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武汉文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界论文,武汉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11月——1938年8月12日）
逄增玉 吴景明 整理
1934年夏，我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国学系毕业，像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由于身处乱世，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同年冬，通过祖父和父亲的世交贾士毅（时任国民党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关系，我离开故乡宜兴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贷放干事。所谓“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是国民党政权配合剿共在豫鄂皖一带设立的机关，它通过借用、合作的方式向农民（主要是富农，因为当时贷款需要抵押和担保，而真正需要贷款的贫农是没有财产可押的）贷款，以“兴复”红军撤走后各地区的农村经济，并从中为蒋介石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经营高利贷。我的工作除了有时要向农民银行领款去外县放款和收款外，平时并没有多少事，这使得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来读书、写作，慢慢结识了不少文艺青年，参与了当时武汉的文艺运动，了解了抗战初期武汉文化界的不少情况。
武汉，当时是国民党“剿共”军事中心的后方，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气氛十分紧张，文化活动困难，给人十分沉重的感觉。市面上“三害”（烟、赌、娼）横行；联保里、华中里一带妓院丛集，吃花酒盛行。这城市似乎与我的个性不大一致，因而我是有些后悔来武汉谋职的。又因为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工作之余，我便给上海的《申报》等刊物写些稿件，以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当时，控制武汉文化界的有这几股力量：一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武汉日报》，社长王亚明，副刊《鹦鹉洲》主编段公爽。他们是从外地（主要是湖南）来的，据说是CC派；二是湖北省国民党党部的《大同日报》，主编陶涤亚，副刊编辑胡绍轩，他们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三是武汉行营政训处的《扫荡报》，主持人丁文安，副刊《野营》、《瞭望哨》编辑为蒋铭、钟期森等。这三家报纸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大同日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个《时代日报》，它的副刊《时代前》编得比较活跃，编辑许一民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信仰无政府主义，培养了好些青年作者。据说陈荒煤、严文井、丽尼、田一文等知名作家，都与他的扶持有关。还有一家报纸《大光报》，是从东北流亡到武汉的资深编辑陈纪滢创办的，据说背景是张学良。其副刊《紫线》由孔罗荪主编。除此之外，武汉大学和中华大学的许多文学青年也曾在学校及社会上组织一些小团体，并在以上报纸发表文章，但影响似乎不大。
1935年夏，我同叶平陵、伍禾（注：叶平林、伍禾同为湖北省立师范学生，均为当时武汉著名的青年诗人。）等人认识，逐渐与武汉的文艺青年熟识起来。我最早结识的一些文艺界朋友，是以在武汉的宜兴同乡为基础的。贾士毅在我到武昌后，曾设宴表示欢迎，出席的大多是一些年轻的宜兴同乡。其中有两人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一个是邵冠华，另一个是李任子（注：邵冠华、李任子为锡金早年从事文学活动时在武昌结识的宜兴同乡。）。由于这次宴会上的介绍，我们也就熟识起来，并且常常来往，谈论一些写作上的意见。因邵冠华的介绍，我认识了沙蕾和宋一痕（注：沙蕾（1912— ），是锡金的同乡。诗人，曾用笔名沙林。
