候变化使径流量以每年1.01％的速度减少，约占整个径流减少量的38.9％；由于人类活动使径流量以每年1.58％的速度减少，约占整个径流减少量的61.1％。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年降水量的减少5.8％成为径流减少的主要因素，气温升高使得蒸发量增加，也对径流量减少有一定影响。
崔炳玉, 崔红英[3]2007年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于滹沱河区水资源变化的影响》文中提出滹沱河区1980—2000年系列与1956—1979年系列的平均水资源相比,以每年2.59%的速度减少。其中,由于气候变化使径流量以每年1.01%的速度减少;由于人类活动使径流量以每年1.58%的速度减少。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年降水量的减少5.8%成为径流减少的主要因素,气温平均每年升高0.05%,使得蒸发量增加,也对径流量减少有一定影响。
宋保平, 过仲阳, 郑艳侠, 赵旭阳, 张素珍[4]2013年在《近50年来滹沱河流域水资源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文中认为通过分析滹沱河全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将流域划分为3个水资源区:小觉以上区域(I区—成水和用水环境)、小觉至黄壁庄之间区域(II区—成水环境)、黄壁庄以下区域(III区—用水环境)。利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文、气象数据,结合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探讨了半世纪以来滹沱河流域分区水资源的演变规律,并剖析了流域水资源变化的机理。结果表明:近50年来,全流域水资源总量呈现出减少趋势,不同区域减少幅度各不相同;I区和II区的水资源变化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但影响机理和程度有所差异;而III区的水资源变化则完全由人类活动控制,自然因素几乎可以忽略。
薛元琦[5]2007年在《滹沱河区水资源问题研究及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不仅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而且还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素。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对水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水资源短缺现象日益严重,且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水资源问题,说明了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重要性;对山西省滹沱河分区水资源基本情况、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具体的调研和分析,并以2004年为基准年,对今后十年(2006年～2015年)进行需水预测,得出影响滹沱河分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因素,并为此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首先,对滹沱河区的水资源基本调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评价,分析了本区的水资源现状,按照水资源均衡原理,计算得出水资源总量和水资源可利用总量;对该流域的用水环境和水质情况调研分析,得出本区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水资源是属于资源性重度短缺,且具有逐年增大的势头。然后,对本区提、蓄水工程的供水量、废污水排放量进行汇总分析,得出供水、用水及排水极不平衡,水资源的短缺和不合理利用已经制约了本区的经济发展,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进行剖析,指出问题存在的症结所在。以2004年为现状年,对滹沱河区的工农业用水量及城镇农村居民生活需水量进行定额法预测,得出滹沱河流域分区2010年、2015年需水量。最后,提出滹沱河分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对策是:改造修缮已有水利工程,提高地表水的集蓄能力;兴建新水源蓄、提、供等工程,挖掘水资源潜力;建立节水型社会,建立综合节水模式,提出节水方案。本文特别建立了水价模型,对水价格调控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水价调节对节水的杠杆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本文也对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各种保护措施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保护水资源的具体对策。“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水资源存在问题是多方面的,而解决对策需要全方位的进行。只要人们真正重视水资源问题,珍惜水资源为生命之源,全人类均以节水自豪,爱护每一滴水,则水资源将源远流长,社会将永续发展。
韩如意, 赵鹏宇, 付广军[6]2014年在《滹沱河山区气候和生态环境演变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滹沱河山区是全流域主要成水背景区,是典型的气候变化和生态敏感区。近年来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文章分别从滹沱河山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演变两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气候变化体现在降水量、蒸散、干旱、气温、日照等方面。生态环境演变体现在水资源、河流生态、湿地生态、人类活动对五台山生态影响等方面。结果表明:滹沱河山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均以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在发展演变,且当前研究中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时间序列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气候和生态环境现状研究,缺乏历史时期研究;二是缺乏气候和生态环境演变驱动力方面研究,同时就区域土壤系统、植被生态、水体环境、大气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研究较少。
