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问题再探讨——以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民族文化论文,儒家思想论文,传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0-0030-07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是因为历史的意义总是在当代人的诠释中不断绵延发展的。正像所有的曾经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是历久而常新的。世纪之交，国内学界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展望中，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长期以来主要是对其积极意义予以阐释形成明显对比，不少论者转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丁批评和责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这些批评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本已存在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关否定和批判遥相呼应，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再一次成为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儒家思想新开展之关系的具体剖析，从一个侧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试作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代新儒学成为20世纪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主流，故本文以之作为20世纪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基本内涵。
一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关系问题，首先可以讨论的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不是完全外在于儒学传统的？换言之，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有没有“内发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其中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看作是外在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意旨。而这正是有些论者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之断裂的一个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些论述注意到了儒学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代表了相关研究的新进展。但是，由于没有站在应有的思想高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发性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理论阐释，因而尚不足以充分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生原因上与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度联系。
在笔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发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学理系统到近代已经开拓到了尽头，如果不发生一场文化变革，它就不足以克服内在的文化生命力趋于衰竭的问题。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以儒家和道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心主题是关注人之生命价值的安顿问题。尽管早期道家有着仅仅关注个体生命而主动弃绝群体生命（人伦社会）的理论偏向，但是就儒道交融之后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化来看，应当说它所关注的生命并不仅限于个体生命而是同时涵盖了群体生命。这在曾经长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其特殊的思想主题相关联，不同于西方文化在终极关怀上最终指向了一个超越而外在于人的上帝，中国文化则在对生命意义的安顿中采取了一种内在化、人格化的路向，旨在通过突显人自身的理想境界而成就一个依靠人类自身就可以“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虽然这一理论意旨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已确立了基本的精神方向，但其发展和成熟则又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从轴心时代到两汉，中国文化关注的重心可以说是在社会人伦的“中庸”面。自魏晋玄学兴起，在经过了佛学的长期挑战和激荡特别是对于佛学的消化与融会之后，中国文化中关于人生意义之超越层面的思考或日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之“精微面”或“高明面”的思考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因此，以成就人类自身“吾性自足”的终被关怀价值系统为旨归的中国文化传统在相承前此的发展并经过宋、明、清的进一步拓展之后，一方面是其优长与缺失均得到了全幅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其学理规模与理论内涵都已经开拓到了尽头，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已经不可能再得到根本的发展。这一点在宋明理学之后儒学的偏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恰恰是在16世纪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开始从“民族历史”的阶段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在一个相当封闭的、自己本身就处于强势地位的环境之中存在下去，而是必须在被动之中面对一个处于强势地位、充满生机活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扩张与侵略本性的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正是由于内因外缘的综合作用，中国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所积累下来的文化生命力趋于衰微的危机在19世纪中叶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在世界历史阶段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文化变革。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所蕴涵的内在生命力为其现代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十分旺盛的生命力，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因比就曾经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对中国文化能够维系数千年的发展统续于不坠大为惊叹。作为人类的三大轴心文明之一，注重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十分注重孝道，而且其最高境界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特殊形态的终极关怀。而正是对于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构成了孝道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地”被看作人的类性生命之本，祖先被看作是人的个体生命之本，集中代表了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生命的“圣贤”则被看作是人之文化生命之本。而在孝道所提倡的最高境界中，就内在地包含了面对圣贤而想到承续并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之历史责任感的内容。[1](P143)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更为注重文化的传承问题，与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孝道伦理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固然会带来因为文化的批判精神不足而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后期出现迟滞乃至停滞不前的问题，但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某种“可久”、“可大”的精神品格。也正因为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仅维系了数千年的发展统系，而且在历史发展的相当长阶段中还曾经成为传统东亚社会的思想主导，并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历史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国文化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同样，即使是在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虽然在总体上已经处于衰落阶段，但是其生命力也依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儒学的传统主题及其独异的思想特质在启蒙时代的西方思想文化界产生过强烈反响，就是中国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一个有力旁证。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在其现代开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近代以来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文化革命，又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而无论是作为前者还是作为后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可以说是为了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拯救中华民族，使她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能够得到延续而且得到发展。而这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正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可以说，保国保种的急迫感是既作为政治革命又作为文化革命的五四运动的基本时代使命。这一点对于那些采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自不待言，即使是那些西化论者，也无一例外。作为西化派最典型的两个代表，陈序经在明确主张百分之百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依然强调自己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胡适则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宣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就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为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成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在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成为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内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能够在上述意义上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发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不仅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且亦可以看作是其内在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因而它本身就可以说是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新开展开拓了新的历史空间。
二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在基本的精神方向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之间究竟是形同冰炭还是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延限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与早期西化派的范围内，因而事实上可以说是隐含了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义涵。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大陆尚未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之前，新儒学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与现代化逆向的“复古”流派（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现代新儒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看作是“前现代”的，这种观点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讨论中也仍然偶有出现）。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认定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现代思想史之实际的，因为它完全否定了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之成熟形态的“现代”品格。下面我们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儒学之基本精神方向的分析来对此作出具体说明。