宋一痕，云南人，1926年入党，1928年脱党后在上海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成为《扫荡画报》与《战斗画报》的主编；1938年抗战爆发后，投身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署主任卢汉麾下，征战南北。1949年2月，宋一痕作为卢汉的代表与中共谈判，12月，卢汉举行昆明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因李任子的介绍我认识了符浩（注：符浩，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中共党员。）和一个在汉口《华中日报》编副刊的刘浪（广西人，后不知去向）。刘浪曾邀请我和李任子为他主编的《华中日报》每周编一期《文艺周刊》，篇幅为八开版，内容不加以限制，并答应每期可加印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作为酬劳。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也不要他们的稿费。目的在于有这样的一个阵地，可以督促自己多练习写作。但《文艺周刊》出刊后不久，就有一些原来的武汉文艺青年进行攻击，说些讽刺的话，这激发了我们办下去的兴趣。《文艺周刊》大约出了十期左右，《华中日报》便停刊了。这是我步入“武汉文坛”而渐渐成为“知名人士”的开端。
不久，贾士毅的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兼职被取消了，这使我觉得再待下去很无聊，于是我便于1935年8月辞了职，从武昌回到上海家中，住了三四个月，因没什么事好做，便回了一趟宜兴，与我的表兄蒋有林（注：蒋有林，锡金的表兄。）等商议办了一种小型的诗歌刊物《中国新诗》，由我和他两人主编，由我负责把武昌文艺界朋友的诗稿汇集起来，寄到江苏宜兴蒋有林处，印行《中国新诗》，再运去上海发行。到了1935年秋冬之际，贾士毅又把我安插在湖北省财政厅第一科，当办事员。我自1935年11月入湖北省财政厅，至1938年3月离开，结束了我一生的“公务员”生涯，成为自由撰稿人，投身于武汉的文艺运动。
从1935年冬，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这不足两年的时间中，我有许多文艺活动是值得记述的。1935年冬，我回到湖北武昌，按事先和蒋有林的约定，分头在武昌、宜兴两地进行《中国新诗》月刊的编纂工作。宜兴方面负责编辑工作的有蒋有林、朱征骅、严厂民（注：朱征骅和严厂民（严辰），两人均为锡金在上海正风文学院的同学。）等人；武昌方面有我、叶平林和伍禾。叶平林、伍禾两人都是湖北省立师范的毕业生，并为邹荻帆的早班同学。那时他们在武昌当小学教员，并在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时代日报》副刊上写稿。渐渐地他们和我熟识并交往起来，成为《中国新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我把武昌诗友们的稿件汇集起来，寄到宜兴蒋有林处，由他负责《中国新诗》的印刷，再运去上海发行。
《中国新诗》虽然出了半年多就停刊了。但此时，随着名声的扩大，约我写稿的地方却渐渐多起来：由于符浩的介绍，《扫荡报》的编辑蒋铭、钟期森、黄卓球等时时来找我为《扫荡报》的副刊写稿。宋一痕也邀我为他编的《扫荡画报》写稿，并且还时常特别为我和沙蕾等举办什么游园会之类。武汉大学文学院的陈源（西滢教授）夫妇也托人来邀请我去他家玩，请我吃饭。我们曾谈论过关于《大公报》文艺奖金等问题。另一个女作家苏雪林，也托甘运衡（注：甘运衡，当时武汉的进步文学青年，中华大学教育系学生，当时在《时代前》上发表诗歌作品。）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后来甘运衡告诉我说，苏雪林曾告诫他不要和我来往，认为我说不定是共产党之类的话。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胡绍轩、魏绍微等也来邀我为他们主编的《江汉思潮》、《文艺》等刊物写稿，我写了一篇关于《甲骨文发展史》的文章，署名“蒋镛”发表在《江汉思潮》上。此外，还有《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武汉日报》是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办的报纸，由段公爽主编。我曾为之写过两三篇散文诗性质的小品文，其中一篇署名为“雪天”，其余署名不复记得）等。这样我写的稿件就渐渐的杂而滥起来。