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政治“突围”——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空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3)01-0090-07
空间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其研究的深入对于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深远影响。系统梳理西方空间理论的延续与发展是极为必要的，其不仅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借鉴西方的前沿理论，更有利于在实践中拓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一、何为空间?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空间”显然并不是其最为核心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其对空间问题给予关注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分析的重点是“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因此空间在其看来只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空间是各种生产、价值再造得以实现的、物质性的区域基础。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看来，也只是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其属性与意义仅依附于发生其中的各种生产活动。对于这种自然化的空间理论，哈维指出：“他(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却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①。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空间”问题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得到了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中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空间”简单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代众多社会空间往往是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②当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关注从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之后，他便很快意识到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链条中的历史使命：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建构和转化。苏贾延续并发展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理解。在苏贾看来，“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③。就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发表不久，福柯就作了关于《地理学问题》的著名访谈，由此开启了其对空间持续的“着魔”。福柯坦言，由于其对空间问题的兴趣，其在《词与物》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间隐喻，如位置、移位、地点、区域、领土等。虽然这些隐喻是由其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由福柯本人所提出来的，但其确实由此展现了空间技术背后的权力生成图式。福柯认为，在中世纪，空间是一个被分为等级的场所的集合体：圣地和非宗教的场所，被保护的场所和与其相反公开的、无防守的场所，城市的场所和农村的场所。④这种中世纪“定位的空间”被福柯转向为“权力的空间”。对于福柯而言，空间即是权力、知识等话语，它是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⑤
如果说福柯所言及的“空间”是制度化的空间，那么列斐伏尔的门生——米歇尔·德塞图则是将“空间”视为个人创造的日常生活空间。为了厘清“空间”的概念，德塞图甚至区分了“空间”(space)同“场所”(place)这两个彼此相连但同时又各具独特性的概念。与强调静态的、稳定性的“场所”概念不同，“空间”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而是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它是行为生成的场域，同时行为的生成又促成其自身的产生，即“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space is a practiced place)”。正如德塞图所比拟的那样，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只有在行走者(的脚步下)才能转化为空间。同样，阅读行为也是经由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实践所生成的空间；一部被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地点。⑥如同德塞图基于日常抵抗而展开对抵抗场域——空间的分析一样，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中也指出，空间不是一种自然的、被动的几何现象，空间处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旋流之中，构成了各种斗争的场所。
虽然不同的学者因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域不同，而对于“空间”的界定和探讨存在着差异，但仍然清晰可见的是，空间先后经历了由自然空间到绝对空间再到抽象空间的演绎阶段。虽然空间的自然属性在研究中并未完全消逝，但对于空间社会属性的关注弥散于整个后来空间理论的探讨。
二、拯救空间
“拯救空间”的主题在当代的社会理论界表现为，对从时间叙事中再现空间的意义、并对空间的多样性进行拯救。因为“空间在以往往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⑦。因此，与“时间”在社会研究中被广泛重视不同，“空间”在社会研究中总是处于“隐秘”的状态。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空间为社会理论者关注，其才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⑧。为此，福柯断言：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时代。
