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 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构建
张俊国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如何构建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方面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考验。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构建运筹帷幄，不仅取得了令当时广大城市群众比较满意的效果，也为新中国最终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稳定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社会正处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和“建立一个新世界”[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的剧烈变动期，城市面对的结构性矛盾与社会秩序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资本家中普遍流传着“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注] 《陈云研究述评》(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这样的说法，明显表露出对中国共产党构建城市社会稳定秩序能力与水平不信任和不屑的情绪；另一方面，党在如何保持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方面也确实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考验。如在政治形势方面，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城市盘根错节的存在，使得城市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的安定不时受到威胁；在经济生活方面，由于党领导下的健全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生产萎靡、经济不振、投机盛行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领域还相当严重；在社会生态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大转型，社会风气败坏且一盘散沙的局面，致使城市社会治理的实际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来。这些都是构建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极为不利的因素。对此，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注]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构建运筹帷幕，不仅取得了令当时广大城市群众比较满意的效果，也为新中国最终能够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目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 及时提出工作重心转移 ，以稳定城市的民心秩序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自此，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页。 。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当初做出的工作重心转移决策的科学预见性和正确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认为：“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7页。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向城市呢？
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解放的城市，正面临着如何完成除旧布新的艰巨任务，而尚未解放的城市还处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之下。由于“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而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宣称要努力发展中国的经济，但又在实际上不断地积累着官僚资本，垄断着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并残酷地压迫着城市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放过。这个集团中的诸多官吏只知道“五子登科”(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财迷、色迷、官迷成风)和“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却不知道不少城市的群众正在遭遇“老蒋来了米面涨”的无奈和苦楚。由此造成的城市秩序混乱局面可想而知。在民生方面体现在：生产停滞。1950年1-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工人失业。1950年3-4月，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10万人，其中上海5万，武汉2.5万，天津1.4万。加上原有的失业人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员约38万至40万。经济凋敝。全国私营工业1950年5月份主要产品产量同1月份相比，棉纱减少38%，绸缎减少47%，毛纱减少20%，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物价上涨。1949年10-12月，以上海为中心，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市场，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4倍。1950年2月，始于上海，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注]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中央财政负担沉重。1950年3月，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已超过900万人，按1949年标准计算人均费用折合4000斤小米，共需要360亿斤。城市中大约有40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需要政府加以安置。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破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城市社会秩序运行方面，社会风气糜烂，社会治安恶化。从1950年7月12日至8月11日，反革命分子在铁路线上制造了大小行车事故154起。武汉反革命分子公开在民众乐园散发传单，煽动监狱犯人暴动。1950年全国全年被杀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多达4万人，仅广西就有7000多人。北京市电车公司工人突击制造的50多辆电车，全部被特务分子纵火烧毁[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社会治理混乱，城市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这时候，由于党在长达22年的乡村环境下工作，不少党员干部习惯了乡村的环境，熟悉了乡村工作的路径，积累了乡村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十分喜欢和善于运用乡村工作的习惯、思维和方法来观察城市和管理城市，结果造成城市管理初期的被动局面。其一，“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其二，由于不少初进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工作方法的不得当，再加上社会经济变革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城市中的“许多人对我们不满”。这些不满主要表现在：“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针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党和军队“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页。 。我们今后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页。 。这是因为日益严重的城市经济建设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原来曾经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现在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此外，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有不少群众对我们管理城市的能力与水平持观望态度。有鉴于此，毛泽东号召全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严峻的现实告诉全党，唯有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党才能把城市的民心秩序稳定下来。