从写诗到写散文小品、影评、剧评等等。我在理智上厌恶这些人，但要生活，就不得不处在他们的包围中，所以就打定主意用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去应付他们，而对自己所珍重的诗，则矜而不与。我给稿的多少是依据他们对我的态度以及约稿的殷勤程度而定的。《扫荡报》与《扫荡画报》的编辑对我最殷勤，因此我写的也就多一些。到抗战爆发前，我与他们关系相处得很好。有两点表现：一、我常去民生路转角的一家绍兴酒店喝酒，喝完酒有时就去《扫荡报》的编辑部走走，因为编辑部就在民生路上，里面的人都和我很熟识，当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回避我，有时还拿出一些延安发出的通电（当然是不发表的）给我看。二、后来《扫荡报》的两个副刊《野营》与《瞭望哨》都对我完全公开了，我如果发一篇剧评（当时中国旅行剧团唐槐秋等正在武汉演出，我曾写过有关的剧评）的长稿，他们就把整个篇幅让出来，专门给我连载几天。有时我去编辑室，社长丁文安也在，对我的态度也总是很客气的。这其中当然含有他们政治与业务的双重目的，但具体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不是很清楚。
这一时期，有两个同志对我影响很大，其一是夏特伦同志（注：夏特伦，扬州人，1938年病故。），他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们来往也渐渐密切起来，不仅时常在一起喝酒，更达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他重视我的“写作才能”，但认为“写作方向”不对头，我也承认这点。当时邵冠华与沙蕾等人鼓励我写一些山林气味的诗，认为有的是“绝唱”，他们甚至还鼓励我编集子出版，这使我十分犹豫：我想编这本诗集，是因为这些诗歌与我最初创作时“艺术至上”的文艺观相符合；不想编这本诗集，是因为我当时正努力转变“写作方向”，改变创作方法。但我最终还是在他们的怂恿下编了一本《铜棺集》，这是因为我一方面受了他们的怂恿，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夏特伦同志的劝告与批评，所以觉得把这些诗歌汇集一下也好，以后就不再写了。因此，我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铜棺集》，“铜棺”是我故乡宜兴南门外的一座山名，也就是晋代“除三害”的周处斩蛟龙、射猛虎的南山，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故乡；同时又意味着这是一些不应该，也不愿意再让它们发展的创作倾向，所以把它们秘密地在“铜棺”内埋葬了算了。后来因夏特伦嘲笑我创作转变的不彻底，使我很惭愧，便销毁了那部诗稿，但其中有的部分在《人间世》中发表过的，尚可找到。我和夏特伦在生活与思想上非常接近，因而自从我和他相识以后，我所写的稿件大多是经他看过才拿去发表的，有的是事先讨论或交换过意见，也有的是交换过意见后由他或我写成的，署上两个人的名字。因此《扫荡报》与《大光报》中的许多稿件，应该说是我们集体创作的结晶。
其二是冯乃超同志。1936年春，湖北省政府合署办公以后，财政厅与民政厅在二楼的两间对面的大办公室办公，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后来就渐渐熟识了。他那时在民政厅做选举股股长，改名为冯子韬，工作很悠闲，因而就时常在一起谈天。我渐渐被他吸引，觉得他不仅相当博学而且富有正义感，特别是能帮我解决许多弄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把自己的一些阅读心得与想法告诉他，也常在下班的时候到他家中与他和他的爱人李声韵畅谈一个晚上，或者一同去看电影与戏剧。我们谈的问题很多，我觉得他的见解常是正确而又含蓄、富有暗示性的。后来，沙蕾告诉我，这个冯子韬就是创造社的冯乃超，而冯乃超据传说是在黄鹤楼上跳江自杀了的。我很惊奇，就去问他说：“那位冯乃超不是穷困潦倒，跳黄鹤楼自杀了吗？”他笑了，说：“那不知道是什么人造的谣，我活着，就在你面前，我就是冯乃超。”他也是我经常送自己的稿件去征求意见的人。这样，当时就有两个人影响我的创作思想。对我而言，夏特伦是年龄相仿朋友的商榷；而冯乃超则是一种前辈的亲切指导。应汉口《大光报》文艺副刊《紫线》主编孔罗荪的邀请，我与冯乃超、孔罗荪、夏特伦等合作在《大光报》上另办了一个副刊《文艺周》，一直出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光报》停刊。这样就形成了以冯乃超为领导，以孔罗荪、夏特伦与我等为骨干的一股文艺力量，此外还有张光年（即光未然，当时不在武汉）等。