当代的历史社会学家一直保持着对经典社会学中蕴涵的目的论时间性的反思。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本身就是在目的论的招牌下诞生的。19世纪社会学伟大的创立者们(如孔德、马克思、涂尔干和滕尼斯)都将历史看成是遵循着社会发展某种内在逻辑的时间之流：从宗教的时代到形而上学的时代再到科学的时代；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从机械团结社会到有机团结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对于这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而言，历史是被超历史的进步法则所形塑的，其本身湮没于绵延的时间流之中。⑨而这种进步法则显然又是线性历史观的社会理论化。在其中，空间被时间噱食，空间的问题被视为时间问题的附属。空间的差异为时间的序列所掩饰，空间的多样性被漠视而强行置放于时间的链条中，用时间的差异取代空间的差异。这种对时间的盲从性直到20世纪，伴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诸种质疑才逐渐被打破。对此，福柯对于这种“拯救空间”的实践给予结论式的定位：“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时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⑩
如果我们接受福柯善意的提醒——“社会学理论的空间化可以归因于哲学观念的转变、时空体验的转型以及学科从分工到整合的趋势”，我们则能透析空间拯救的另一面：空间本身也正在成为社会理论的对象。
早在17世纪，基于笛卡尔和洛克哲学理念而形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直在社会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理论不仅用时间序列的差异磨灭了空间的多样性，更是抽象化了经验现象，进而忽视了空间社会中日常生活实践的丰富性。只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利科的文本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社会学等理论推进之后，社会理论才开始由认识论向理解论转向，绝对论转向相对论，进而逐渐赋予空间应有的学术地位。至此，“空间”才摆脱“时间”的羁绊与束缚获得解放。这种基于语言学转向的努力将社会理论引入到一个交往世界或对话沟通世界(11)、一个呈现空间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世界。
福柯对于空间的拯救是不遗余力的，其对空间权力化问题的探讨不仅独到，而且对整个社会理论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的启示。福柯在对癫狂、文明、定律、疾病、阶级、权力与文明等主题的讨论中，都对空间与社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空间的策略、网络和机制等有深入探讨。(12)在福柯看来，“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元素散布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方式之一”(13)。福柯对于边沁(Jeremy Bentham)关于辐射状规划的机构建筑——圆形监狱(panopticom)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命题，即权力是透过空间来实施的。虽然，福柯的研究受到了同时代研究者的批评，但其关于空间的富有洞见的理论阐述确实实现了以“方法论的关系主义”(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来剥离与审视空间与权力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而推动着西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当“空间”被从“时间”链条中拯救出来时，其独特的政治、历史、社会的属性也日渐彰显，其不再作为时间的附属而取得合法位置，且被赋予的意义也正在超越“时间”。在这种拯救中，虽然没有任何人试图(或能够实现)给出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化理论，但其皆以空间性的思维重构了历史与世界的图景，并使得空间背后的权力场更加明晰化，促使着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14)
三、空间的宏观政治
当空间被赋予意义为社会理论家所重视时，空间思维便被引入对当代宏观社会的思考序列中。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便引入空间概念，重新探讨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在沃勒斯坦看来，源起于16世纪西北欧的经济体系在不断的资本拓展中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但与强调线性发展路径的论者将发达地区置于时间序列的前端而预言同样的发展模式必将促使欠发达地区走向发达不同，沃勒斯坦将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区隔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强调空间差异。这种空间差异背后稳定的劳动分工，被沃勒斯坦视为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边缘的地区/劳动者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它的产品，同时必须付出相对高的价格才能购得中心地区/劳动者的产品。这也正是列斐伏尔所洞察到的：“全球化过程以及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互相依赖，对社会空间的各个层次都造成裂痕并使其散碎化、区别化；在此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之一则表现为社会空间在所有层面的全球化与同时发生的碎裂化的矛盾。”(15)
列斐伏尔从空间的角度解读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重新建构使全球化现象日益蔓延，并涵盖空间中存在的每个个体，个体、区域、全球的纽带与联系愈加强烈；另一方面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成为战后竞相效仿的榜样。在列斐伏尔看来，无论这两大趋势如何具有对立性，他们实际上指涉同一个事实：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说都是空间的重组。(16)在这种空间重组的过程中，支配、抵制、顺从与妥协成为宏观政治中一场盛大的博弈舞台剧。博弈不仅构成了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图式，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国际政治的关系格局。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由关注全球空间转向关注国家空间之后，便直接指向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评判。虽然其对国家空间的三维划分以及对社会空间权力支配的分析使得空间政治在“国家”内凸显，但其分析的抽象性使得空间本身再次具有虚无主义的色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被其追逐者哈维进一步发展。哈维强调空间和空间本身的生产是社会权力的源泉，空间的实践更是涉及纠缠不清的阶级冲突，资本家致力于规制城市空间以追求金钱，进而，空间秩序方面的改变会通过货币收益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17)