张学礼[7]2018年在《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文中提出建国以来,随着滹沱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及降雨量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流域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流域出现了河道干涸、航运消失、生物种类变迁、地下水漏斗、沙尘天气等现象。目前学术界已对其变迁的自然表现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而对水环境变迁背后的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交织过程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试图探寻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人地关系”互动,重点考察人类活动、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心态与思维意识等因素在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作用。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献研究。本文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志、馆藏档案、各类报纸等。2.田野调查。根据社会学理论,本文通过拟定社会调查问卷,完成田野社会调查,搜集有关人地关系互动的资料。调研范围涉及滹沱河全流域,调研人群包括农民、工人、水利管理者、环境保护管理者、教师等。3.跨学科综合研究。本选题研究以历史研究方法为主,涉及生态学、社会学、水利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本文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1.“水”资源是滹沱河流域社会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通过考证滹沱河流域文化、经济、交通发展演变,甚至于政治抉择,可以看出“水”资源促进了流域社会的发展变迁。(1)地名文化、地方文学和风俗信仰中的“水”资源要素。如:石家庄市庄窠村村名即是“装货”一词的谐音发展而来。“此地原为古运粮河的装货码头,故初称“装货”。后来古运粮河干涸,水运码头废弃,渐成村落,村名谐音演变为庄窠。至今当地村民仍读为“装货(音)”。(2)“水”资源与养殖产业、健康产业、休闲产业、河道产业的发展。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的修建促进了沿河滩地的开发,“建库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沿着滹沱河两岸河滩开发造地15万亩,种植果树、花生、西瓜、红薯等,年亩收入500元以上,年总收入近1亿元”。(3)滹沱河水运曾是河北省和天津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交通方式。(4)“水”资源与政治抉择,“滹沱河为平山县提供了13万亩水田、旱田25万亩、山坡地8万亩,盛产小麦、玉米、水稻以及其他各种杂粮、夏收麦、秋收稻,一年收两季,全县最富的就是西柏坡村……平均每年收27万粮食”,这也造就了晋察冀的“乌克兰”---西柏坡,由此也促成了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重要因素。2.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主要污染来源包括企业生产、公共卫生事业、社会生活中的废水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与化肥。这种水“质”之变不仅改变了流域水环境的自然状态,进而引发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心态、区域水案等系列变迁。(1)农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如辛集县“先后有10万多棵树木因害枯死,该县城关佃士营大队就有5000棵将成材的树木被碱死,自1976年以来,该县有400亩小麦、500多亩大秋作物被污水淹毁”。同时,地下水也受到污染继而出现大批机井作废的现象。(2)农村社会秩序的改变。有些地方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发病率显着增高,婴儿畸形怪胎增多,从而造成社会个体安全感的的缺失。石家庄市污水导致栾城县境内、沿河两岸附近的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地下水污染11个乡镇,120平方公里的土地,据卫生部门调查,污染区癌症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大大高于对照的清灌区,南焦村大队1980年因病死亡中因癌症死亡86人,占35.5%。1975年:束鹿县防疫部门调查。“草丛的蚊子成群,特别是桥壁上的密度更大,每平方米约达5000-10000个,而且这些蚊子能够传播疟疾、大脑炎等流行性疾病”。(3)城市公共安全隐患的出现。城市“水缸”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风险。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均出现水体污染。“口头、横山岭、岗南、黄壁庄四个水库,除了口头外,衡岭和岗南水库,五种毒物发现了叁种,主要是氰化物。黄壁庄水库中五种毒物发现了四种”。(4)“水”生态环境变迁导致区域间不协调现象的出现。流域出现了束鹿县工业污水污染下游衡水地区,石家庄地区污水污染栾城、赵县等地的跨区域水污染纠纷现象;(5)由于水体污染造成了赵州桥等文物古迹生态环境条件恶化,在对外交往中极大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3.水利工程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水利工程的实施改变了“水”的自然存在状态。一方面,从水旱灾害减轻、经济效益开发、生态环境改变等方面,人类是最终“受益者”。(1)从防洪效益来看,流域内洪水肆虐情形得到有效改善。以黄壁庄水库为例,1959到1979年如果不建库可能受淹面积809万亩,而建库后,滹沱河下游同期总减少淹地面积379万亩。(2)从农业效益来看,引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受益范围涉及到当地3个县(市区)14个乡镇123个村和1个国营农场,除了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以外,还有辣椒、甜玉米等经济类作物。“灌溉农业总产值约8亿,灌区内人口20万人”。(3)从综合利用上,发电效益有效提升了水资源潜能开发。黄壁庄水库自建库到1986年“工程效益为21.25亿元,其中工程总投资和运行管理费(包括群众投劳折资)为3.6875亿元,工程净效益为17.5635亿元”。(4)从生态效益来看,水利工程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建立后,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生态的良性循环,“地面风速降低30%左右,相对湿度提高14%左右,蒸发量减少了28%,增进了人民健康,改善了生存环境”。其次,流域也出现了地表水系统、地下水系统、区域小气候与生物种类变迁等自然现象,以及社会人口迁移、交通方式变迁、生存条件恶化等社会连锁反应。(1)水利移民改变了区域人群的正常生存状态,出现一系列“移民综合症”。如移民生活十大难:“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买东西难,用电难,住房难,吃粮难,生产难,结婚难”。(2)随着河道水量的减少,滹沱河水运继而逐渐消退,航运业等经济模式也逐渐消失。(3)水环境变迁背景下,社会群体逐渐表达了其生态诉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表达了加强滹沱河流域生态建设的诉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滹沱河流域生态的恢复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提至社会决策层面。