1936年5月在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期，冯乃超同志曾去了一次上海，回来告诉我们论争中的一些问题与内幕，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同年春，为了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加之“西安事变”后，全国的抗日风气渐浓，武汉的各种政治势力也争先以“抗日”为幌子拉拢人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一时间，什么“中华文化建设会汉口分会”、“鄂笔者学会”、“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等纷纷成立。较知名的老一辈文化人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也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我们经商议后决定，只要是主张抗日的，我们都去参加。但这些组织的发起人好像只开会而不做任何务实的工作，实际上是徒有其名的。有一次，《武汉日报》在汉口德明饭店召开“武汉文艺作者协会”，我、冯乃超、孔罗荪等都去参加了，会上只谈了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但我们没想到次日消息见报时，却发表了一篇“宣言”，内有“提倡国防文学必须首先安内，然后攘外”的话，并有与会者的照片和签名。我们觉得被欺骗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过那个宣言，更未在宣言上签名，报上登的签名是用到会时签到簿上的字迹制版的，同时大家也感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确实不明确。于是，我们商量后就利用《大光报》发表文章，澄清事实真相，并宣布“中国文艺工作者协进会”的成立，发表了十八个人的名单。而《文艺周》这个《大光报》的周刊，就成为我们活动的中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第二天才传到武汉。那天，我正在东湖中游泳，看见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拿了张大标语从珞珈山上走下来，上面写着“同胞们，起来吧……”，我很激动，当时就回去找乃超、夏特伦等同志一同商量该做些什么工作。那天晚上我把在东湖游泳结识的伙伴找在一起，建议他们去尽量发动兄弟姐妹及同学等，准备组织一个宣传队。国民党也活动起来了，《武汉日报》召集组成了“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扫荡报》召集组织了“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这两个组织我们都参加了。前一个组织国民党抓得很紧，我们被放在一种不能参与实际工作的客人地位，而后一个组织对我们似乎抓得松一些。在成立大会上，冯乃超、夏特伦、孔罗荪和我，都当选为理事。在理事会上，我们又被推选为宣传组（我和夏特伦）、出版组（冯乃超和孔罗荪）的正副组长。于是我们投入了火热的抗战工作，把组织起来的一批青年组成宣传队，排练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歌曲和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记得是学联的范元甄主演）等，还编写了许多壁报。这个宣传队不仅活动在市区，还到徐家棚、刘公堤、武昌豹子澥等近郊的工农中进行抗日宣传，后来发展壮大，并入“青年救国同盟”。鉴于上海战事在八月十三日爆发，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书报不能运抵武汉，于是我们又计划办刊物。最初《扫荡报》一批人是支持我们计划的，但后来由于他们对我们组织的宣传队插不进手，所以不但食言刊物的出版经费，并且根本不同意出版刊物的计划。于是我们便商议自己筹款办刊，不与这个组织发生关系。但当时的新闻出版界完全被国民党当局所把持，所以办刊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经过汉口国民党市党部的登记，否则刊物就不能印刷、出版；二是印刷所也完全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进步刊物无处承印，每次去问，总是遭到拒绝。所以我们虽然私人筹得了七十余元经费，还是没法办成刊物。