由此显见，从城市的空间格局到国家的社会空间控制，再到世界体系的空间博弈，空间都成为宏观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空间不仅是政治关系形成的场域，政治关系在其中得以延伸与延续，同时空间本身又是政治关系的产物。
四、空间的微观政治
依据戈夫曼的传神之笔，社会被喻为一个大舞台，舞台的空间分为前台与后台，行为者通过控制前台与后台的空间距离并使用道具来实现印象的整饰。互动论对于这种微权力的分析，为空间微观政治的分析开启了一种可能。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福柯对于微观权力的洞察都为空间微观政治的分析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空间微观政治分析的经典。福柯始终强调，施加在个体身上的权力不应被看做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18)“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9)福柯对疯人院、监狱等独特空间的研究，发现了这种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在此类空间中彰显。但这种过于偏重特殊空间中微观政治的分析显然令空间微观政治的分析域受到了局限。如何将这种问题式的分析思维拓展到日常生活实践中则成为空间微观政治发展的前沿话题。
对日常生活实践空间中微观政治的关注则必然要将研究的目光抽离特殊事件、特殊空间和特殊人群，对常人的生活、工作常态作出细微的观察与反思。德塞图对常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争取政治空间的研究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空间微观政治的发展。德塞图以战略与战术来描述当权者与使用者的行为方式，亦即强者与弱者的行为方式与空间位置战略。强者运用战略，采取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以规范空间(20)，弱者只能通过战术来使用、操纵和改变这些空间。比如一些雇员在不属于自己私有的空间里——办公室、工作间，装作是在为雇主干活，但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工作。按理，办公室与工作间是属于雇主的空间，由其创造和生成，但雇员却通过空间的挪用，把自己投身到生产线的系统之中，干着车间外的(异地的)其他活(21)。这种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是底层弱者的抵制术，也是常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是空间微观政治的常规性呈现。
空间微观政治的探讨并不是空间领域本身的缩小，更为重要的是其关注隐蔽性的“微权力”。这种“微权力”，即是福柯强调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也是支持斯科特“隐藏文本”背后的支配-反抗的权力。空间微观政治中的主体显然同宏观政治的主体明显不同，但是两者都倾向于支配(控制)-反抗的二元视角，这固然与政治学本身强调权力与反抗的经典研究传统有关，但这种以“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研究不仅会将空间政治的研究带入死胡同，同时也将令整个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陷入一种困境。若延承“拯救”“空间”的研究思维，将“拯救”“生活”的多样性继续到底，展现空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多形态，则可能推动生活政治研究的发展。
五、空间成为生活政治主体的可能
对空间问题的关注转至对日常生活的理解，这将有可能推动政治研究特别是生活政治研究域的拓展。
在以往的政治研究中，权力与支配一直是其最为核心的概念，其着力于探讨权力的分配状态以及各主体间的支配与被支配格局。这种政治更多的是“权力”政治，在这一视角下，各主体都处于“权力”的磁性之中进行角斗士式的斗争。而且，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支配”被视为一种绝对的状态，如福柯的规则说。但因为权力背后存在着文化网络，忽视这一点而单纯地言谈权力的支配是无益的。
如果说权力政治的分析是关注他者被规训、压制、控制的权力角斗，那么生活政治的分析更关注他者所处的权力、利益和惯习相勾连而形成的权力-利益-文化所组成的社会之网。它更为强调社会之网中行为主体的选择。它是福柯“毛细血管”权力观启示下诞生的“毛细血管”式的政治观。与强调权力、支配与反抗的权力政治观不同，生活政治强调的是“博弈”，是力量、利益与文化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反抗，可能是沉默，抑或可能是逃避。也正是由于博弈结果的多样性，才造就生活实践的丰富性，这正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常态，也是生活政治的研究愿景。
生活政治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是与日常生活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密切相关的，而学术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又多少是基于对埃里克松所谓“大事件因果性”(big-event-causality)(22)的反思。在“大事件因果性”的视角下，日常生活事件以及“无名者的生活”(23)只是作为“无关性”(uncon-nectedness)的类型而被“忽视”，因为日常的生活事件以及“无名者的生活”只是被视为大事件的一个结构性背景(场景)而存在，其没有独立的意义。这种对日常事件以及“无名者的生活”忽视的局面一直到舒茨和常人方法学者那里才得到改观。舒茨和常人方法学者通过一系列“破坏性的实验”再现了那些被“视而不见”的日常事件与无名者生活的意义与价值。(24)福柯更是强调了展开“日常生活”分析的意义，他曾写道：
日常生活中那些模糊不清的形象，他们几乎注定要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在与权力相撞击的机会里，他们才短促地出现，夹杂着美与恐怖的故事。……要留心那些日常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25)
福柯的论著带有社会哲学的味道，其对于日常生活以及无名者的关注更多的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其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布迪厄侧重经验研究，他直接以经验研究再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993年布迪厄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了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世界的苦难》一书。在历时3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警察等等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26)