二 迅速把恢复生产提上日程 ，以稳定城市的生活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城市工厂倒闭，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市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再加上“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注] [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57页。 ，所以，城市的生活秩序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要想稳定城市的生活秩序，就必须迅速把恢复生产提上日程。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在他看来，“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那么，党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把恢复生产提上日程已经成为萦绕在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归国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他在听取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和哈尔滨市市长饶斌等人的工作汇报时，一直十分关心城市建设和生产发展的情况。在这一问题上，他再次指出，“当前城市的中心工作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学会建设城市、管理工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艰巨任务”[注] 张伟：《要学会建设城市、管理工业》，《哈尔滨日报》2011年6月13日。 。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嘱托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有关领导一定要以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为载体，切实把恢复生产的工作做好，并要在如何做好恢复生产工作方面切实给全国的工厂做出榜样。虽然他的这个嘱托是对着哈尔滨说的，但却极具全国意义。据此，在他的正确领导之下，新中国迅速把恢复生产提上日程，并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第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势力，为稳定城市的社会秩序扫清障碍。由于党长期是以乡村为工作中心，对城市的情况了解不够，对敌情也不摸底，因此，“在进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只看到公开的敌人已被打倒，而没有深刻认识到长期盘踞城市的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封建把头等反动势力依然或明或暗地在局部或部分行业中控制着基层政权，依然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严重威胁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不少地方，“一些反动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借用各种机会打击报复群众，破坏城市的经济和其他建设事业”。在一些行业或小城镇中，“也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分子，他们或明或暗地垄断着某些行业，欺行霸市，对工人实行极为苛刻的剥削。有些农村中的不法地主、恶霸分子为躲避剿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也躲到城镇街道隐藏起来，企图东山再起。因此，要管理好、建设好城市，党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清除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封建把头等反动势力”[注] 《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对此，毛泽东不仅有着十分清醒的思想认识，而且还有着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考虑到全国各大城市和各省省城“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注]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的现实状况，他不仅命令“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8页。 ，而且明确要求对隐藏在各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势力“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注]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至于隐藏在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的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势力，他要求必须发动群众对其“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限，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通过镇压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势力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短三年时间之内，党就基本上消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以及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匪患，这样既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又促进了全国社会治安情况大为好转局面的初步形成。1950年全国刑事案件发生率占人口的0.09%，1951年下降为0.059%，1952年再下降为0.042%，1953年为0.05%[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分子和黑社会势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只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
其次，充分利用国营企业优势，为恢复生产架桥开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因此，“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否恢复生产的前提与关键。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截止1949年底，国家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共2858个，其中发电厂138个、采煤及采油企业120个、铁矿及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钢铁冶炼厂19个、金属加工厂505个、化学加工厂10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厂844个[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这些企业都被改造成为了国营企业。由于这些企业生产集中，并且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具有相当强大的恢复生产的力量。它们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新中国企业主人翁的政治热情和劳动干劲积极投身于恢复生产的滚滚热潮之中，用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为最大程度地满足城市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合理调整劳资关系，为恢复生产增砖添瓦。为适应人民的需要和改善工人生活的需要，毛泽东认为，对于“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因为只有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才能“使工厂开工”[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这对恢复生产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对于私营工商业不仅不应该挤垮，反而还要积极地予以扶持。如果说要对一些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和排挤的话，那这些私营工商业只能“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因为只有维持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才能“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对于私营工商业之中的劳资利益矛盾问题，毛泽东的看法是只能对其实行劳资两利政策而不是劳资一利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注]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由于正确认识并合理处理了劳资关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生产大潮中，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包销和收购等方式，使私营工商业的开工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1949年12月对上海市68个工业行业的调查，在10078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已达61.7%，其中棉纺织业已经达到80%以上，碾米业已经达到100%。同期，天津市私营工厂和作坊共有 11600 余家，有 90 %以上的工厂和作坊也开工生产。应该说，私营工商业的按时足量开工，为及时解决城市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短缺的问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5.转折式。如契诃夫的《变色龙》，文章围绕奥楚蔑洛夫的断案经过，通过语句的转变，写出了他断案的六次变化，揭示了主题。