石家庄市提出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地区综合提升规划》,实施“一城七县,拥河发展”的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滹沱河、安全滹沱河、文化滹沱河、活力滹沱河、智慧滹沱河的具体目标。4.地下水开发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地下水资源在社会生产中,尤其在农业产生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作用。地下水开发满足了流域农业生产用水的基本保证,出现“有井一片绿,无井一片黄”的现象。(1)20世纪70、80年代,流域农业发展直接受益于地下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出现“天旱地不旱,越旱越增产”的特殊景象。“1953年石家庄地区平均亩产量97.5.4公斤,皮棉20.7公斤。大旱的1972年连续200多天未下透雨,全区平均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286.4公斤,皮棉26.5公斤,1979年出现的伏旱,卡脖旱,8-9月份降雨仅有48毫米,比常年降雨量少了七成多。由于充分发挥了机井的作用,战胜了干旱。全区平均粮食总产20.41亿公斤,单产448公斤,均创历史最高水平”。(2)地下水开发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渠道。无极县单井净收益1078/年,4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单井获纯利润64元。(3)由于人们忽视地下水再生规律的地下水开发,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相应改变。如无水可打、埋深持续增加、地下水漏斗形成、机井枯竭。因此,应实现生态反应与社会决策修正相对应,确保水利规划与生态条件相一致。5.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历史考察与借鉴。水资源科学管理机制的构建是维护水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本文对20世纪70、80年代石家庄生态环境管理进行了历史考察,得出如下启示:首先,构建生态社会管理科学运行机制:(1)应构建水生态保护的全员介入管理机制;(2)水生态环境保护应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轨道;(3)倡导生态管理法制思维;健全组织设置,提升执行效率。其次,提升社会群体生态认知水平:(1)树立“水”生态的敬畏意识;(2)摒弃“生态与生产对立”的片面思维;(3)发挥生态环境教育的教化作用。6.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及和谐水生态理念的构建。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1)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社会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对应的工业与农业不同的产出比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表现在流域水资源分配上即为城市优于农村,工业先于农业。(2)新时代的生态要求与部分传统产业的对立。在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面前,部分传统产业面临去留抉择,但是这些产业又背负有群体生存的社会责任,这就出现了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与传统产业的博弈。(3)社会若干主体的矛盾定位。首先,从社会个体来讲,一方面社会个体对水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时部分个体也存在有缺乏水生态意识,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其次,在现有政府绩效考核的体制之下,往往是水生态的保护服从于对于地方GDP的过分追求,也就出现了政府监管行为无效性。(4)人类物欲主义的存在造成了人们对流域水环境经济功能的过度追求,以至于忽视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从宏观视角上,建议构建与实践和谐水生态理念:(1)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体现水资源共享的公平环境;(2)从提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加强科技支撑、完善法制建设、把握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特征等方面借鉴和反思他国流域治理经验;(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社会多层级水生态运行保障机制;(4)尝试突破流域的自然属性与行政管辖属性的博弈。
邢建贺[8]2011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滹沱河整治与周边社会变迁》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全国主要的江河水系进行了力度空前的综合治理。本文对这一时期的海河水系重要支流滹沱河河北段的整治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梳理了滹沱河整治过程中分阶段的水利建设运动,阐述了河流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论述了滹沱河综合整治后引起的周边社会变迁情况,以期能对地区性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全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分为叁大部分。前言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原因和学术意义,对本论题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和回顾,介绍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档案史料等情况。第一部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滹沱河整治问题的缘起。首先介绍了河北省的水系概况,指出滹沱河在河北省河流中的重要地位;其次介绍了滹沱河的地理概况,社会经济情况,流域气候特征以及历史上的灾害情况;再次考察了新中国初期的治水理念,包括中央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战略性规划,以及河北省按照中央政策制订的一系列河流治理规划。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滹沱河流域叁个阶段的整治工作:第一阶段,修复河道,恢复灌渠;第二阶段,在河流中上游兴建大型水库;第叁阶段,结合根治海河运动,对原有水利工程进行大力度的改建扩建,对河流进行综合治理。第叁部分,分析了滹沱河整治后引起的周边社会变迁情况,包括水利工程的防灾减灾效果;河流整治对周边经济的促进作用;水库迁建引起的一系列的移民问题及其解决措施;分析了水库大坝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新中国初期对于滹沱河的整治十分必要,也比较成功,基本解除了流域周边的水患,但是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尤其在移民以及生态环境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存在且日趋严重。在今后的河流治理水利建设中,需要充分吸取其经验教训,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水平。