这时，《扫荡报》自己要出一个《战斗画报》，由宋一痕主编，因为要扩大规模，所以在主编（宋一痕）之下分立了三个编稿部门，每个部门四个编辑。而文字编辑就邀请我、冯乃超、翦伯赞、光未然（后两人是宋一痕另邀的）四人担任。现记得摄影编辑中有张印泉（注：张印泉，摄影家。）等四人，漫画编辑有叶浅予、梁白波、特伟（注：特伟（1915—）漫画家，美术电影编导。）和陆志庠四人。我们答应了邀请，因《战斗画报》的原因，便将自己要办的刊物定名为《战斗旬刊》，用宋一痕提写的与《战斗画报》同一刊头的字。由胡绍轩出面帮助我们在武昌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行刊物登记。当时办理刊物登记，还必须要有发行人和发行处，因此必须办一个书店，用来发行自己的刊物。我们仍旧利用和胡绍轩的关系，租赁了胡绍轩新修的房子。那房子有一家临街店面，并带三间楼房，位于武昌胡林翼路234号（现为武昌民主路263号），每月租金20元。我们凑出身上所有的钱，共52元，先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剩余的钱买木料，搭书架，做了一张大桌子和大小两块牌匾，“战斗书店”就挂牌开张了。“战斗书店”经售的图书，由生活书店供给，采取先赊，卖后结账的办法。书店主要发行《战斗旬刊》，同时销售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那时武汉三镇的书店都不敢经销《解放》杂志，只有我们独家经营，因而受到当局的注意，书店被查抄过一次。《战斗书店》一直维持到1938年8月，我离开武汉时还在经营。
《扫荡报》的人看到我们的刊物《战斗旬刊》办起来了，而且看到这刊物是和他们的《战斗画报》合作的，于是就答应由《扫荡报》报社专用的印刷所给我们代印刊物，但后来他们怕担风险，就帮我们另找前花楼的新昌印刷所印刷。《战斗旬刊》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于武昌，由孔罗荪出面主编，另成立编委会；“战斗书店”则由李乡朴（河南人，当时流亡到武汉，是夏特伦的朋友，现不详）出面为经理，而实际上由夏特伦掌握。《战斗旬刊》出版后销售一空，在当时很受欢迎。由于杂志的销路好，生活书店也答应给我们垫款，于是这杂志一直坚持出到1938年4月。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我接受了筹办全国文协的机关报《抗战文艺》的任务，在人手上转不过来，所以我们就主动把《战斗旬刊》停刊了。在当时的武汉，《战斗旬刊》是冲破国民党封锁的第一个刊物，大约共出版了二十三期。
在出版《战斗旬刊》期间，因为发稿的关系，我与陈独秀有过几次交往。1937年10月，《战斗旬刊》上曾发表陈独秀的一篇稿件——《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这篇稿子是我取回来，并经编委会讨论后才发表的。陈独秀因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住在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这房子以前沙蕾曾住过，所以我很熟。冯乃超同志派我去访问他，问问他对时局的意见。他谈了很多，回来后，我向冯乃超同志一一汇报了。大家觉得他的态度似乎还好，于是又让我去向他约稿，他就写了一篇短稿给我。我拿回后，就在《战斗旬刊》（记得是第三期）上发表了。第四期因为要出《鲁迅纪念特辑》，大家又叫我去向他约稿，他也立刻答应了，次日稿件就寄来了，篇名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在这篇稿件中他说：“民国十六七年……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鲁迅）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接近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了三十三天以上……鲁迅先生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在这一点上，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大家觉得他的言论是值得商榷的，便搁下来没有发表。约过了一个星期或十余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想为贵党党纪所拘，不发表这稿件是可以原谅的，但应照通例退稿”等等。我就此事回复了他一封退稿信，乃超同志看信后说我的态度不好，于是就又由他代我重写了封退稿信，将稿件退给了他。这篇稿子陈独秀后来发表在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乙刊》第49期上。