(三)建立各级基层政权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解放区，特别是在新解放的较大的城市，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实行了军事管制，这在及时肃清新解放城市中反革命的残余势力、接收城市中的反动统治机构、维持当时当地的城市社会秩序、扶植城市中的人民力量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全国大部分城市的先后解放，再继续采用军事管制的办法来管理城市显然已经不太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为此，毛泽东要求对于今后城市的政权建设问题，必须要“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951年国庆典礼，当普通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整齐威严地走过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对身旁的彭真发出了“要把城市里的各种人都组织起来”[注] 吴晓杰：《把城市里的各种人都组织起来》，《检察日报》2009年9月23日。 的感慨。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和要求，1952年8月，公安部公布施行《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在城市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普遍建立治保组织，协助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监视、调查、检举、遣送反革命分子和逃犯，从而使该组织具有了行政功能。彭真通过内务部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对北京市把不属于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于1953年6月8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报告建议在各城市区以下和不设区的市以下，同时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这样的两个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其管辖区域与当地公安派出所的管辖区域相同。它的任务与性质是办理市和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的一种过渡期间的组织，主要任务是为了减轻新中国成立初期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居民委员会的任务则是把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共同福利事项、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和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意见等。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这两个《条例》。毛泽东亲自签发主席令，正式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使其真正成为党在城市中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截至1956年底，“城市居民委员会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注] 张大维：《中国共产党的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
最后，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为恢复生产强筋壮骨。国家的基本建设是拉开城市大规模生产建设的序幕，其目的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建立物质基础，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物质手段，从而保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所处的“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的现状，毛泽东提出要“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页。 ，以此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指导方针。他还要求东北要积极发挥好全国工业基地榜样的作用，给全国出机器，给全国出专家。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国家不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为恢复生产强筋壮骨。如1950年，国家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51.66%，其中工业投资占38.8%。1951年，东北占全国工业基建工作总量的40.3%。1952年，国家基建投资总额43.56亿元，其中东北为10.80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的24.8%。其余各区为：华北5.18亿元，占11.9%；华东6.18亿元，占14.2%；中南4.19亿元，占9.6%；西南2.10亿元，占4.8%；西北2.69亿元，占6.2%[注]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968页。 。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以156个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组成的重点建设。在156项重点工程中，安排在东北地区的有58项。这一阶段，就全国而言，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已经高达493亿元，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上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达492亿元。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产的有109个。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汽车、飞机、冶金、发电、重型机械、矿山设备、精密仪表制造，以及有色金属制造、高级合金钢，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等纷纷建立了起来[注]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工矿企业的开工建设并投入运营确实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的目标。
三 有效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稳定城市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正处在新旧社会制度转型的大变动期。一方面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习惯、旧势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的新制度、新思维、新观念还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范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党在城市的工作不是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4页。 ，而是要“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特别是有效地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唯有这样，城市的人心和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秀容月明却把马的缰绳塞到他手里，说，你要想活命，就给我跑得远远的！提起蒋春猪，把他朝马背上一放，一掌拍在马屁股上。
首先，保护好已有设备和人员，为恢复生产创造条件。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等一定要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就指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这个经验就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经验，即攻城前和攻城中训令部队及民兵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和自由搬取；进城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市民哄抢，禁止任何机关部队乘机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向进城干部和部队宣布党在石家庄的工作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大吃大喝，缴获物资一律归公；严格审查原有的地下工作人员；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限期登记国民党党员和一切伪公务人员；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筹备复工，保证工人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分发实物等。他希望让这一良好经验“为全党取法”[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此后，他预见到工厂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技术人员短缺的困难，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这些富有预见性的观点和主张为党在城市站稳脚跟之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
这些问题我们是解答不了的，因为除了按书本章节背了一些理论外，其他就不甚了了。巴克夏被问得支支吾吾，满头冒汗，求援似的望着我。我灵机一动，连忙遮掩：“大家问的都是关于农作物的疾病与虫害部分，将来会讲到的，现在暂不涉及——”