毫无疑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从总体上而言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究竟应当怎样区分这一阶段纷然杂陈的各种思想流派之“新”与“旧”呢？我们认为，只能是从其基本的思想归趋上来加以判断。只要一种思想流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主张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在未来文化建设在“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中国文化要想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变革，就必须彻底抛弃自身的民族文化，并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文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大多倾向于注重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者看待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则是其民族性。在他们看来，对于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言，无论发生怎样的变革，都应当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如果一种文化变革是以丢弃文化的民族特质为前提的，那么，在经过了这种变革之后即使是实现了所谓的“现代化”，那也只能是事实上成为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于西化派主张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者明确强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真正实现。
不少论者正是有见于上述差别，再加上习惯于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外延限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与早期的西化派，因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差别看作是“新”与“旧”之间形同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但是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种观念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差别，不在于一者主张走向现代化而一者反对现代化，而是在都认同于“现代化”的前提下，表现为对于现代化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不同，往往会同时出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他们之间虽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乃至对立，但均属于现代思潮的范畴。这种状况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之间既对立又互动、鼎足而三的基本思想格局。[3]因此，尽管现代新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理论差别，但是，在基本的精神方向上，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却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三
在肯定了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基本精神方向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内在一致性之后，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前文已经指出，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积极意义的充分认肯形成鲜明对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汉语言学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相当多的否定性批评。应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自然难免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着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化近现代化历程的发展链条之中来对其历史意义加以全面定位，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是理当予以肯定的。
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经深入到了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已落后于时代的有关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在较为自觉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物质和制度的层面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所存在的差距后，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差距是在于文化理念的层面。正是有见于此，陈独秀把精神伦理的觉悟看作是吾人之“最后的觉悟”，[4]胡适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5]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胡适有关论断中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百事不如人”的结论的确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表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全幅冲击。可以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已经深入到了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任务，即解构中国文化传统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内容的任务，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
其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注意到，在有关研究中，不少人都着力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事实上，这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如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场文化运动，因而，就其基本的理想目标而言，可以说是为了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激烈的反传统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为了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某种特殊的手段。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体上确实具有激烈反传统的特征，但是，恰恰是它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关成分颇为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廓清了内涵空间。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出现了对于传统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全盘西化派，而且也出现了力图立足于民族本位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就其都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自己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而言，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都应当归之于“新文化”的思想内涵之内。如果说全盘西化派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解构的彻底性，那么，文化保守主义派则可以说是以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了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急迫性。两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并存，可以说是以一种别致的方式表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正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成为不断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力量。由此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历程与其近代历程的一个基本的差别：如果说中国文化的近代历程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地不断解构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其基本的理论目标也依然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其全盘西化的建设道路与其理论目标之间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因此，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
立足于上面的认识，我们认为，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基本精神方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之中，两者之间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承继性。如果我们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那么，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的是“破坏远大于建设”，也不必由此而过多地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历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使命首先正是要对于在整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批判和解构，因而它必然要体现为相当程度的破坏性。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处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因而它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重大历史使命。对于一个既具有独异的智慧精神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文化系统而言，它的现代“重建”显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必须要假以时日的。由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就是要把建设一个既具有现代性而又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提上议事日程。而由于对于文化之民族性的重视构成了现代新儒学基本的理论立足点，因而在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中，现代新儒学不仅较早地体现出了“建设”意识，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对于“民族特色”着力最多者。可以认为，现代新儒学对于抵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对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智慧和命脉，对于面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与智慧精神，均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而所有这一切，在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之中都可以说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精神方向有一种承接关系：在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整体背景之下，现代新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正可以说是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较为彻底地完成了解构传统文化中腐朽成分的任务并张显了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之后，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尝试着进行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之中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环节。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得出了以下内容相关的三方面结论：第一，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发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所内蕴的生命力的现代表征；第二，在基本的精神方向上，20世纪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第三，在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中，现代新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正可以说是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发展链条之中具有紧密联系的有机环节。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中，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传统的断裂”的论断都是有待商榷的。
［收稿日期］2003-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