我们办成了《战斗旬刊》后，《扫荡报》开始是拒绝代印，继而又取消了我们几个人在《战斗画报》上“编辑”的名字，最终《战斗画报》停刊了。《扫荡报》的“同人们”就又在《战斗画报》社的原址，开了一个“战斗出版社”，专门经销反动书籍，虽然《战斗旬刊》和《战斗画报》两个刊物刊名的美术字和书店、出版社的招牌，都用了宋一痕题写的字，但是当时的读者是知道他们的区别的。在办《战斗旬刊》的同时，乃超又介绍穆木天与我认识，大家一起在海月庵的穆木天家开会，商议办一个诗刊，后来刊物在叶平林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昌的湖北省国民党党部登了记，由胡绍轩介绍了一家印刷所印行，诗刊取名为《时调》，意思是“时代的调子”之意。《时调》由穆木天和我主编，叶平林做发行人。构成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抗战前原来在武汉的；另一部分是抗战后从上海、平津等地新来的。《时调》于1937年11月1日在武昌创刊，32开本，每册16页。刊物办起来了，乃超同志十分高兴地拿起多年不动的笔，写出了被称为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宣言的著名诗篇——《诗歌的宣言》，以此作为《时调》的发刊辞，特伟给我们写了刊头字，梁白波为我们画了封面。刊物的周围簇拥着柳倩、王亚平、蒲风、舒群、方殷、窦隐夫等著名诗人和伍禾、叶平林等武汉地区的青年诗人。这刊物办得很有些影响，茅盾在《文艺阵地》上给我们写了短评；竟有人选了我们的歌谣，用木板印刷了唱着它在街头零卖。各地来武汉的诗歌作者也几乎都来找我们，有的还参加我们的一两次集会。由于种种困难，处于战乱中的《时调》常常不能按时出版，1938年3月1日，经艰难挣扎，出了五期之后，被迫停刊，但“时调社”的活动并没有结束。“时调社”组织了三次诗歌朗诵：第一次是1937年10月18日在青年会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这是我们诗歌朗诵运动的发端，由柯仲平、我和王莹朗诵。第二次是1938年春天“全国歌咏协会”在汉口光明大戏院开成立大会时，由穆木天和我参加。第三次是《五月·诗歌综合丛刊》快要出版的时候，时间大约是1938年5月，我、高兰、王莹在“美的冰室”举办的诗歌宴会上朗诵了瞿秋白翻译的普希金《茨冈》的译稿。
《时调》虽然停刊了，但我们并没有灰心，穆木天与我、高兰及长沙诗歌工作者通力合作，于1938年5月底在汉口编辑出版了《五月·诗歌综合丛刊》，由“诗歌工作社”编辑，32开本，84页，每月刊行一册。《五月》实际上是《时调》的继续，坚持了《时调》面向现实、服务抗战的方向。《五月》不仅大量刊载诗歌，而且发表了不少木刻、歌曲、散文诗、译诗和理论文章，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主要撰稿人有厂民（严辰）、力扬、王亚平、马耳、高兰、穆木天、张弦军和我。在这期《五月》中，我们介绍了瞿秋白烈士的遗译《茨冈》。普希金原诗共569行，秋白的译诗433行和手迹一幅全部在诗刊上刊登。长诗歌颂的吉普赛人追求自由，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精神，对于浴血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一种鼓舞和激励。高兰在《五月》发表的《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等诗篇，都曾在诗歌运动中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因此《五月》成为当时抗战诗坛上颇有影响的刊物。我们在《编校后记》的最后说“诗歌综合丛刊，以后拟每月刊行一册”，可是仅仅出了一期就终止了。“时调社”的活动以编印《五月·诗歌综合丛刊》为结束（1937年11月1日—1938年5月底），因为当时战局紧张起来，离开武汉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社”就散了。