(一)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的成立既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结果。如何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更好地体现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成为毛泽东在考虑建立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社会管理必须有人民广泛参与，因为这“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为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他不仅要求全国各地党委一定要“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必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而且还对召开会议的一些注意事项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如“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334页。 ；每次会议都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推诿扯皮，而是“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对于会议代表的成员构成问题，他的看法是“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此基础上，为了将这一工作顺利推行下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从1953年起“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1953年6月全国总人口数为601912371人，而参加选民登记的人数已经达到3238094人，“占进行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注]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这说明城市群众对党提出来的各项社会管理举措已经具有了比较高的政治赞同感和认可度，为党建立并推行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城市的特殊功能定位和所处的独特区域位置优势，我国的城市“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正因为这样的地位，城市的社会稳定秩序问题始终都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大事。今天，我国城市的社会稳定形势虽然不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提并论，但其显性或者隐性的问题还是依然存在，如现代“城市病”的问题、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带来的问题、城市公共安全的问题、城市民生的问题等等。对于如何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背景下的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维护工作，我们或许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构建的思考与举措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着力解决房荒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房荒的问题。1951年北京市委关于建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称“房屋问题已经成为北京的毒瘤”[注]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页。 。河北省委关于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也称“有些必需的城市建设没法兴办，特别是房荒问题，非常严重”[注]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38页。 。东北局也在有关东北各城市公共房产的调查情况向中央报告：“种种迹象都显示着我们在城市已面临房荒。”[注]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42页。 在这里，所谓“房荒”就是指公家用于支配分配的房源少，无论是办公用房还是居民用房都不够用，人们对仅有的房源不是争就是“抢”，各地在住房用房的问题上呈现出混乱、拥挤、叫苦、抱怨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房产管理部门常常陷入东应西挡、手忙脚乱、穷于应付甚至不知所措的困境。难怪在当时的不少市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老百姓对政府有四怕，即“怕公安局、法院、税务局和房地产管理机关，但不犯法，不偷漏税，即不怕公安局、法院、税务局，就是房地产管理机关最可怕，不知什么时候就撵你搬家，使你没法过”[注]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42页。 。由此可见，当时城市的房荒问题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在1951年2月批转的北京市委报告中，他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他不仅同意北京市所提出的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以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而且还提倡各大城市凡严重缺房者均可仿行北京的做法。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之下，新中国从1952年至1956年在国家财力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对职工住宅投资高达41.6亿元，建筑面积达到7282万平方米(当时每平方米房子的平均造价为57元)[注]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8页。 。这既对解决城市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也得到了城市大部分缺房群众的高度拥护和赞赏。
其二，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失业者的救济和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变革，其后果之一就是暂时带来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1950年是工人失业情况最为突出的一年。截至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失业知识分子188260人，共计1408492人。此外，尚有半失业者255769人，隐性失业者120492人。很明显，失业已经成为影响当时社会稳定秩序构建的一大因素。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必须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实行有步骤的救济和帮助其就业的政策，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当得知有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道， “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 ；对于那些全家人没有就业的, 也同样先实行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注]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这样，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对于失业工人通过生产自救、群众互助、政府救济、还乡生产等方式方法，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得到了救济和安置；对于失业知识分子通过训练或其他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或增加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技能，尽可能吸收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工作；对于在解放前加入各民主党派并于解放后经过整理与登记的失业党员，当地人民政府通过先将他们包下来然后再加以分别处理的方式方法，将其中多少有些工作能力的经过训练后一律分配以适当工作；对于那些确无工作能力而又无法生活的各民主党派失业党员，经与有关党派协商，直接由政府帮助他们获得从事劳动生产或者安家的条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52年底，全国职工就业人数达到1603万人；到1957年底，全国职工就业人数更高达3203万人。
其三，建立城镇职工的福利制度。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党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注]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但是，由于当时苦于应对残酷的战争局面，确实没有给予人民以看得见物质福利的客观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指出，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505页。 。但是这时候，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于城镇职工的福利问题只能“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注]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根据这样的原则，1951年2 月，政务院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2年6月,政务院签发《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专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1952年8月，政务院进一步颁布《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条例、指示、办法的颁布实施，其目的就是要“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尤其是1957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更是对职工生活之中的诸多问题做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如关于职工住宅问题、关于职工上下班交通问题、关于职工的疾病医疗问题、关于职工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关于职工困难补助问题等。这样，从1951年起，全国所有100名职工以上的工厂矿山企业，都普遍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从1952年起，新中国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伤残军人普遍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这些福利制度的实行，使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无法解决的由于生老病死等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矿区古生代位于大兴安岭-蒙古-阿尔泰弧形构造带的东段，兴安地槽褶皱系的东乌珠穆沁旗早华力西地槽褶皱带的北段，中生代以来属于大兴安岭火山岩带的南延部分。构造行迹以断裂为主，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断裂构造发育，方向以北北东向、北东向、北西向为主。