石超艺[9]2005年在《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利用历史文献法、野外调查法、地名地物法、舆地图判读等研究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明代以来海河南系水系的变迁进行了尽可能具体、详细的恢复,对历次变迁的古河道按某些必要的原则进行了尽可能准确的定位,并编绘成数字化地图。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了滹沱河、漳河、大陆泽与宁晋泊变迁的特点和规律。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为:一方面,明清时期,海河南系表现出水系格局稳定性急剧降低,水资源逐渐减少,水问题日渐突出,水环境不断恶化的总趋势。具体表现主要有:滹沱河与漳河改道日益频繁;大陆泽也从统一的大湖泊逐渐于明末清初分解成南、北两个部分,宁晋泊与大陆泽,并于清末一一走向消亡。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滹沱河与漳河虽然变迁无定,但其泛滥影响主要范围、河道变迁主要路线和决徙多发地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中亦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 多沙河流的改道,对地表特征不同的自然区的水、土环境造成的影响有较大的区别。而滹沱河与漳河都属多沙河流,它们的频繁改道导致相关地区的水环境随之不断发生改变。滹、漳两河的变迁改变了水系格局,进而改变了整个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在对不同时期的水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的基础上,文章揭示了水系格局与流域水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若将区域气候特征视为相对恒久不变的自然前提,则水系格局对流域水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文章以水系格局为中心,分析、探讨了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的原因。文章介绍了明清时期发生在海河南系的水环境整治活动,以及各种整治方法的效果和影响,并归纳、总结了该区总体上“以不治为治”的水环境整治特点。在基本上排除了水事工程对水系格局的影响后,文章继续分析、探寻导致水环境不断恶化的真正原因,并且发掘了其中的主因。这些主因中,最重要的是该流域的天然植被在明清时期遭到的急剧破坏。这就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道变迁随之逐渐频繁,水系水文状况不断恶化,湖沼湿地走向萎缩与干涸。而影响湖泊演变的直接主因则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对于大陆泽与宁晋泊来说,这个直接主因就是水系格局的变迁。具体而言,就是湖泊的地表径流补给来源发生了改变。此外,来自浊流的泥沙、
刘君[10]2009年在《利用环境示踪剂研究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补给强度及其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是目前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管理所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而地下水补给的研究作为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变化直接关系着一个地区地下水资源的可开发利用程度,其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而言,地下水补给量是个变量,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天然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由于地下水的各项补给量是变化的,因此恢复补给历史、评估补给强度变化是比较困难的。目前估算地下水补给强度的方法主要有叁种:物理方法、示踪剂方法和数值模拟。不同的方法提供的补给强度的时空范围不同,精度和适用范围也各不相同,其各有优缺点。本文主要采用示踪剂方法对地下水补给强度进行研究,并利用多种示踪剂对比验证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以包气带和含水层作为了解地下水补给变化的地质信息载体,提取其中所包含的水化学和同位素信息,用以估算补给强度、恢复补给历史、区分不同的补给来源、确定地下水补给机制的变化、探讨天然补给的变化特征,同时区分出天然和人工补给的量,从而为地下水资源的正确评价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1)含水层中环境示踪剂分布特征;(2)地下水年龄结构与含水层综合补给强度;(3)地下水天然补给历史与天然平均补给强度;(4)地下水补给组成区分与人类活动影响,其中关键科学问题是包气带的补给历史的恢复和地下水补给机制的识别。本研究分别从包气带和含水层两个分带的水化学和同位素信息出发,以位于滹沱河冲洪积扇中上部的石家庄地区作为典型研究区,采用环境示踪剂方法、同位素水文学方法并结合传统的水文地质学方法来对滹沱河冲洪积扇地区地下水补给强度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主要取得以下认识:(1)本区的补给来源主要是垂向入渗补给,同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侧向补给,受地下水强烈开采影响,石家庄漏斗区附近的地下水的平均侧向渗流速度与山前平原区的平均侧向渗流速度不同,前者大于后者。(2)根据包气带示踪剂的计算结果1971年-1998年的天然平均补给强度是0.089m/a,补给强度在过去的27a间呈波动起伏的变化趋势,在1974-1977年、1985-1988年、1990-1997年间处于减小趋势,1971-1974年、1977-1985年、1988-1990年间又有所回升。通过对补给强度与降水、地下水位的变化分析可以发现补给强度的变化主要受到降水的影响,但滞后于降水的变化。(3)该区浅层地下水的年龄范围为0～36a,利用~3H—~3He法估算的该区的地下水的总的平均补给强度为0.228～0.304m/a。石家庄漏斗区地下水的平均侧向渗流速度为0.349～0.465m/d,山前平原区的平均侧向渗流速度为0.204～0.272m/d。最后利用水均衡计算结果验证了示踪剂方法得出的天然平均补给强度与综合补给强度结果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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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中国成立初期滹沱河整治与周边社会变迁[D]. 邢建贺.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9]. 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D]. 石超艺. 复旦大学. 2005
[10]. 利用环境示踪剂研究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补给强度及其变化[D]. 刘君.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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