1937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二周年纪念日，我因参加武汉青年举行的纪念游行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湖北省国民党党部的反省院关了四小时。后经贾士毅的营救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由于日军已于11月占领了上海，向南京进攻，威胁武汉，所以武汉的时局渐趋紧张，许多文艺工作者都纷纷离开武汉，有些同志如冯乃超和孔罗荪等已经把家眷送走了。当时武汉的生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我与乃超为了工作方便，就与罗荪三人合住在汉口三教街九号原罗荪的家中。那时每日奔忙的事，除了办刊物之外，还要忙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三人日夜奔走在印刷所、咖啡店与酒馆中，即便是深夜回来，也合计一些工作的办法。当时冯乃超同志对我说，像我这样孤军奋战是无力的，应当早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以做我的介绍人。我听了，高兴极了！自己寻找了多年的共产党，原来就在自己的身边，竟是自己已相识几年最亲近的朋友！冯乃超同志征求我对孔罗荪、夏特伦的意见，决定也吸收他们两人入党。后来，夏特伦与我同时入党，而孔罗荪则说顾虑家里的拖累，但愿意为党做外围工作。入党时，我读了《共产党宣言》，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乃超同志接收了，他还向我口述了一些党的章程和纲领……于是我便被编在吴奚如同志领导的“文艺中心小组”过组织生活，每周在大和街的八路军办事处开会。那时是1938年2月初旬，确切的日期我已记不起来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冯乃超同志和何伟同志。何伟同志那时常在三教街跑动，和乃超同志有事接洽。我记得在填写入党介绍人时，是乃超同志自己填的，他拿笔想了一想，说：“还有一个介绍人是谁呢？就是何伟吧。”这样他就代为写上了。那时的“文艺中心小组”由六个人组成，其中文学工作者二人：吴奚如和我；音乐工作者二人，沙梅与林路；电影戏剧工作者二人，金山与陈波儿，吴奚如为组长。在小组生活中，除了一定的时事及文件的学习外，也交换些工作情况与意见，策划一些文艺活动。在六位同志中，陈波儿与我最接近，她那时在儿童保育院工作，有空闲就来三教街找我，并约我去喝咖啡或河边散步，或到她家去吃她给我做的广东菜。有一次，她告诉我，国民党正在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有人拉她参加，问我愿不愿和她一同参加。我说这事应该问问组织的意见。后来我便在小组会上提出，吴奚如说要请示一下，请示后说是不必去参加，以后陈波儿就再未谈起此事。1938年5月，在我提交入党申请三个月后，候补期满，吴奚如同志就宣布我转正了。
与我入党差不多同时，全国文协就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成立了。因要办一个机关报，我被列入编委会委员。编委会由三十余人组成，其中也包括国民党的王平陵等人，还有丁玲等（当时并不在武汉）。老舍先生提出最好是我来主持筹备《抗战文艺》的出版。《抗战文艺》出版后，实际上是由我和楼适夷、姚蓬子三人主编。当时楼适夷同志在《新华日报》编副刊《团结》，他于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狱后，组织关系尚未恢复；姚蓬子则是自首分子，以他代表国民党；而我则是不公开的党员，故而这最初十六期的《抗战文艺》实际上是由我在编，有时颇有争执，我就回到文艺中心小组讨论或向乃超同志请示。遇到国民党人（如沙雁、华林等）投来的稿子内容反动，我就把王平陵拖来，叫他照我的意见改了再发稿。徐州会战前的1938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打了胜仗，当时武汉三镇1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我们就集体创作了剧本《台儿庄》，由我写第一幕，罗荪写第二幕，罗烽写第三幕。参与全部剧本讨论的有王莹、舒群和楼适夷，贺绿汀作曲，乃超也时时参与我们的讨论。这时茅盾从香港来到武汉，乃超带我去和他见了面，并在我们的住处三教街开了一次会。茅盾受生活书店的委托，提出要办一个“打阵地战”的文艺月刊，商量了办刊物的方针，并将刊物的名字定为《文艺阵地》，考虑到武汉可能守不住，决定把《文艺阵地》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设在广州。由他在香港主编，并在全国各地分立一些通讯站。我记得在香港是茅盾同志自己，在广州是夏衍同志，在成都是周文同志，在西安是郑伯奇同志，在上海是王任叔同志，在武汉是冯乃超和我。“台儿庄大捷”后，武汉的空气松弛了一下，接着因日军大举进攻徐州导致国民党军队的“徐州突围”，使局势渐渐紧张起来。