四 建立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 ，以稳定城市的管理秩序
(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党员干部对于农民运动比较擅长，而对于“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注]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396页。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党员干部对于在城市斗争中党应该依靠谁的问题产生了疑问。他们认为党在解放城市向管理城市转变的过程中，“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毛泽东针对这种倾向，明确提出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的指导思想。他在谈到有关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领导的问题时，要求在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务必“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为了将广大工人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1949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决定筹建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组织；接着，又提出要用半年的时间正式成立10个产业工会，并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产业工会组织而积极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后来，随着全国海员工会筹委会、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中国煤矿工会全国代表会议、中国搬运工会等在北京的成立，先后有包括全国食品、纺织、五金、电讯、邮电、铁路、煤矿、海关、出版及文化教育在内的十多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领导机构建立了起来。一些大行政区和省市也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着手建立了一批产业工会的地方组织。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该法规定：凡工厂、矿场、商店、农场、机关、学校等生产单位或行政单位有工人或职员25人以上者均应建立诸如工厂委员会、矿场委员会、机关委员会等工会基层委员会。工会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及与行政方面缔结集体合同之权；在私营企业中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进行交涉、谈判、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并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之权。与此同时，工会还有保护工人、职员群众利益，监督行政方面或资方切实执行政府法令所规定之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资支付标准、工厂卫生与技术安全规则及其他有关之条例、指令等，并进行改善工人、职员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种设施之责任。《工会法》的颁布实施又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大发展。到1957年底，全国工会会员已经达到1360万人。这样，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产业部门的工人都基本上被组织了起来。
第二，铲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毒瘤，为稳定城市秩序净化社会风气。在旧中国，黄毒是威胁社会稳定秩序的一颗毒瘤，久治不愈。其一，娼妓制度在旧社会既是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需要，也是剥削阶级腐蚀劳动人民意志、吮吸他们血汗的工具。娼妓制度之重要载体的妓院既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死角，烟毒贩子、骗子、投机商人等把这里当做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一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的栖身地和避风港。针对这一丑恶社会现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指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注] 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第3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遵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北京市首先行动。1949年11月，在公安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大批干警对北京城中的妓院采取了强制关闭措施，并对全部妓女、妓院老板、领班依次依法进行了处理。随后，全国各地雷厉风行、迅速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封妓院运动。如1950年2月到1951年7月，郑州、开封、洛阳、漯河、许昌等城市的公安机关根据各地各界代表会议决议，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封闭所有妓院。随后各级公安机关在民政、卫生、妇联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于1951年10月底前全部取缔了妓院。据统计，仅郑州、开封、漯河、驻马店4市就先后取缔妓院62处，查处老鸨142人，收容改造妓女332人。全省被收容的妓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后，或送回家与家人团聚，或帮助选择配偶建立新家庭，或安置上学、就业，从而在全省基本上禁绝了卖淫活动[注] 《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6-67页。 。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其二，吸毒是城市一部分好逸恶劳之人生活中的又一恶习。一旦上瘾，轻者影响身心健康，耽误生产生活；重者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尽管这些人知道吸毒的利害关系，但有不少烟民还是乐此不疲。对此，毛泽东要求“人民政府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检举揭发, 禁种、禁制、禁运、禁吸四管齐下, 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 一定要在 3 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 决不能留一点隐患”[注] 高士振：《建国初期的社会净化风暴》，《决策与信息》 2007年第5期。 。据此，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各地根据自身情况纷纷制定了禁烟禁毒的具体办法和详细措施。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又下发《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同年5月，政务院再度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2年下半年，全国打击吸毒贩毒活动达到高潮。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贩369705名，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注] 《建国初期取缔反动会道门、禁娼、禁毒斗争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可以说，在全国禁烟禁毒的强大攻势之下，这一社会毒瘤终于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
城市自从产生以来，就是人口密集、工商业比较发达地方的代名词。将这样的地方管理好，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国家管理者面临的一项全新课题。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更是为此思虑。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工作千头万绪，怎样建立一套不同于旧中国的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即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是稳定城市管理秩序的关键所在，也是“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 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金枝君的“非自由恋爱”，是以为男女间的特殊关系，只有自由满足性欲的一件事情；至于恋爱应该是人与人普通的关系。并且他那篇文章里“满足性欲”等字样，原文本都做“交门”，是我代他改了的。所以金枝的主张实在和存统一样，“废婚后男女完全自由交门”，本不能说他浑朴。祖基君对于金枝君底论文，稍有误解；但他解释自由恋爱的意义，我认为很有研究的价值。