社会理论面向日常事件与无名者生活的转向总体上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有关，因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显著性特征就是强调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注，通过对这些群体的关注与分析来实现对中心、强势群体的权力分析。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兴起并已经持续20余年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在研究者们看来，庶民历史研究的力量就在于召唤这样的改变——对惯常的思维倾向、价值认同等进行提问和改造，从而在过去看似不可能活动的处境中看到可能活动的空间。(27)
在日常生活的研究中，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域。空间由于其地理属性(中心-外围)和人文属性(熟悉-陌生)的双重性，为空间内各行动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为生活政治展现多样化、丰富性的互动博弈提供了基础，因为生活政治所发生的场域正是胡塞尔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世界”空间。苏力在“送法下乡”的反思中即嵌入性地讨论了“空间位置”对于权力的实践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中心-外围(边缘)的地理空间异化了原本强弱的关系准则，同时，熟悉-陌生的人文空间也可能使原本强势的权力“内卷化”(28)。正是因为空间因素的引入，生活政治的主题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拓展。
基于空间的生活政治研究不仅有可能对空间结构的归属与使用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空间支配背后力量的博弈以及博弈法则的变迁，同时有可能对以空间侵占为目的的行为进行探讨，使生活政治本身的内涵得以延伸与拓展。例如汪民安对于现代家庭空间生产的分析(29)、阎云祥对东北房屋结构变迁的研究(30)，都展现了空间在生活政治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
综而言之，空间概念在日渐被社会理论界所关注时，其内涵逐渐由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与“时间”在社会理论中被广泛重视不同，“空间”则是在不断地“拯救”之中才“浮出历史的地表”，进而形成了以探讨世界体系与空间结构差异格局为主导的宏观空间政治研究和以分析权力支配与互动为特征的微观空间政治研究。而空间研究具有展现生活世界实践的有效性，当对空间问题的关注转引至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时，其又将可能推动生活政治的研究拓展。
注释：
①Harvey D.,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Chaptery in D Gregory and J Urry (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1985, pp128～163,London:Macmillan.
②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序言，第8页。
③⑦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82页。
④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⑤格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⑥(12)(20)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⑧“浮出历史的地表”是女性主义者戴锦华教授的一本书的名字，它强调的是性别问题浮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这里借用“浮出历史的地表”同样是表达“空间”问题开始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
⑨塞维尔：《三类时间性：迈向事件社会学》，应星译，《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
⑩(13)福柯：《不同空间的政治与上下文》，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1)刘少杰：《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4)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学海》，2005年第6期。
(15)(16)朱立元、张德兴等著，《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85页。
(17)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页。
(18)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29页。
(19)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21)德赛图：《“权宜之计”：使用与战术》，栽于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22)关于大事件因果性模式的核心，埃里克松将它归纳为四条命题：(1)社会原则上是透明的，可以计算的；(2)正式制度是社会的基本因果“动因”；(3)人和社会处于一种逻辑上的偶然关系；(4)社会的创生是为了用来对抗自然状态。在埃里克松看来，与这种模式相对的“小事件因果性”观念是社会学模式的核心，它的假设与前面那种理性主义的模式恰恰相反：(1)社会总是并且在原则上有部分是未知的；(2)非正式的制度比正式制度具有更大的因果力量，因此具有更大的解释价值；(3)人和社会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4)社会是自发地出现的。转引自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1页。
(23)(25)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王倪校，《国外社会学》，2001年第4期。
(24)李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39页。
(26)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7)刘健芝、许兆麟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39页。
(29)汪民安：《家庭的空间政治》，《东方艺术》，2007年第6期。
(30)阎云翔：《从南北炕到“单元房”：黑龙江农村的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2-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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