许多从重庆赶回武汉的人又都走了，那时梁白波因为和我在编辑《战斗画报》时认识，便时常来找我，要与我同去延安。她的目的在于抛开她与叶浅予的关系（1935年梁白波与叶浅予在北平相遇，成为情侣，抗战初期在武汉同居）。她那时在第三厅工作，进一步了解后才知道，她原来是我1927年住在上海真茹（地名）时房东的女儿。谈到幼年的事，我们就渐渐接近起来。朋友们纷纷议论我们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我没有答应与她一同去延安，一方面是因为怕与她同走，便要成为恋爱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工作实在脱不开，乃超同志不同意我放下工作走开。但过了些时候，她竟失踪了，这使我背了把她藏匿起来的嫌疑，直到后来，文艺界才知道她是随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陈恩杰走了的。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武汉保卫战”爆发。党小组同意了我组织“十人文艺留守团”的计划。“十人文艺留守团”是指留下一些单身而力壮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在被围困的武汉从事进步文艺运动，坚持到最后突围。开始报名参与的人有舒群等，老舍也表示愿意与我们一起参加，做我们的团长，因为他的年龄较大，对外与国民党军队交涉时稳重老练些。但这个计划因准备参加的人陆续走开而作罢了。李伯刚（1936年由乃超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那时他在民政厅为科长）来动员我去参加桐柏山区的游击战争，党小组内部经过讨论后，认为我还是留在武汉比较好。8月，楼适夷同志找我与他同去广州办《大地》月刊，说他先去，若我无适当地方可去，还是去广州找他为好。这时鲁彦忽然来找我，问我作何打算。我说还是组织“十人留守团”。因为这话传开了，连印刷所的工人知道了此事也热烈地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说：“日军一来我们就拆了机器跟你走，你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带一副轻便些的字模，你们写了东西，我们用手拓也给印出来，不让这些设备留给敌人用。”这使我十分感动，因此竭力想办成此事。但鲁彦却说：“你想得美，实际上你还是一个孩子，时局一紧张谁也不管你，丢了你就走，你找谁去？军队也靠不住的，你还相信国民党真的会保卫大武汉？”我说：“那你看怎么样？”他说：“告诉你一件事，胡愈之（时任第五处的处长）正在活动搞一个小组织，包括现在三厅第五处的那些人，如傅彬然（注：傅彬然（1899—1978），浙江萧山人。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等，你都认识的，大家处得也很好，所以我决定去参加了，我看你也来参加吧，我们大家在一起，别再像一个孤鬼游魂似的了，现在的组织不是国民党的就是共产党的，我们也该自己弄一个政党出来，不然总是寄人篱下的。”我回答他说：“让我想想。”于是便向党小组反映了这个情况，经党小组研究，同意我去参加他们的组织，并把他们的活动对党做汇报。三厅第五处的傅彬然等人知道我要去，都表示欢迎，他们说桌椅和住处早就为我预备了，只差我搬进去了。当时我正忙着结束汉口的一些事，鲁彦忽然又来找我，说是他看“‘三厅’也没啥意思，最好还是不去，去也不必到第五处”。我又去了一次第五处，看他们对我的态度变了，于是我又去找乃超同志。乃超同志说，不能让他们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还是去。并且说，“三厅党支部刘季平（注：刘季平（1908—1987），教育家。）同志已经把你提名了。”刘季平同志也说：“不管他们，还是来。”我觉得这样一来，就等于公开了我的政治目的，什么工作也不好进行了，好像只是为了去“掺伙逃难”似的，不如还是另外想些工作做做。经再三讨论，党小组同意我去广州与楼适夷一同办杂志，并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广州。接到家中从上海汇来的一百五十元钱后，我便于8月12日和叶君健二人离开了武汉，结束了我在抗战初期武汉的文艺生涯。由于日机轰炸，铁路被毁，交通受阻，经历了十二天的艰难险阻，8月24日，我与叶君健才绕道到达广州，开始了我抗战时期从“广州——经梧州（广西）——至香港——到上海”的文艺逃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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