(四)建立健全各类法律体系。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上层建筑，就是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一整套行为规则。毛泽东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稳定秩序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的条件下，只有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建设，才能真正“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注]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可以说，从1949年至1956年毛泽东把立法当作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分别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行政、刑事、选举、民事、经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私营企业重估资产调整资本办法》《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等。1954年，毛泽东还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总体来看，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的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把当时的城市建设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法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广大城市群众自觉遵守各种法律法规，社会秩序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构建的当代启示
第三，妥善解决民生问题，为稳定城市社会秩序奠定民心基础。众所周知，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而且还关系到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构建的民心向背。在这样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苏州月亮湾区域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南部科教创新区，毗邻独墅湖，周边有苏州大学、纳米研究所和产业园等，核心区整体开发建设分三期实施，2009年开工建设，由美国优联加建筑设计事务所按中央商务区标准规划，整体布局依据“一个核心，一个东西轴线，一条自然界线，三个纵向层次”的设计理念展开，在0.73km2区域内规划建筑面积1.11×106m2，该地的性质主要为提供苏州研究生与科研的科学城，以实现“科技跨越”计划的重要空间载体。该地规划主要用地功能为产业、文教和居住用地，目前首期建设已初具规模。
第一，干部在城市社会稳定秩序构建和维护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管理城市主要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但这些干部有对城市不熟悉、搬用农村工作经验的缺点”[注]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结果造成了工作中的被动甚至失误，在城市群众之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今天，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仍然离不开“德才兼备”的内行干部，因为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 。也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不为“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所动与所累，从而减少失误，避免折腾，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并“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为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对学困生教学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其学习兴趣和方法的培养，根据学校的校风主动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学困生的困境，从而让教学效果更好。
第二，要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各个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当时的不少城市都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安全问题。对此，毛泽东将其作为当时的当务之急认真处理，确实收到了安定民心的良好效果。今天，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仍然不少，尤其是各种威胁与挑战的联动效应明显，如暴力恐怖袭击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就业困难问题、由利益纠纷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都在强烈地冲击着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根基。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既“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又不断“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才能切实保证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在安全有序的轨道上正向运行。
第三，只有不断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水平才能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时刻告诫全党要努力学习城市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和发挥城市各级组织和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形成了城市管理和服务过程之中齐抓共管的合力，不仅降低了管理的成本，也减轻了社会稳定秩序构建的风险。今天，城市的民心安定不安定，社会秩序稳定不稳定，同样考验着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习近平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十二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要想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水平，除了认真做好“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的工作之外，还“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 。只有让城市的政府、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共同承担城市社会责任，广大市民才能“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注]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
第四，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是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虽然十分懂得改善民生是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秩序重要路径的道理，但由于当时国力财力条件所限，他能践行的民生改善之策有限。今天，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已经具备了“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客观条件。为此，党和政府只有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才能保证广大城市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从而使城市社会稳定秩序的维护具有更为可靠的民心基础。
第五，要勇于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顽症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当地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不仅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城市的建设也成为当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不曾遇到过的各种“城市病”也纷纷涌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惟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的原则，依法破解教育、医疗、就业、住房、交通、环保、安全、社会保障、脱贫等方面的困局，并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城市发展之中遇到的各种顽症难题，真正“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注]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 的美好愿望落地生根。
2017年8月20日夜里，他通过侍酒师大师考试的消息从伦敦传来，朋友圈立即火速传开，中国时间8月21日凌晨，新媒体第一时间发布后，业内几大平台陆续跟上，一下刷爆了整个葡萄酒朋友圈，这样抢新闻的节奏简直堪比明星上热搜的热点事件，在葡萄酒这样重度垂直的媒体真是难得一见。他叫吕杨（Yang LU），想必酒圈不知道他的人很少。
作者简介 ：张俊国，男，河南科技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及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9-JCZD-00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路径探索及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8BDJ004)。
(责任编辑：吴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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